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静:推进中国农业供给侧改革需要具备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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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静（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提高食品供给质量，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责任，这必然促使中国农业供给侧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开辟发展新境界。

一、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国际关联性

中国对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关注，从2016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开始，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这一主题和农村改革任务。从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提高质量和效率”命题看，这是一项经济领域的改革任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然而，在高度一体的全球化进程种，尤其是在第三次以资源配置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需要具有宽广而深邃的国际视野，才能有效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进中国和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第一，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界意义需要农业文明与时俱进，农业改革要凸显农业文明的时代内涵。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达则兼济天下”的世界观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都说明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关，这一伟大进程能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为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贡献中国智慧，为维护世界和平增添重要力量。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繁荣发展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最深沉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源起于五千年前的农耕文明，农业文明中遵循的天人合一之道、耕读传家的朴素精神，建立的差序格局社会秩序，发明的科学技术等，至今仍为世界称颂。五千年历史迭代更替，曾经并立的游牧文明、海洋文明断裂甚至消失，而唯一进入人类思想库的农业文明愈加生机勃勃。这也证明了农业文明丰富而独特的文明要义适应时代的发展诉求。农业，孕育农业文明的载体；农业文明，指引着农业的发展方向，两者互为表里。因此，农业供给侧改革并不是一个经济领域的话题，更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微观事务，而应该从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探索民族复兴中的农业文明要义，赋予农业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来指导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第二，以资源配置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来临，农业投资的全球化态势发展迅速。

纵观全球发展史，大致经历了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以殖民地方式进行的主权扩张；第二次是以国际贸易方式进行的财富聚集；第三次是以资源配置为特征的效率竞争，引导着资源的无国界流动。其中，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以及现代通信技术和金融创新为资本全球化配置提供了便利。

随着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中国农业较大的开放态度给国际资本带来了投资的巨大机会。一是资本财团并购型。如2008年高盛斥资2亿～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等地全资并购养猪场；2008年德意志银行注资6000万美元获取了上海宏博集团公司养猪场30%的股份。二是获取农业资源型。如日本、韩国。日本在海外签订了12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本国农田面积的3倍；韩国购买马达加斯加130万公顷可耕地99年使用权，相当于该国农地的一半。三是寡头垄断型。这种方式对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最为直接，以大米为例，国际四大粮商控制了全球贸易的80%，食用油市场中，益海嘉里控制了中国60%的大型大豆加工厂。开放的农业态度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获得了中国农业投资的成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资本寻求海外农业投资时并不顺利。自1995年提出“农业走出去”到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业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完成了从起步到加速的过程；2013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丰富的农业资源吸引力，掀起了中国对外农业投资的高潮。截至2016年底，农业农村部已同沿线48个国家签署101个合作协议，建设重点项目258个，累计投资金额近100亿美元。但由于面临政策风险和政治事件的影响，国外农业投资收益并不乐观。2010年中粮集团投资170亿元的巴西大豆项目目前处于停滞状态，2007年吉林富华在菲律宾投资的49亿美元农业项目也未能完成。

农业投资的全球化态势开始加速，资源配置的效率导向引导着要素流动的方向与数量。这一发展态势必然深刻影响中国农业的战略导向与整体布局，如何协同利用好国内国际资源、提升农业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是时下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不仅是农业供给侧改革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也关系到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的世界格局与民生福祉。

第三，世界农业强国的支农政策变化轨迹，为中国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不可否认，中国农业的高库存、高进口、高成本正在使中国农业失去国际竞争力。放眼世界，如今中国面临的问题，正是20世纪80年代欧盟实施农业共同政策后面临的困境。欧共体在 1962 年实施共同农业政策，对农业进行全面补贴和保护。当时粮价处于低位并缓慢上升，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促进了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在1974年后国际粮价达到波峰后持续下降，这就导致农产品产量过剩，境内价格过高，库存爆满，财政不堪重负，农业失去竞争力。之后欧盟通过导入市场机制，减少价格支持，增加促进农村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资金，最终提高了农业的竞争力。

中国在2004年废除了农业税，并实施了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政策。这期间国际粮价正好处于一个上升周期，农业补贴确实达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预期；但是2011年国际粮价达到波峰后进入下降周期，于是就出现了与欧盟类似的农业困境，中国农业彻底失去国际竞争力。由此可见，中国农业出现这一现象有其系统内因，更受国际因素直接影响。目前，农业供给侧改革，可以借鉴欧共体的改革路径，更要考虑国际粮价长期波动的影响。

二、从国际视野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中华民族复兴、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世界农业强国政策的分析都充分说明了，从国际视野推进中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课题组研究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深入思考，形成中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国际视野，以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1.形成全球农业链思维，提升中国农业竞争优势

