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京同 赵子沐：以有效投资巩固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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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gba(0, 0, 0, 0.901960784313726)]贺京同 赵子沐（南开大学英才教授、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南开大学行为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color=rgba(0, 0, 0, 0.9)]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一决策部署深度契合当前我国的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乍看之下，需求和供给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在不同发展阶段下或各有侧重，二者结合的契机并非显而易见。由此，本文将从我国当前供需平衡及其变迁出发，剖析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结合契机；并在此基础上，着力论证有效投资在供需合力之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发挥这一作用。

供需失衡的新特征——有效供给不足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供给和需求间的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刘鹤，2022）。也就是说，供需失衡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化问题，找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探索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思路之首要前提。

首先，从经济数据着眼，审视我国供需失衡的主要表现。供给侧，产能过剩长期存在，工业产能利用率于2011年后长期低于80%，导致实体经济部门盈利能力降低、运行压力提高，杠杆率从不足180%推高至接近300%。需求侧，消费需求匮乏，居民消费收入比持续下行，从2000年的78.3%下降至2021年的68.6%；高储蓄率使投资占比颇高，但是又未充分流入经济效益更高的行业。经测算，2016年至2021年低效高投资和高效低投资的行业占比达到约41%。

进一步，代入经济学理论框架，我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供给过剩和需求收缩并存，市场并未充分实现出清。要从中找准供需失衡的主要矛盾，关键是分析经济现象背后的理论逻辑。若沿用西方主流且对我国亦影响颇深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这种总量上的“失衡”很容易被解读为简单的“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凯恩斯提出的经济学概念，核心思想在于，受收入水平和心理规律的制约，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必然存在缺口（Keynes，2018）。在有效需求不足状态下，系统性的供大于求造成市场无法出清，商品滞销、生产缩减，失业难以避免。此时，经济增长取决于需求能够消化掉多少供给，促进增长、应对冲击的最直接措施是以财政政策即政府投资来刺激需求、弥补缺口。

然而，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可以说明，有效需求不足已不是制约我国发展的唯一问题。一方面，我国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且分配结构日益改善，实现了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近十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9.21%亦领先于GDP的8.89%。另一方面，以刺激需求为导向的传统宏观调控收效越发不尽人意，空间也日益收窄，“十三五”至今，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从17%降至7.8%，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更是从48.24%升至71.48%。综上，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收入约束已逐渐放松，然而供需平衡却未能改善，且有效需求不足之下对症的需求刺激手段亦未能扭转局面。综合判断，我国的供需平衡关系已然不再仅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进入了“有效供需不足”相叠加的阶段。

有效供给不足，是本文要着力论证的概念，其意味着供需缺口已经从需求小于供给，转变为供给结构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此时，需求刺激不再是提振经济的主要动能，调整供给结构来匹配需求，方能促进市场出清乃至维持经济良性循环。从有效需求不足向有效供给不足的转变，是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作用的结果。需求侧，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提高，一方面，收入制约放松，潜在需求总量提升；另一方面，生活必需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逐渐饱和，故潜在需求结构亦逐步升级，新需求占比呈现出稳定的、渐进的提升趋势。供给侧，以几次科技革命为标志，技术创新在短时间内集中涌现，故供给能力的升级进程异于需求，呈现典型的阶跃性；目前，改革开放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红利在我国已基本兑现，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仍在萌芽阶段，供给能力的提升速度仍趋缓。需求升级的速度超过了供给，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匹配度降低，满足需求的产出占比减少、产能过剩凸显，最终或将影响就业、收入乃至经济增长。

和凯恩斯眼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一样，有效供给不足亦是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这是由供给和需求升级进步的内生规律决定的。同样地，面对有效供给不足，也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对宏观经济特别是供给侧施加必要的干预，弥合供需之间的缺口。至于如何实现该目标，本文认为关键在于投资，特别是有效投资。

以有效投资创造有效供给，实现供需匹配

在有效供给不足的状态下，优化供给结构是实现供需良性互动的重要着力点，而投资作为需求的重要组成，成为了从需求侧牵引、配套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对于优化供给结构、实现供需匹配具有关键作用。

