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清：再论澶渊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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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清，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澶渊之盟长期以来是社会各界热烈议论的话题。但对这一盟约是如何订立的，如何评价的，在历史上有何影响，对当代有何启迪，学界尚未完全讨论清楚。2004年12月3日至5日，在河南省濮阳市即北宋时期的澶州，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濮阳市文化局、濮阳龙文化研究会和内蒙古赤峰市（其所辖巴林左旗原为辽上京临潢府）文化局、赤峰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召开了“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编辑出版了《澶渊之盟新论》一书。2024年是澶渊之盟签订1020周年和“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20周年，谨撰写《再论澶渊之盟》一文，以资纪念。

一、景德元年的辽宋战争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丙寅（十五日），辽承天太后和圣宗亲率20万大军南下。《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契丹主与其母举国入寇，其统军顺国王挞览引兵掠威虏、顺安军，魏能、石普等帅兵御之，能败其前锋，斩偏将，获印及旗鼓、辎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击走之。又东趋保州，振武小校孙密领十卒侦事，中路遇敌前锋，密等依林木彀弓弩以待之，敌下马以短兵格斗，密等射杀十数人，又杀其军校，获所佩右羽林军使印。进攻州城，不利而北。是日（二十二日也），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合势以攻定州，王超阵于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敌势益炽。其轻骑俄为我裨将所击，乃率众东驻阳城淀。”景德元年十月丙戌（初六），辽承天太后和圣宗自阳城淀，缘胡卢河逾关南，抵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城下，四面围攻瀛州，“势甚盛，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契丹主及其母又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像辽军这样由承天太后和圣宗亲自击鼓、昼夜攻城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大概瀛州是辽在周世宗北伐时失去的州城，这次辽军南下“本谋关南之地”，所以势在必得，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时任知瀛州军州事的李延渥“勖励兴师，鸠合众力，亲当矢石，固守金汤”，奋勇抵御，乃至全民皆兵，连僧人、尼姑也都参与了守城，最后取得瀛州保卫战的胜利，“获铠甲、兵矢、竿牌数百万，驿书以闻”。因此，十一月辛亥朔（一日），瀛州捷至京师开封，宋真宗立即“赐延渥及将士等锦袍、金带、缗钱有差。又特迁延渥本州团练使”。宋军瀛州之战的胜利意义重大。第一，瀛州之战使辽军在瀛州城下被阻击了十余日，“死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有效地消耗了辽军的实力，也极大地鼓舞了宋军的士气。第二，瀛州之战的胜利增强了宋真宗亲征的信心，加之寇准等大臣的力谏，最终使真宗于景德元年十一月庚午（二十日）亲征成行。第三，瀛州之战中辽军的失败，使得承天太后和圣宗更加坚定地贯彻南下之初所确定的“兴师寻盟”“以战逼和”的战略决策。景德元年九月，宋真宗累得边奏，契丹已谋南下，遂与辅臣共议亲征。宋真宗继位时，年方30岁，正值壮年，勤于政事，希望有所作为，对于抵御辽军南下十分重视。咸平二年（999年）十二月，宋真宗就曾因辽军南下而御驾亲征，到达大名府（今属河北），登上大名子城南门楼。景德元年这次亲征，宰相毕士安认为“冬候犹远，顺动之事，更望深图”，次相寇准认为“进发之期，不可稽缓”，枢密使王继英认为“所议进发，尤宜缓图”。