社会主义中国与未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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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不断在改良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变换选择，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本土化的表现形式——毛泽东思想，中国才在漫漫长夜中迎来了光明。
  1978年后，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中国果断实行改革开放，此后几代领导人坚持推进改革开放，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制度红利，使我国从工业国继续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变，这是我们在融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要始终牢记的。
  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出了最佳解决方案，希望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来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次，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等系列概念，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
  社会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资本主义存在竞争的关系。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仍会处于长期共存的状态。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间既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也存在相互补充和借鉴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合理成分，我们可以参照和采用。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区别，在于发展模式的不同。“华盛顿共识”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代表，而“北京共识”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典型。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自处与共处？
  大变局的“变”体现在三方面：1.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2.国际规则处于调整期；3.世界秩序出现坍塌的危险。
  中国应该保持定力，同时保持足够的战略自省。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还要理顺生产关系，通过合理的分配政策逐步缓和化解内部矛盾，为和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内部支撑。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成为新时期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
  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变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也不断在改良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变换选择，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只有“雄鸡一唱天下白”，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本土化的表现形式——毛泽东思想，中国才在漫漫长夜中迎来了光明。
  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是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到门类齐全的工业国，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也犯了一些错误，积累了一些问题。这是完全正常的。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并没有固定的发展模式和建设样本，需要我们奋进开拓，并在伟大斗争中将认识推向前进。
  1978年后，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中国果断实行改革开放，此后几代领导人坚持推进改革开放，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制度红利，使我国从工业国继续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总的来说，尽管在物质基础、思想认识和方针路线等各方面有所不同，但前30年和后40年并不矛盾，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艰辛探索，都有其阶段性和历史必然性。
  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这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没有价值。首先，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出了最佳解决方案，希望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来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次，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等系列概念，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我们不否认这些概念是资产阶级革命首倡的，但它们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有条件的、虚伪的。只有实现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真正的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才会到来。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存在着各种问题，包括所有者缺位导致的生产效率不高、权力寻租导致腐败、资源和环境的破坏、道德危机等，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恰恰反映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以及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必要性。
  对于中国来说，“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中国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变，变了就是江山易色，就是忘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但具体的制度安排是可以不断调整的，放弃改革就等于主动丧失了成长和进步的空间。这是我们在融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要始终牢记的。
  直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
  社会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资本主义存在竞争的关系。如果社会主义不具有制度上的优越性，就没有打破资本主义链条并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必要和可能。社会主义要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一要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二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由于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发达国家，如何从制度上保障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就成为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的首要任务。
  回顾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力量和世界格局的改变，既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和左翼运动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又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暂时处于相对稳定阶段，所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共存是我们对世情国情的基本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分为多种类型，而且随着工人运动和左翼思潮的兴起，资本主义也在不断调整自己对社会经济的组织形式，股份制等形式引起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关系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正如希法亭所说，“随着股份制的扩大，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越来越成为这样一种有限制的所有制”，这是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区别，在于发展模式的不同。如果说“华盛顿共识”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代表，而“北京共识”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典型。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是一种更渴求公平的、以优质增长推动的发展方式，它要求以慎重的态度对待诸如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观念，目标是在实现增长的同时保持独立。而相对于主张和平共处与价值多元的中国，西方表现出更多的排他性和攻击性。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一个国家，这种对内的“精英优先”思维正在转化成对外思维，也就是“海盗式资本主义”或“赌徒式资本主义”正在取代马克斯·韦伯的清教伦理式资本主义，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导向“美国至上”，加速向单边主义倾斜。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弱势的一方通过谈判寻求平等地位是无效的，只有能够制衡的实力，才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在不均衡的世界里如何自处与共处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国和印度在东方强势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迅猛发展，出现“东升西降”的现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80%。原来的弱国小国呈现群体性崛起，这个力量绝不能忽视
  第二，国际规则处于调整期。国际规则主要通过全球性国际组织来实现，而二战后形成的主要国际组织基本上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然而，特朗普政府认为，现行的国际规则让美国吃了亏，其他国家都是搭便车的沾光者，美国不能容许，所以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万国邮政联盟，最近又退出《中导条约》，给国际安全带来隐患。国际组织的走向不明，国际规则面临调整，给世界带来不确定性。
  第三，世界秩序出现坍塌的危险。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确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一方面制裁俄罗斯；另一方面围堵中国，必然导致中俄合作进一步加深，而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不等边发展。同时，美国与盟国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欧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美国嫌隙扩大，貌合神离。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友试图摆脱美国的束缚，走上战略自主的道路。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局势不会风平浪静。
  在这样一个不均衡发展的世界里，首先，中国应该保持定力，同时保持足够的战略自省。有人认为，随着中美贸易冲突的升级，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将终止。其实，中国的战略机遇不是别国施舍的，也不是单靠劳动力价格低廉获得的，而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创造的。从空间看，战略机遇来自战胜重大挑战；从时间看，战略机遇来自长期科学发展；从全局看，战略机遇来自宏伟战略构想。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否存在，能否把握住，归根到底在中国自身。国际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中国的发展，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崛起的根本要素在于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组织形式，所以中国崛起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制度安排。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还要理顺生产关系，通过合理的分配政策逐步缓和化解内部矛盾，包括复杂的民族矛盾，为和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内部支撑。
  拥有有利的外部条件当然好，没有有利的外部条件也不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经济上依靠自力更生，某种程度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政策。如今，即使事态再度发展到这一步，我们也不必惊慌，因为中国早已不再是刚建国时百业凋敝的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拥有十几亿具有爱国奋斗精神的人民，有一个英明睿智的共产党，这些都是我们战胜外部困难的有利条件。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入到新阶段。“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等顶层设计前所未有，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纷纷加入，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了条件。中国提出创新驱动、协同联动、与时俱进、公平包容，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和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分配不均的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作为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制度上的根本差异。中国与世界的政治交往有和谐，也有斗争，维持同一性的关键在于坚持国际民主原则。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第三世界的兴起及其国际分量的大大增加，是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现实基础。“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在当前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愈加有必要重申国际民主对国际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全面超越资本主义，需要在社会公正、政府廉洁、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不断完善和加强。应充分发挥工会在协调资方和劳方利益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和社会保险法，保障工人享有人格尊严和应有待遇，在公平和效率维持动态平衡的基础上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应进一步完善党的组织纪律，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完善群众监督责任制，使政府廉洁高效运行，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动力支撑。应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应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妥善解决农村—农业—农民的现实问题，将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美好。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但这个过程还很漫长，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保持清醒头脑，坚定道路选择的方向，并付出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