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论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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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明，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笔者一直想用某种简便的办法，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理出头绪，但一者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思想文化现象无比复杂，无数问题互相缠绕，经常叫人糊涂；二者笔者长期受西学教育，而西学分科太细且壁垒森严，按西学范式琢磨几十年，虽略有所得，但始终不得要领。所以最近十年回归中国治学传统，同时借鉴西学长处，从定义国学概念入手，遂有本文。

一、国学问题的由来

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生产力水平总会不断提高，社会剩余财富迟早会出现。当剩余财富积累到足以扰乱世人的正常心智和行为时，祭司酋长就会利用权势占有剩余财富，社会就会出现贫富、贵贱、贤愚的层级分化，逐步出现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社会的利益争夺就会激烈复杂，国家治理就会非常困难，所有人都会成为受害者。为了维护贵族和公众双方的利益，大祭司大酋长即周人所谓“先王”就会在庙堂朝堂礼堂上，利用祭祀朝会行礼的机会，教育现任官员，也会让王官在学堂里教育候任官员，让他们都知道应该如何治国富民，同时合理获取私利，以满足自己的衣食之需。这类教育活动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学教育活动。先王和王官教育现任、候任官员的庙堂、朝堂、礼堂、学堂是同一间草棚子，远古均称“明堂”，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学学堂。他们教化官员的各种形式的口传史，就是周代文献所谓的“先王陈迹”，就是中国最早的史书兼治国教材。“先王陈迹”总结的治国富民、利人利己、君子小人共同富裕的一系列规则和规律，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学理论，就是晚周《论语》《庄子》等文献所谓的“先王之道”，近现代刘师培、章太炎、胡适、李泽厚所谓的“王官之学”了。最近百年的考古学成果已反复证实，早在距今9000—7800年的舞阳文明时代，中国就已出现了许多大型的聚落，聚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贫富贵贱贤愚的阶级分化，出现了祭司酋长用骨笛教育子嗣的诗书礼乐混在一起的教化活动，即五帝时代至清朝末期国学教育的前身。但舞阳文明时代只有大型聚落，尚未出现典型的“国”即城市，说明那时的阶级、私有制和国家尚在发育之中。在距今大约5800年出现了二里头都邑，这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王朝文明，是“古国时代”的最早期，但二里头“古国”的治理情况，只有出土文物可供推测，没有传世文献加以佐证，证明力似乎尚嫌薄弱。在距今5500—4500年的“古国时代”，不仅有黄帝古城等辉煌的城市，而且有《大司乐》《虞书》等传世文献记录当时的国家治理情况，甚至创造了治国理论，文物和文献可以互证，故本文仍然将国学的起点定在距今大约5500年的黄帝古城时代。古国时代约当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其社会性质并不是孔子至今的历史学家所谓“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而是阶级时代。这就是说，“古国时代”的利益争夺已经非常激烈，人际关系相当紧张，国家治理非常麻烦，治国之学已经产生。
笔者曾把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五帝、夏、商、周、春秋为九代时期，人神混杂，天人交通，国家治理实行政教合一；战国至今为后九代时期，人神揖别，天人两分，国家治理实行世俗政治。春秋战国之交为九代、后九代之交，即孔子师徒祖孙创造孔学的这一时期，可以兼属两个时代，非常特殊。九代国学学问始于黄帝时代，最终成果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文本。九代、后九代之交，孔子师徒祖孙继承发展了“先王之道”，形成孔学，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称为“新王之道”，与“先王之道”相对而言。后九代的国学学问以“先王之道”“新王之道”为理论核心，又先后吸收了战国子学、汉至清代经学的长处。