真宗最终采纳了毕士安、王继英的建议，决定于十一月出师亲征。但是，在宋真宗决定亲征之后，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仍以辽军深入，而密请真宗南幸金陵（今江苏南京）或西幸成都（今属四川），“参知政事王钦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但遭到寇准的劝阻：“准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人，故请西幸，乃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至楚、蜀耶！’上乃止。”宋真宗没有采纳王钦若、陈尧叟的建议，依然于景德元年十一月亲征。辽军瀛州败后，复又大举南下，逼近天雄军（大名府）。又有人复请南巡，避其锋锐。真宗也发生了动摇。“上驻跸韦城，群臣复有以金陵之谋告上宜且避其锐者，上意稍惑。”寇准又协同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带御器械王应昌进谏，最终坚定了真宗亲征的决心。“准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琼仰奏曰：‘寇准言是。’且曰：‘随驾军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应昌曰：‘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若逗留不进，恐敌势益张。或且驻跸河南，发诏督王超等进军，寇当自退矣。’上意遂决。”真宗抵达澶州南城之后，寇准又督促真宗渡过黄河，登上北城门楼，检阅诸军。寇准对真宗说：“六军心胆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禽贼矣。”于是，真宗“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敌相视益怖骇”。皇帝亲征，意义重大。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不但极大地鼓舞了宋军的士气，也对辽军起到了震慑作用。景德元年十一月戊辰（十八日），宋真宗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以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又命东面钤辖张旻驰骑奔赴澶州扼守浮桥，命西面钤辖秦翰“亟督众环城浚沟洫以拒戎马”。李继隆、石保吉抵达澶州，即于澶州北城之外排兵布阵。他们根据多年与辽交战的经验，并考虑澶州北城城壁狭隘、不足以防守的弱点，在北城外布置了一套独特的车营防御工事。“继隆计度州之三面，距大河，毁车为营（去车之一轮也）。先命士卒，掘重濠，堑埋鹿角数十里（命谓便寨），以大车数千乘重叠环之，步骑处其中。”李继隆的车营防御战术，对于抵御辽军的进攻起了重要作用。十一月甲戌（二十四日），辽军南京统军使萧挞览（凛）“率众抵澶州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轻骑由西北隅突进。李继隆等整军成列以御之，分伏劲弩，控扼要害”。萧挞览（凛）“方为先锋，异其旗帜，躬出督战”。宋内侍周文质“出兵捍御，其部以连弩射杀挞览，敌遂遁去”。对于萧挞览（凛）的死，史料记载颇为详细，如《长编》卷五十八载：“挞览中额殒，其徒数十百辈竞前舆曳至寨，是夜，挞览死。”李继隆等人在奏章中说：“有戎帅号先锋统军、顺国王挞览者，异其旗帜，方出行军，伏弩齐发，矢中挞览额而毙。戎人数十百辈竞前舆曳而去，戎师悉遁。”《辽史·圣宗纪》记载：“壬申，次澶渊。萧挞凛中伏弩死。”《辽史·萧挞凛传》记载：“进至澶渊”，“挞凛按视地形”，“取宋之羊观、盐堆、凫雁，中伏弩卒”，“太后哭之恸，辍朝五日”。萧挞览（凛）是辽军的一员骁将，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七月，“擒继业于朔州”；宋真宗咸平六年四月，“获宋将王继忠于望都”。萧挞览（凛）之死，对于辽军的士气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打击。《长编》卷五十八记载：“敌大挫衄，退却不敢动，但时遣轻骑来觇王师。”萧挞览（凛）死后，在澶州城下，辽军再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萧挞览（凛）是辽承天太后的堂兄，其子是辽圣宗的驸马，所以，承天太后为之恸哭，这对承天太后也是一个极其沉痛的打击。萧挞览（凛）之死，对促成澶渊之盟的订立具有重要作用。

