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中国自陷于农本社会怪圈的经济地理学析解

gecccn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

一 、引言

1.1 李约瑟之谜的完整表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李约瑟提出的有关中国文明的两大不解之谜近年来再次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兴趣。他在"传统中国的科学"一书的引言中提出两个千古之迷。之一是，"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呢？"之二是，"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李约瑟 1981 第3页）。李约瑟的千古之问其实还暗含一层往往为中国人忽略的意思，即在他看来，由科学革命（一般以16世纪的哥白尼革命为其发端）上朔14世纪，即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造福人类方面并没有领先西方。所以，要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之谜，我们不能回避这个千古之谜天然包含的三个部分：一，为何在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并未领先西方；二，为何在其后的14世纪期间中国走到了西方的前面；三，为何从16世纪起，中国又再度落后。在研究李约瑟之谜的众多文章中，大多忽视了，或者回避了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部分，因而将李约瑟之谜理解为中国自古以来就领先世界，只是近代（1500年）以后才落后了。其实，忽视了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部分，也就无法回答第三部分，甚至连第二部分的答案也有可能误入歧路。　　

李约瑟终其一生，未能找出令人满意的谜底，却向世人证明了在长达1400多年间，中国的确拥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傲世的科技发明。鉴于直至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仍一直领先世界各国（Maddison 2001 表B－18），人们自然提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的疑问。　

科学革命之谜和工业革命之谜有联系，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但产生科学革命的地方并不一定产生工业革命。反过来，后来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近代以前并非科技发明的重镇。例如，科学革命中作出革命性贡献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和牛顿等巨星中，只有牛顿是英国人，并且出现于科学革命的末期。开科学革命先河的哥白尼，其祖国波兰在欧洲一直不算先进国家。文艺复兴时期意气风发的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人才辈出的法国，在出了许多令人眩目的科学，哲学巨人后，也都长期沉寂，并未发生本土性的工业革命。显然，工业革命较之科学革命需要不同的必要条件。 　

工业革命的发生及其带来的工业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自觉选择和设计的结果，而是由于工业革命所需的各种必要条件正好汇集于当年的英国而触发的结果。各种文明和各个民族，包括中国在内，对这场革命的发生都作出了或多或少的直接和间接的贡献。然而, 来自各个民族的贡献并非出自它们的初衷，工业革命的后果更出乎它们的意料。　

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初看起来带有偶然因素。为何到了18世纪下半叶，地处欧洲边陲，被乾隆皇帝斥之为蛮夷之国而不屑与之交往的英国，正好能提供工业革命的所有必要条件，而不是拥有灿烂古代文明的希腊，中国，或印度，也不是首先带领欧洲走出中世纪黑暗的意大利，或籍哥伦布发现美洲而一度称霸全球的西班牙，或首先将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带给世界的法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2 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要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所需的必要条件自然要比继起的工业革命发生地所需条件强得多，因为工业革命具有全球性影响，迫使各民族结束自在状态，使它们或自愿，或被迫地走上工业化道路。既然1776年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工业革命，这表明，单以当时人类所掌握的技术和科学知识计，已能支撑工业革命之发生。由于本文旨在讨论工业革命，所以本文以科学革命的成果为给定前提，提出以下五项工业革命发源地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1）良好地理禀赋条件；2) 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条件；3）较高的工商型城市化水平的条件；4）与其他文明有民间经济交流的条件；5）安全保障的条件。

以下简单解释这五个条件。一，地理禀赋条件指的是适当的地理位置，地表和地下的自然资源，以及由地理位置而来的气候条件。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的地理位置离主要文明的距离必须适中，既能容易地吸收主要文明的已有成果，又能保持相对独立。煤，铁矿藏存在于交通容易达到的本土之内。耕地和气候所能支撑的人口能达到一定规模，但又存在较强的人口压力。二，城市化的条件不但指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指城市是开放性的，并以工商活动，而不是官僚机构为城市生活的中心。三，和其他文明有民间经济交流的条件指的是民众有经营外贸的自由和航海传统，因而有内在动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外界的信息，技术和知识。四，经济制度的条件指的是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及其自由交易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有相应的比较自由的政治制度作配合，既能保护私有财产，又能避免专制引起的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五，安全保障的条件指的是在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具备免于被异族征服的能力，甚至有征服异族的能力，以免文明因蛮族的入侵而大幅倒退或湮灭。 　　

这些条件的出现可以有先后，但是，只有当这些条件同时汇集到某一地点，才有可能在该处发生工业革命。地理禀赋的条件之所以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影响古代文明出现的早晚和所取形态的主要因素。从遗传基因理论可知，现代人类的祖先均起源于非洲中南部。他们走出非洲丛林和草原时，尚未形成社会，也无后来才有的语言，肤色，文化，制度，和行为上的差别，平均潜在智力也应基本一样。他们逐渐散往几乎所有适宜居住的陆地和海岛，以追逐生存所必须的土地。显然，他们其后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所面对的不同的地理环境。

1.3 本文假设

本文的假设为，工业革命之前，各民族处于自在状态，影响他们走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为他们各自所处的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不同。本文用以下两项似乎矛盾的事实验证上述假设。第一，宋朝的疆域剧烈减少，城市化水平却空前提高，工商活动与海外联系变得活跃，并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著称于世。第二，元朝以后中国疆域相对人口获得周期性扩大，中国反向农本社会倒退，创造，发明日趋沉寂。

1.4 本文结构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对有关中国为何未能自发走上工业革命道路的文献作一简单回顾。第三节以古代中东，古希腊和英国为重点，介绍地理禀赋对工业革命之前的各个民族的发展路径的重大影响。第四节介绍赫克谢－俄林理论与内生型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第五节介绍宋朝及继起各朝的疆域相对人口的变化。第六节用上节列举的历史事实，验证用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假设来解释中国。

二、有关中国错失工业革命良机的文献回顾

2.1 宋朝之迷

中国未能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已是历史事实。究竟原因何在？见仁见智。哪个朝代与工业革命的诸必要条件最为接近？也是众说纷纭。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明清时候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许涤新和吴承明1985）或'早期工业化' （李伯重 2000）。国际上有些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专家则认为较之明清，宋朝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黄仁宇 1997 第456页），甚至是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费正请 1994 第90页）。这些问题代表了极为有趣的学术挑战。对此加以研究，一定能提供许多今天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值得回味的教训。

宋朝以活跃的商品经济和繁华的城市生活，比较自由的市场制度和对外贸易政策，影响深远的科技发明而著称于世界。"火药、罗盘、活字印刷术以及胆铜法、火柴等等，大都是10世纪末到11世纪发明创造的。这些发明创造是宋手工业生产发展极为显著的标志。"（漆侠 1999年第32页）。这使人不禁发问，一个面对外族的连年入侵而不能自保的朝代，为何在经济、技术、文化和制度创新上却有如此的成就？是什麽原因导致宋朝在逐渐丧失大片成熟的耕地的不利条件下， 获得空前的经济繁荣和技术突破？宋之后中国是否仅有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是有质的提高？