总之，国学始终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根本大纲，也是整个思想文化的理论渊薮，这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本质不同的根本所在。国学如此重要，但国学是什么学堂、什么学问，其本质属性、理论体系、学术外延又如何，这些问题让最近百年的中国学术界伤透了脑筋。五千多年来的国学教育活动，五帝三代时期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均有助于我们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周末至清朝的，传世文献均有详细的记载。国学理论的本质属性一直是利人利己、共同富裕，理论体系一直是仁学和礼学。其本质属性和理论体系，尧舜均称为“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周公《周礼》称为“礼”，孔子称“仁”“礼”，战国称子学，汉唐称经学、儒学，宋明称理学、新儒学、心性之学，清朝称朴学、汉学。宋明治国理论变化虽大，但尧、舜、周公、孔子治国富民、利人利己、共同富裕、公道公平的治国之道，始终是其主要内核。至于国学理论的学术外延，春秋时代至今的，文献均有记载；春秋时代以前的，传世文献虽记载不详，但可借助西周春秋史料做出符合逻辑的逆向推论。古代学者研究国学唯一的不足是，几千年中始终无人将国学学堂的历史沿革、办学目的、培养对象、教育活动，国学学问的本质属性、理论体系、学术外延，一并讲清楚，这可能与古代国学问答式的教学方式密切相关。这让中国近现代学者颇感迷惑，故学者们界说国学有“国粹说”“国故说”“中国之学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说”“中国传统学术说”“经典说”“本国之学说”等许多理论，除了马一浮先生的“六艺即国学说”以外，几乎全都给国学划了一个宽泛无边的学术外延，而且大都用这些无边无际的学术外延代替对国学学堂教育情况、国学学问本质属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探讨，遂使国学与西方之“中国学”“汉学”含义相同，国学于是陷入了理论困境。本文认为，国学含义有二：一指中国古代的国学学堂，即五千多年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举办，春秋晚期至清朝末期亦有部分官员自费举办、政府资助，以培养治国官员，使之最终治国富民的学堂，简称国学，没有这一特殊政治功能的所有学堂均不是国学学堂。二指中国的“治国之学”，而绝非“中国之学”，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学是候任官员学习研究、现任官员躬亲实践、卸任官员评价评说的治国富民、利人利己、公道公平、共同富裕之学，亦可简称国学，但不包含国学学问衍生、细化、分化、专门化的治国之学。借用庄子“道技之辨”的话来说，国学是道，其余是技，更不包括其他学科和学问。总之，国学既指古代专门培养治国官员的学堂，也指学堂和政府传授、践行、评说、继承、发展的治国学问。下文展开，略作说明。

二、国学学堂的起源和发展变化

《论语·子张》记载，子夏说：“百工居肆成其事，君子学政致其道。”子夏提醒我们，中国远古有两个各自独立的教育体系。一是手工技艺兼商业经营传承创新的教育体系，由手工业氏族家族自主举办，可能由官方负责管理手工业的王官负责统筹协调，培养本氏族家族子弟，旨在传承创新手工技艺，争取商业利益最大化，但并不传授识字读书的文化基础知识和治国富民的道德学问。因为识字读书最终都是为了当官治国，而当官治国则是祭司酋长、帝王诸侯卿大夫家族的专利，与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在官府打杂的下人即平民百姓无关。故孔子说他们“困而不学（治国之道），民斯为下矣”，这是实话，无关褒贬。《诗经·卫风·淇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描述的就是这类手工业学校兼作坊（肆）的教学生产场景。太史公《五帝本纪》记载，舜帝时代就有主管天下手工业的长官名“垂”（亦作倕）；《左传》记载周初天王分封时，会给每个诸侯五至七个不等的手工业氏族，以帮助诸侯发展本国经济；周代列国均有主管手工业的长官，职务名称，华夏列国称“工正”，楚国称“工尹”；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中国科技史》说，中国古代科技水平长期世界第一，明清时代突然开始明显落后于西方；经济史家说，过去几千年，中国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世界第一强国，经济总量占比极大，最少也要占全球三成多，最多占八成多，近代开始明显衰弱。如果中国古代没有这一教育体系，上述所有史实就全都无法得到科学的解释。