二、澶渊之盟的订立

1.辽和、战两手并用在澶渊之盟订立的具体过程中，有两个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辽为王继忠，在宋为曹利用。王继忠为宋真宗藩邸旧臣，真宗嗣位，屡典禁兵，累升为殿前都虞候、定州路副都部署。咸平六年（1003年），王继忠于望都（今属河北）与辽军大战，孤军被围，全军覆没，继忠兵败被俘。王继忠见辽主于炭山，《辽史·王继忠传》称：“太后知其贤，授户部使，以康默记族女女之。继忠亦自激昂，事必尽力。”辽承天太后看中王继忠是宋真宗的藩邸旧臣，继忠也“事必尽力”，于是“乘间言和好之利”。他曾向辽承天太后和圣宗进言：“窃观契丹与南朝为仇敌，每岁赋车籍马，国内骚然，未见其利。孰若驰一介，寻旧盟，结好息民，休兵解甲。为彼此之计，无出此者。”“时契丹母老，有厌兵意”，遂欣然纳继忠“结好息民”之说。景德元年九月辽承天太后和圣宗率军南下驻阳城淀时，即“遣小校李兴等四人持信箭以继忠书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词甚恳激”。王继忠与莫州部署石普同为宋真宗藩邸旧臣，所以命他致书于石普，“请遣使至北境，时议和好”。另附一封“密奏”，请转呈宋真宗。辽军南下的目的是收复关南故地，但从一开始，便是“兴师寻盟”，和、战两手并用。闰九月乙亥（二十四日）石普派使臣将王继忠的“密奏”送达宋真宗。其密奏云：“臣尝念昔岁面辞，亲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为事。况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必冀睿慈俯从愚瞽。”契丹愿修旧好，真宗半信半疑，对辅臣说：“自古獯鬻为中原强敌，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柔服。此奏虽至，要未可信也。”宰相毕士安等曰：“今既兵锋屡挫，又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亦非妄。”真宗说：“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无成请盟，固其宜也。然得请之后，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于是以手诏赐王继忠，表示同意议和，但拒绝先遣使臣，其手诏曰：“朕富有寰区，为人父母，倘各谐偃革，诚亦协素怀。手诏到日，卿可密达此意，共议事宜，倘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真宗明白宋辽和议的关键是关南之地，认为可以“遗之货财”，决不可归还“关南之地”。许和而不急于谋和，所以不先派遣使节，更不提议和条件，只是嘱王继忠继续交涉。宋辽双方均不愿先遣使节，示弱于人，和议要有所突破，还要看战场上的情况。十月丙戌（六日），“王继忠得上手诏，即具奏附石普以闻。言契丹已领兵围攻瀛州，盖关南乃其旧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虽然宋军在瀛州大捷，但是，当时瀛州与京师道路隔绝，“传言瀛州已陷”，前往救援瀛州的贝冀巡检使史普“亦叛去”。至十一月辛亥朔（一日），瀛州大捷驿书始至京师，真相方大白。2.曹利用出使议和十月丙午（二十六日），宋真宗收到王继忠十月初六日的奏状，大概惑于“瀛州已陷，普亦叛去”的传言，认为“欲先遣使，固亦无损”，于是，“募神勇军士李斌持信箭赴敌寨”，“授利用阁门祗候，假崇仪副使，奉契丹主书以往，又赐继忠手诏”。其《与契丹国主书》云：“今者殿前都虞候王继忠，远达封章，备兹陈述。睹息民之深旨，实政治之嘉谋。将导欢盟，议通信使。”“修玉帛以伸诚，指丹青而著誓；成二国睦邻之事，契冲人守位之心。”其《赐王继忠手诏》云：“今月二十六日，石普遣人赍到卿重封奏状，知已领得近降手诏，及言所议通和，固已端的，乞早遣一人到此商量。再阅奏陈，备已详悉。”“睹此来音，固叶素志。已议专差使命，致书大辽。止于旦夕之间，令自旦冀前往。”真宗派遣曹利用议和的使命是，可以许“遗之货财”，决不可许“关南之地”。帝语利用曰：“契丹南来，不求地则邀赂尔。关南地归中国已久，不可许；汉以玉帛赐单于，有故事。”