广义来说，创造有效供给的投资即为“有效投资”。反馈到经济上，有效投资能够产生收益乃至合理的回报。有效供给需要相应的产能基础作为实物支撑，即该国总资本存量中能与总需求相适配的部分，可定义为有效资本存量（那艺、贺京同，2022）。因此，扩大有效供给的前提条件是扩大有效资本存量。一旦将有效供给与有效资本存量相联系，又可进一步将其与社会投资相关联。一般而言，一国的总资本存量取决于各时期净投资的累积。投资在短期属于需求范畴，但从长期看，其去向决定了供给的内容，即通过资本积累形成产能，从而为未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提供生产手段。据此，可构建一个完整的从提升有效投资到形成有效资本存量，再到形成有效供给从而优化供给结构的理论逻辑链条。在这一逻辑链条之下，优化供给结构、提升有效供给的本质即在于扩大有效投资。

如何扩大有效投资？本文试图从宏观层面展开论述。而既然我国经济已从有效需求不足过渡至有效供需不足相叠加阶段，有效投资的性质或者说要求势必也发生了转变。因此，要回答这一问题，需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我国经济供需平衡关系的发展变化，可从而从理论上分析社会投资如何运动，又发挥着何种作用。

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状态。国内的收入水平不足以将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全部消化。政府适当地运用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政府投资以及国有资本运作，有力地扶持了一部分重点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也正因此，我国投资长期呈现趋同特征，即宏观上社会投资向少数行业的集中现象（贺京同等，2015）：改革开放初期，投资的流向主要是农林牧渔、能源类及交通运输业。进入21世纪，由于加入WTO使出口条件得到改善以及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投资开始向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汇聚。投资趋同行业形成了显著的规模效应，还带动了关联行业，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速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1—2012年GDP平均增速达到10%左右。

反观当下，我国经济供需平衡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求侧，全面小康的实现、收入水平的提高极大地拉动了潜在需求；供给侧，过剩产能的背后即是大量不能匹配需求的无效供给。而作为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投资应做出相应结构调整，以有效投资提振有效供给，才能弥合需求和供给之间新的缺口。然而，由于政策惯性或市场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以往趋同的行业虽然效率已然低下，却仍虹吸大量社会投资，宏观投资效率趋弱。且如此造成的产业体系不完善，使匹配需求的新业态缺少资源支撑，抑制了现有供给体系自发匹配需求的功能。另外，若继续借由需求管理政策扶持新兴产业，新的趋同亦未必带来匹配需求的有效供给，或引致更为严重的资源浪费。当大国经济进入有效供给不足状态，趋同投资模式对于有效投资已然弊大于利。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我国投资宏观上的最显著特征乃是趋同，且随着经济进入有效供给不足的阶段，趋同和有效投资之间的关系已然反转。理论层面的逻辑演绎离不开实证数据的支撑，新阶段下究竟如何看待投资趋同，重新找回社会投资和有效投资的契合点，需要对经济数据做进一步的挖掘。

新发展阶段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路径——弱化投资趋同

第一步，是如何度量投资趋同。本文选择宏观行业投资数据，以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测度投资趋同。变异系数等于标准差和均值之比，属于去量纲指标，能够衡量一组样本的差异化程度。变异系数越大，表示样本之间的差异越显著。具体到行业投资上，同一期内各行业投资的变异系数越大，即代表行业之间的投资分布越发不均，投资趋同越是突出。具体地，我们选取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按行业分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月度数据，行业分类标准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当中的门类代码，共18类（不含“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两类），并将其从月度累积额换算为季度新增投资额，鉴于2018年起该数据转为同比增速数据，2018年之后的数据均基于2017年数据为基础根据增速估算得到。最终，中国投资趋同度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4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二季度。结合GDP增速数据，绘制出图1。

从图中可见：进入21世纪后投资趋同呈显著上升趋势，印证了理论分析当中对于我国投资趋同特征的研判。至2010年开始，我国的投资趋同度来到历史高位，而这恰与经济增速的下行区间在时间维度上重合。此外，我国的投资趋同程度从2012年开始已经进入下行区间，但和世纪初相比，仍然处于较高位置。