1904年废除科举制度，自然也同时废除了国学教育体系以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重视现代科技教育，逐步对国民进行文化基础知识和现代科技教育，古代手工业教育遂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与西方现代科学融合，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理科工科，仍与培养治国官员的国学教育无关。如今许多官员都有国民教育理工科的学科背景，那是另外一回事。古代农耕从未形成教育体系。狩猎技艺很早就融入战争，成为战争谋略的一部分。据《左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师徒都会打仗，似乎狩猎活动与国学教育有关。二是文化基础知识兼治国之道的教育体系即国学教育体系，也就是子夏所谓的“君子学政致其道”的教育体系，五帝夏商周时代由中央政府举办。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国家服务职能亦增加，周末至清末由中央政府、方国郡县、卿大夫采邑三级政府举办，春秋末至清末亦有学者官员个人自费举办、政府资助者，旨在重点培养有文化基础知识、有坚定报国志向、熟悉治国之道、愿意造福苍生、按政治制度能够当官、未来能够治国富民的候任官员，也培养现任官员、礼遇卸任官员，以提高治国水平和苍生福祉，同时也让君子合理获取有限的私利。国学的教育对象，五帝时代均为现任官员、候任官员，后者是培养重点，即《舜典》所谓的“教胄子”。晚周至清末教育对象则为候任、现任、卸任官员，现任官员的教育方式主要是在明堂上的随机短训，重点培养候任官员则均另设专门的国学学堂。礼遇卸任官员的主要形式是国学的养老礼，中国敬老传统即由此而来，本与平民无关，如今多有误会，舆论沸沸扬扬。周末至清末国学教育规范化，加上商末周初至清末一直实行宗法制，卿大夫的宗子才能嗣位，余子全部下降为士，春秋中期土地兼并以后士无世禄，所以国学学堂除了短训现任官员、礼遇卸任官员以外，主要教化候任官员，包括：第一，天子、诸侯的宗子和余子，卿大夫的宗子，这些人迟早都会自动嗣位或下降一等（天子、诸侯的余子）做官，学习未必用功，除了天王、诸侯的宗子储君因为未来责任特别重大，必须认真学习以外，其余弟子很难真正成为国学的培养重点；第二，卿大夫的余子即低级的儒士，春秋中期土地兼并导致士无世禄，必须“读书做官”，所以学习最用功，将来才能成为治国专家，他们才是国学序列的培养重点。《史记·孔子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师徒就全都是卿大夫的余子，而且全都学有所成，只要愿意做官，就全都能做卿大夫。清末废除科举同时废除了国学教育，中国于是效仿西方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周末至清末的正规国学教育体系遂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各自独立的教育系统：文化基础知识和现代科技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步扩大为平民教育，由国民教育序列负责，毕业生成为国家的劳动者、建设者和保卫者，亦有经过选拔考试而成为官员者；拟任、现任官员治国能力的短期培训教育则由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具体负责；礼遇卸任官员的职责则交还给各级政府。以上就是中国五千多年来国学教育、国学学堂的简史。下文稍稍展开，略作说明。考古学证实，舞阳文明时代的祭司酋长就开始用骨笛教化嗣君，这是迄今为止所知国学最早的雏形。二里头都邑，2023年底刚刚被确定为“古国时代”最早期，但无传世文献佐证治国情况，证据稍显薄弱。所以本文仍然将国学的起点定在距今大约5500年的黄帝古城时代，因为那时不仅出现了城市即原始意义上的“国”，而且传世文献《周礼·大司乐》亦记载了黄帝治国情况。《虞书》记载舜帝时代就已出现了祭司酋长“四凶”侵占社会剩余财富的现象，可见古国治理已很复杂。为了治国富民并让君子合理获利，五帝会经常利用祭祀朝会行礼的机会，在明堂上教育下级祭司酋长如何治国富民、适当获私。除了五帝亲自做国学教官以外，他们还任命职业教官，如舜帝任命夔做乐官，负责教“胄子”，让其学习先王诗乐，如黄帝时代的《大卷》《云门》和尧舜时代的许多古乐，这些古乐甚至传至春秋战国时代，旨在教化君子，使之养成端正持中的人格和行为习惯，避免偏激促狭，以便将来公道治国。这就是五帝时代混杂在一起、主要口耳相传的乐教、诗教、书教、礼教，而诸教一直是古代国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五帝三代的国学教育只可能与庙堂祭祀、朝堂议政、礼堂行礼结合在一起，教育内容只能主要与口传史教育融为一体，只能采取随机短训的形式，还不可能有学制规范、层级分明、文本教材、升学考试的正规国学学校，更不可能建成完备的国学教育体系。那种有专门的老师和学生，有专业的文本教材和教学规范，有严格的学制和升学制度，家学（相当于小学）乡学（中学）国学（大学）层级分明、体系完备，既学习文化基础知识，又学习治国之道，既有学历教育性质，又有官员岗前培训性质，只要乡学、国学毕业，按照政治制度就能当官治国的正规国学学校，要到西周末春秋初才可能出现。