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东 程晨：现代城市社区邻里生成机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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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东，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程晨，女，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是居民建立和谐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场域。重建社区邻里关系是学界永恒的话题。近年来，我国各地城市社区逐步探索出精英式治理、第三方治理、合作式治理与契约式治理等有效治理模式，但仍面临各种挑战与问题。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与变迁，传统的毗邻为亲、守望相助式邻里关系逐渐衰落。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治理机制侵蚀居民自治空间；社会流动性增大加剧居民异质性程度，催生陌生人社区，邻里情怀与公共意识渐趋隐没；社区公共空间的封闭性安排挤压居民社会交往机会，使居民缺乏归属感与安全感，影响社区邻里关系。“有邻居无邻里”逐渐成为现代城市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社区只是人们吃饭、睡觉的地方而距离人们生活“栖居地”的空间角色越来越远。

一、关于社区邻里关系问题的既有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社区邻里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四种观点：其一，基于空间生产视角对社区邻里内涵的探源。该视角认为邻里既是聚居的物理空间，也是互动的社会空间，内含家园感、凝聚力、行动力三大主要因子。一方面，地缘单元是培育社区邻里的基础；另一方面，邻里关系不仅具有私人社交属性，更是一种由赋权与参与、合作、支持与互助、提供服务共同型构的组织化社会交往网络。其二，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对社区邻里价值的识别。该视角将邻里关系视作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认为“邻里社会资本”有利于培育社区公共性。有学者指出，邻里关系的唤醒与重构是营造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逻辑起点与最终归宿。邻里互助是支撑社区居民自治的公共精神和价值资源，通过对邻里正效应的因势利导，可以促进社区的“社会性”。其三，基于生态系统视角对社区邻里生成掣肘因素的辨别。该视角主要考察社区环境与邻里关系的交互影响。邻里空间的分割使得邻里生态交往网络逐渐萎缩、人际互动契机的减少致使邻里交往逐渐衰落、社区自组织发育不足挤压邻里信任的生产空间、社会化的自媒体“群”“圈”等冲淡邻里间的淳朴情感、共同的历史经历与共同记忆的缺失加剧邻里冷漠，这些问题逐渐演变为社区邻里关系建构的制约因素。其四，基于集体行动视角对社区邻里建构路径的探析。相关研究分别从强化制度供给、加强基层党建引领、数字技术驱动、扩大公众参与等维度探讨唤醒居民公共意识、扩增居民交往动机、推动居民社区参与的行动路线，进而以集体行动的开展为着力点助推社区邻里圈层与邻里文化的建构。概言之，现有研究着重探讨了城市社区邻里的内涵界定、价值阐释、制约因素以及建构方案等问题，为新时代重构城市社区邻里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提供理论启示。然而，现有研究在逻辑上尚未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鉴于城市社区邻里不是既成的社会体，而是一种可以不断建构的情感实体，如何识别邻里关系要素之间的作用关联并持续维护其互动和支持，成为化解城市社区治理中潜在的共同体消亡倾向的关键所在。二是建构社区邻里对于增强社区治理效能的价值与意义何在。一般而言，城市社区邻里关系建构既要解决持续性问题，避免项目驱动、活动招募等任务导向型事务对社区人力资本进行临时配置，致使社区居民交往被动化、消极化，进而造成社区邻里关系虚化；还要解决邻里效应发挥问题，避免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居民与社区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弱化，特别是基于理性选择而形成的政治冷漠、道德冷漠和参与冷漠问题，进而导致社区公共性萎靡。而互惠理论强调一种创造性社会交换关系，为解决城市社区邻里建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二、互惠关系：社区邻里建构的新视角

