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圣军:粮食安全和粮食进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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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我们一般笼统的强调要保障“粮食安全”，而在众多的粮食品类中，大豆显然已经无力确保，我国大豆年度进口量在9000万吨左右，按照单产300斤/亩计算，需要6亿亩土地，而2018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6亿亩。若全力确保大豆安全，谷物安全将无从谈起。

在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中，口粮显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最高优先地位，即使在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新时代，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依然不能取消，一号文件的表述方式为“完善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保留了最低收购价的政策框架，只是近两年不断下调最低收购价，以尽可能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在部分粮食品种国内产需出现缺口的情况下，为满足国内高质量发展和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无疑要扩大进口，为此一号文件也有明确要求，即“主动扩大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

第一，必须解决“放”多少的问题，即进口规模问题，这在一号文件中也有明确要求，即“科学确定国内重要农产品保障水平”，显然不能无限量无约束的随意进口，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

第三，必须解决国内产业保护问题，人多地少决定了我国粮食的小规模经营模式，与新大陆国家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相比，显然没有成本优势，任由国外农产品进口冲击将势必导致国内粮食产业的衰败，因此“国门打开”与“国内保护”必须同步实施。

我国是一个历史上经常发生粮食灾荒的国家，饿死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也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事情。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之后，国际经济一体化水平提高，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已成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和必然趋势。

2019年一号文件体现了“粮食安全”与“粮食进口”更高层次相互融合的精神，同步推进“主动扩大进口”与“强化国内保护”，且“有保有放”，切实将粮食进口楔入了粮食安全的大框架中。（作者单位：国家粮油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