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庆国：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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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庆国，男，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党的建设与孔繁森精神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一个历史底蕴厚重、思想含量丰富、探讨空间广阔，具有元叙事意义的政治话题。对于这一命题的持续思考和接力解答，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深刻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从“民主新路”到“自我革命”，标识出中国共产党人破解历史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始终做到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场景、命题提出、时空条件、发生机制、政治价值等方面，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学理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形成价值共识，诠释“中国共产党之治”与“中国之治”的深层密码，保持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历史自觉，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历史自信，切实增强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主动。

一、跳出历史周期率：一个内含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政治课题

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话”，成为一段广为人知的历史佳话。这次著名对话中所提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课题，是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主体的成败得失为本土经验资源，归纳出的一种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社会历史现象。无论是文本话语还是表意逻辑，均展现出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色。1.历史周期率命题的提出黄炎培提出的“窑洞之问”，是运用传统文化的话语和表意逻辑，对近代以来各种复杂社会现象，尤其是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共产党的光明前景进行对比观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既往的研究中，一些对历史周期率问题的相关著述往往采取选择性引用方式，这会导致诠释不到位或过度解读的不良倾向。发生学视角的研究，必须严格从文本入手。按照黄炎培的记述，跳出历史周期率命题的文本全貌是：“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段论述，具有严谨的叙述逻辑和层次结构，需要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文本解读和逻辑考察，发掘其历史价值和政治意蕴。2.“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历史周期率意蕴的核心表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出自《左传》，原文为：“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其基本含义是说，贤明的君主大禹和商汤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往往从自身找原因，因此迅速兴盛起来；昏庸的君主夏桀和殷纣则往往从别人身上找原因，推诿过失于他人，因此他们的政权灭亡迅速。从典籍记载来看，表达出两组对比性的因果关系。黄炎培则直接引用了两种结果的表述，建构起二者之间的连贯性关系，赋予其更为生动的表意旨趣和更加深刻的思想意蕴，要义在于从“其兴也勃焉”到“其亡也忽焉”的退化性转变。这种转变在历史场景之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很多政权表现出从无到有、从兴到衰、从强到弱、从存到亡的蜕变现象，表现为“很多政权在开始之时励精图治、欣欣向荣，很快取代旧政权；但是随着地位和环境的变迁，很快就蜕变、腐朽，从而导致衰亡，被新的政权所取代”。这种转变并不是必然性的、不可避免的“律”，而是一种具有或然性、可能性、循环性特点的历史效应。故而，称之为历史周期率（此处的“率”理解为“效应”更为达意）。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跳出历史周期率”“周期率的支配力”之说。3.超越并深化对历史周期率发生的原因分析黄炎培超越《左传》中原典意义上的“罪己”和“罪人”，即把君主个人的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作为政权兴衰主要原因的解释，结合自己的所见与所悟作出新的诠释。一是“其兴也勃焉”的主要原因在于创业初期往往环境艰苦，困难重重，时时面临九死一生的危险，在生存压力倒逼的情势下，组织成员能够保持昂扬的进取精神和执着踏实的作风，事事尽心，人人尽力，带来事业的繁荣兴盛。二是“其亡也忽焉”的根本原因则在于随着环境的不断优越，组织成员的精神逐渐懈怠。这种精神懈怠，诱发两个方面的风险：从历时的维度来看，会产生惰性，并由少数人的偶发行为蔓延成为群体性、顽固性的不良习气，导致积重难返，流弊横生，严重危及政权巩固；从空间的维度来看，对于自然发展的情况，黄炎培未作评论。他着重强调的是另一种情况，即随着治理区域及范围的扩大，因功业欲驱使而违背客观规律去强求发展，就会导致人才匮乏、能力弱化，出现治理危机，进而上演历史周期率悲剧。4.归纳历史周期率的三种呈现状态黄炎培归纳列举了历史周期率发生的三种情形，无论话语还是表意，均具有悠长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一是“政怠宦成”。这句话的主要文本渊源有西汉杂史小说集《说苑·敬慎》中的“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以及清代诗句“政怠宦成方默警”。依据黄炎培所讲的“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的描述，“政怠宦成”的语义逻辑应当是“政怠于宦成”。所表达的道理就是，无论政治集团还是官员个人，往往都会懈怠、蜕变于有所成就之时。实质上揭示出的就是谦受益、满招损之理。二是“人亡政息”。此语源自《礼记·中庸》中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本意是指执政者在其位，他的政治举措就得以实行；执政者离世或下台，其所行的善政就被废止。后人将“人亡政息”作为一个成语，引申其意为：为政在于得人，得贤德之人则政行，不得贤德之人则政废。这也正是黄炎培的“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所要表达的意思。三是“求荣取辱”。这一说法的文本渊源主要有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所述的“是以求荣而反辱，求亲而反疏也”；曾国藩在家书中所讲：“凡好名当好有实之名，无实则被人讥议，求荣反辱。”这些表述与黄炎培所讲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是相通的，就是指一味地追求名誉和荣耀，结果反遭屈辱，反映出一种动机与效果相悖的社会历史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而无视、违背客观规律。5.跳出历史周期率话题表达着国内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基本共识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在“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摆在国人面前的历史时刻，黄炎培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命题绝非偶然。这一命题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政治预设或共识：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新政权的缔造者是共产党。1936年和1939年先后两次到延安长期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并断定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1940年，“不官不党居第三者地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从重庆到延安考察。