一是构建生态型农业产业，坚持质量与效率的双重提升，奠定中国农业融入全球的基础。以“政府引资+企业投资”模式为主的传统农业外部性，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因此，构建生态导向的农业产业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通过建立大农业产业链、跨产业循环，降低农业生产带来的环境负担；建立智能网络支持的农业生产体系，集约化生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二是培育农业企业的社会企业形象，有效嵌入国际农业链。农业企业需要塑造具有公众知情、正向外部性的企业形象，这也是国际上普遍强调的企业“社会形象”。因此有必要改善我国农业企业的制度框架和运作管理，适应农业企业的国际化要求，从而通过企业之间的产业联合、技术开发和产品交易，让中国企业有效嵌入国际农业产业链条。

三是向世界贡献中国农业发展范式。中国漫长的农耕社会孕育的农业文化独特而绚烂，农耕方式从“小农自给”到“互联网+”的演变更替，见证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奇迹。这一过程中包括的理论架构、实践经验与民族文化，对世界具有重要价值。农业供给侧改革中，要考虑这一重要因素的作用，向世界贡献中国农业发展范式。

2.构建精准农业发展体系，建立国际间农业交流平台

一是激活沉睡的农业数据，继续建立完善农业数据库。农业数据量大、分布零散、产业链节点之间数据联通性差，因此系统搜集难度大。建议建立自上而下的搜集系统，借助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借助遥感技术、GIS系统等自动搜集高频率农业生产数据，将产品数据、气候数据、生态数据在数据库终端集成，激活农业数据的使用价值。

二是消除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建立数据互通互用机制。我国行政体系的垂直管理与地方区块管理的双重结合，造成数据使用边界多、壁垒高，数据重复提交，使用效率低。以重庆市江津农贸城为例，该地需要向12个部门报送数据，数据的重复提交导致农业管理效率低下。

三是差异化实施精准农业方案，全覆盖农业主产区。根据农业经营体系的地区差异，制定相应的农业精准体系实施方案。在农户分散地区，采用农业专业化信息服务模式；在中等规模地区，采用“套餐式”的技术组合应用模式；在大规模农业经营地区，采用精准农业技术集成应用模式。

3.创新农业金融工具，保证产业效益和农户收益

一是借鉴国外农业金融工具，从订单农业向期货农业转变。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因能确保经营者收益优势而被市场广泛接受。可推广借鉴延津小麦期货、奥星菜籽油期货模式，有效调节农业供给侧改革中的供需均衡。在精准农业夯实生产环节的基础上，引导建设“期货农业”，利用市场机制保证农业产业效益和农户收益。

二是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原则，按照“保成本→保价格→保收益”的变化路径，实现保险对象从保产业向保主体转变，全面提升农业保险的质量，满足农户参保的强烈愿望。中国的农业保险正在从过去对价格的“托底”转变为对粮农收入的“托底”，这是未来的主流趋势。其中，上海专业经营的“安信农保”、惠州针对台风的扩大政策性农保覆盖范围措施、成都利用价调基金推出的“蔬菜价格保险”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此基础上，应建立覆盖农业产业链的农业保险，以适应土地流转和农业经营体系需要。如四川崇州2017年试行《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的意见》，可以探索推广“农地租金、农地股金”保险、新型职业农民劳动保险。完善的农业保险是落实国家农业政策的有力工具。

三是完善“三农”领域的保险政策。从价格支持到全面保险建立是农业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改革方向，建议将2012年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上升到法律层面，通过立法对农业保险的目标、范围、经营主体、参与方式、双方权利义务、财政补贴等做出权威规定。

4.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统筹配置全球农业资源

一是积极推动农业“走出去”。加强境外农业技术、资源合作开发及全球供应链建设，建立规模化农产品供应后备基地，不断提升我国农业资源配置能力、市场控制力，为国内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大空间，同时也要从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做好国际资本的风险控制。  

二是利用沿线国家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内农业要素有序流动、农业资源高效配置、农产品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互利共赢发展。这是世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有益于推动形成全球农业国际合作新格局。

5.导入市场机制纠正生产价格扭曲，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

一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增加人力资本发展导向的直接支持。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实质是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这是一个农业产业发展、乡村文化再现、生态环境重塑的综合过程。从经济视角观察，就是要通过市场机制发展农村要素市场，因此农业供给侧的要素改革会成为重要板块。其实，近年来农业的高成本主要是由人工成本引起的，大宗农产品人工成本上涨区间为54%～134%，这也是农业生产者价格扭曲的主要原因。建议建立人才流动机制，消除城乡壁垒，重新认识身份价值，建立职业导向的人力资本价值显示机制，通过解决农业领域的人力资源错配，撬动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支点。

二是保证粮食安全。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超过30%的人以农业为生，中国人民的饭碗还是要端在自己手上。所以，粮食安全仍处于农业政策的首要位置，维持适量的国家临时储备收购十分必要。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1年1期（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