1.“互惠的邻里”之理论源流互惠概念的产生由来已久，其理论源头可追溯到人类学家马赛尔·莫斯于1923年对原始社会“收礼必还”现象的解读。莫斯认为互惠的交换是一种集体的社会现象。同期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以澳洲的“库拉圈”交换仪式透视互惠逻辑，指出所有权利与义务都可纳入互惠之中，社会结构的对称性是互惠义务必不可少的基础。后来，德国学者图恩瓦正式提出互惠概念，将其界定为建立在给予、接受、回报三重义务基础上的两集团之间、两个人或个人与集团之间的相互扶助关系。1949年，列维-斯特劳斯进一步提出交换中的互惠观点，认为整个社会都可看作基于互惠沟通的体系，甚至婚姻的缔结都是围绕女性的一种交换。1957年，卡尔·波兰尼将互惠作为一种社会整合模式进行研究，并将其列为与再分配、交换同等重要的社会经济类型，强调互惠对交换行为的前置意义及其对社会关系的维持与建构功用。1965年，马歇尔·萨林斯将互惠行为划分为普遍的互惠、平衡的互惠和消极的互惠三种类型，强化了互惠原则的可计算性。1983年，马文·哈里斯主张，再分配的交换体系最好理解为扩大的互惠形式。循此路径可知，互惠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组织相互对称点之间的利益移动，互惠行为只在以社会义务为基础的对等的两个单位之间进行。随着互惠内涵的不断深化，互惠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各项研究之中。我国学者綦晓光将互惠理论嵌入经济学制度分析框架中，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会产生实在互惠行为，互惠行为的持续演化互动又会形成契合不同文化背景的经济制度。张兆林在进行民间艺术生产分析时将互惠理论引入民俗学领域，提出互惠存在于若干独立个体或群体之间，发挥协调与合作功能，并将分工与互惠的弱化归结为聊城木版年画萎靡的根源。鉴于互惠理论对各类主体互动与资源交换的客观解释力，内含于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基层治理课题也开始以该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针对我国城市传统邻里关系式微困境，学者们以互惠为视角进行了诸多研究。李欣怡认为，邻里的友好互动是一种互惠互利行为，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与互利互惠，能促进多元、异质主体的共在与统一。方亚琴指出，居民之间密切的互惠交往能培育社区信任，而个体对邻里信任或互惠关系的感知能决定其进行邻里交往的倾向性。张维维强调，社会企业通过以互惠为基础的资源调配与互助行动，能够促进邻里交往、融洽邻里关系。何晓斌也在对进城农民与本地市民两类群体的邻里信任差异格局分析中发现，相较于日常性的邻里互动，互惠型交往更能激励邻里信任的产生。以上研究从不同领域证实了互惠理论的意义与价值，特别是为研究邻里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总体上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逻辑架构，也存在对互惠与交换概念的模糊使用。毋庸置疑，互惠的本质就是交换关系，二者都是生产性的转让，都增加社会福利，但互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交换的深化（见表1）。不同于市场交换，互惠具有不同特征，构成邻里关系的新视角。首先，就逻辑起点而言，互惠不是完全视对方行动而定的行为，不以直接的利益回报为出发点，而是主动为他人福利做贡献并期望他人如此，但并不要求有指定条件的或完全对等的补偿，他人可以退出未来的参与。其次，就行动媒介而言，互惠不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资源才是必要的流通手段，包括有形的资金、物品、场地、设施与无形的荣誉、声望和面子等资源。再次，就群际规范而言，互惠的规则不是基于理性选择驱动，不以等价收益为行动目标，而是基于道德与传统来调节社会互动以及促使社会关系网和初级群体结构的形成。最后，就关系维护而言，互惠带来“未作具体规定的义务”，即未使用正式合同对有待交换的物品与数量作出具体的规定。建立和维持互惠关系主要取决于信任与尊重，即基于信任而产生对彼此行为的预期，基于尊重而赋予主体自主选择的权利，进而形成一段时间内的连续交换。