2.2 泾渭分明的两派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其实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解答李约瑟之迷的一部分。黄宗智在他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 （1994 第2－6页）中指出，在中国国内比较典型的看法有循环停滞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相对应的在西方则有冲击－反应论和近代早期论 。在循环停滞论者看来，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种超稳态（金观涛 1984）。原因有种种，限于篇幅，仅列举几个。其一为，单一经济结构的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自给自足性 （陈平 2000）。其二为，自古以来中国正常的制度和生产力的演进经常因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中断，甚至倒退，出现周而复始的循环（刘昶1980）。其三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对工商业的回报率，因而工商业无从发展（姚洋 2003）。其四为，中国的文字和语法结构束缚了中国人对法理社会的思考和探索，使中国长期停滞于礼俗社会（李韦森 2004）。　　

与这些观点对立的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者。在他们看来，中国最早在明朝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却先后受阻于满族的入侵，以及后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许涤新 吴承明 1985）。但是如果将满族入侵和后来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不区分它们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生产力，会难以说明同样一种生产模式，为何在欧洲大大促进了英国之外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在当年的中国却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窒息性的阻碍，这与后来上海等中国近代城市的快速崛起的经验也是不相吻合的。

冲击－反应论是海外的主流看法。持这种论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本身并不能进步到工业社会，但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 （费正请 1994第8－9章）。中国不能自发进展到工业革命的原因，在明清两朝人口急剧繁殖，使社会剩余几乎丧失殆尽，处于一种高水平的马尔萨斯人口陷井之中，因而无法提供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来源 （Perkins 1968；Elvin即伊懋可1973）。没有来自西方的刺激，中国会继续自锁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井而不能自拔。艾德荣（Edwards 2005）的最近研究则认为，明以后的政治制度的变迁使中国的产权体系退化，创造、发明动力消退，使中国无法发生本土性的工业革命。　

近代早期论者从国外呼应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中国在明清两代并未自锁于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陷阱之中 (Lavely and Wong 1998；Lee and Wang 1999) ，或认为至少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活动水平和西欧发达地区如伦敦一带旗鼓相当（Pomeranz 2000）。这种观点认为，若无后来的西方的冲击，中国有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可能。　

当然，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观点。例如，李伯重既支持中国在明清两朝的江南地区出现早期工业化的观点，又认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属于劳动密集型，演变为英国式重型结构的工业化的可能性不高 （2000， 第11章）。

2.3 内卷化论和发明模式论

黄宗智（1994 第16－18页）则认为以往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理论都不能圆满解释中国的特殊国情。他一方面认为明清时代中国的确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否认循环停滞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人口过剩，农业劳动的每日边际产品递减与城市中工商业的繁荣同时存在。他甚至认为后者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所谓的'内卷化' 或'过密化'。

由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动力不是来自厂家的唯利是图，而是来自农村剩余人口在土地之外寻找出路的企图，因而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并不一定会在中国出现西欧意义上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在观察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乡镇企业的经验之后他又得出结论，工业化并不一定非在城市中进行，因而提出要寻找第三种理论和第三种发展道路 （黄宗智 第36页）。　

林毅夫（1995）则探讨了人口与实用技术的关系。据他研究，在基于经验的发明模式盛行的年代里，中国自古以来便拥有的庞大人口使中国在创造、发明上有人口优势。但是，15世纪之后，欧洲采用重复试验的模式从事创造、发明，使发明、创造取决于试验的频率，与人口规模无关。中国庞大人口不再有发明的优势，因而逐渐落后。不过，林的理论不能解释以下事实。根据Maddison (2001 表B－10)，公元元年至16世纪的长时期中，印度的人口规模大于中国，因而难以解释为何正是这段时期中国在实用技术上领先世界。其次，林的理论虽能解释为什麽中国在15世纪时开始落后于欧洲，但没有解释为什麽欧洲忽然于15世纪后找到了新的发明模式。最后，林的理论无法回答为何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中期之后，在人口几倍于宋朝的情况下，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即使不和欧洲相比， 仅和宋朝之前的年代相比， 也显得十分萧条。　　

综上所述，各种理论、观点或者认为直到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为止，中国并没有出现自发的现代化迹象；或者认为中国最早在明清两朝的中晚期才开始出现商品经济的发育和早期工业化的痕迹，但为外来势力所中断；或者将中国近代落后归因于中国发明模式的落伍，特殊国情引起的内卷化，语言结构的缺陷，或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政治制度等。这些假设无疑都有一定的解释力量，但是它们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原始人类走出非洲丛林时，并无发明模式，国情，语言结构，文化，或政治制度等的不同，为何他们会分化出不同的文明形态，取得不同的进步速度呢？显然，造成他们后来在种种差距和不同，最主要在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不同。

三、近代以前地理秉赋对文明演变的影响

3.1 地理禀赋和最早崛起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关系

上文指出，李约瑟之谜暗含为何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并未领先西方的问题。五大洲中，农业文明最早崛起于今天的中东一带，是和当地的特别的地理位置有关的。这一地区正位于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第一站，又正好有尼罗河，幼发拉第河和底格里斯河等大河所形成的大片平原。因临近地中海，该地夏季干旱，冬季湿润，容易繁殖籽多而大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并支撑较易驯养的大型食草类动物，却使森林难以蔓延（Diamond 1997）。　

这种生态环境使在此生存的人类较他处更快地驯服象马、羊这样的大型食草动物以作挽重或肉食之用，由多籽的草本植物培育出今日所知的大麦，小麦等重要农作物, 又因无需砍伐森林，在没有金属利器的条件下便能开垦出大片耕地。定居的农耕生活必定导致人口的繁衍。较大的人口必定产生沟通的内在要求，于是较精密的语言和文字应运而生。人口压力也导致政治组织的产生以协调人群关系和防御边敌。人口规模并导致有关农牧业，灌溉工程，天文星象等知识和技术的较快积累和改进（林毅夫 1995）。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多，居民中得以游离出脱离农牧业的阶层，分工负责社会管理，知识整理，手工业生产，和贸易。由于集聚效应，他们必定形成城市。这样，最早的以城市为核心，拥有文字和社会组织的苏美尔（Sumer）文明便在7千年前的两河流域产生，比其他文明早了起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Grove 28－31页 1997)。　

