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健：文化自信是开放自信社会心态的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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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健（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深刻阐释、高度总结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多元思想交融交锋，文化心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费孝通先生用“文化主体性”这一概念，强调和阐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充分发掘本土文化的积极因素，在适应和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维护自身的连续性”。社会心态的嬗变与传承，其背后是文化的助推与演变，是文化心理的外在显现。社会心态折射出的文化变迁的规律性存在于整体文化系统的规律性之中，而社会心态仅仅是其外显的表征形式之一，既无法彻底从文化的宏大叙事中抽身而出，也无法在文化缺席的场域中被孤立性地研究和分析。当今中国青年人展现了生机勃发、自信从容、开放活力的社会心态，其背后正是文化主体性的巩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并成为积极社会心态的核心动力。

当代青年不断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杭州亚运会上，无论是运动健儿，还是观众、青年志愿者，甚至火爆全网的BGM秀，无不给各国留下了中国开放自信的一面，让世界近距离地了解了一个开放、包容、活力、生动的中国。周晓虹教授指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生结构转型的同时，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心态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这是一种从传统到现代可资借鉴的心理范本。”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开放多元、自信乐观、主动积极。

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类是唯一以文化的方式而存在的生物。文化自觉是人们对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和自我理性的审视。清楚文化的长处，也理解文化的短处，才能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文化自觉是反思、反省、审视的过程。增强文化自觉，需要主体有胸襟，有气度，有理论的高度，有觉悟的水平，有审慎认知的能力，也有系统整合的知识。文化自觉是前提，文化自信是基础，由此在对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肯定和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在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4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历经艰苦奋斗，也经历了波澜壮阔，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完成了文化心态从自为到自觉、自信的历史性转变。当代青年从文化自觉中不断建构出积极的文化自信，传递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和深刻认知，是对使用的文化符号、遵循的文化理念、秉承的文化思维、沿袭的文化规范的肯定性过程，也是对40余年来改革开放的文化主体性叙事的充分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孕育了独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每个国人内心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身份标识，并成为心理机制中最稳定的文化基因。当代青年群体乐观、多元、开放、包容，其内在的深层次身份纽带是文化共同体的灵魂凝结，这不仅是一种精神力量，也蕴含在青年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青年人喜欢追求文化混搭、喜欢古旧的传统手工艺；青年人的生活国潮澎湃、国风浩荡。从国漫电影《长安三万里》，到故宫三星堆IP，从青年人喜欢的“最萌战神”青铜鸮卣，到敦煌飞天“元宇宙”空间……青年人与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使得传统文化更生动、更时髦，也更春风化雨、深入人心。除了这些物化的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也始终引领和形塑着当代青年的核心逻辑和价值观体系，对青年群体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曾几何时，青年人一度向往“外国的月亮”，但如今青年人更具包容和进步的心态，以更加开放自信的积极态度融入国际化浪潮。在接纳其他国家先进理念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对本民族的文化符号、文化理念、文化思想产生了强烈共识和高度认可。当代青年不再盲目推崇西方的物质和文化成果，而是能从精神深处认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不卑不亢，既不自我矮化，也不妄自菲薄；用全球视野的开阔，去坐井观天的狭隘，持平等交流交往的坦然，无手足无措的窘促。这些深刻的心态改变、强烈的时代自信来源于对文化主体性的高度认可。越是自信的文化就越具有开放的胸襟，越是蓬勃旺盛的文化，就越是彰显了兼容并包、自信满怀的时代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成长和创新的青春态度与探索前瞻的青春视野，逐渐成为充满活力的时尚青年的青春表达。一种文化如果没有青年群体的高度认同和高度自信，就无法成就更加繁荣兴盛的未来；一种文化只有深刻地烙印在青年群体的内心，才能在代际的沉淀中成为整个民族的心理磐石。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各民族文化在同一空间交错互动、融合共享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青年群体既要以国际化视野融入全球化大家庭，又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定力。

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那么，中国人并未、从未失掉自信力。”伴随着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黑暗境地。虽然有“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自我奋发，也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宏大韬略，但是在随后百余年的发展中，部分青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言必称西方，不仅自我菲薄，也望洋兴叹，甚至盲目追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推动中国的、大众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使之成为引领和促进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新时代的青年群体更开放、更包容、更创新，既善于汲取他国文化精华，又热衷传承独具特色的民族先进文化。无论是杭州亚运会00后的主场效应，还是冬奥会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都成为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具象显现。

文化主体性并非仅为“想象力”，它切实可感，是青年生活点点滴滴的“具象的共同体”，也是思维观念中深层次的内生动力。这种对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积极情感，可以通过青年创造力形成更为丰富而生动的整体形象，通过文化认同逐渐内化为文化自信，并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动力之源。

