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下“国家-乡村”关系的多重嬗变与多维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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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 王鹏（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进入21世纪，数字社会的兴起对经济活动和国家治理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构筑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作为提升国家治理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推动生活、生产、治理领域的信息化、数字化与智慧化， 尤其是加强了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的应用扩展，为实现中国式农村农业现代化注入了智技动能。在数字乡村建设热潮之下，乡村场域的生产、生活与自治方式发生了巨变，其愈发成为影响国家治理函数的关键性变量。

“国家-社会”二分框架是目前学界用于分析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常规理论范式。从理论角度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是“失衡”与“制衡”的组合张力，依据此组合张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大致分为以国家强力控制和“最弱意义上国家”为二分结构的单一论，以国家与社会并列、国家附属市民社会为特征的对立且同一的辩证论，以及以相互共变、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发展为特征的互构论。互构论注重探讨独立主体间的互构共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一论与辨证论所蕴含的对立关系，强调尊重国家与社会之间差异性、可交换性与可平衡性，对本文阐释国家与乡村平等互利的“数位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从实践沿革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本质是“政权”与“村治”的组合配对，依据此组合配对，国家与乡村关系形成了古代“弱政权-强村治”的“皇权不下县”共治机制，清末民初的“硬政权-软村治”国家经纪型体制机制，新中国成立之初“强政权-弱村治”的全能主义国家结构，以及偏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的“软政权-弱村治”农村治理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推动着国家与乡村“悬浮”关系的萌生、演变和固化，并衍生了诸如“空心村”、村庄政治冷漠、国家政权对农民的粘合性降低等国家与乡村关系症候。在数字技术泛在应用的基础上，原有的国家与乡村“悬浮”关系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被赋予数字意义，推动数字鸿沟的衍生与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家与乡村的间隙运作，阻滞着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

既有理论争鸣与实践沿革虽为巩固和拓展国家治理乡村成果提供了指引与参照，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研究视角看，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探索，关于国家与乡村关系的研究主要从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建设出发，鲜有从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微观视角窥察其关系变迁；从研究逻辑看，虽有学者已从互联网的视角研究国家与乡村互动方式的嬗变，但未对具体关系特征和结构进行深入探讨，尤其是未将“悬浮”关系症候与数字语境进行延伸论证；从研究理论看，鲜有利用互构论解释国家与乡村关系。对此，本文以互构论为理论指引，以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为分析视角构建国家与乡村关系嬗变与重塑的分析框架， 以期拓展窥探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微观动态视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乡村”关系体例，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向。

数字乡村建设过程视角下国家与乡村关系

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传统物理空间更多为数位空间所替代，乡村社会资源禀赋、自治内生力不断被挖掘和激发，国家权力延展能力、乡土合法性整合能力持续增强和扩张。对此，驱动国家与乡村关系变迁的动力机制、底层逻辑、载体构建和发展导向已然从单向的政权作用向复合的“政权-智技”作用转变。从政策赋值看，《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和《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均指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也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既是对乡村数字技术扩散的应用，也是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顺承，更是对国家与乡村技术衔接的具象描绘。

结合数字乡村政策指引和学理探讨，本文将通过构建数字乡村建设过程分析框架探究国家与乡村关系的演变特征，即分别从作为建设动机的“数字惠民”、作为底层逻辑的“数字下乡”、作为载体构建的 “数字乡村”和作为发展导向的“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论证国家与乡村关系的 嬗变动力与逻辑、重塑表征和现代化体例 ，并以互构论为理论基调，提炼数字时代下国家与乡村关系重塑的三种形态，以期优化国家与乡村的运作结构，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数字惠民”：国家与乡村关系变迁的动力机制