表1  互惠与交换的辨析

通过对互惠的理论溯源与概念辨析，本文将互惠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组织以增加社会福利为出发点，以资源流通为手段，基于义务与信任、道德与传统的连续互助过程，其特征是不要求完全对等的回馈。结合上述研究也可知，互惠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在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构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将互惠理论嵌入基层治理，研究邻里关系，可以具体化为主体、环境与机制三个维度。其一，互惠主体的交互是邻里关系生成的动力源泉；其二，互惠环境是邻里关系生成的情境载体；其三，互惠机制是邻里关系生成的技术工具。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型构了社区邻里生成的静态框架。2.“互惠的邻里”之分析框架基于互惠理论的理论源流，互惠主体、互惠环境和互惠机制要素共同构成了邻里互惠的静态框架。但是，关于三者是如何互动及其如何推动社区邻里生成的问题，还需要从动态过程的角度进行解读。对此，有学者指出，在研究邻里的过程中可以将邻里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来对待，邻里中拥有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角色和行为模式。如果没有与邻里相关的行为角色、行动或思想，居住邻近的邻里并不能完全代表邻里的含义。结合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的“价值—制度—角色”三维分析框架，可以将邻里生成的动态逻辑提炼为“价值引领—制度嵌入—角色调适”三步环节。如此，静态框架与动态过程的充分融合形成了社区邻里的理论框架（见图1）。

图1   邻里生成的理论框架

三、主体—环境—机制：邻里生成的结构要素

邻里是指居住邻近的人们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它不仅包括组织内部成员的社会联系，也包括组织外的社会联系。一般而言，邻里关系的生成取决于互惠组织、互惠环境和互惠机制三个核心要素，其中，互惠主体是基础，互惠环境是外部条件，互惠机制是关键，它们共同构成邻里关系建构的静态框架。1.基础要素：协调互补的互惠主体互惠主体是指邻里中的资源供给与交换单位。在邻里关系中，多元互惠早已是一个基本共识。居民及邻里组织、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工机构、驻区单位等不同行动主体在功能定位、资源禀赋、行动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性构成了多元主体团结协作、良性互动的基础，由此衍生的功能依赖与资源互补是互惠的必要条件。它映射了邻里主体之间的交互支持与利益共享关系，及其相互汲取优势资源的内在需要。然而，多元行动主体之间往往存在多重社会关系，蕴含着逻辑迥异的身份、信息与规则。在邻里关系维度，社区生活场域是一切关系的出发点，居民是邻里成员的共同身份认同，其工作身份、社会身份、家庭身份、性别身份等多重身份属性皆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邻里可看作由若干地位和权利平等的居民自发成立的组织，即便某些高官显贵、名流宿儒加入邻里组织，其扮演的仍旧是生活圈层意义上的居民角色，与其他成员是平等互助的伙伴关系（见图2）。

图2   协调互补的互惠主体

自组织系统若要维持平衡有序的状态，须保持开放性，与外界持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邻里组织的维系也不例外。在邻里关系中，居民是核心建构者与直接受益者，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工机构、驻区单位等作为资源补充者、功能补缺者为居民互惠提供鼎力支持。居民在参与资源交换与互惠过程中，间接促进外源主体治理公共事务的效率与效能。具体而言，政府在基层治理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以政策制定、项目支持、资金注入等行政动员手段驱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引导邻里组织有序开展自治活动，夯实社区邻里情谊。社区居民委员会所拥有的“行政末梢”与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双重属性使其在资源共享中天然地具有承上启下、聚合协调的职能与作用，在培育邻里文化、发展邻里组织、开展邻里活动、拓宽邻里互动渠道、健全邻里参与通道、增强邻里互助互信等方面具有组织优势。专业机构服务向社区的延伸为居民输送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它们承接政府公共服务，为公共服务与自我服务的衔接落地提供技术支撑，为社区弱势群体提供专业化、精细化服务，发展普遍性互惠。驻区单位包括社区辖区范围内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的参与，有利于丰富社区资源结构，促进社区资源配置方式更新。例如，机关单位免费向居民开放停车位、物业公司减免物业费、爱心商家进行物品捐赠与免费供给服务等整合在地资源网络的举措可以使邻里互惠“有米可炊”。在开放性系统中，互惠主体的交互协作突破了单一主体固有的资源约束困境，通过灵活的资源交换促使邻里互惠日趋紧密。2.条件要素：引导互惠的邻里环境邻里环境是对个人行为产生持久影响的关系系统，是影响邻里关系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外部因素。邻里中“多数人的价值观”会作用于个体行为与态度，引导其寻找与之意见一致的人。目前，学术界对邻里环境的构成尚未达成一致。康雷等选取邻里之间的认知、交往、支持和社区参与四个维度作为衡量邻里社会环境的指标。汪毅将暴力氛围、物理特征与环境污染作为欧美国家环境机制作用于邻里效应的三个要素。刘义等认为邻里环境变量可解析为社会环境与建成环境。李欣等以物质环境、设施环境、社会环境作为复合的邻里环境构成要素。学者们从不同的维度探讨了邻里环境的构成要素，探究物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效应，但大都未对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进行分类分析。影响邻里关系建构的外部环境系统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技术环境与空间环境，内部环境系统则是指由组织架构、组织文化、组织资源、组织成员构成的邻里组织（见表2）。