此后，曹利用多次使辽，不辱使命，践行了诺言。曹利用至天雄军，知府王钦若、钤辖孙全照疑契丹不诚，乃留之不遣。辽承天太后和圣宗迟迟未见宋朝来使，让王继忠再次上奏宋真宗，其奏状曰：“昨十月六日，石普差人送到手诏。北朝曰：候朝廷使者。今尚未至，乞早差人至此商量。见今顿兵，不敢掳劫。必望圣慈早降宣示，免臣失信。”继忠分别请石普及贝冀路排阵使葛霸转奏真宗。十一月庚午（二十日），宋真宗收到葛霸转呈的王继忠奏状，因赐继忠手诏曰：“葛霸等以卿奏状来。曹利用往，兼报卿令人援接前去。寻闻道路艰阻，尚在天雄。今有付利用手诏，同封付卿。便可闻于大辽，遣人赍送接援赴彼。”此前，“继忠寻亦闻利用留天雄不行，复具奏，乞自澶州别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缓误”。同日，真宗北上亲征。从宋辽和议往来可以看出，辽承天太后和圣宗瀛州之战败后，率大军南下，在战场上，除曾攻陷祁州（治今河北安国）、洺州（治今河北永年县南）、德清军（治今河南清丰）之外，其他几乎一无所获，所以急于寻盟，对于和议，辽承天太后和圣宗有些迫不及待，宋真宗则并不着急。十一月戊寅（二十八日），曹利用偕辽使韩杞返回澶州。十二月庚辰朔（一日），韩杞递交国书，“其书复以关南故地为请”。宋真宗与辅臣商议后说：“朕守祖宗之基，不敢失坠。所言关南之地，事极无名，必若固求，朕当决于一战！所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或岁以金帛济其不及，朝廷之体，故无所伤。”同日，德（治今山东陵县）、博州（治今山东聊城）并言契丹移寨由东北去，但动向未明。辛巳（十二月二日），真宗命淄（治今山东淄博南）、青（治今山东益都）防御敌骑南渡，情势仍然紧张。十二月癸未（四日），曹利用与韩杞至契丹寨，对于和议内容又进行了激烈争论。《长编》卷五十八载：“契丹复以关南故地为言，利用辄沮之，且谓曰：‘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旅，则犹可议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始遽曰：‘今岁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之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利用答以‘禀命专对，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矣’。其国主及母闻之，意稍怠，但欲岁取金帛。利用许遗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议始定。”除此之外，“契丹复遣王继忠见利用，且言：‘南北通和，实为美事。国主年少，愿兄事南朝。’又虑南朝或于缘边开移河道，广浚壕堑，别有举动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请立誓，并乞遣近上使臣持誓书至彼”。大抵曹利用不能做主，王继忠于是将这些条件作为“密奏”，请曹利用转呈。十二月甲申（五日），曹利用与契丹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持其国主书回澶州。乙酉（六日），姚柬之入对，呈递契丹国主书，“书辞犹言曹利用所称未合王继忠前议。然利用固有成约，悉具继忠密奏中矣”。大概是指曹利用没有覆奏后来王继忠所附加的条件。3.订立澶渊之盟十二月丙戌（七日），宋真宗“命西京左藏库使、奖州刺史李继昌假左卫大将军，持誓书与柬之俱往报聘。金帛之数，如利用所许，其他亦依继忠所奏云”。《辽史》卷十四《圣宗纪五》载：“戊子，宋遣李继昌请和，以太后为叔母，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许之，即遣阁门使丁振持书报聘。”宋辽和议达成。《长编》卷五十八、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二十二日）记事注中附录了澶渊之盟的双方的《誓书》，现移录如下：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