1、“汲取式悬浮”的数字延续

国家作用乡村的场景变化与“汲取式悬浮”的交叠演绎将引发国家与乡村关系的新症结。国家政权的上收和经济的有限激活对焕发乡村生态活力，构建充满动力的乡村自治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产生了以政策缺位、权益错位、群众脱离、服务空位为特征的“汲取式悬浮”。“汲取式悬浮”是指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下，国家权力开始从乡村撤出并不间断汲取各种资源为服务城市建设的一种状态，不利于农村持续发展、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权益维护。随着数字技术的跃进，原始政治产出、经济生产、社会互动的场域发生了巨变，赋予“汲取式悬浮”原始意义的物理场域被以跨界、交互、即时为特征的虚拟场域取代，“汲取式悬浮”继而转化为“数字悬浮”，即互联网红利政策、信息技术、智能服务和数字人才在乡村社会的缺位与错位。伴随数字概念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加显著，“数字悬浮”状态的存在会进一步引发乡村社会的数字化危机，从而加剧城乡或不同乡域之间的非均衡性发展。换言之，“数字悬浮”在与社会经济成分、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作用的一定周期内会演化为数字鸿沟，而“数字鸿沟”是数字时代信息技术在乡村社会衍生出来的非对称与非均衡化现象，具体包括数字生产鸿沟、接入鸿沟、应用鸿沟和知能鸿沟。

2、面向“数字鸿沟”的运作间隙

面向“数字鸿沟”的国家与乡村运作间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农业对国民经济的驱动效应降低。作为国家经济结构的构成面向之一，农业经济在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表明：从绝对值增长看，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已从1952年的50.5%锐减至2020年的7.7%，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经济质态的跃迁、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也反映出城乡经济鸿沟的愈演愈烈。二是农民对数字服务享用类型的减少。囿于乡村数字接入鸿沟（互联网、通讯设备等）存在和知识鸿沟的固化，乡民无法较好地享受“网络支付”“云旅游”和“数字金融”等数字红利服务。三是国家对农村治理的敏捷性降低。及时、精准且有效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治理的敏捷性。在乡村数字鸿沟加剧 的情形下，一方面，乡村的基本情势数据未能全面且系统地传输至上级政府组织；另一方面，国家的治理理念、政策福利未能广泛且精准地下沉至乡村片区，从而引致国家响应乡村治理需求的速率和精准率降低。

3、面向“数字惠民”的国家在乡化

为有效弥合数字鸿沟和推进“数字共同富裕”工程，国家在乡化的目标和内容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以数字包容政策的赋值为保障点。作为数字社会福利配置的工具整合，数字包容政策为优化国家与乡村关系结构提供了规范性指引。在现阶段，由于城乡数字发展不平衡、农村数字发展不充分是国家与乡村关系不稳定的驱动因素，因而制定和实施数字包容政策便成为弥合国家与乡村间隙的基点。数字包容政策是对城乡数字鸿沟界面的有效回应。立足具有数字包容性的城乡共同体政策制度，致力于激发新技术革命下数字乡村和智慧城市的潜在力量，既益于推动数字城乡的融合发展，亦利于国家与乡村关系的黏合。数字包容性的制度政策不仅囊括传统意义上民生服务、市场竞争、资金投入的“一体”与“融合”，也包括数字技术的“赋值”与“增益”。

以数字技术的赋能增值为驱动点。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国家与乡村传统的物理空间将更多地为数位空间所取代。数字技术打造了基于物理空间、人文空间和数字空间的三维立体场景，虚实空间的结合压缩了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交流空间，国家借以多集成、泛链接与广交互的数字技术在乡村搭建数字平台和孵化数字产业园，不仅能为实现农村产业要素积聚、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效能增加提供动能，也益于国家惠农政策的无边界覆盖和价值规范的无感传播。

以数字红利的共享利用为回归点。归根结底，国家重新回归乡村社会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城乡数字共同富裕的实现。拆解数字围墙、破解数字孤岛、分化数字威权成为数字红利人人共享的重要抓手。通过对“互联网福利”和“数字红利”的在乡利用，有益于增加农户个人资本积累，从而提升农村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此，扩大红利共享的范围与利用深度既是乡村振兴、数字乡村战略实施的着力点，亦是在数字鸿沟语境下，国家回应乡村社会的价值回归点。

“数字下乡”：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多重嬗变

在数字下乡的过程中，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由点向线延展，由线向面扩散的递进嬗变，主要表现在衔接节点、沟通交流、服务供给和治理路径等方面。