表2  邻里环境系统一览表

就外部环境而言，政治环境是由对社区生活共同体产生影响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构成的，是群体成员为解决问题而采用的共同框架、共同决定或共同行动，具体表现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跨界协作、公众参与”的社区治理体系，法治、自治、德治兼具的社区治理制度以及社区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等。经济环境是指影响社区邻里效应发挥的经济基础，包括基本的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潜力等，它不仅决定邻里互惠能力，还会造成邻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性。高质量的社区经济环境有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助力居民之间从疏离冷漠转向理性兼容。文化环境是指社区内含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社会规范等，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能有效激发居民的内生性交往合作，促进异质性主体的互惠往来。技术环境指代促成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支持系统，能够通过较短的传播路径推动居民嵌入信任互惠的关系网络，进而降低集体选择的协商成本，增强嵌套组织运行能力。空间环境多指代社区物理空间，是一定地域范围内自然生态、景观建筑、功能布局、设施配置的总和。一般而言，社区景观阵地的友好开放、公共空间的便利可及、场地设施的内容契合都是提升居民交往频率与深度的物质前提，为居民之间持续稳定的互惠行动奠定基础。就内部环境而言，良性的组织环境是邻里建构的内源性因素，组织架构、组织文化、组织资源、组织成员要素的交互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形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动机。当居民处于一个相互关照、相互礼让的社会关系中，其行为会受之影响，生产邻里共有的行为特征。在邻里环境中，当“有事好商量、大家的事大家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时间出时间、有点子出点子”成为社区共同的生活方式时，每个人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与他人共有的行为特征，如与他人商量、捐赠闲置资源、参与志愿服务。3.关键要素：基于自愿的互惠机制互惠机制是指互惠主体在相同或相异目标中的资源共创共享合作，随着互惠主体与互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互惠理论基于交互对象的特点，即互动行为中是否存在第三方接受者，将互惠机制划分为直接互惠与间接互惠。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随着凝结于直接或间接互惠机制中的信任关系不断增强，邻里关系也将随之生成。就直接互惠机制而言，它是施惠者与受惠者双方的赠予、接受和回报行为，施惠者作为善意行为的发起者能得到直接收益，受惠者作为善意的接受者能直接回馈施惠者。相较于此，间接互惠机制则打破了直接互惠机制中行动主体的双重重合，在原有双方交互基础上增加了与第三方的互动合作，这有益于邻里互惠的进一步壮大发展。根据善意行为的发起或接受方式差异，间接互惠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上游间接互惠与下游间接互惠。上游间接互惠中的第三方是受惠者角色，即A施惠于B之后，B并未回馈于A而是进一步施惠于C。下游间接互惠是指施惠和受惠行为发生后，互惠中的回报者由另外的第三方担任，即A施惠于B之后，C向A施惠，这是一种基于声誉与形象动机的间接互动方式。在邻里互惠中，多以直接互惠和上游间接互惠机制为主。作为一种调节人类关系、促进人类合作的机制，互惠机制在邻里关系中可理解为邻里组织通过资源与服务共享行动，盘活邻里资源，传承“给予—接受—回馈”的社会关系。事实上，科层机制与市场机制同样有着促进合作与居民参与的功能，之所以提出互惠的邻里建构机制论题，主要是针对当前不少社区治理实践中科层机制存在高度行政化、标准化弊端与市场机制引入的利益至上、优胜劣汰导向而言的。相较于科层机制和市场机制，互惠机制在巩固运作基础、促进资源交换与维系成员关系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征。从运作基础来看，邻里互惠机制以未作具体规定的义务和信任为基本认同，要求施惠者相信受惠者会履行回报的义务，而不以强制性权力或诱惑性市场资本作为互惠双方的互动基础。从交换的资源和产品类型来看，邻里互惠机制是以居民自身拥有或链接的邻里资源与邻里产品为“礼物”进行交换，而非公共资源与公共产品或市场资源与市场产品。从关系类型来看，邻里互惠机制强调双方或多方之间始终保持自愿和尊重的“给予—接受—回馈”关系，而非命令与服从或等价交换关系（见表3）。

