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等：中国式现代化：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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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祥 张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市委党校基地教授，天津市委党校教育长）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围绕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成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程，得益于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三者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成根基、本质特征的优越性与价值观主张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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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比较视野看中国式现代化之新：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局限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突破

在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中，西方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虽然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但本质并不相同。从生成根基来看，西方现代化发端于西方文化和工业革命，在发展中形成“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范式；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深度形成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客统一”哲学思维，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一种“主主平等、共享普惠”的哲学思维理路和价值取向。一般来说，西方现代化的“主客二分”，其底层逻辑是“主统治客”，强调主体对客体（对象）的统治、支配、征服、改造。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客统一”，其底层逻辑是“主体际”，强调主主平等、共享普惠，强调主体活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同梯次之间的本质同构。根基的不同，决定了两种现代化实践及其历史命运的不同。

应当肯定，西方现代化具有历史进步作用，它极大促进了地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共产党宣言》强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也不可否认，基于“主客二分”的西方现代化，其强调“主统治客”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支撑其理论体系的“西方中心论”在逻辑上不可持续，在实践上漏洞百出。

一般认为，“西方中心论”是伴随近代西方工业化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是西方现代化及其实践道路观，其建构逻辑包括若干环节，其中有三个核心环节值得注意：第一，“西方中心论”把“西方现代化道路”解释成“世界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强调后发式现代化国家应完全遵循西方设定的“现代化道路”；第二，把世界划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认为西方世界的民族是“主”，非西方世界的民族是“客”，主必须统治客；第三，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西方世界需要行使上帝旨意的“文明开化使命”。

可以看到，上述建构内含这样的思路：先发性=唯一性；二分世界=主统治客；先进性=统治合法性。然而在逻辑上，先发性不一定就是唯一性，主客二分也不一定就是主统治客，先进性更不必然意味着统治的合法性。因此，“西方中心论”的逻辑自洽性严重不足，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进一步讲，上述核心架构实际上体现了这样的思维：把先发性当作了唯一性，把主客二分单一化为主统治客，把先进性简单化为统治合法性。无论是“当作了”，还是“单一化为”，还是“简单化为”，归根结底都是主观意志，缺乏客观必然性支撑，没有逻辑的可持续性，在实践上也显露出诸多弊端。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实践上，西方现代化之所以具有现实的力量，不是因为其完全具有合规律性与合道义性，而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通过国家暴力（资产阶级专政）实现了自身的阶级诉求。但是，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种事物，如果在逻辑上存在不足，在实践上暴露出种种弊端，主要依靠暴力维系，那么其未来必定是难以为继的。不难预见，西方现代化必将随着其现实困境的逐渐加剧，在实践上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相反，与西方现代化强调基于“主统治客”的“西方中心论”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则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秉持“主客统一”的思维理念，积极主张“主主平等”哲学范式，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可以说，这种从深层思维、哲学高度上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这种在价值观上对“主统治客”和“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这种对“主主平等、共享普惠”现代化哲学范式的自觉构建，是形成两种现代化本质性分野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它的“新”，首先源于它对西方现代化历史局限性的本质性突破和创新性发展，集中表现为它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困局，开辟了一种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人类现代化新局面。可以讲，在世界现代化格局中，这意味着一种崭新的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产生；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新时代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它必将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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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范式看中国式现代化之新：从“主统治客”到“主主平等、共享普惠”

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变革，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从深层次看，这一理论立足人类生产实践的进步，围绕“生产力—交换方式—人的发展形态—社会发展阶段”这一主要分析框架，聚焦“人与自然的交换—人与物的交换—人与人的交换”这一核心脉络，揭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现代走向未来的基本规律和总体走向。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实现现代化进程的深层次、系统化、究根性之思考，是我们今天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释框架和方法指导。

具体来说，在对人的发展形态和人类历史发展阶段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分析这一文本论述不难发现，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发展被分为三种历史形态：基于自然经济历史阶段的“人的依赖”—基于商品经济历史阶段的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基于未来产品经济历史阶段的“自由个性”，体现出“人的依赖—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的发展链条。从理论上说，现代化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发展之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上述“人的依赖—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之发展链条，对我们深入分析当今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演进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是一种深刻而又权威的学理依据。下面，我们针对本文论题着重分析后两个环节，并在此基础上提炼概括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哲学话语特征。