中国大约在西周末春秋初进入铁器文明时代，铁制工具锋利坚韧廉价，于是先人利用铁制工具预先制作大量“方策”，推动工农业发展；亦记录大量成文史，经过周天王的王官（史官、乐官、卜官等）对这些成文史进行反复编辑整理，这就有了成文教材，于是除了短训现任官员以外，那种重点培养候任官员，具有学历教育性质和官员岗前培训性质的正规国学在西周末春秋初应运而生，并延续到清末。周末至清末的正规国学学堂具有两种职能，既像五帝三代那样经常利用朝会祭祀行礼的机会，短训现任官员，也通过养老礼的形式礼遇卸任官员，更确立了学制、学校层级和升学考试制度，确立了教材和教学规范，确立了专门的老师和学生，系统规范地培养各级候任官员，主要是卿大夫的余子即儒士。孔子称那些没有完成规范学业就根据宗法制直接嗣位当官、以后只能上短训班的现任官员为“后进于礼乐者”，称那些根据宗法制不能直接当官、只有先系统学习文化基础知识和治国富民的道德学问、完成规范的学业、国学或乡学毕业、的确学有所成、受到诸侯公卿的赏识，然后才当官治国者为“先进于礼乐者”，孔子的“先进后进说”就是对周末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正规国学教育情况的精炼总结。《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除“君子曰”云云大多是编著者自己的议论以外，采用的史料都是春秋列国史官的原始记录，相当可靠。《左传》记载，周末春秋时代华夏列国公卿大夫均有家学，教育本氏族家族的贵族子弟识字断句、初知礼义，其内容以文化基础知识教育为主，为进一步深造并最终当官治国做准备。如孔子就上了孔氏家学，但他出身卑微，不可能上鲁国乡学、天王国学，所以既不能直接嗣位做官，也不能完成中高等学业后做官，为了生存，年轻时多做“鄙事”，孔子学历类似如今小学毕业。诸侯办乡学，主要学习历史文献和治国学问，文化知识教育不再是重点，毕业生或经考试升学读周王的国学，或直接给诸侯做大臣，给公卿做家臣。周王办国学，毕业生或给天王做王臣，或给诸侯做大臣。《礼记·学记第十八》《大戴礼记·保傅第四十八》均详细记录了周代贵族子弟八岁上学、升学考试、乡学或国学毕业即当官治国的情况，尽管这些文献成篇较晚，但谅不至于向壁虚构。国学教材，形式均为史书，故周人称为“先王陈迹”。国学内容均为先王治国之道，故周公《周礼》称“礼”，孔子称“仁”“礼”，子夏称“道”，《论语》《庄子》称“先王之道”。五帝三代“先王陈迹”多为口传史，而且诗书礼乐混杂在一起，当时的乐教即包含了诗教（歌词）、书教（述说圣王历史）、礼教（治国者的宗教政治规矩、世俗政治规矩）的内容。周末至鲁襄公时代为已经细分并文本化的《诗》《书》《礼》《乐》，鲁昭公、定公、哀公时代增加《易》《春秋》为六艺，战国《庄子》始称六艺为六经。由于汉朝至今学者均误以为《乐》无经文，只有乐曲歌词，乐曲歌词又多亡佚（《诗经》除外），故六经亦称五经，汉代还设置了“五经博士”。但最近王齐洲先生考证《乐》有经文，就是《周礼·大司乐》，那么六经就不应再称五经了。总之，国学学堂的教育对象，一是现任、卸任官员，二是贵族官员的子嗣储君即候任官员，后者才是国学的培养重点。国学教育活动和短训班性质的国学学堂，均起源于距今五千多年的黄帝古城时代；有文本教材，有专职教官，家学、乡学、国学层级清晰，有学制，有升学考试制度，有毕业生做官安排的正规国学学校和完善的国学教育体系，最早应建成于西周末期春秋初期即铁器文明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清末废除科举制度为止。国学学堂后来的变化情况，传世史料较多，似乎不必仔细描述，要紧的应有以下几条。第一，春秋末期的鲁昭公时代，天王国学应已停办，华夏列国的年轻贵族们因此失去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于是在鲁国孟孙氏的政治经济支持下，孔子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创办私立国学，开创了民办公助国学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不过，古今寒士为了生计而举办的以识字为主的私塾不在此列。第二，战国时代官办国学情况不详，情理上应该举办，诸子百家普遍举办民办公助的国学，其主要成果就是如今传世的战国诸子。汉初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指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虽然言人人殊，但本质上都是治国之学，见识非常了不起。司马谈只举了六家的例子，并不表示其余各家不是治国之学。《汉书·艺文志》之六艺部将《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并称（新）“六艺”，列为第一等治国之学的经典读物，而将诸子十家列为第二等，做治国之学的扩展读物，与司马谈见识相同。此后《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之经部，均著录治国之书，六艺、《论语》始终都是经典。第三，汉代至清代的官办国学，仍然主要是一个候任治国官员的教化体系，兼有文化基础知识教育和治国之道培养的双重职能，由各级政府公费举办，包括卿大夫的家学，诸侯或郡县的乡学，中央政府的国学。