表3  互惠机制辨析

由此，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背景下，居民、邻里组织、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专业机构、驻区单位等邻里互惠主体基于特定的邻里互惠环境相互叠加、组合、拓展，构建出直接互惠与间接互惠相结合的邻里生成静态框架。

四、价值—制度—角色：邻里生成的动态逻辑

互惠对于参加者总是带有内在意义成分，这些内在意义成分的核心是建立社会交往，发展社会公共性。公共性是对私人利益的超越，以及面向整个社会共同体共同利益的包容和敞开，其创造的主要载体就是社会交往。互惠框架在静态上解答了邻里的互惠关系建构问题，仍需在动态视角上进一步关注邻里从“价值引领—制度嵌入—角色调适”所形成的公共性创造逻辑。1.价值引领：基于互惠共生的邻里共识凝聚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有着共同价值和紧密社会交往的邻里，互惠的邻里关系能解决单一个体无法克服的社会问题，在尊重社会自主性与居民利益基础上激励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社区自治，形成统一的社区认同与价值共识。更为重要的是，秉持“建设社区邻里共同体”共识而开展互惠共享行动始终是生产社区公共性的目标，也是形成邻里关系的基础。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观念创造的世界图景，往往如同扳道工似的决定着行为的利益驱动轨道。”观念价值指引着人的行动方向，主体的行动实践是由价值决定的“被动”行动。作为核心互惠主体的邻里组织应当将自身置于互惠共生的价值追求下，为建立关系纽带、谋取公共福利而承担责任。根据马克斯·韦伯对社会行动取向的四种分类，邻里价值共识的引导逻辑可以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传统和情绪四个方面展开。工具理性强调目的和结果的实现程度，它取决于环境和他人行动的期望，这些期望被当作实现自身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的“条件”或“手段”。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高频流动的社会群体与“个体化”的崛起致使传统邻里走向衰落，“邻里复兴”“社区共同体营造”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目的性行为，“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等价值引导成为基层治理实践的共识性工具。“互惠共生”正是上述价值在邻里关系建构中的进一步体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有决策能力与行动能力的异质主体相互协作，采取共同认可的规则，达成工具理性式的互惠共识，进而超越个体化旋涡而建构邻里共同体。但是，受工具理性思维主导的行动者容易将价值理念完全视为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而缺乏对价值内涵的理解，因此需要辅以有意识的、以价值为取向的价值理性进行配合。事实上，工具理性是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价值理性是解决“做什么、为何做”的问题。价值理性决定于包含在某种特定行为中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承载着个体的价值立场与评判标准。回到社区邻里建设场景之中，价值理性的作用逻辑是将“互惠共生”作为居民自觉选择的对象而非工具，并将其作为居民始终奉行的价值取向，用以推动实现邻里整合与协作发展。近年来，基层社区聚焦居民的揪心事、烦心事与操心事，引导居民通过协商议事摸清需求清单与资源清单，合成供需匹配的互惠服务清单，不断推进邻里熟悉度与信任度，促使互惠理念内化于居民心中。相较于主流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取向，传统与情绪两类取向在人类行动中处于边缘位置。一方面，传统往往决定于根深蒂固的习惯，能为构建邻里关系提供充足的文化养分。我国古语有云“远亲不如近邻”“千金买户，八百买邻”“行要好伴，住要好邻”，道出了邻里在社会关系中的突出地位，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善邻、亲邻、睦邻观念。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的“守望相助”“亲邻互助，山成玉”等思想逐渐与现代基层治理中的“共建共治共享”“多元协作”等理念相结合，凝聚为“互惠共生”的重叠共识，为助力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和谐邻里提供价值指引。