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书，云：“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殛。专具咨述。不宣，谨白。

由宋辽双方的《誓书》可知，澶渊之盟的主要内容为：一是宋朝每年送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作为“助军旅之费”；二是两国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彼此不得藏匿逃犯；三是两国所有沿边城池，并可依旧存守，但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四是两国还约定为“兄弟之国”。

三、澶渊之盟的性质与影响

1.澶渊之盟的性质与评价自从澶渊之盟订立以来，关于澶渊之盟的性质与评价，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直至今日，仍然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澶渊之盟对于宋朝来说，是一个屈辱的“城下之盟”。另一种观点认为，澶渊之盟并非“城下之盟”，而是宋辽双方势均力敌情况下签订的平等互利的盟约。在当时及此后，宋朝君臣大都认为和议是平等互利的，甚至是宋朝的一个胜利，是好事，寇准是第一功臣。澶渊之盟订立之后，宋真宗写了一首《回銮诗》，并命近臣唱和。现在河南省濮阳市御井街有一通残存的“契丹出境”碑。碑上刻有《回銮诗》，但能够辨认的仅有25个字，其余35个字皆漫漶不清。据元刻《玉海》本和明嘉靖《开州志》本，全诗为：

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

征旗明爱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

坚冰销巨浪，轻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可见，宋真宗对澶渊之盟是肯定的。除宋真宗外，也有大臣如王旦、富弼、王安石、张方平、苏辙、王十朋等都是肯定澶渊之盟的，并给予高度评价。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一月癸未（二十六日），宋真宗对宰相王旦说：“北戎愿保欢好，颇见其情，但固守封疆，足以安吾生聚。”王旦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枢密副使富弼《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说：“真宗皇帝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敌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长编》卷二五九、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乙卯载：上问方平：“祖宗御敌之策孰长？”方平曰：“真宗之初，赵德明纳款，及澶渊之克，遂与契丹盟，至今人不识兵革，可谓盛德大业。”王安石《澶州》诗云：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间两城峙。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楼卤如边城。城中老人为予语，契丹此地经钞虏。黄屋亲乘矢石间，胡马欲踏河冰渡。天发一矢胡无酋，河冰亦破沙水流。

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宋哲宗朝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副宰相）苏辙《历代论·燕蓟》云：“真宗皇帝亲御六师，胜虏于澶渊。知其有厌兵之心，稍以金帛啖之。虏欣然听命，岁遣使介，修邻国之好。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

王十朋《观国朝故事》诗亦云：昔在景德初，胡虏犯中原。朝廷用莱公，决策幸澶渊。高琼虽武夫，能发忠义言。咏诗退虏骑，用丑枢相颜。銮舆至北城，断桥示不还。一箭毙挞览，夜半却腥膻。至仁不忍杀，和好垂百年。

伟哉澶渊功，天子能用贤。

但也有大臣持反对意见，如宋真宗朝参知政事王钦若却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古人耻之”。《涑水记闻》卷六记载：“上以澶渊之功，待准至厚，群臣无以为比，数称其功，王钦若疾之。久之，数乘间言于上曰：‘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苟非胜虏，则为虏所胜，非为陛下画万全计也。且城下之盟，古人耻之；今虏众悖逆，侵逼畿甸，准为宰相，不能殄灭凶丑，卒为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称乎？’上由是寖疏之。顷之，准罢而天书事起。”《长编》卷六二也记载此事，系于宋真宗景德三年二月丁酉。王钦若此说，不过是出于对寇准的嫉恨和构陷。宋朝朝臣以及士大夫同意其看法，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者，在宋代史籍中，恐怕仅此一人而已。即使后代，也大都认为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讲和修睦、息兵安民、平等互利的和议。