他眼中的重庆，“交际应酬，互相征逐……第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在延安，他真切感受到了共产党局部执政所带来的“十个没有”的社会新风：“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通过对比“重庆作风”和“延安作风”，他认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希望在共产党人身上。正是出于对延安精神的渴慕、珍惜和厚望，他提出了著名的“陈嘉庚之问”：“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设中共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从抗战即将胜利之际的历史情势来看，一方面，跳出历史周期率命题集中表达着国内外社会各界对共产党的政治作为和政党形象的积极评价，以及对共产党将成为未来新政权缔造者和领导者的基本共识；另一方面，此命题也隐含着一种政治忧患——共产党人能否不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保持政权不蜕化、不变质，坚守初心、慎终如始，进而实现政权的长期稳固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也正是黄炎培提出“窑洞之问”的核心目标及对共产党人的殷切期待——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历史周期率问题虽然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由黄炎培正式提出，但是作为一种客观历史现象，早就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所注意并有诸多述及。总体而言，尽管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历史周期率发生的原因，最终归结于“气数”或“天意”的宿命论或唯心观，然而关于这一历史现象的相关思考及论述，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窑洞对话”结合新的历史场景和政治实践，对历史周期率进行了主题概括和价值阐发，赋予其全新政治意蕴，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一个具有元叙事意义的政治范畴。

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凝结着党对执掌政权和自身建设的深远政治预见

作为话语意义上的历史周期率，虽然是由黄炎培正式提出的，但其所反映的理念和原理则早已进入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之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党史典故是“窑洞对话”之前的“甲申对话”。众所周知，毛泽东饱读中国历代史书典籍，深谙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规律，对于“周期率的支配力”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20世纪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出现转折之际，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开始思考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不重蹈骄傲后失败的覆辙。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反思明朝灭亡和明末农民起义失败三百年的纪念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突出表达了戒骄和防腐的历史洞见。毛泽东认为此文对于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意义，指示将其列为全党整风学习的重要材料。同年5月开始的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主题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这次著名的“甲申对话”的主题就是如何戒骄戒躁，避免“胜利—骄傲—失败”周期性循环的历史悲剧。同年，他又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并提出告诫：“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此，毛泽东结合党的历史来阐述“甲申对话”中所蕴含的戒骄戒躁、居安思危问题，是共产党人对如何“不做李自成”的初步回答。由此可以说，“窑洞对话”实际上是“甲申对话”的主题延续和认识深化。“窑洞对话”的主题从防范党员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进一步提升到治乱兴衰的政权建设规律的高度。黄炎培对寄予厚望的共产党人提出摆脱历史周期率支配的历史之问，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明末农民起义军因骄傲自满而导致失败悲剧正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案例。以“民主新路”回答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之问，表达出党经过长期探索得出的结论。第一，这一答案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属性。代表着大多数人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带领劳苦大众推翻“三座大山”、从被压迫者翻身成为国家主人作为根本使命，实现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体双重意义上的民主与解放。“共产党把我当人看”——来自底层民众对于民主理解的朴素表达，和“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唯物史观的中国化阐释，二者达成了对民主的认知与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有效实现党际、群际、派际的民主协商，创造出协商民主的典范样态，在一个农民占主体，封建专制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开辟出依靠先进政党领导，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崭新路径。第二，这一答案立基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执政实践。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党没有获得全国执政地位，但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的民主政权中，“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文盲半文盲占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实现了元典形态的真实、广泛、彻底的民主，探索出局部执政条件下的民主新路，奠定了回答历史周期率问题的实践基础。第三，这一答案强化于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窑洞对话”发生在党的七大胜利闭幕不足一个月的历史时刻。经过24年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无论是理论形态还是实践机制，都有了更为科学的理解把握，认识到全党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党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清晰透射出党内民主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的重要价值。党的七大创造了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党内团结的典范，毛泽东称之为“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从毛泽东提出“民主新路”答案的自信与坚定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党内民主的温度和力量。第四，这一答案标识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条基本路径。对于尚未取得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一种政治预判。这种民主超越资产阶级旧的民主形态，是在新型政党领导之下，适应新型政权建设的全新样态的民主。这一答案中提出两条基本路径：一是通过让人民监督政府，防范“政怠宦成”；二是通过人人起来负责，防范“人亡政息”，标识出运用无产阶级新型民主模式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条具体路径。这也契合黄炎培在延安所亲眼看到的“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政治新风。后来，黄炎培对依靠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评价，也是从这两个方面作出回应的：“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有的学者据此提出，对历史周期率的第三种情形“求荣取辱”，在黄炎培的记载中似乎未见毛泽东的回应。