另一方面，情绪源于行动者的具体情感和情绪状态，在邻里生活中体现为互惠主体之间的同理共情。对于邻里而言，情感认同能够凝聚人心、重塑民众公共精神，推动其在互惠交往中相知、相信、相助，为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奠定基础。2.制度嵌入：基于耦合系统的邻里规则共建体现在主体行动上的许多终极目标或价值观，往往需要制度载体的承接与传导。维持稳定的交换关系，需要将交换过程进行制度化规范。制度可以界定为工作规则的组合，所有规则都包含着禁止、允许或要求某些行动或结果的规定。邻里制度的建立也是一个多层规则共嵌的过程，即在价值共识与目标共识基础上，依托内外兼容的制度耦合系统寻求集体理性。正如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确立的“社会规则秩序二元观”一般，“社会秩序的型构并不能仅通过社会秩序规则或仅通过行动者个人的目的而实现”，而是需要建立外部规则和内部规则来应对不同的环境，弥补单一治理规则的固有缺陷。进一步讲，充分耦合的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能够更好地契合政府、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制度偏好与制度选择，衔接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的策略要求，激发居民制度执行动能。结合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可知，有关邻里关系建构的制度系统由形成鲜明对比的外部法规规则和内部操作规则构成。法规规则是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治理意志制定的外部规则，包括为调解邻里纠纷、促进各种互惠行为而制定的系列法律条文、评估监督办法和政府购买与招投标规定，其作用是使外部的政府或权威能够认可关于居民自主治理的基本规则。具体而言，法规规则明确了居民在社区参与中必须遵守的规范以及对越界行为的惩处措施。在宏观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等一系列社区外部规则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依法有序组织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主旨，为居民参与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具有引领性、决定性、规划性等特征。在中观层面，由地方政府部门颁布的各项制度着重关注社区服务供给与社区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模式，进一步明确了居民参与的权利、机会与资源投放标准。然而，源自政府的外部规则并不能完全契合居民的现实需求，需要适时退出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活动，引导居民建立内部操作规则，以便更好地激发居民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在基层治理中，操作规则是指邻里组织针对社区公共事务，结合自身利益，运用民主协商手段制定的内生性互惠规则，具有自我赋权、自我决策、自我执行和自我监督等特征。在操作规则的制定与应用过程中，邻里组织往往自我排查需求、自行设计治理方案、自行协定团队自管公约与监督规则等操作办法。3.角色调适：基于互动链条的邻里价值共创邻里之间的互惠行动，既是在“互惠共享”价值取向下的特定行动模式，也是个体或组织在内化制度规范后的具体行为。所有行动者都遵循基于资源的“给予—接受—回馈”式互惠机制，形成给予者、接受者、回馈者三重行动者角色。而角色总是与责任相辅相成，即每种角色在社会关系中都有着既定的责任与行为期待，个体在扮演某种角色时应当履行与该角色相对应的责任与义务。就互惠行为而言，给予者是指自愿为他人提供时间、精力及物质，乐于满足他人需要的群体；接受者则与给予者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一般认同、接纳给予者所提供的服务或资源；回馈者通常也是接受者，他们针对个人所得而向给予者表达感谢、回赠资源或服务。随着邻里互动的逐渐深入，行动者应进行相应的角色调适，以便实现邻里资源的高效交互，构建复合性、动态化的互惠模式来适应社区的公共性生产诉求。通过给予者与接受者（回馈者）之间的角色调适，互惠模式可划分为给予型互惠、接受型互惠和平衡型互惠三种类型（见图3）。