1、数字设备通村：国家与乡村社会衔接的零距智能

伴随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老旧设备的数字化改造，城乡数字设施设备的接入鸿沟逐渐弥合，链接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方式也随之改变。具体而言，数字设备通村中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国家与乡村生活衔接的无缝化。在新时期，国家主要通过政权和政策与乡村生活链接，实现“一体双权”的现代国家政治生活共同体图景，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村民和农村党员的流失使得国家链接并加强乡村生活统合面临风险。同时囿于复杂地势区隔，国家意识形态未能全面覆盖散布的村庄。在此背景下，国家重点开展“互联网+”“数字×”等普惠农民的基础性工程，推进以无感链接、泛化感触为特征的生活类数字设备的通村入户，从而实现与乡村生活链接的无缝化和无阻化。据《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初，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达1.39亿户，同比增长8%，农村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8.84%，农村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99.19%，同时交通运输部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数字化改造，建立了超800 G的农村交通电子地图数据库。

国家与乡村生产衔接的智能化。国家借实施“数智生产装备”工程的契机，通过“实时监测”“远程指导”的方式精确且全面掌握乡村社会生产现状、生产风险和市场价格，实现了对乡村的“非接触式经济干预”，夯实了国家农业安全生产基础，形成了与乡村生产的智能衔接。据《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底，1.2万农户购置了农业用北斗终端1.5万台，0.5万农户购置近1万台植保无人机，同时已有28个垦区2.16亿亩土地完成了建库上图数字化处理，初步形成农垦土地资源大数据库。

2、数媒平台下移：国家与乡村社会沟通的跨界多元

在数字接入的基础上，数媒平台的下移标志着链接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载体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数媒平台下乡中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国家与乡村组织沟通的多元化。在数字下乡过程中，国家通过资金支持、技术推动和政策引导推动乡村组织的服务汇聚，从而构建综农服务平台，如为农服务中心、农业科技超市、扶贫超市等，而且该平台服务的提供主体既有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传统农业服务组织等本土组织，也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涉农服务企业和涉农基金会等村外专业组织。从“国家-社会”角度看，综农服务平台的构建使得乡村除了能与代表国家意志的行政组织产生联系，也能与嵌入国家结构的各种社会组织形式开展公益经济、公益服务和公益产业对话，从而实现组织的跨界式互利共赢合作。

国家与乡村贸易活动的跨界化。为推动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农村电商建设是重要抓手。来自《202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40.1万个行政村已建有电商服务站点， 覆盖率为78.9%。涉农电商平台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云计算、多媒体）为支撑，为涉农经营主体提供农产品销售、购买、电子支付和运输的网络交易平台，电子商务的跨地域特性能够帮助农村经济打破以往的有形市场的局限，并助力农户与乡村外的各经济类组织开展虚拟贸易。同时，本地政府官员能联合农户，通过“政务直播+助农”的交易模式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在全国范围内售卖，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家与乡村的贸易活动由地域特性向跨域特性转变。

国家与乡村文化传播的交互化。从“国家-社会”角度看，一方面，数媒传播使得文化扩散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每位村民都变成乡村文化的代言者、建设者和传播者。譬如杭州市紫荆村村民们借助“云上村晚”平台，向全国各地展现了紫荆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国家以虚拟平台代替组织嵌入向乡村社会输入国家意识、先进管理理念、运营手段和现代文化，以实现与乡村的无感沟通交流，进而消解封建乡村文化对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抵触，巩固民意基础。

3、公共服务下沉：国家对乡村福利供给的精准延展

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阶和公共服务下乡，国家与乡村福利链接方式发生了改变。具体而言，公共服务下乡中国家与乡村关系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国家对乡村福利供给的网格化。作为管理与服务并重的治理方式，网格化已成为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重要政策手段。依托泛化的数字技术，网状结构的管理优势得到了强化，国家借此可通过公共服务网络分包的方式精准且及时对接每一片村庄和每一位村民。譬如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依托网格化、信息化和大数据管理的优势，将珠海122个行政村划分为61个网格，实现“治安管家”通村入户的目标。截至2021年底，数字城管共巡查处理农村生态环境案件64454宗，结案率96.46%。