地理位置在文明的传递上也起了决定性作用。苏美尔文明的成果不但为继起的巴比伦文明所吸收，而且对临近的埃及文明，腓尼基文明和波斯文明等也曾有渗透。埃及文明对离它不远，位于东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发生影响，后者的精华又被邻近的希腊本土文明吸收和发扬光大。这是文明由南向北的传递路线。古希腊还从由东往西的文明传递中获益。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文明对地中海的贸易，航海和殖民作出杰出贡献。波斯文明则对小亚细亚半岛，包括爱琴海东岸发生深刻影响。腓尼基和波斯后来均与古希腊有许多互动。这些来自南边和东边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早期文明在历法，天文，数学，建筑，公共工程，社会制度等方面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为古希腊的迅速发育提供及时的营养。难怪希腊本土在天文，数学，航海，贸易，殖民，哲学，艺术和社会组织方面的进步特别神速。由此看，正是中东和地中海的地理位置，孵育出一系列的灿烂而异质的文明。古希腊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其得以站在这些邻近的早期文明巨人的肩上创造出更为辉煌的文明 （参见孙道天 2004第一章）。古希腊的文明成果又为罗马文明所吸收，使之最后得以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延续上千年的空前帝国。相比之下，中国位于资源优裕，却与世隔绝的东亚地理环境中，远离其他古文明中心，自然很难借鉴这些优秀文明的成果。这部分解释了为何李约瑟认为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在科技发明上并没有领先西方。

3.2 地理秉赋和社会－经济形态

地理位置对古文明所取的社会－经济形态也起了主要作用。例如，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中国的华北平原，和印度恒河流域必然孕育出庞大的农业人口。由于缺乏天然屏障，这些古文明必然以大一统的专制王朝为长期均衡的社会形态。例如，最早出现的苏美尔文明同样具有原始军事民主制的特征，但在两河流域的一马平川的地理形势下无法长期维持小而自由的城邦形态，最后难逃为巴比伦王国取代的命运（崔连仲 古代卷89页）。　

古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多山的地形加小而靠海的冲击平原，以及虽然靠近中东古文明，却又有爱琴海和地中海与之相隔的地理位置，使它获得不受专制王国的干预，自由地走上由雅利安人的部落军事民主制飞跃进入城邦文明的独特道路。可是，由于印度的广大平原能够支撑庞大的君主国，同样由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后建立的自由城邦，无法长期存在，不久都遭并吞（斯塔夫里阿诺斯 1999年中译本第211页）。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数。当时中原诸国都以各自的都城为中心，互相竞争。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古典希腊的城邦国家间的竞争。诸子百家可以林立的都城中自由选择一处作为著书立说，招纳弟子的立足之地，因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然而，除秦国之外，这些国家之间并无天然屏障。这说明华北平原的地理环境能够支撑一个庞大的统一帝国。群雄并立的局面是无法长期维持稳态的。果然，秦以其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优势，各个击破，灭掉六国，又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统一民众的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嘎然而止。

3.3 超前的古希腊城邦

尽管每个古代文明都拥有自己的城市，但不同类型的古文明中城市的功能和人际关系可以十分不同，因而对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有非常不同的影响。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国家，在公元前的短短几百年间的所谓古典时期，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每一领域都处于领先水平，留下令现代人也叹为观止的灿烂遗产。 　　

古典时期的希腊文明的主要特征便是其市民所享受的自由、民主和世俗型的城市生活，以及与外部世界高度互动的经贸关系。每个城邦的幅员其实不大，一般建于沿海的小块冲积平原上。城邦间为巴尔干半岛的崇山峻岭所阻隔。古希腊的城邦不但生产农产品，更生产各种手工产品，用于交换。由于城邦大多无法实现粮食的自给，它们必须输出手工产品或文化产品，从海外，特别是黑海沿岸输入粮食。 　

这种地形对希腊城邦的发展影响深远。各城邦能借助周边的高山自卫，由于腹地有限，没有一个城邦可籍以崛起而抑制其他城市的自由发展，并必须和外界发展贸易联系 （斯塔夫里阿诺斯 1999年中译本第202页）。大部分居民住在四周的城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居于城中从事工商活动的居民的比例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很高。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雅典总人口40万，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于城中 （崔连仲 1997 古代卷第214页）。另据Bairoch( 1988 第6页)估计，希腊全境的城市化水平在古典时期高达20－30％之间。这意味希腊的城市化水平在两千多年的古代，便达到了中国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才分别达到的水平。　　

希腊城邦国家所提供的都市环境和海外联系，使居民变得见多识广，目光犀利。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又使他们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很少束缚和禁区。古希腊哲人养成对自然，对人生，对社会的各类问题追根刨底。可贵的是，他们并非胡思乱想，而是遵循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的形式逻辑作严格的推理和归纳。古希腊的民主体制下，公民崇尚的是以理服人，不接受绝对的权威。提出理论的人要经得起别人的反复诘难，甚至否定。这种争辩会迅速暴露谬误，较快接近真理，使古希腊的科学思想进步特别快。

例如，生活于公元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提出球形大地说，并非凭空猜想，而是基于对几何现象，力学现象和热力现象的反复观察和论证。据此，公元前3世纪的埃拉托色尼用几何的方法巧妙地算出地球的周长，并提出地球表面充满大部分是水面，创立经纬网，绘制出基于大地球形说和经纬网原理的世界地图（张箭 2002第一章）。又如，科学家和发明家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理，计算球体，园锥体和其他立体的计算公式，并在深刻理解杠杆原理的基础上，发明螺旋提水机械和使罗马海军溃不成军的撼船机械 （詹姆斯和索 1999第页）。古希腊的哲人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涉及了物理，数学，天文，几何，逻辑和政治学等基本概念和方法论，形成一个科学思维的传统。他们实际上已经初步懂得用试验的办法从事发明创造。"这样，希腊人就创造了一整套锐利无比和确切严密的批判方法。……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思维创造力，始终同他们的哲学发展紧密相关，而它们的原创基因不在别处，就在希腊哲学。" （杨适 2003前言第3页）显然，古希腊文明所取的社会形态会促使公民之间发生平等而密切的人际互动，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动态和政治动态出于商贸利益有密切注视的动力，并使他们富于进取心，不懈地追求事物的本原。建立于这种工商、海外贸易和科学思辨之上的古希腊文明，在短短几百年间便较同期其他文明更快地建立一个科学传统，并首次接近一些重要的科学真理。　

所以，古希腊文明和被动、孤立，静止，人口高度分散而缺乏互动的农业文明有天壤之别。在农业文明中，城市往往只是政治控制和传播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的中心。这些中心追求的是大一统，秩序，稳定，服从和思想的同质化。因而农业文明所孵育的城市很难成为思想活跃，标新立异，努力探索未知世界的中心。 　　