至于王钦若所说“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即指寇准促使真宗亲征并从南城渡河登上北城门楼之事。仁宗朝参知政事范仲淹则说：“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所谓寇准把真宗作为孤注一掷的行为，天下公论则认为是忠君保国。同时，在范仲淹看来，天下谓寇准大忠，正在于他“能左右天子”以“却戎狄，保宗社”，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我认为：澶渊之盟并非“城下之盟”，而是宋辽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签订的平等互利的和平盟约。第一，“城下之盟”是弱者遭受强敌进攻，抵抗无望、被迫屈辱求和而订立的盟约。澶渊之战以前，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北宋并非弱者，甚至还稍胜一筹。澶渊之战，宋朝也并非因失败而求和者，而是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接受了辽朝言和的提议。辽朝与宋朝为敌，每岁赋车借马，国内骚然，未见其利。景德元年辽军南下，屡战失利、损兵折将之后，孤军深入，进退两难，更是迫不及待与宋议和，请求宋朝“别遣使速议和好事”。宋真宗也“以和戎为利”，“唯以息民止戈为事”，收到王继忠的密奏，得知辽朝“愿修旧好”之后，遂赐王继忠手诏，表示愿意议和。双方在战场和谈判上经过几个回合之后，最终订立了澶渊之盟。因此，澶渊之盟并非“城下之盟”，而是宋辽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签订的平等互利的和平盟约。辽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锡厚研究员说：“澶渊之盟是北宋战而胜之条件下签订的互利协议”，澶渊之盟非“城下之盟”。第二，澶渊之盟订立之后，两国互称为“南朝”“北朝”，两国皇帝互称为“大宋皇帝”“大契丹皇帝”，而且双方相约为“兄弟之国”，因为辽圣宗“年少”，所以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则称辽圣宗为“弟”，称承天太后为“婶”，可以看出，双方在政治上是平等的。第三，在领土上，“沿边州军，各守疆界”，“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宋辽两国都没有丧失一寸土地。第四，宋朝每岁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看似是不平等的。但是，岁币是作为“助军旅之费”，而且“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至雄州交割”，并非进贡。宋真宗朝的宰相王旦、宋仁宗朝的枢密副使富弼等都认为：“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且，宋朝的“岁遗”也可以从榷场互市的利息中得到补偿。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六月，宋昭上《论北界利害乞守盟誓女真决先败盟》说：“臣窃料议者谓岁赐浩瀚，虚蠹国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场之本意也。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岁遗”即是“岁赠”，也可以说是一种“以金帛买和平”的赎买政策。历史上，也有“汉以玉帛赐单于”的先例。宋辽关系史专家、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陶晋生教授说：“事实上岁币是对契丹出兵的补偿，或者是宋没有放弃关南地的代价，而不是进贡。”2.澶渊之盟的影响澶渊之盟对当时及其后都有重大影响。其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其一，澶渊之盟结束了长达25年的宋辽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友好往来。在此期间，宋辽之间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没有发生过战争，社会和平安定，两国百姓不识兵革，安居乐业，免遭由战争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的痛苦。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载：

仁宗皇帝庆历中尝赐辽使刘六符飞白书八字，曰：“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会六符知贡举，乃以“两朝永通和好”为赋题，而以“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为韵，云：“出南朝皇帝御飞白书。”

南北两朝皇帝生辰、正旦，皆有使节友好往来，皆以兄弟相称。宋真宗比辽圣宗年长，故以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宋真宗致书于辽，即称辽圣宗为弟、承天太后为婶。《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三《典故沿革·北朝官》载：

北朝书诏，白纸写，用御宝印，浑金镀匣子盛，锦托裹，浑金镀锁钥，请御宝印封，并红丝绦、锦重黄襆白面签云：“书致于弟大契丹皇帝阙下，兄大宋皇帝封。”国母即云：“婶大契丹皇太后。”签云：“谨致书。”下云：“谨封。”再用红罗襆封毕，用诏纸封带，复用御宝印。大中祥符正月，契丹太后丧，予慰书，用黄罗襆。乾兴元年二月，告哀，亦用黄罗襆。当年十月，与契丹皇后生辰书，却用红罗襆。

双方交往过程中表现的这种手足亲情关系，则为宋真宗和辽圣宗的继承者继续沿用。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记载：