实际上，历史周期率的呈现形式是复杂多元的，归纳出的三种情形也是相互交叉的。尤其需要注意，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持续深入的。随着全国胜利即将到来，毛泽东更加注重从警惕党内风险的角度来思考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面对即将实现的社会地位、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巨大变化，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告诫：“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针对这样的风险，他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还作出“六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六条规定”虽然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是经过党中央的大力倡导，成为共产党人的铁规矩，奠定了做到“两个务必”的重要制度保障。“两个务必”和“六条规定”均蕴含着对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等风险隐患的清醒预判，可视为对防范历史周期率第三种情形“求荣取辱”的深刻省思和郑重回答。“赶考对话”是党在全国执政之前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又一次重要回答。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出发时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赶考对话”是对“甲申对话”的回应、对“窑洞对话”的续答。“甲申对话”的主题是防范胜利后的骄傲自满情绪，做到慎终如始；“窑洞对话”的主题是如何破解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做到初心不改、永不懈怠；“赶考对话”则侧重于如何防止腐化堕落，实现长治久安。这三次历史性对话，基于不同的历史场景，从不同角度回应了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对防范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三种情形作出了系统回答，形成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基本逻辑框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表达着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强烈历史主动和坚定历史自信

历史周期率是客观存在的。跳出历史周期率没有止境，不存在唯一的、一劳永逸的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对历史周期率问题作出突破性探索，成功找到了依靠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表达出强烈的历史主动和坚定的历史自信。1.“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思考基点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总结自身建设以及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重要判断，铺垫起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思考基点。第一，在应对改革开放考验和反思苏东剧变教训中，深化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在“冷战”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交锋碰撞，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新变化、新特点。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没能经受住考验，导致变质变色变味，最终丧失政权，重演历史周期率的悲剧。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提出警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进入新时代，结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党执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演变的教训，都揭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这一论述，从社会主义政权的夺取与巩固、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地位得与失的新视角，审视和诠释历史周期率问题，深化了对“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命题的思考。第二，在经受市场经济考验中始终保持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侵蚀风险的高度清醒。党的十四大作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引发了党的建设外部环境的综合性变迁，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主要有三个风险点：一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固有的利益驱动逻辑，以及经济社会领域中滋生的“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向党内生活传导渗透的风险；二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经济领域的商品交换原则存在着向政治领域、党内生活传导的风险，与党性原则产生冲突，影响着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三是在对外开放环境下，市场经济原发性的个人本位主义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和作风，会从不同渠道、以不同方式渗透到党内生活之中，并产生消极影响，甚至会腐蚀文化根基。这三个风险点贯穿起一条清晰的线索，即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以公正性诉求为根本价值导向的政治逻辑与以利益追逐为核心驱动力的市场逻辑之间的内在张力始终存在。如何有效缓解二者之间的张力，防范商品交换原则向党内生活渗透蔓延，构成了从严治党的一条逻辑主线。习近平深刻指出：“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坚持党性原则至上，有效缓解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的张力，成为从严管党治党，跳出历史周期率面临的一个亟待突破的新课题。第三，在一党长期执政的使命担当中深化对历史周期率命题的思考。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时代新定位，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又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一党长期执政”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完成政治使命的历史必然性，反映出一种新型政党执政体制的现实合理性。在此政治语境中，实现长期执政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最终目的，“一党”则是根本前提。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其中的道理，他进一步阐释说：“我们是共产党执政。很多规矩是共产党立的，执行也是共产党去执行。毛泽东同黄炎培谈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是说要让人民来监督。我们要保证共产党长期执政、始终为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加强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能力，在体制机制层面加大监督力度。”如何克服外部监督不足的风险，通过解决自身问题实现一党长期执政使命，成为新时代思考跳出历史周期率命题的重要基点。2.从“四种危险”到“四个不容易”：对历史周期率政治意蕴的新阐释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党所面临的“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体现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所面临主要风险的深刻自警。进入新时代以来，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习近平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意蕴进行了新阐释。