生气勃勃的希腊城邦制度在文化、科学上的进步后来为罗马文明所继承。西罗马帝国遭蛮族入侵灭亡后，古希腊的文明成果为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所保存。奥斯曼帝国攻克拜占庭前夕，大批难民携带古希腊的抄本和知识逃往意大利城市 （詹姆斯和索 1999前言第10页）。后来以威尼斯为代表的一些自由工商贸易城市在15世纪末以重新发现古典希腊、罗马为号召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创造了工业革命最后得以在英国出现的包括科学革命在内的许多早期条件。究其原因，威尼斯等城市在制度和功能方面和古希腊的城邦十分相象，并得益于古希腊的哲人智慧和科学传统。它们多是高度自治，工商发达，外贸兴旺，市民和外界的联系频繁的港口城市 （黄仁宇 1997 第2章）。

古希腊城邦国家的例子说明用人口和疆域的大小抽象解释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原因有其局限性。人口的空间分布形式（即取农村形式还是城市形式）以及人际互动的制度形式（专制还是民主体制），也许更能说明技术进步的速度。城市的积聚效应，民主制度下公民享受的广泛自由，使希腊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使它得以通过参加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分工和贸易，迅速占据分工链的上端。难怪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国家以不大的人口规模，在知识，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许多领域取得和同期拥有上千万人口的文明相比毫不逊色的成就。这是一种超前的文明，其内核之合理，优美和高尚，令人折服。

3.4 英国的地理秉赋与工业革命的发端

工业革命既然首先发生在英国，表明当时的英国同时具备了工业革命所需的所有必要条件。英国虽长期处于欧洲边陲，其实和欧洲仅隔一条狭窄的海峡，并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便和欧亚大陆有交往。英国后来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全面吸收了希腊城邦文明及其派生的罗马文明的精华，而且发扬岛国航海的悠久传统，通过全球性的直接贸易有机会接触世界各个民族，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成为一个领先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民族。英国具有的比较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比较开放的社会体系，加上地理大发现后方兴未艾的大西洋贸易和海外殖民带来的黄金机会，终于造就了工业革命的伟业。 　　

这里，英国的地理位置和要素禀赋对英国后来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工业革命的其他四个条件都可从英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要素禀赋派生而来。如果英国位于非洲，亚洲或美洲的边陲，就难以自古代起便受到古希腊文明及其派生的罗马文明的熏陶，难以迅速分享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陆的近代科学和文化成果。古希腊文明采取城邦形式，并在殖民，航海，贸易，科学思辨等领域卓有成效，积累丰富的知识，这对英国从事工商，航海，殖民，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发展城市化是很大的启发和引导。英国作为岛国，不能象传统的大陆型强国借助蚕食邻国领土扩大疆域，只能鼓励民间自由经营海外贸易和殖民开拓，才能减轻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压力。民间自发的航海贸易和殖民活动，使英国社会能源源不断吸收外来的信息，知识，技术，使社会日益开放。也正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在一般情况下，有天然的安全保障，社会形态比较自由、宽松。如果其领土和欧洲直接相连，为了巩固边防，就必须发展强大的陆军，对社会也有严密控制的必要。如此，便容易产生军事寡头，或专制政权，使经济自由受阻，市场机制难于发育。如果英国本土没有容易采掘和运输的煤，铁矿藏等工业革命的重要原料，工业革命会无从发动。最后，英国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当时方兴未艾的大西洋贸易的航线上，使有悠久的民间航海贸易传统的英国获得经济发展的黄金机会和强劲动力。因此，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策源地决非偶然。 　　

无论是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崛起，其文化、艺术、科学、政治、哲学等短期内即飞升到人类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英国自发踏上工业革命的不归路，地理禀赋都起了主要作用。由此可见，当各个民族还处于自在状态时，地理禀赋对每个民族的局限也好，恩宠也好，是极为深刻的。对中国为何陷于农本社会，没有自发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显然不能离开对中国的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分析。

四、要素禀赋理论和内生型城市化

4.1 赫克谢－俄林理论的启示

经济学中，对地理秉赋的影响十分重视。例如，赫克谢和俄林用两种要素，两种产品，和两个部门的模型，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推出以下结论：各国的产品构成，分工和贸易格局主要由本国的要素禀赋的比例所决定 （Krugman 和Obstfeld 2000第4章）。例如，在只有土地和劳动两大要素，两个生产部门，两种产品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本民族福利的极大化，相对劳动来说土地更为丰富的民族会生产和输出更多的土地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土地来说劳动比较丰富的民族，则会生产和输出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判断某一产品是劳动密集型还是土地密集型的标准，主要看每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土地要素的量相对劳动要素的量何者更为密集。　　

根据赫克谢－俄林理论，如果一个民族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例如土地这种要素突然变多，假定产品的相对价格 和由技术水平决定的各部门要素比例不变， 不但新增土地的全部会进入土地密集型生产，而且本来用于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一部分土地和劳动此时也会流向土地密集型生产。所以按照这个理论，一个本来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的民族，在获得新的土地之后，不但会将所获得的土地全部投入到土地密集型的生产部门，而且会将原来用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一部分劳动和土地转而投入到土地密集型的生产部门中去。  

赫克谢－俄林理论对内生型城市化这一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根据他们的理论，一国疆域的扩大，会造成农业这一典型的土地密集型部门的扩张，使人口分布变得分散，使城市化水平停滞甚至下降。恰成对比的是，由于劳动密集型部门所需土地很少，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内便可容纳较多的劳动。所以，如果一国疆域缩小，劳动密集型部门相对农业部门会获得扩张，造成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出现。手工业和商业在近代以前的社会里，便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因而集中于城市。由于这类城市的人口来源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集中和扩大，所以，是分工和经济利益驱动的产物，必然是面向贸易的工商型城市。

4.2 制度创新，内生型城市化和增长

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只有三个。它们分别为投入的简单增长，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第一种增长源泉有其局限性。地球上任何民族都没有无穷无尽而种类齐全的资源。因此，单靠投入的简单增长，经济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更有效的两种增长途径。技术进步表现为生产力边界的向上外移，因而用同量的投入可得到更多的产出。制度创新表现为产出由生产力边界之内移向边界。因而用同量的投入也可获得更多的产出。其中制度创新的意义更为深远，因为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但能提高经营、管理的效率，而且会提供技术进步的强大诱因，间接地将边界外推。所以，制度创新是使技术进步内生化的主要途径。 　　

在人类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城市化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题目。一个外向型的，由市场机制引导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城市化过程是使希腊迅速取得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因。这是一种内生型的增长过程。所谓内生型增长指的是通过不断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达到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依靠已有的技术，制度和单纯增加各种投入，或通过外来财政的转移达到本地经济总量的增长。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因为它不依赖于疆域的大小，自然资源的丰饶，而是通过自愿互利的交换获得自身增长所要的投入。内生型的城市必定是工商型城市。外生型的城市化主要通过政治或军事渠道由他处获得财政转移，因而其主要功能不是政治控制便是军事防御。一旦失去这种功能，或政府的财政来源枯竭，城市便会萎缩。 　　