首先，关于人的独立性。人的独立性的形成源于商品生产，即人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和商品贸易，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赖。在这种背景下，人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不再绝对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人的活动空间增大，可选择项增多，自主性增强。这意味着，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扩展，人作为个体，其独立自主成为现实。但是，在该阶段，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总前提是“劳动是谋生手段”，即人要活着，就不得不劳动。之所以如此，源于在这一阶段，人类的劳动产品虽然有剩余，但剩余量有限，只能达到可以用来与他人相交换的程度，还远未达到想要什么就能直接索取什么的地步（按需分配）。

基于这种生产力的总体性限制，人的生产活动具有两种历史局限性：一种是商品生产对人的“二元分化”，即在商品生产开始前，因为生产力水平有限，生产资料只能是社会部分占有（即私有制），由此作为个体的人在进入市场交换之前就在事实上分化成两类群体——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和失去生产资料的人，前者演化为资产阶级，后者演化为无产阶级；另一种是生产资料私有对分配过程的“二元分化”，即在商品生产开始后，分配环节呈现出剥削和被剥削两种根本对立局面，也就是资本家因占有生产资料而拥有对产品分配的主导权、话语权及其支配权，从而在现实中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工人只能获得自身劳动力价值（工资）。上述两个“二元分化”，在商品交换中又逐渐衍生出资本的和劳动的两种历史演进逻辑。

具体来说，在商品交换实践中，资产者除了有劳动力（体力和脑力）资源，还具有因占有生产资料而产生的对商品分配的支配性；而无产者，因为不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只拥有劳动力这唯一的资源。从性质上看，生产资料是“身外之物”，具有外部性；劳动力是“身内之物”，具有内源性。因为这种差异，人的独立性就演化为如下现实情形：在交换中，资产者自然地优先用“身外之物”进行交换，无产者只能用“身内之物”（通过出卖劳动力）进行交换，由此商品交换衍生出“资本至上”和“劳动至上”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及其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这里，人的独立性在哲学层面有三层含义：第一，人创造出商品但同时又反过来受制于商品及其交换，人的发展呈现出对物的依赖（主要体现为劳动是谋生的手段，不劳动，人就不能生活）；第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了可能，即随着交换需求的扩大和交换的普遍化，基于需求驱动的人的能力也随之跟进，需求越大，能力跟进就越复杂，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了可能性和一定的现实性；第三，一定意义上的自由，即在交换中人可以自由选择与谁进行交换、不与谁进行交换（当然因生产力的限制，人们无法选择不交换），人的发展的自由之向度开始在现实中凸显。可以说，这是人的现代化在商品经济历史阶段上的基本展示与核心框架。从逻辑上说，如果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那么，劳动是“谋生的手段”这一生产力水平就要不断进行量的积累，在完成必要的量变积累后，下一步必然是走向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的质变。基于这一质变的人的发展，就主要体现为“自由个性”阶段的到来。

其次，关于人的“自由个性”。应当说，立足当下去看，人的发展到了这一阶段（自由个性）便属于未来时，即是一种还未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以下分析，本质上都是一种逻辑推演。具体说，在该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社会进入“按需分配”阶段。届时，因为人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社会按需分配，人与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需求也就自然消失，若需求消失，商品经济也就随之消失，商品经济消失，劳动是“谋生手段”的根源也就消失（即个体不进行商品交换也能生活，商品交换已无必要），劳动作为谋生手段根源消失，劳动便成为“第一需要”，人的活动只受客观必然性支配。在此基础上，基于合规律性的个体自由将成为现实，基于自由个性的人的全面发展也将成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个性的内涵可概括为三个基本点：一是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不劳动则不自由；二是人的活动只受客观必然性限制，基于合规律性的自由普遍化并成为个体的生活常态；三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日常生活状态，基于自由个性的自由人联合体成为社会组织形态，国家消亡，阶级不复存在。可以说，上述逻辑推演，就是人的现代化在劳动成为“第一需要”阶段时的总体图景、核心框架。