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绪在位，于仁宗为伯。故明肃太后临朝，生辰、正旦，虏皆遣使致书太后，本朝亦遣使报之，犹娣妇通书于伯母，无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临朝，则仁宗之弟妇也，与隆绪时异。众议：每遣使但致书洪基，使专达礼意，其报亦如之，最为得体。元祐初，宣仁临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辽圣宗耶律隆绪与宋仁宗之父真宗为兄弟行，因此辽圣宗“于仁宗为伯”。辽兴宗耶律宗真与宋仁宗又为兄弟；而宋仁宗长于辽兴宗，宋仁宗为兄，辽兴宗为弟；宋仁宗于辽道宗为伯父，故致道宗书冠词为“伯大宋皇帝致书于侄大契丹圣文神武睿孝皇帝阙下”。应当说宋辽皇帝之间这种兄弟关系，恰好反映了契丹与汉族两个民族之间的骨肉亲情。澶渊之盟订立之后，宋辽两国互贺正旦、生辰及告哀、祭吊等使节往来频繁，宋朝设立了主管使节往来的机构国信所，专门负责对辽交聘事宜；辽朝也设有通事，以知华事、通华语者担任，并在燕京置会同馆，接待宋使。据聂崇岐统计，宋辽之间正旦、生辰、告哀、祭吊等共交聘388次，澶渊之盟后为379次。宋辽交聘中，从国家和皇帝的称号，到外交文书和礼仪的细节，都是平等友好的。其二，澶渊之盟反映了宋辽双方人民向往和平、反对战乱的愿望，对宋辽双方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在经济上，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辽朝就在涿州（今属河北）、新城（治今河北定兴东）、朔州（今属山西）、振武军（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等地设立榷场；宋朝也在雄州（治今河北雄县）、霸州（今属河北）、安肃军（治今河北徐水西北）、广信军（治今河北徐水东南）设立榷场，双方互派官员，监督贸易，征收榷税。此外，民间的走私贸易也很盛行。辽朝从宋朝输入的主要有茶叶、瓷器、漆器、稻米、丝织品、香料、书籍等，宋朝从辽朝输入的主要有马、牛、羊、骆驼、马具、食盐、珠玉等。其大宗商品为马、羊。如宋神宗熙宁三年五月，制置条例司言：“诸路科买上供羊，民间供备几倍。而河北榷场博买契丹羊岁数万，路远抵京则皆瘦恶耗死，屡更法不能止，公私岁费钱四十余万缗。”此仅为榷场贸易，已经十分可观，民间私人贸易数量更多。在文化上，辽朝“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创办学校，大量增加科举取士名额，文化教育兴盛。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制科时说：辽朝在燕云地区汉族士大夫参与下，“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宋朝图书大量流入辽朝。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年）出使辽朝的翰林学士苏辙上疏曰：“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辽朝也出现了许多好学能诗善文的士大夫。如辽兴宗朝的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当然，澶渊之盟对于宋朝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左传》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司马法》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但是，宋朝大部分统治者在缔结澶渊之盟之后，却从中消极地总结经验教训，既“忘战去兵”“武备皆废”，又昧于兵事，缺乏韬略，以至于导致庆历增币、靖康之耻，以及绍兴和议，对此后的宋与辽、夏、金的和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大臣多言祥瑞，枢密副使马知节独言：“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宋仁宗庆历四年六月，富弼《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说：“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是致宝元元年，元昊窃发，数载用兵，西人穷困，未有胜算。又至庆历二年，契丹观釁而动，嫚书上闻，中外仓黄不知为计。不免益以金帛，且苟一时之安。此二边所以敢然者，盖国家向来轻敌忘战，不为预备之所致也。”这是对庆历增币的沉痛反思。绍兴十七年（1147年），宋高宗曾对大臣说：“真宗皇帝澶渊之盟，虏人百年不犯边塞。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绍兴八年七月，殿中侍御史张戒上疏说：“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战、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无挞揽之捷，仁宗非庆历之盛，虽有百曹利用，百富弼，岂能和哉？”宋高宗和宰相秦桧不注重战、守，一味“屈己求和”，甚至杀害岳飞，自毁长城，于绍兴十一年与金朝签订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割地、纳贡、称臣。绍兴和议怎么能与澶渊之盟相提并论！绍兴和议这样丧权辱国的和议怎能不“人多异论”！宋朝大臣李纲《议国是奏札》说：“和、战、守，三者一理也。虽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则何以战？虽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不务战守之计，惟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罢远幸之谋，决亲征之策，捐金币三十万而和约成，百有余年，两国生灵皆赖其利，则和、战、守三者皆得也。”我们应该从积极方面汲取澶渊之盟的经验，而不要受其消极方面的影响。宋朝“忘战去兵”“武备皆废”而导致割地、纳贡、称臣甚至亡国的惨痛教训，是应该永远记取的。

编辑：何参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1期“历史与文化”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