具体来讲，内生型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优良环境的原因如下。首先，以Lucas (1988; 1993)为代表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内生增长理论十分强调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因为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他的近作更进一步指出，城市通过吸引农村移民，使他们在都市的环境中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而达到促进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从而获得经济的内生增长（2002） 。在城市的环境中，由于各种生产要素集中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之内，大大提高它们相互碰撞和结合的机会，因而不但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使已经积累的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外溢效应。例如，工商型的城市环境会聚集大批的能工巧匠，专家学者。城市比较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便于他们的接触，来往，交流，切磋，因而容易产生思想的火花，导致技术进步或制度创新。　

内生增长理论中强调的外溢效应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还取决于居民吸收知识的能力（潘士远和史晋川 2001）。谬误和落后的东西在城市的环境中比之在农村更容易被识别、鉴定。先进的和科学的东西也更容易为教育水平较高，见多识广的城市居民所欣赏、传播。这是因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容易通过书报、杂志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因而知识的积累和转播的速度因人口的密集而大大加速。　

Barro (1990) 指出生产性的公共财对经济中的私人厂商产生正的外部性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城市中的基础设施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各行各业的相对集中，使它们能通过分摊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的成本，使城市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对企业来说，由于可以分享日益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因而可以带来平均生产成本的剧降。　

人口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的高度密集，大大有利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在城市的环境里生存的人口，由于离开了耕地，每个人都要拥有一技之长才能糊口。所以，密集的人口不但为广泛的分工提供客观环境，而且逼迫着大部分人走向分工和专业化的道路。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一直十分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近年来，以杨小凯 （1991；1999）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劳动分工和内生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把分工的意义上升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的高度。而城市这种人口的空间密集分布形式向不断细化的分工提供了最好的环境和动力。　　　　

同时城市环境中人口和企业的密集使企业得以就近获得现成的大市场。由于市场往往大到足以允许许多同类企业的并存，激烈的竞争使企业必须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以免被淘汰出局。这种环境有利于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脱颖而出，新的技术和新的制度容易得到模仿和推广。  

内生型的城市由于依靠工商业得以繁荣，因而比较愿意支持有利于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制度安排，比较愿意给市民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反过来，制度、法规的完善又大大促进技术进步。可见这样的环境十分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内生型城市化的好处的认识，只是由于现代经济学的发达才完成的。历史上，城市化只是人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产生的自发的社会形式，并非自觉的选择。因此，这种自发的社会形式往往受到种种的外界影响而变形。如果说巴尔干的地形对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形成发生极大的作用的话，那么宋以来中国疆域的变化对中国的城市化和早期工业化则发生相反的影响。

五、宋元明清四朝的疆域和人口的逆向变化

5.1 历代疆域和耕地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中，疆域最小的是宋朝，最大的是紧接着的元朝。北宋在西夏和 辽(后来的金)的逼迫之下，丧失了部分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国界被推到长城以内。到了南宋，更丢失了位于淮诃以北的所有平原以及号称富甲天下的关中平原。北宋和南宋也都未能控制今日四川、贵州的部分和云南的全部。这些地区当时在吐蕃或大理国的控制之下 （谭其骧1996年第六册第3－4页和44－45页）。　　

宋朝丧失的疆土例如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等都是相对来说最容易开发的，也是汉晋以前中国的人口重心之所在（表一）。长江以南地区毕竟没有华北和淮北那样延绵千里，天然适宜农耕的大片平原。江南虽然有一些冲积平原，但多为丘陵和高山相隔, 每块面积与华北平原和淮北平原不可相比。江南多山，多沼泽，耕地面积无法迅速扩大。梯田的修建，沼泽的开渠排水，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时间和规划。可想而知，宋朝面临的人口压力要超过前朝。

出处: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604-606页。本文转引自赵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7页。

可惜，中国并没有可靠的耕地统计。先看中国的耕地面积。表二 根据的是赵岗的研究结果（1982）；表三根据的是梁方仲 （1980）的研究结果。比较两者的数字，10世纪以前赵岗的数字小于梁方仲的数字；10世纪以后，赵的数字大于梁的数字。有些年代中国的耕地面积起伏很大。例如，由汉朝到隋朝，耕地面积扩大两倍多，接近今日中国的总耕地面积。但到了疆域广大的唐朝，耕地面积反而缩小（表三）。有时仅仅十几年内便见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例如，明朝初年由3.67亿亩扩大到8.51亿亩只用了12年（表三）。显然，增加的耕地大部分是曾经耕种过，后来因为战乱而抛荒的土地。要特别指出的是，土地一经开垦，很难彻底破坏。一旦需要，抛荒的土地可以很快恢复生产。于是我们可以推测，明初的12年里一定有大量的人口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这些一度抛荒的土地。这正是赫克谢－俄林模型所预言的。

出处：赵岗 陈钟毅 1982

出处: 梁方仲（1980）甲表1的数字四舍五入而来。

我们还可作如下的推理。如果较早的朝代已经达到某一耕地面积（例如汉隋唐），而后来的朝代的耕地面积减少许多，要麽这个朝代的实际疆域减少许多（例如宋朝），要麽这个朝代的人口减少，因此实际利用的耕地减少（例如元、明、清的早期）。鉴于历代的耕地数字出入较大，所以，本文用历代的疆域变化来近似中国可耕地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唐和元虽然将中国的疆域扩大很多，但新的疆域的可耕地的含量大大低于宋朝丧失的疆域的可耕地含量。明朝保有中国自古以来最重要的农耕地区，因而明朝的可耕地面积应远远在宋之上。而清朝的可耕地又远远超过明朝，应该是无疑问的。

5.2 历代的人口变化

图一由Albert Feuerwerker绘制，引自Ropp （1990 第227页）。由該图可以看出中国从9世纪初（唐朝）的5千万人口增加为13世纪初（相当于南宋中期）的1亿1千5百万。对南北宋历史的初步回顾可看出，宋朝的人口总的趋势是稳步而比较迅速地向上，和唐朝相比有较大的增长。从唐到宋的整个历史期间，人口都是向上的。即使唐之后中国分裂，出现所谓的五代，但很快又由北宋统一。期间中国总体的人口并没有下降。这和后来的元灭宋，明灭元，以及清灭明时北方人口锐减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