文化主体性助力培育积极社会心态

文化主体性与社会心态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为耦合的因果关系。

其一，文化的背后是心理。心理学家德沃斯（G. A. DeVos）和席普勒（A. E. Hippler）在1969年首先提出“文化心理学”这一概念，他们注重研究社会文化脉络的意义，追求对共同而普遍的心理机制的阐释和理解，并认为文化心理学这一概念的核心体现了“文化的背后是心理”这一基本逻辑。文化是塑造群体唯一的、实体性的、类别化的符号系统，不同的文化传统有其各自独立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维持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相对独立且稳定的持续性。人们常说的文化认同正是个体或群体在心理层面表现出对其所属文化产生的归属感和依恋感，进而能够在行为上传承群体内在的一致性价值系统，并内化和发展为具有结构体系的精神结构。人们对于文化的认同事实上正是心理上对文化符号、文化理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文化理想的肯定和认可。

其二，心理是文化的表征。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莫伊尼汉（D. P. Moynihan）所说，“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并非是政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 J. Toynbee）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应以文化为单位，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来看待历史，国家是文化生命中的从属和短暂现象，国家不过是在文化中出现又消失而已”。福山（F. Fukuyama）认为，文化财产可以作为社会资本促进民主体制。英格尔哈特（R. Inglehart）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与政治、经济存在强有力的关系。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人类价值，因此文化的核心是人的价值观念体系，文化通过知识的共享和观念的延续影响群体的心理特质，成为潜在心理机制的核心。

其三，文化主体性决定社会心态的演进方向。文化作为一种源远流长、延绵不断，随人类社会发展而演进的历史现象，凝缩了人类生活的精华，镌刻了时代特征的印迹，也成为心态流转的内在力量。人类学家克罗伯（A. L. Kroeber）和克鲁克洪（C. Kluckhohn）在《文化：一种评述》中总结了上百个人类历史上有关文化的定义，经过梳理完善，提出文化应包括从习得的行为到思想的观念，具有逻辑构念，同时也是心理的防御反应。共享是普遍意义上的认可，是相互依存的个体和群体的观念融合；延续是传承和演变，表现出可以超越空间并跨越时间的特征。文化主体性正是对人在社会实践中与对象性客体之间形成的关系、地位、作用和影响的界定，它是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基础，具有鲜明主体性的文化必然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同时，文化对于社会心态具有渗透性，体现在社会成员生活日常的方方面面。社会心态之于文化类似“日用而不可知”，它既是潜移默化的推动，又是精神形态的超越。当然，社会心态反之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文化发展，助力文化形成更基础、更深厚、更广泛的心理自信，成为社会心态持久的基础性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倡导的积极心态高度契合

新时代崇尚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例如，中国人所强调的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天下观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信念，修身齐家、成仁取义的使命责任，重义利群、守礼尚和的公义良序，以和为贵、万物并育的和合思维，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群际哲学，亲亲仁民、爱人敬人的人际之道，崇德向善、兼容并包的道德情操，都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积累的健康心态，都与新时代所倡导的价值主张高度契合。

纵观历代王朝更替，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从未被割断，经过数千年的血火锤炼、栉风沐雨，中华文化成为汤因比所赞赏的五千年的“超稳定”体系。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 T.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古往今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一代代人的积极社会心态，在当代，这正是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形塑自信自强的高质量社会心态的深厚基础。

文化是识别群体的标志，是确定身份和意义边界的坐标，是群体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基准与体系。人与人之间的意义联结，正是构建共同文化符号、秉持共同文化理念、遵循共同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追求共同理想目标和凝聚力的根基。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彰显了历史在时间维度上的衍生与流变，成为国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依托和载体，已深深地根植于整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国人所持有的集体性共识；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历史发展形塑的心态理念、道德规范与价值系统，这些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体现与延续，是鲜活的生命载体，是注入个体的深沉力量，也是新时代所倡导的精神力量。

基于文化主体性的社会心态治理路径

文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文化传承体系更是一个复杂体系，这个体系本身的构成要素又自成体系，且这些要素不断进行动态有机互动。因此，在文化传承体系和实际治理过程中，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才能把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落在实处。任何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变革和自我超越，从而适应新时代的更迭和变化，进而有效引导积极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嬗变的背后牵引着复杂的文化变迁叙事，文化认同是行动主体实现价值建构的心理活动，需要通过富有成效的公共文化治理和社会心态来滋养培育。因此，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涵养当代积极社会心态这一工程，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长期的实践过程，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又有现实的时代要求。如何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阐释到引领，需要作出明确且系统性的回答。