2018年1月，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他对历史周期率问题进行了集中阐述。第一，在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中探究历史周期率的发生机理。习近平指出：“我经常讲到历史周期率问题，这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到秦末农民起义，从“文景之治”、汉武帝称雄到汉末三国纷争、天下动乱，从“开元盛世”到唐末的衰落，从“康乾盛世”到清代后期的国势衰微，历代王朝都未能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悲剧，“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这一论述揭示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内部危机—社会危机—统治危机—改朝换代的演变逻辑，“自身出问题”则是源头所在。第二，在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反思中保持“赶考”的清醒与坚定。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在打击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历史发展中起到重大进步作用，同时失败的教训也发人深省。早在2013年12月，习近平就强调指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2018年1月，习近平在讲话中又专门分析了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在领导起义军初期，由于军纪严明、体恤民心，因而能够快速攻占北京；进京后，起义军骄傲自满、沉迷享乐，最终人心涣散、土崩瓦解。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在内的很多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起义队伍不能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这实质上就是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对当年“甲申对话”和“赶考对话”政治意蕴的新揭示，确立起“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的主基调，体现出永葆“赶考”的清醒与坚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主动精神。第三，提出“四个不容易”的重要论断，对历史周期率命题作出新阐发。基于对历代封建王朝兴替循环历史悲剧和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深刻分析，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封建政权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政治工具，王朝更替并未改变政权性质；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政治组织领导的农民起义，无法彻底摆脱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不能实现根本性政治革命。封建王朝更替和农民起义的失败结局是历史周期率的经验来源和生发依据，但是社会主义政权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着不能进行简单化对比、机械化套用，“四个不容易”是对历史周期率的新诠释。这一诠释，从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一般过程出发，总体上划分出功成名就之时、执掌政权之后、承平时期和重大变革关头四个阶段，对历史周期率发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透视与经典概括，对历史周期率的呈现形式进行了新阐发。“四个不容易”是历史发展规律与现代政党长期执政规律相结合、直面时代课题与破解历史难题相结合的典范，奠定了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新答案的认知基础。3.从“民主新路”到“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接续回答与丰富完善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在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在尚未全面掌握国家政权时期，毛泽东提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如果说是一种政治预见和历史前瞻，那么，习近平提出的“自我革命”则是从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实现长期执政使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角度，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答案的新思考和新概括。第一，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主体自觉的新升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观点及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成功实践，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认知基础和逻辑依据。让人民监督党和政府，是主体自觉自醒的表现。其要义在于通过外部监督的压力激发内在动力，保持生命活力，最终消除历史周期率的发生条件，阻断其发生通道。但是，在执掌政权后，从可能性上讲，党员干部就具备了依靠权力规避甚至拒绝外部监督的能力和条件，历史周期率发生的风险不是减少了，甚至比执政之前增加了。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即使是由衷的感恩赞扬和真诚的鲜花掌声，也同样会带来潜在风险——弱化甚至丧失革命精神和奋进斗志，进而就会萌生得过且过、贪图享乐、安于现状的不良心态。因此，必须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主体自觉。习近平进一步强调指出：“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这些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范畴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样态，以防范骄傲自满、解决执政党自身问题为切入点，在彻底的“主体革命”语境中，深度建构起工人阶级政党之无私性、正义性、真实性和进步性的政治品格；在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逻辑理路中，体现出对立统一规律在政党自身建设中的生动运用，揭示出保持政党活力的不竭源泉，以“中国共产党之治”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体现出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主体理性的真正统一。第二，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跳出历史周期率主体素质的新拓展。1949年，在即将取得执政地位之际，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政治警告，初步开辟出通过党的自身建设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新路径。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三个务必”是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的政治保障，体现出对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进程中主体素质的内涵完善和路径拓展。一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状态。古往今来，无论是对于组织还是个人来说，功成名就、实现目标之后的精神懈怠问题，都是一个与人性本身弱点有着密切关联的无法彻底克服的难题，是历史周期率发生的思想源头。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同样面临这样的风险。习近平曾提出警告：“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全党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并成为一项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要求。这是从思想源头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重要探索成果。在历史周期率面前，所有的历史活动主体都是平等且无一例外的，核心目标是坚守初心，保持本色。信仰信念和使命担当的坚定与执着，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法宝；崇高的党性原则，是克服人性弱点的思想武器。