国学或叫太学、国子监等等，名称时有变化。第四，中国王朝兴替，均为“逆取顺守”，故春秋以后王朝更替期间，官办国学照例暂停，时间或长或短；新朝大势稳定，治国者准备长期执政，需要培养人才、提高治国水平和人民福祉时，国学就照例开办。上述官办、民办公助国学，均至清末废除科举时而终止。第五，最近百年中国效仿西学建成现代国民教育序列的大中小学，均与国学教育序列无关，培养官员不是国民教育的任务。如今少数大学设置了国学院、经学院，设置了国学硕士点、博士点，部分民间机构设置了书院，但都不是为了研究治国之道、培养治国官员，而只是为了研究古代文献，其学问可称“古典学”，其成果形式也仿照西学分为政教文史哲法等，也不是国学。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纷纷创办国学刊物，笔者浏览了一下这些刊物的目录和部分文章，发现所有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东西都有，国学俨然成了一个大杂烩。国学基本理论问题不解决，就会反复出现这种情况。上文简单介绍了国学的第一个含义，国学是中国五千多年来重点培养候任官员，也短训现任官员、礼遇卸任官员的学堂。本章的初步结论是，零零星星短训班性质的国学教育活动始于五千多年前的黄帝时代，最晚舜帝时代就有专门的教官，三代逐步复杂，但国学仍然是现任、候任官员的短训班。西周春秋之交，完全革除旧礼俗，国学学堂开始礼遇卸任官员。周末至清末，中国建成家学、乡学、国学层级清晰的国学教育体系，不仅有专门的老师和学生，还有文本教材，有规范的学制，有升学考试制度，既传授文化基础知识，又传授治国之道，只要乡学、国学毕业，学有所成，经过选拔，就能够当官治国。

三、国学学问的本质属性和理论体系

五千多年的国学学堂、国学教育概况大致如上，下文谈谈国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学问。简单地说，国学是中国古代的“治国之学”，而绝对不是最近百年无数学者所谓的“中国之学”，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完全不同的概念，其本质属性、理论体系和学术外延都完全不同。要知道国学是什么样的“治国之学”，需要借鉴西学的长处，按照现代学术规范，具体讨论国学的本质属性、理论体系和学术外延。本章讨论国学的本质属性和理论体系。国学是治国富民、利人利己、公道公平、共同富裕之学。五千多年来君子治国富民，也按公认的准则获取有限的私利，以满足衣食之需，这始终都是国学的根本目的和亘古不变的主旨。当然许多学问都研究治国富民，但国学从不研究具体的富民技术、政策、法律、措施和办法，只告诉官员治国富民的基本原理，让他们为国家营造公道公平公正的环境，国民就会创造海量的财富，人民就生活富裕，君子亦可获取衣食之需。借用庄子“道技之辨”的话来说，国学是治国富民之“道”，就是上文子夏所言的“道”，战国诸子、汉至清代经学、现代政教文史哲法等学科都是治国富民之“技”，这就是国学与关联学问的根本区别，也是最近百年中国学者始终不明白的地方。《舜典》记载尧舜禅让时均叮嘱受禅者：“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由此即可推知，五帝早就坦然承认人性自私自利且无法改变。既然人性如此，又要君子治国富民，这个根本矛盾如何解决？这就涉及国学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特别强调君子治国富民，务求公道公平公正，即让芸芸苍生和治国君子双方都公平受益，共同富裕。君子治国人民获利，君子亦可适当获利，这就是利人利己，公道公平公正，而尧舜禅让的这两句话正是国学亘古不变的本质属性。中国传世文献均称治国之道为“政”，“政”即“正”，即公道公平公正。“政”即“文”，五帝以来治国之“文”均要求君子利人利己，这就是公道公平公正。五千多年来所有仁德君子都想“修齐治平”，“平”就是公道公平公正。天下公道公平公正了，人民和君子心里就都舒坦了，天下就和平安宁、安心发展了，这是另一种“平”，两种“平”都与平均主义无关。人人利己，天经地义，但君子不事产业，唯以治国为务，故君子利己必须以富民为前提，平民越富裕，国家越强大，君子所获私利就越大。把利人与利己完美统一起来，这就是公道公平公正，就是国学的本质属性。国学治国富民的根本目的，决定了国学利人利己、共同富裕的本质属性，而这一本质属性又决定了国学仁学、礼学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则决定了国学的学术外延。这就是国学的全部学问。不过这样从理论到理论的论证，必有空疏之嫌；引经据典，又颇嫌烦琐。五千年多来国学理论发展有四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我们可以据此将国学理论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这样讨论国学的本质属性和理论体系，不仅能有效避免论证时的烦琐和空疏，还可以让五千多年的国学理论发展史呈现得非常具体而又思路清晰，所有读者都能过目不忘。