综合上述对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的分析不难看到，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始终围绕的是“历史主体”（人的发展）这一要素，始终坚持的是基于主客统一的“主体际”这一分析框架，始终指向的是生产力发展（生存性劳动、谋生手段、第一需要）这一向度。可以说，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哲学分析具有这样的特征：立足点是“主体”，分析框架是“主体际”，强调的是“主体性”这一维度，一以贯之的是“生产力发展”这一主线。换言之，上述特征呈现出这样的逻辑关联：着眼“主主之间”→强调主主之间的“历史的平等性”→贯穿于“发展”之主线，即体现为一种“主主平等、共享普惠”之分析框架。可以说，这种分析框架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主客二分”及其“主统治客”之简单化、抽象式的思维模式。从比较意义上，这种对“主主之间”范式的高度自觉和对“主客二分”范式的扬弃，以及对“主统治客”的批判性超越，实质上蕴含了对“主主之间”不是“二分”、不是“统治”之关系的哲学主张。应该说，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根基，本质上归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体系。完全可以说，这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哲学话语之溯源，此源可谓“源远”。而“源远”也必“流长”。作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的中国式现代化，其在新时代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哲学话语，这是一个“源远”必“流长”之逻辑必然需要关注的重要学理问题。

这里谈谈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哲学话语问题。从源头上讲，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话语首先应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主主平等、共享普惠”范畴，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当下实践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除了要体现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以外，更具有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特殊指称。这意味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由发展的一般性向中国发展特质聚焦，这就需要从历时性角度分析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从共时性角度分析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式现代化将在人类实现现代化历史长河中产生什么样的历史影响？将如何改变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些问题也需要在这一新哲学话语中予以揭示。也就是说，新哲学话语要进一步阐释和标识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走向及其必然性。基于此，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话语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认为，至少应把握两个基本点：一是主体际性，即要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既突出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又强调主主之间的“和而不同”，扬弃“主客二分”思维；二是普惠性，即在新时代与时俱进，要在遵循发展合规律性基础上更注重发展的合目的性，指向并凸显共享普惠发展、共同富裕发展、全要素协同发展、和谐共生发展、合作共赢发展、和平发展等几个向度。一言以蔽之，可以把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哲学话语提炼概括为“主主平等、共享普惠”。这样，既体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的“主主平等发展”话语范式一脉相承，同时又体现出对当今时代的“普惠”需求给以积极回应。

总之，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话语，我们认为，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主主平等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概括为“主主平等、共享普惠”。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的第二个方面，目的是回应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新的实践要求、新的时代诉求。这一哲学话语的基本内涵可以这样界定：第一，摒弃主统治客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第二，立足基点是“多种”（多样）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反对基于“一元”的对立；第三，把系统全要素都看作主体，而非有的是主体、有的却是客体；第四，强调全要素作为主体都是平等的“主体”，主体之间是平等关系，具有“平等性”；第五，注重主体际所具有的“普惠”性，即共享发展、共同富裕、和谐共生、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第六，主主平等、共享普惠蕴含“利他为善”“化人为善”“自我完善”“善治普惠”的时代精神。一定意义上，该话语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先进性的集中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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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的深层本质看中国式现代化之新：科学社会主义的使命和人类大同之谋

从深层次看，中国式现代化成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是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和不竭源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更主要的是指向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使命任务。在21世纪及其更长远的未来，科学社会主义承担的时代使命和历史重任，将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有什么样的新贡献、新担当。

当今时代的核心进程是人类实现现代化。而在全球范围内，现代化运动起始于西方，曾经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西方化”几乎就是“现代化”。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奇迹”效应外溢，中国式现代化逐渐成为世界现代化格局中的一个新方向、一种新图景。

如何看待上述现代化格局的演变？从纵向看，两种现代化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具有异质性。从横向看，二者共生于人类社会发展链条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中第二个阶段，内生于商品交换逻辑，在演进中形成“资本至上”和“劳动至上”（劳动人民至上）两种不同的实践路径和话语体系。西方现代化强调“资本至上”，对外战争、殖民、掠夺，对内剥削、压迫、强权政治。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劳动至上”，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胸怀天下，为世界谋大同，二者之间也具有异质性。如何看待上述比较？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认为，这预示着中国道路对西方模式开始了替代性挑战。应该说，这有一定道理。但是深入地看，这依然只是在阐述一种表象。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替代及其背后的本质，这才是问题所在。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揭示了这样的规律，即在根本意义上，人类现代化演进的内在驱动是人类劳动水平和劳动性质的革命性变化（劳动即生存—劳动是谋生手段—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不同阶段的劳动决定了人类现代化所依存的历史语境不同。具体说，在人与自然交换阶段，劳动就是生存本身，不劳动人就活不下去，劳动是人活着的前提和条件；在人与物交换阶段，劳动是谋生手段，不劳动人就无法生活；在人与人交换阶段，劳动是第一需要，不劳动人就不自由，劳动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本身。在这个意义上，考察当今时代中西现代化，其当代历史语境是“劳动是谋生手段”，其未来战略指向是“劳动成为第一需要”。