图3  邻里互惠类型

其一，给予型互惠。根据萨林斯的观点，互惠具有普遍性，居民在普遍的互惠中仅仅扮演给予者角色，并不期望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得到回报，只是实施单纯的利他交换。在给予型互惠模式中，居民承担的主要角色是资源或服务的给予者，也即居民的付出总是大于收益，而物品永远只朝着一个方向流动，形成一种普遍给予型互惠。其二，接受型互惠。在接受型互惠模式中，居民承担的主要角色是资源或服务的接受者，他们所获得的大于所给出的，是一种以获得利益为目的的利己行为。与普遍给予型互惠相对应，若是居民仅仅扮演接受者角色而完全不做出任何回馈，就形成一种普遍接受型互惠。由此可见，在给予型互惠与接受型互惠之中，一方的行动不是完全视他方行动而定的，可能存在不付出成本而坐享其成的“搭便车”行为。这种“搭便车”行为是促进弱势群体享受社会福利、推动社区获得更多集体利益的一种途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但是，这种单向的互惠始终应限制在小范围内的弱势群体之中，若是一个普通居民也冠以“弱者”之名，其应尽的义务少于互惠关系所期望的，那么给予方会承担更多的组织与行动成本，互惠关系势必不可持续。其三，平衡型互惠。在平衡型互惠中，居民既是资源和服务的给予者，也是接受者。在互惠过程中，居民供给的资源或服务与之收到的是将近等值的物品。这是居民互惠的理想类型。在近年来的基层治理实践中，体现平衡互惠的邻里互惠典型案例当属各地推行的社区公益积分兑换机制。社区居民以其供给的物品、资金、服务或场地设施来获取等额的相应积分，再以积分来换取他人“明码标价”的各类资源。通过积分制的深化应用，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正向回馈感知逐步增强，提高了其持续互惠的可能性，也奠定了居民持续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基础。

结  语

从古至今，邻里一直都是城市结构的重要组成单元，也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场域。随着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优化，邻里的内涵随之不断扩充，其对培育公共性的助推力也日益彰显。邻里既作为生活实践形式，承担着促进社区居民信息流动、经验传播、社会联结以及强化地缘性利益共同体的功能，也作为新型治理单元，具有推进居民自治参与、培育邻里社会空间以及促进正式制度在基层落地落实的治理职责。可以说，邻里的实际使命是如何使生活变得更有价值，以便尽可能地解决其他社会组织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然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引发基层治理中居民原子化、邻里矛盾频发、邻里冷漠等问题，更暗藏邻里消失与公共性萎缩的风险。如何在基层常规治理中唤醒邻里关系、生产公共性成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命题。互惠理论认为，行动者或组织之间是否进行互惠，决定着“互惠型共同体”和公共性生产的建构，这为破解社区邻里关系建构中的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搭建一个简洁有效的共识性工具框架是建构邻里关系的理论前提，需要一个多维要素互构的过程。就邻里关系的建构而言，互惠主体、互惠环境和互惠机制的相互作用将主体、资源、环境、行动等要素纳入一个相互影响、共同互动的关系网络，促进多主体通力合作以及合作互惠的治理策略与治理框架的形成。在此框架中，通过价值引领、制度嵌入和角色调适三维一体的逻辑理路，展开共识凝聚、规则建立和价值生产三步动态过程，实现建构邻里关系的目标。当然，邻里生成的理论逻辑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在前文研究中，互惠的邻里组织在资源开发、邻里环境改善、和谐邻里关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已初现端倪，其作为互惠的初级单元，通过不断的增值能够推动邻里的发展进程，以实现更广泛区域的互惠，解决更大范围内的问题。正如罗纳德·J.奥克森所言：“依赖初级单位所产生的长期利益具有更大的意义是，互惠扩大到涉及更大的重要共同体的更特殊的关系。地方居民学会的互惠可能转变为地方社团间的关系，并通过各种主要代理人的关系，转变为包括‘国家’在内的更大的重要共同体的管理方式。”根据互惠关系的辐射范围，可将邻里组织分为在社群内部同源互惠的封闭性组织、在社群内部与社群间进行互惠的开放性组织以及在社群内部、社群间与跨社区进行互惠的跨区域组织，与之相对应的邻里类型则是社群邻里、社区间邻里和区域邻里。由此可见，互惠的邻里并不局限于社区内部，甚至可以成为区域共享乃至国家共享的一种发展观。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有必要对这一发现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与挖掘。

编辑：翊明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9期“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