更进一步，为了明晰有效投资的性质随经济发展作何变化，需要测算投资趋同对于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为此，我们使用了状态空间模型这种计量手段，将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即投资趋同度之于经济增速的动态影响系数）并入到可观测模型进行动态联合估计。模型的运算则依赖卡尔曼滤波迭代算法，能够把握变量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动态特征，并有效地克服结构变动产生的估计偏误。此外，本文另外选取了美国和印度另外两个大国的数据，中美印分别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三国数据相互叠加，能够覆盖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给不足以及二者的过渡阶段。图2为中美印三国投资趋同影响系数的运动轨迹（关于具体的估计方法、检验步骤等，由于篇幅原因，在此不做展示）。

大体上，就投资趋同之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中国在从正转负，美国稳定为负，印度则由负转正。结合所选取数据的时间范围以及三国经济情况，可以初步判断，投资趋同对经济的贡献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先增长、后降低的“倒U型”。

首先着眼我国，投资趋同的作用在2012年之前基本为正，2012年之后转负。和前文理论分析相对照，这一点意味着我国经济实现了发展阶段的跨越，经济有效供给不足状态开始凸显，故有效投资的性质发生了转变，趋同式的投资模式无法继续拉动经济稳定增长。也正是在2014年前后，党中央适时做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然注意到去趋同化的重要性。此外，在2008到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此次疫情冲击下，影响系数均出现了剧烈波动。这一方面可能和危机期间经济的同比增速大幅波动有关，另一方面意味着面临外来冲击，投资趋同或加剧经济波动，威胁经济稳定。尤其是结合美国、印度两国的影响系数在同一时间段内波动弱于我国，更高的投资占比以及更突出的投资趋同或许会放大外部经济冲击。

反观美国则更为简单，21世纪后投资趋同的影响长期为负，可见，美国经济已经在2005年以前，就已经迈入了有效供给不足的阶段。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上述论断也基本与现实吻合。

最后，印度的时变系数在21世纪之前基本为负，进入21世纪后开始转正并逐渐升高。和理论部分对照，印度亦跨越了两个发展阶段。须知印度的经济落后中美，2000年之前，其工业化进程尚未全面展开，供给能力的提升相对滞缓，有效供给不足；随着工业化的全面展开、新的生产技术涌入，供给能力跨越式增长，经济进入有效需求不足的阶段，趋同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负转正。实际上，印度的投资趋同度在21世纪长期呈下降趋势，对于尚处于工业化水平较低发展阶段的印度来说，这阻碍了经济增长，重服务业、轻制造业的“印度道路”过早地分散了经济重心，并不一定适合其所处的有效需求不足状态。

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和以上大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投资趋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倒U型”；而我国正处于倒U曲线中间偏右、趋同影响由正转负的有效供给不足阶段。当下，宏观层面弱化投资趋同，是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有效供给，从而牵引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重要路径。

相关对策建议

理论和实证分析已经阐明，有效投资具备牵引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功力，以及当下从宏观上弱化投资趋同和扩大有效投资之间的一致性。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供需平衡发生改变，已从有效需求不足过渡至有效供需不足叠加阶段，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思路适用性不再，故政府应慎重使用粗放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于具体的导向型产业扶持，同样应该谨慎施行，并逐步取消对特定行业投资的特惠式鼓励政策，比如免税、补贴、低利率、无偿占用各种经济资源等，这会导致低效率企业不易自发退出，以及其他投资主体不计成本地盲目跟进，加剧投资趋同、降低宏观投资效率。

弱化投资趋同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方面，应构建规范有序的破产清算机制，强化市场的淘汰功能，使投资主体承担真实的风险与损失，从而推动有效投资淘汰无效投资、有效供给淘汰无效供给。政府方面，国有资本的投资重心转向带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基础性服务设施上来，并通过制度改革打破市场壁垒，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市场和政府的合力。

创新是第一动力，弥合供需不匹配的缺口绝对离不开创新。满足需求的新供给，其源头在于创新，且弱化趋同也需要创新产生的新业态。而创新本身不可预测，故而营造创新环境要比指向性地加大要素投入更有效率，对此，政府应考虑加大对教育、社会保障的扶持力度，为市场主体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2月下）

原文链接：

[color=var(--weui-LINK)]http://www.rmlt.com.cn/2023/0315/66825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