国家对乡村福利供给的末梢化。数字化平台链接、动员所蕴含的“集聚化”逻辑和“零距化”逻辑有效解决了公共服务的碎片化分布、区隔化应用，为国家畅通乡村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技术性系统保障。例如甘孜藏族自治州聚焦农村残障人士、老年客户等特殊群体“到店难”的金融服务痛点，创建了“限时受理、台账管控、逐一上门、依规办事”的服务模式，借力科技产品“移动营销PAD”，把“暖心柜台”搬到了农户家中，满足了老年特殊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

4、乡民权利赋能：国家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横向协同

在数字设施设备通村、数媒平台下移和公共服务下沉的基础上，乡民权利的赋能隐喻着国家与乡村治理关系发生了嬗变，标志着国家权力的在乡化和乡村权利的扩散化。具体而言，乡民权利赋能中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乡村向国家反馈诉求的扁平化。从 “国家-社会”来看，乡村民意反馈扁平化的蕴意主要体现在：一是村民可通过数字身份认证的方式跨层级反馈对村务村事和基层治理的意见建议，并实时与国家管理人员进行互动，如村民可通过 “我向总理说句话”互动栏目与国务院建立联系；二是将纷繁复杂的基层政府工作和千头万绪的群众生产生活融入平台上进行扁平化管理，不仅有助于减少村庄事务管理层级和提高基层事务透明度，也使得村民能随时随地参与公共事务决策过程，从而织密党群和干群关系网。

国家与乡村监管事务的协同化。集体事务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利益联结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利用数字技术的聚类、可视和泛连技术可将涉及集体事务的管理、决策执行、反馈监督等关键环节施以数据化、图表化和数模化处理，并将多元治理主体重新汇聚在同一治理空间中，使得国家与乡村共管共治集体事务成为可能。

“数字乡村”：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多维重塑

数字乡村的建设打通了旧时国家宏大叙事逻辑与乡村日常叙事逻辑的壁障，从互构论看，数字乡村建设从技术互构、结构互构、组织互构三个方面促推国家与乡村关系的重塑。

1、技术叠加：国家与乡村的“现代-传统”关系

从技术变迁的角度看，数字时代下国家与乡村关系夹杂着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持续交叠更替过程和结果。自国家建制以来，意识建权与实体制权成为撬动国家与乡村关系变动的杠杆。如封建王朝时期，以儒士经典为代表的意识桎梏维系着皇权对乡村的控制。“传统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控制乡村的力度，但简单粗浅的道德治理和制权治理技术将限制社会的发展，从而给国家带来巨大治理困难。伴随数字乡村建设工程的推进，撬动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变化的关键变量也随之发生改变。以万物互联、边缘计算为基础生成的智能平台实现了去地域化，延展了政权嵌入的深度，有助于国家依据数字化、实景化、可视化数字器物对乡村生态做出理性决策。在“传统-技术”交叠过程下，国家与乡村的关系表现出相对“渗透”的状态，即国家基于数媒平台在尊重村庄“恒定”行为逻辑的基础上与乡民沟通交流、交换意见，同时村民也可通过数媒平台即时向上级表达利益诉求。

2、结构扁平：国家与乡村的“模糊-具体”关系

从结构重塑的角度看，在信息畅联互通的法则下，国家与乡村关系凸显出一种“模糊-具体”的扁平化结构。 “治理边界模糊”是指在各类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等要素的跨时空、跨领域流动的作用下，国家与乡村之间的物理边界日渐式微，并逐渐被数字空间所替代的关系形态。“治理场景具体”是指在泛链接、广扩散和可视化的数字技术作用下，乡村场域的情势被实时动态采集、分类、整合和分析，其数据毫无保留地通过数字平台推送至上级政府，从而使国家能制定针对性、可操作性、灵活性的政策方针和行动策略来建设乡村的关系形态。