由于北宋的疆域一开始便比唐朝减小很多，处于北宋控制之下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一带又正处于前线，受到辽、金和西夏的骚扰和入侵，生产备受威胁、破坏，当地人口不断南迁到淮河以南。到了南宋时，疆域进一步缩小，连原来在黄、淮之间定居的汉人也有迁到长江以南避难的。由于华北和淮北与江南之间基本上是一马平川，并有连接南北的大运河的舟楫之便。交通的便利使南迁的路线一般是先向集中，再向南，向西迁徙。因此当时江浙一带的人口特别密集 （漆侠 1999第77页）。江南的农村毕竟无法完全吸收北方不断迁入的人口，他们便在江浙一带的城市中寻找工作，促进了城市人口的上升 （赵冈 1995 第61－68页）。

5.3 历代人均耕地的变化

表四 和表五 显示历代的人均耕地的变化情况。表四 引自赵岗和陈钟毅 （1982），表五 引自梁方仲（1980）。由表四 看出，宋朝的人均耕地，特别是晚宋的人均耕地既低于宋朝以前，也低于明早期和清早期。由表五 看，宋的人均耕地，特别是北宋中期以后，已经远远低于唐朝。从图一看出，1200年（南宋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再次出现下降，直至1500年（明朝中期）才大体恢复到南宋中期的水平。梁方仲没有给出南宋时的人均耕地，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南宋的人均耕地一定比北宋还要低。原因如下。北宋全期以及南宋大部分时期南方尚未受到战乱的影响， 本地人口仍在增長，加上北方避难而来的移民，人口密度一定不减反增。而江南地形决定，新耕地的开发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关于南宋的人均耕地一定比北宋还低的推断应该可以成立。　

然而继起的元、明、清三朝的疆域相对北宋，特别是相对南宋，是大大扩大了。上文指出，宋朝失去的是久经开发，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和淮北平原。这部分土地在元、明、清三朝的早期虽一度荒芜，但不难得到迅速开发。所以，元、明、清三朝的早期，人口会流向这些地方。

由此可见，与元、明、清三朝相比，第一，宋朝的疆域在開國時就較小，以后中原岌岌可危，最后則大部丧失。第二，宋朝的人口在开国时就较前朝为大，到了北宋晚年，人口已为盛唐人口的两倍（图一）。宋朝在其存在的300年间，一方面北方领土不断遭蚕食，最后连首都也被迫自开封迁往杭州；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科技发明出现高峰，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如何解读这幅十分矛盾的图画呢？答案在于疆域改变引起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显著变化。　

出处：赵岗， 1995。

出处：梁方仲 1980。

六、中国的疆域变化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

6.1 中国历代城市化水平的变迁

疆域相对人口的显著变化必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的深刻的影响。从表六看，南宋达到中国历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宋朝以拥有规模宏大的都市闻名，例如北宋的汴京， 南宋的临安，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名列世界首位。长江下游地区和浙江，福建沿海出现许多繁华城市（Gernet 1962；斯波义信1975），苏州，南京，杭州，宁波，泉州等都是闻名中外的贸易城市或活跃的国际港口。比较表六和表七，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指标也领先欧洲主要国家。　　

然而1500年以后，正当西欧各国，特别是意大利和荷兰两国的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时候，中国却重返农本社会。由表六和表七看出,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到1820年时已经降为6.9%, 相当于欧洲1300年的水平。另外，1500年直至1700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十大城市例如后来成为科技发明重镇的巴黎、伦敦、威尼斯、米兰等，均位于西欧。中国以世界第一的人口，自1500年起，4百年期间竟然未有任何城市位列其中 （Lo and Yeung 1998) 。　　  

赵岗指出 （1995 第165页），"在中国……自宋代以后城市人口出现一种离心现象，集中程度减弱，大中城市停止扩充，而市镇则大量增加，整个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向农村靠拢。"宋朝之后中国城市化水平逐渐倒退，人口的多数重新流向农村，自然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出处: 赵岗(1995)第76页。

出处：Bairoch (1999 表 11.2）

出处：Lo and Yeung (1998)表3.1

6.2城市形态的显著变化

宋朝的城市形态与汉唐时相比，也有极大的区别。汉唐时城市主要为政治控制或军事防御而设，因此一切制度规则的设计都为确保城市的安全。商业活动从属于政治或军事的需要，必须在官方设置的坊市内进行 。坊市四周有围墙，大门可以锁闭，有市吏把守和军兵巡逻，定时开闭。坊市关闭之后，商人和顾客要等下一天再得进内（陈智超 乔幼梅 1998）。入夜城门紧闭，实行宵禁。闲散人员夜行可以判刑。坊市之外的街道不准开设面向大街的门窗。一般居民住宅的大门必须开设在大街两边的小巷里，称为"里"或"坊"，也有围墙，大门，和专门的官吏把守，按时开闭。坊里仅为居住之地，不得经商 （杨宽 2003 第237－238页）。可想而知，这种内向型的城市设制对工商繁荣，物资交换，信息的流通，人际的互动必定造成严重障碍。宋朝取消了对商业活动的地点和时间限制。城市出现许多繁华的大街，沿街的住户可以开设面向大街的门窗。例如，北宋都城汴京"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具是，即无虚空之屋"。　

宋朝的城市相互间发展出密切的商业来往和生产合作，和全国各地农村的联系也日益密切。活跃的城市商品经济必然波及广大农村。许多农户成为面向市场的专业户，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宋朝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当时的矿冶、军工、造船、陶瓷、制盐、纺织、造纸、印刷、建筑等行业的成就最为显著。例如，宋朝的金银铜铁的产量不但远远超过唐朝，而且明清两代也无法望其项背 （陈智超 乔幼梅 1998）。　　

虽然宋朝在城市形态上对汉唐有很大的突破，明清的城市却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反而有倒退的迹象。首先，象赵冈指出的，中国的大城市停止扩大。第二，随着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流往农村，流往陆路交通十分不便的西部，西北和西南，当地人口只能选择自给自足。这使中国的社会分工下降。第三，由于明清两代的海禁，宋朝时一度因国际贸易而繁荣的港口城市失去了内在的活力。第四，明清时的京城如南京和北京，其城市设计风格更接近汉唐时追求的等级和威严，而不是宋朝时的世俗和便民。

6.3 纳贡体系的变化

中国自古以来将国际贸易置于纳贡体系之内，华而不实。宋朝虽然疆域狭小，强敌压境，出于对关税收入的重视，十分鼓励国际贸易，只是"严格限制朝贡贸易"（黄纯艳 2003 第77页），以减小损失。宋和辽、金、西夏有权场边境贸易，和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等地有海上贸易。宋进出口的商品达400多种。从史料来看，宋进口的大多为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以弥补土地和资源的不足；出口的多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品，例如茶，瓷，丝，手工产品，及文化产品等。所以宋的国际经济交往十分符合现代贸易理论所示的方向。　