就当代历史语境来看，劳动是谋生手段，其核心内涵有二：一是体力脑力是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二是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是商品交换的底层架构。基于这一内涵，劳动力和资本在现实的商品交换过程中各自生成相应的特质。其中，劳动力是生理性的，本质上是体力和脑力，只要个体存在，劳动力就存在，因此它伴随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具有发展的恒久性；资本则是外赋性的，它源于生产资料的部分占有（私有制），依赖于资本所有者（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机器实现对这种外部占有的暴力保障。在逻辑上，这意味着一旦国家机器易手，资本也就失去存在的根基和对现实的支配力。就此而言，资本具有历史的可易性和短暂性，其存在的前提是资产阶级专政。

具体到现实中，西方现代化是一种基于资本逻辑的现代化，其生存的前提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若存在，则西方现代化就存在，资产阶级专政若消失，则西方现代化就会消失。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一方面，如前所述，资本的逻辑植根于“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奉行的是“西方中心论”价值观，二者都具有逻辑上的历史局限性，这意味着西方现代化具有先天的合理性资源不足之痼疾；另一方面，资本依存于商品交换，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商品交换因生产力水平的不足而产生，也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按需分配）而消失，这意味着，在逻辑必然性上，商品消失之日也即资本消失之时。要言之，西方现代化除了具有先天的合理性资源不足之历史局限外，还具有历史的过程性之短板。

相反，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相比，具有历史的优越性。一方面，它是基于劳动逻辑（民本逻辑）的现代化，因体力和脑力在商品经济消失后依然存在，消失的只是其商品属性（交换性），因此，在商品经济阶段完结，人类历史走向产品经济阶段之时，劳动逻辑（民本逻辑）依然存在，劳动至上的理念在劳动从“谋生手段”质变为“第一需要”的同时，直接转化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本身。也就是说，在未来产品经济历史阶段上，“劳动至上”直接就等于“劳动是第一需要”。另一方面，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性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将随着科学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的升级而同步升级。在理论上，就中国而言，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在“劳动是谋生手段”阶段时，历史使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其基本路径；处在“劳动成为第一需要”阶段时，国家消亡，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建设共产主义。可以预见，届时，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现代化将融为一体，世界大同，天下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将依照其内在的“建成强国—实现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建设共产主义”之逻辑而逐步展开。

从未来战略指向来看，如果要用更加宏大的历史尺度去观察，分析人类实现现代化进程，则需要统筹考虑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劳动是谋生手段”和“劳动成为第一需要”），需要整体分析人类实现现代化全部进程。在劳动是谋生手段的阶段，如上文分析，西方现代化具有历史局限性，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历史优越性，二者相互影响，使人类实现现代化格局的演变呈现出“资本逻辑日渐式微—劳动（民本）逻辑逐步上升—人类实现现代化东升西降”基本走向。可以说，这是一个完全可以预见的趋势。在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的历史阶段，西方现代化因商品交换的消失而逐渐走向终结，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式现代化因产品经济的到来而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力量。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逐渐升级为人类现代化，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逐渐升级为建设共产主义伟大实践。

从逻辑推演的角度去看，届时，基于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文明升华为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即将呈现：主主平等、共享发展取代主客二分，劳动逻辑（或民本逻辑）取代资本逻辑，共同富裕取代两极分化，全要素协同发展取代单向度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取代无止境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和平发展取代殖民掠夺；届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现实，基于自由个性时代到来，自由人联合体将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形态，基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普遍化，世界大同将成为全球发展新景象，基于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和中华文化天下思维、天下观的高度融合，天下文明之话语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话语，基于“主主平等、共享普惠”哲学主张的普适化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进一步升华融合为人类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在其深远历史指向上，意味着将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启一个人类逐步走向世界大同、天下文明的新的伟大历史进程。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生发于人类商品经济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在劳动是谋生手段的历史阶段上，其发展的总趋势是“东升西降”，主要呈现为一种“中国式”逐渐向“世界化”扩展之走向。历史地具体地看，在这一宏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突破，对当代世界发展来说，预示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将逐步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为世界谋大同”会逐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新走向。当然，历史经验表明，这一定是一个很长且充满挑战的历史过程。然而，历史发展规律上的必然性，让我们深信不移且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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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 《人民论坛》杂志5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