政策传导即时化。数字技术塑造了介于物理空间与人文空间的“虚拟空间”，“虚拟空间”这一隐喻其实暗含了信息流动时间的压缩，流动空间区隔的打破。通过“虚拟世界”这一介质，国家能将政策信息及时且精准地推送到散落分布的村庄和村庄里的每一位村民，使村民能时刻悉知党中央发布的最新益农政策和最新的会议精神，从而有助于增强乡土社会对国家行动战略的支持和认同，进而实现国家与乡村战略行动的同步。

服务传递零距化。在智技下移和平台下设的过程中，乡村的基础设施正步入智能化、数字化和交互化的快车道，通过对国家与乡村终端的拼接能实现政务服务向乡村的快下沉和广覆盖，使得数字红利漫入乡村的每个角落，畅通服务传递的“最后一公里”。

事务监管协同化。在数字孪生技术的作用下，数字田园涵盖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乡域实况，加之数据流的弥散效应，有关农情、农景与农田的数据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掌握海量数据的条件下，国家政权能在尊重乡域独立性的基础上自适应嵌入，并与乡村自治组织共同决策、联合行动和协同监控乡村的每一角落。

3、组织交互：国家与乡村的“嵌入-协同”关系

数字乡村是国家项目式治理蕴意的彰显，突出国家组织和行为在乡村场域的“嵌入式协同”。在数字下乡与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国家与乡村的组织交互逐渐向多元结构的“嵌入—协同”转变。

在“数字网络”的重塑下，国家与乡村组织关系凸显开放特征。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渗透和数字媒体的下设，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熟人关系渐次转变成以“网缘”为特征的虚拟关系，处在不同时空的个体、群体、组织或系统都能借助虚拟网络链接各个角落和各块片区。为此，国家与乡村的组织交互过程已然革除了旧时封闭孤立的茧区，在实现 无缝隙式上传下达的同时，也引入了外在力量的作用机制，如城市社会组织与乡村社会组织的跨域业务协同。

在数字平台的赋能下，国家与乡村组织关系呈现交互的特征。数字平台在治理方面的功能与影响总结归纳为“集聚化”逻辑、“零距化”逻辑和“节点化”逻辑3个方面。“节点化”逻辑将平台各参与主体视为数字网络中的一个信息枢纽点，为网络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前置条件；“聚集化”逻辑为乡村组织链接和吸引城市社会组织、行政化机构提供了交互式载体；“零距化”逻辑拉近了党和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与乡村组织资源交换、要素流动和人才交流的距离，以此放大并拓展了平台中各参与主体的作用。

在数字孪生技术的推动下，国家与乡村组织关系呈现场景化特征。乡村的实然生态以量化虚态的形式标刻在与国家和社会组织的交互过程中，并在可视化技术的基础上构建了乡域治理场景动态感知与乡情决策研判交互的动态模型，从而实现乡域建设“预想”与实际场景研判的动态切换。关于乡域实然情势能通过数字虚拟平台有效地传输至各个主体，使得国家和社会组织都能在尊重乡情实况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和改造，并与乡村组织共同监视、协同计划、联合行动。

“乡村振兴”：“强国家-韧乡村”关系体例的产生

在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国家与乡村关系衍生了新范式。结合“国家-社会”理论，本文将用“强国家-韧社会”概括面向未来的“国家-乡村”关系体例，并将其作为“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过渡的理论指引。在此有必要指出“强”是指国家统合社会经济、政治、服务的能力强，“韧”是指在国家统合能力之下，乡村社会发展的产业强度、民主参与广度和福利服务下沉深度。由数字乡村建设演进过程可知，数字时代下“强国家-韧乡村”的关系体例可通过以下结构函数关系加以表示。