宋政府对民间商人经营外贸则持鼓励态度。民间商人只要按规定领取公凭，交纳关税，不往禁区贸易，不贩禁物，便是合法的贸易者。宋政府对贸易成绩显著者给予奖励，直至授予官职。对外商的待遇更为优厚，他们有在中国的居住权和贸易权，并有入学，入仕的机会，其财产和习俗也能得到尊重（黄纯艳2003 第85页）。　　

宋朝政府由于自身比较虚弱，对城市工商业的控制和海外贸易的管制采取的形式和汉唐以及明清相比，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例如，宋政府对工商和外贸的管理主要出于征税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宋政府给予民间更多的自由从事国内外的贸易。由于严格限制得不偿失的纳贡贸易，宋朝政府实际上将对外贸易的空间的相当部分让渡给民间。这就给民间自发推动市场制度的演进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空间。例如，当时参与外贸的阶层不但有商人，还包括官吏，军人，僧道人员，和一般的寻常人家，可谓十分广泛。他们或兼业性参与海外贸易，或因生意做大，不再出海而采用"雇人贸易"，或因资金有限而采用"合资经营，几人同租一船"，或干脆"租大商海船的舱位，出海贸易……"（黄纯艳 2003 第103页）。　　

这些做法表明，民间的各行各业不但对海外贸易抱有极大兴趣，而且正在探索集资和股份的渠道。若能坚持下去，这些做法也许会导致融资和集资的新制度。然而明清两朝至少中期之前都有大片荒芜的土地急等重新开垦，人口有极大的回旋空间，政府可以全面实行海禁，并将国际贸易置于纳贡体系之内而不会有严重后果。郑和虽七次率领庞大船队访问西洋，名扬四海，然而代表的只是一种政府的垄断行为，因而并未找到任何商机，得不偿失。郑和的财政和政治后台明成祖去世后，这种违反商业原则的远洋因失去政府的资助而寿终正寝（费正请 1994 第142－143页）。这场早于西欧的远洋对明朝的市场制度，商业制度，金融制度，和明朝的科技发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清朝同样实行海禁和垄断性的纳贡制度，民间难以探索新的金融制度，也无法开拓新的贸易机会。　　

6.4 元朝后中国地理禀赋的变化与农本社会的自我延续惯性

宋朝以后中国的疆域都较宋时的中国大大拓广，可耕地面积明显增加。同时，人口经历锐减再恢复的漫长时期。例如，元朝终其全期人口未见恢复到宋的历史高度。明朝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才重新超过南宋时的规模（图一）。由于明的疆域大大超过南宋，所以，人均的可耕地一般而言应大大高于南宋。而且，明朝中期时，土豆，玉米，红薯，花生等土地节省型（land-saving）作物已在中国普遍栽种，有助于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公正地说，与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不同，元朝统治者承继的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因而主观上不但重视陆上贸易和海外贸易，而且重视手工业生产。但是从要素禀赋的变化看，元朝的人口锐减和土地锐增这种逆向变化会使土地和劳动反而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土地密集型部门，使中国很难自发向工商社会演进。难怪元朝统治者需要掠夺工匠，将他们当奴隶使用，或强迫他们轮流到官府服役。相对于宋朝基于自愿和商品经济原则之上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元朝要靠对工匠的强制来发展工商业，自然是一种大倒退（陈智超 乔幼梅 1998 第696－697页；漆侠 1999上册第34页）。同时，鉴于存在大批因长期战乱而荒芜废耕的土地，元统治者执行一条重农主义政策 （黄仁宇2002 第174页），用军屯和民屯的办法恢复农业生产。军屯的用意在于能迅速将大批年富力强的兵士转化为农业劳动力。"民屯的劳动力一部分来自招募，一部分来自移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制编为'屯田人户'的'中产之民"( 陈智超 乔幼梅 1998 地614页)。这样作，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却导致人口，特别是作为城市中坚的中产之民流向农村，流向商品经济落后的北方。元统治者对民间经济的剥削和恐怖统治也是历代少见的（黄仁宇 2002 第179页）。所以，尽管元朝统治者在主观上没有限制海外贸易，对城市的工商业也是鼓励的，但是元朝的要素秉赋和由此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十分不利于中国走出农本社会。　　

明朝的要素秉赋使人口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同样十分不利于中国社会向工商社会演进，而且政府的政策对工商城市的进一步发育也十分不利。例如，"明初曾由政府组织迁民。从苏、松、嘉、湖、杭前往临濠，从山西迁民于北直隶、山东、河南等，是几次最大的行动。尔后官方移民渐少，人口自发流动依然继续，犹以'人稠地狭'的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苏、松等地区输出人口为多（陈智超 乔幼梅1998 第25页）。尤其是江南居民或强迁，或自愿迁往农村，必然推延中国这块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区向工商社会演进。虽然明朝中期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一带人口压力上升，中国社会再次产生向工商社会过渡的内在冲动。然而，明朝长期实行海禁，社会－经济体系十分封闭，海外贸易重新纳入了朝贡体系，使明朝向工商社会演变的条件要较宋朝更为欠缺。

海外贸易是由政府垄断还是有民间参与，决定了为何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走向没落，最终为英国取而代之。这是因为海外贸易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和高回报率的经济活动，需要很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例如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必须有重大的突破才能克服远洋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另外，海外贸易所需资金十分庞大，周转的速度十分缓幔，有时长达几年，而且包含极大的自然或人为的风险。为了解决融资的困难，并帮助化解投资风险，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便应运而生，并带动其他金融制度的诞生和完善。这种股份有限制度正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核。如果没有海外贸易巨额利润的刺激和各行各业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持续的。工业革命在市场机制能自由运转的英国发生，而不是在王权高于市场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贸易由王室垄断，既无助于市场机制的发育，特别是金融制度的演进，又无助于民间经济力量的培植。一旦王室对外贸失去兴趣，外贸因无成熟的民间力量的支撑而很快凋零 (陈志武 2003)。所以，在实行海禁的条件下，中国向工商社会的演进是走不多远的。　

到了明朝中期后，虽然人口稠密，耕地稀缺的江南一带又有向工商社会演变的内在压力， 但是这种人口压力会不会最后冲破海禁，使中国融入当时方兴未艾的早期全球化进程，今天已不得而知。因为这个过程再次为中国地理禀赋的巨大变化而中断。满族入关使中国人口再次锐减的同时，极大地开拓和巩固了中国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别是农耕条件良好的东北疆域， 并巩固了对台湾的主权。这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重农主义有了再次实行的客观基础和内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国最有希望向工商社会演进的江南一带，清朝的统治遇到最激烈的抵抗。例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对昆山，江阴，苏州，嘉兴，宁都，海宁的屠杀，总数达几十万之多。对江南这块土地的元气是极大摧残。　　