继往：深化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阐释。社会心态本身是复杂的、动态的，具有结构性和层次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前行的根基，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深厚底蕴。它既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积淀过程，也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动态体系。构建以文化主体性为依托的社会心态，需要对已有的文化价值有充分认知，对陈旧形式加以改造，同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E. B. Tylor）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而言，是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习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文化这一“整体”需要关照当代，实现传承并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例如，凝结而成的共同体记忆可以通过物质载体和非物质载体两种形式不断复制、再现、延续，前者包括存储历史记忆的博物馆、积淀文化印记的节日庆典、充满文化符号的建筑古迹等有形的文化记忆场域；后者包括标识文化的艺术与历史、民俗与传统等文化记忆的无形场域。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可以深蕴于代际之中，游走于静态与动态之间，通过符号系统将群体凝结为一体。社会学家涂尔干（É. Durkheim）认为，节日、仪式、特定的图腾崇拜等社会标记符号体系确保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的连续性，对社会意识的形成和社会情感的稳定性而言必不可少。这些文化活动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凝聚了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也是社会发展和不断前行的心理基础。

开来：推动当代价值的淬炼与发展。中华文化的传承固然重要，但如果仅有文化传承，一味守旧，文化将成为一潭死水，这就必然要求在传承已有文化的基础上加强革新和创新，根据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人类认知的更迭不断挖掘文化创新的源动力，持续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价值中的凝练与传播，通过方向引领，凝聚社会共识。自古以来，植根于中华大地的传统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汲取多维文化、海纳百川的开放系统。传统文化只有不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普及弘扬，成为国家发展和文化价值传承的精神力量，也才能适应并引领当代年轻人健康而积极的社会心态。不可否认，当前社会心态也存在很多消极低迷、玩世不恭、泛娱乐化等负面倾向，这与文化创新的引导不足和简单说教缺乏吸引力有关。当前在文化创新领域，低层次创新、盲目创新较多，随机性较强，系统性较弱，缺乏高层次创新。坚持文化主体性形塑积极心态，要重点强调文化创新性发展的系统性和目的性，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不断补充、拓展、完善，通过引导式创新真正推动文化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丰富的表达形式，同时，依托新技术手段传递优质内容，使民族文化的呈现方式与时代发展相互适应。

守正：在传承与发展中区分精华与糟粕。中华文化内容极其博大，传承与发展的前提是科学、合理、有效地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一方面，部分社会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存在偏差，对其当代价值认识不到位。很多具有较高思想价值的传统文化内容在现实中缺乏时代性与现代性的联结，缺乏具有现代意义的呈现形式，通俗化阐释工作不够，使得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出现割裂现象，成为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另一方面，很多传统文化被过度商业化、庸俗化和娱乐化解读。一些所谓的“文化传承”，实质却是崇尚感官主义、奉行享乐主义，通过戏谑、嘲解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颠覆和解构，导致低俗、庸俗、媚俗的文化乱象不断滋生，极易消解真善美的精神根基，侵蚀优秀文化的精神基础。因此，要对传统文化做好梳理和甄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真正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创新：在转化与革新中提升参与活力。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是借助内聚力来维护本群体成员身份、引领群体成员凝聚成整体的精神力量。文化的演进正是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继往”，即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文化内涵和形式在新时代的生活实践中予以创新和发展。文化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中华文化要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创新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进一步提升公众的参与动力与活力。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延续文化传统，塑造现实世界的文化面貌，引导年轻一辈从中汲取精华并在继承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助推其传承。文化若想具备持久的吸引力并获得群体认同，就需要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古为今用、继承创新、革新突破，走入年轻人的内心，被年轻人遇见、需要、感知并拥抱，与之双向奔赴。

开放：以主体性承载自信包容的社会心态。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写到，每个国民对本国以往历史都应报有温情和敬意，对本国以往历史的了解可以避免偏激的虚无主义。当今世界文化不断交流、交融、交锋，保持文化主体性，增加文化自身的定力，需要对中国文化的特质有所了解和认知，也需要博采众长，把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吸收进来，滋养自身的文化肌体。坚守文化主体性不是故步自封，也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在广泛的交流互鉴中推动融合与发展，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五千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先进的哲学思想、博大的人文精神、崇高的价值理念、丰富的道德规范，也孕育着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越是拥有文化自信，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和包容的姿态对待他国文化，也越能够借鉴吸收他国文明成果并在各种文化交流互动中开展积极对话。致力于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新时代青年人要摒弃故步自封、坐井观天的做法和狭隘封闭的视角观念，提升自尊自信的内在动力，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兼容并包的态度建构开放自信的积极社会心态，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立自信自强的主体意识，在复杂形势和多变环境中保持定力与活力。

融合：以增强文化主体性培育积极社会心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才能面向未来。中国青年要不断增强作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有利于增进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具有规范和稳定社会心态的典型示范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意义和时代价值，在追根求源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传统风格、时代特色、多元开放、兼容并包的中华民族独特标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五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而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其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心灵滋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这些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和积极稳健的精神标识，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主体性不断巩固的中华文化不仅是当代社会心态体系的依托，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凝聚共识的重要力量，面向未来，将成为我们解决和应对各种重大问题和风险挑战，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厚资源和深沉底蕴。（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3年11月下（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