保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追求，能够构筑起历史周期率发生的思想堤坝。二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品格。历史的教训一再表明，随着环境的变化，统治集团内部个体性、偶发性的骄傲自满、享乐奢靡现象，很容易扩散传染，演化为破坏力极强的歪风陋习，成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诱因。党的作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奠定了防范上述风险的深厚基础。但是经验也表明，歪风邪气易于反弹回潮，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特点，必须常抓不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在获取执政地位前夕提出的作风要求。在新时代，面对伟大成就和辉煌业绩，能否做到自豪而不自满、自信而不自傲，牢记古今中外政治实践中那些安于现状停顿不前、居功自傲追求享乐的深刻教训，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一个重要条件。三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能力素质。迈向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上面临的各种长期斗争、重大斗争、复杂斗争，均是历史周期率发生的潜在风险。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为此，迫切需要强化全党的斗争意识和斗争能力。我们党就是在培育敢于斗争的勇气，磨砺善于斗争的本领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斗争精神和斗争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源泉，为经受风险考验，实现长期执政，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重要的能力支撑。第三，从“六条规定”到“八项规定”：跳出历史周期率作风导向的新标识。中外历史的教训表明，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特权思想，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资源条件进行腐化蜕变，进而出现上行下效、恶性传染现象，逐渐形成流弊横生、积重难返的不良风气，是历史周期率的普遍性发生机制。因此，政治组织或执政团体高层的率先垂范尤为关键，是良好作风的鲜明导向和核心标识。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六条规定”，开创了从高层做起，立规明戒涵养新风的历史典范。实践表明，一些看似“小节”的作风问题的频现，不仅会透支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公信力，还会累积凝结成“亚文化”形态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党内生活中传播，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环境。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鲜明表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治不良作风的坚定决心。八项规定颁布之后，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规则细化，政治效应比较明显的莫过于对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待遇方面的严格限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些方面的规定过于笼统化、宽泛化，而且由于工作性质与内容不同，同一级别的领导干部在实际需求上有很大差别，在“就高不就低”的趋利心理作用之下，很多待遇演化为饱受公众质疑的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对领导权威和政治公信力造成了损害。各地对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待遇方面的严格规定，貌似“小节”问题，然而其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导向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如果前冷后热或时冷时热，前紧后松或时紧时松，均会功亏一篑。厉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实践表明，制度执行力才是最根本的内驱性净化力量，锻造了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作风利器。第四，从“三反”斗争到“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跳出历史周期率政治自信的再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毛泽东就高度警惕党内出现的腐化堕落问题，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及时惩治党内滋生的腐败现象。他还分析归纳了干部蜕化变质的“五部曲”——懒、馋、占、贪、变，深化了对执政条件下党员干部腐败发生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腐败问题与历史周期率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习近平指出：“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因此，“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以反腐败斗争的态势把握与风险预判为逻辑起点，以建设廉洁政治为目的归宿，以坚持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为立场表达，以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为原则遵循，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以作风建设为切入口，以纪检领导体制与巡视制度改革为体制保障，以“权力入笼”为治本之策，以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结合为基本方式，以体现“常”“长”特点的生态净化机制为成效保证，取得并全面巩固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实现了反腐败斗争的理念升级与模式创新。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腐败治理是世界性难题，也是政权易手、政党垮台、人亡政息历史悲剧一再上演的根本诱因。中国共产党人把反腐败看作“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依靠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和魄力以及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彰显出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党优势和政治自信。第五，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继续探寻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一重要命题。对于有志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自我革命没有止境，探寻历史周期率的破解路径也没有止境。我们党既要勇于自我革命，更要善于自我革命，依靠成功解决现实问题，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历史周期率具有复杂的生发机理和演变机制。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一党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必将会面临着很多特殊问题和困境。推进自我革命的进程，就是要不断发现并解决自身存在的老问题和新问题、普遍难题和独有难题，防范显性风险和潜在风险、现实性挑战和可能性挑战，在总结并遵循自我革命规律中不断增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能力。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六个如何始终”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自我革命必须清醒认识并着力解决的深层次难题的经典概括和系统阐明，可称之为“自我革命之问”。解决这六个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就是不断深化自我革命实践、丰富自我革命内涵、拓展自我革命领域、完善自我革命路径的过程。

编辑：思齐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8期“党建热点”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