由此可见，宋朝之后，中国的许多历史名城仍在，然而它们逐渐退化，既失去国际贸易的机会，又因全国分工水平的下降而失去发展工商的机会。即使宋朝时一度成为工商兼外贸型的城市，例如开封，杭州，此时已经退化成地方行政中心，并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内生增长所需的新思想、新制度和新技术。中国社会丧失了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

清朝早期的几个皇帝虽然被不少人歌颂为明君，其实他们并没有远见卓识为中国带来新的制度和思想，也没有敏锐的目光看到主动参与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性。他们的千秋功业只是使中国的疆域大为扩大，并将北方的蛮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消除了中国北疆威胁，使中华帝国在垂死之前获得一次难得的回光返照。清朝后期人口压力再次升高时，世界的格局已经俨然形成，中国和欧洲先进国家的差距也已显著拉大。等到1840年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时，中国社会已经烂熟，全国上下对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的外部世界几乎失去辨识和沟通的能力。

七、结束语

由于华北平原的存在，中原一带自古便能支撑巨大的人口。所以中国虽较中东为晚，但比起较不利于农耕的周边地区来，还是更早地出现了有文字，城市等为特征的农业文明。这种较先进的文明一直成功地控制中原这一核心农业区。人口压力一般通过向西，向北，向东北，特别是向南的周边地区的迁移获得舒解。这种周边存在广大未开发土地以供移民的地理环境，既使中国的文明日益壮大，又使这一文明容易产生内在的惰性，不需太多的社会变革便能延续。同时，这种地理环境形成的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也十分不利于对真理的彻底探索和科学精神的形成。 　　

中国的主要各朝中，唯有宋朝面临北方蛮族，既未能象汉朝之驱走匈奴，唐朝之降服突厥，又不象清兵入关，短时间便征服明朝，使明朝的中国无从获得制度创新的机会。南北宋与辽，金，西夏，以及蒙古等国前后对峙将近300年之久。这些所谓'蛮族'建立的国家，其实早已吸收汉族文明中的许多东西，与匈奴，突厥相比，自然更为先进。这种长期而旗鼓相当的南北对峙，既给宋朝带来严重的挑战，也带来探索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途径的机会，使地理禀赋的改变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刻影响有时间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　　

果然，宋朝不但达到历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形态也有很大的突破，由军事－政治中心演变为工商和外贸中心。市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经商自由，和外贸自由也较前朝为高。期间中国出现和农业并无直接关系，但对工商，军事和外贸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科学发明高潮。疆域相对人口的不利变化，使宋朝更有内在的压力和动力寻找农业之外的谋生手段，特别是寻找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机会。 　

然而毕竟这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社会试验，并不能象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那样，有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现成的榜样和启示，因而可以自觉地作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以克服地理环境的限制。所以，尽管宋朝比中国的其他朝代更有机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但实际上宋朝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便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主要原因之一竟是因为拥有先进武器的宋朝统治者未能找出防止北部游牧民族南侵的有效方法。 　　

和后代，或和世界同期国家相比，宋朝确实代表中国在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时期。但是，宋朝离开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是否仍很远呢？我在引言中曾指出，除科学革命外，还要有五大条件。对比这些条件，可以说，宋朝的地理禀赋较不利于中国继续因循守旧地走农本道路。当时中国也在形成以工商和外贸为导向的城市体系，政府给予民间较大的海外贸易的空间。在这三个条件上，宋朝似乎比后来的几个朝代更接近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但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宋朝仍面临许多障碍；在确保自身安全的问题上，则存在致命的问题。例如，对逐渐勃兴的市民文化，传统儒学以禁锢人性的理学作回答。对日益壮大的民间经济力量，宋朝政府中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强调法家的富国强兵理想，采取的措施重在恢复农本社会和建立政府对经济的垄断。这说明，即使宋朝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要冲出农本社会还面临传统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阻力。然而，最主要的是，当时的欧洲尚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科学革命尚未开始。即使宋朝有通过外贸吸收外来知识的愿望和动力，也无从分享科学革命的成果。地理禀赋使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机会分享古希腊的科学传统。所以，要宋朝独立地发生科学革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没有发生。宋朝发生的是实用技术的突飞猛进。难怪李约瑟要感慨，为何科学革命只发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印度。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那是因为地理禀赋的原因，使古希腊文明正好发生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而不是其他的大陆的缘故。 　　

继宋而起的朝代正好使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发生极大的逆转，结果是人口的空间分布由宋朝比较发达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带来的相对集中退化为宋朝以后由于土地密集型部门的再次崛起必然造成的相对广布。成为对比的是，1500年后，缺乏腹地的西欧国家只能将眼光转向海洋和新大陆，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面对陌生的海洋，陌生的大陆，陌生的文明，这种开拓面临暴利，也面临风险，需要新的知识，新的技术，而且必须有求真的精神，才能征服未知的世界。中国却因获得广大的新边疆而重新回到传统的沿陆路扩散人口的老路上去。这条老路中国几千年来已经驾轻就熟，对社会组织和技术并不构成太多的挑战，却造成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越来越散。在当时的基础设施下，日益散布的人口之间的社会联系必然削弱，导致社会分工和城市化水平的日益下降，使中国严重丧失城市的积聚效应和内生增长的源泉。　　

发生于1776年的工业革命引起全球化的大大加速。全球化的实质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用专业化带来的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民族，在亚当.斯密，李嘉图等杰出的经济学家的指引下，比较自觉地遵从这种发展模式，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影响遍及全球。这说明，这场革命后地理秉赋对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大大减小，因为再没有一个民族能继续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不受惩罚。然而，由于惯性的原因，至今囿于地理环境而不能自拔的民族处处皆是。　

令人高兴的是，自1978年来，中国主动通过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使经济和社会日益变得自由，开放，充满活力，并使中国的东部沿海成为世界分工链的重要部分。然而，对中国通过什麽途径实现现代化仍存在不同的观点。中国因此面临如下的两难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社会－经济制度，以便让东部沿海获得更多的制度创新空间，使之更快地攀登全球分工链的较高部位；还是出于对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等等的过多忧虑，对进一步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疑虑重重。换言之，究竟是通过彻底融入世界经济，在社会－经济体制上和世界全面接轨，以求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是拒绝彻底走出农本社会，限制农民进城定居，力保粮食自给，以发展小城镇和农村工业化为途径，力求避免彻底融入全球经济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在笔者看来，前者不但能使东部地区沿着世界分工链更快上升，还能使中西部分享东部繁荣；后者只会使中国重陷低水平的，重复的分工怪圈。这一争论对中国能否顺利完成赶超世界先进民族的任务，并在完成赶超任务之后能否再次象宋朝那样成为具有原创能力，并能占据世界分工链上端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研究宋朝社会转型失败的历史教训，对有悠久的自给自足和孤立，清高传统的中国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来源：乡村发现转自：勿食我黍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