1、国家经济统合能力强与乡村产业发展强度足

从经济视角看， 国家对社会经济体量、质量调控能力的强化 与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度构成“强国家-韧社会”的结构函数之一。在数字平台“节点化”逻辑的主导下，泛物理空间的产业体量精准控制和产业质量精细优化便成为了可能，极大缓解了幅员辽阔的地域现实与经济质量精细治理需求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借助大数据可视分析与趋势分析技术，国家能通过“实时监测”“远程指导”等非实体干预方式保障农业安全发展基础与平衡乡村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参数，其经济统合能力得到增强。另一方面，伴随数字设备和数字平台下乡，农业智慧生产、冷链智能物流和农村电商经济等概念在乡域广泛落地，推动了“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向“产销耦合”的数字农业生产经销模式转型，加深了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

2、国家政治统合能力强与乡村民主参与范围广

从政治视角看，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能力与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能力的提升构成“强国家-韧社会”的结构函数之一。基于无感的信息推送和信息检索功能形成的信息流通规则，国家一方面能向偏远的乡域传播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统治阶级的意志理念，另一方面能把控乡村社会舆论趋势和掌握乡民的共性需求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国家政治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强化。在国家政治统合能力增强的条件下，乡村居民并非一味地承接并内化国家决策意志，而是会基于扁平化的数字平台结构就乡域发展情势与上级行政机关开展磋商、讨论和博弈，也会借助数字媒介的社会外溢效应争取社会广泛的支持与帮助，倒逼国家在部署战略和决策规划时不得不考量乡域实情。此外，信息交流的扁平化会进一步推动乡村“微组织”之间的合作治理，实现乡民“微需求”“微事务”与乡域“微资源”之间的匹配。

3、国家政策统合能力强与乡村服务普惠程度高

从政策视角看，国家政策的统合能力与乡村普惠性服务丰富且覆盖广构成“强国家-韧乡村”的结构函数之一。数字时代的到来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技术变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统合过程就是信息流动与转换的过程。国家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搭建的数据信息系统，不仅能实现对乡村散漫信息的过滤性收集和加工处理，也能拆解区域信息传输围墙，化解信息流通阻滞，从而畅通乡村与国家的对话与交流，进而益于强化国家的政策统合能力。另一方面，在国家政策统合能力加强的条件下，乡域与国家的利益分歧得到了有效缓解，嵌入国家层面的社会组织、福利组织和企事业单位也能为乡村提供非制度资源保障，由此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和内容亦日趋多样性，有效提升了其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余论

当前在数字革命浪潮的拍打下，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并逐渐演变为“强国家-韧乡村”的关系范式。从数字乡村建设过程来看，数字技术的零壁垒、泛边界、广交互的属性助力国家的信息整合、资源整合和组织整合突破了原有场域空间的地理限制，推动国家信息轨道、资源轨道、组织轨道在零碎化、原子化乡域的铺设。与此同时，乡村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也通过虚拟化、交互化、数字化平台得到了极度释放，在国家下乡的同时，乡村社会并非被动地承接自上而下输入的资源、资本、资产、技术与政策，而是通过以跨界、交互、即时为特征的数字技术与国家展开平行空间的对话和民主协商，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放大本地的优势与特点，主动抓取由数字技术带来的互联网红利和数字红利，并借此构建和谐、美丽、富足的乡村社会。

诚然，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把超脱的、不成熟的“乌托邦社会”整合成了虚实结合的“数字空间”，换言之，“数字空间”是“乌托邦社会”的翻版或新版，撑开了学术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无限想象。就国家与乡村关系而言，“强国家-强乡村”既代表着国家与乡村的理想型关系，也隐喻着国家与乡村之间存在着一种恒定的制衡机制。这种类似韦伯式的理想型看起来离我们甚是遥远，但站在新兴技术发展的前沿上看，看似不可能的事件却成为了可能，对此，将“强国家-韧乡村”作为“强国家-强乡村”体例实现的过渡何尝不是一次对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畅想。概而言之，数字技术为乡村创设了超脱时空束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生产生活机制，也为国家政权的全面延伸和渗透提供了虚态介质，更为社会组织、福利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嵌入国家与乡村关系运作过程提供了契机，这种自上而下的高位驱动、自下而上的低位牵引与由外而内的协同嵌入将成为新时代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制衡机制，共同描绘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来源：乡村发现转自：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