国学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五帝夏商时代，关键治国理论为尧舜总结的“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八个字。这说明君子治国旨在富民，这就是国学的根本目的；芸芸苍生衣食富足，官员方有禄位，治国者真诚利人，方可同时利己，故治国者与苍生本是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利人方可利己——这就是国学的本质属性。这是国学理论发展的第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后世治国学问不管发展得多么复杂高深，但其理论起点和核心，始终都在这八个字里。国学理论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西周春秋战国时代，关键治国理论为周公“礼学”。周初周公摄政时，亲自作的《周礼》，就是对五帝夏商先周时代治国实践和理论的总结，他把这一理论体系概括为“礼”。周公认为，君子应该“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即君子要完全根据圣王的行事准则观察当下君子的道德，根据君子的道德学问命之以治国之事，根据君子的治国富民的实际情况来论定他的功劳，根据君子治国富民的功劳让他适当获取衣食。这几句话最要紧的是“功以食民”四个字，与尧舜叮嘱受禅者的八个字一样，都有论功行赏的意思。周公“功以食民”理论对国学的最大贡献是，淡化了天地众神的作用，强化了芸芸苍生的地位，其民本思想更加清晰。与后世孔子的治国之学相比，周公并不特别在意君臣父子的政治、宗教、伦理秩序，这是周公《周礼》对国学理论发展的第二大贡献。传世文献大多传说五帝毫不染指天下公利，这类传闻对人性特点和君子私利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国家治理规律，也不符合人性，不符合尧舜总结的五帝“天禄”之论。无视君子的衣食之需，必然先伤君子，最终伤及平民。周公坦然公开承认，君子只要有功于国，有利于民，就应根据功劳大小获取衣食之需，故周公“功以食民”的理论，即最近三千年所谓“礼”“周礼”“周公之礼”，就成为国学理论发展的第二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西周至春秋早期，君子治国基本实行了周公《周礼》。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时代，君子大多采取王道霸道兼用的办法，虽然实际上很少遵守《周礼》，但他们至少还言必称《周礼》，所以大体而论，西周春秋战国八百年，中国治国之学的核心理论就是周公《周礼》。国学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大汉至大唐，关键治国理论为孔子的“仁学”和“礼学”。孔子是继尧舜周公之后，九代国学理论最伟大的继承者和创造者。西周春秋之交，中国进入铁器文明时代，随着铁制工具使用范围的逐步扩大，列国经济无不飞速发展，剩余财富无不海量暴增，私有制度无不进一步深入人心，贵族无不将自己的封地视作自己世代相传的产业，生活无不极度奢侈，于是税收大增，民生大受影响。加上西周灭亡，华夏无主，于是大国灭小国，甚至同姓兄弟国家之间互相吞并，臣弑君，子弑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都成为天下的常态。故孔子将九代以“论功行赏”为核心的“礼学”改造为“仁学”和“礼学”，仁学要求公道治国，这与九代治国理论完全一致；礼学要求公正分配——根据君子的政治、宗教身份，分配政治经济利益，即“按位取酬”，这就与九代理论大为不同了。孔子要求“按位取酬”的本意，是想彻底纠正春秋时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错误倾向，要求君子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恢复天下的政治、宗教秩序，虽然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良好初衷和积极作用，但是中国汉至清代延续几千年的身份固化、社会活力不足的问题亦由此出现。孔子的治国理论有其积极意义，也有消极作用，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孔子治国理论是对尧舜周公治国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治国理论发展的第三个历史节点。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孔学虽然寂寞，但大汉至唐朝，君子治国即主要采用孔学。国学理论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宋元明清时代，其关键治国理论为宋明异化了的孔孟之道，即所谓宋明“新儒学”“理学”“心性之学”。宋明理学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孔子注重君子身份等级的礼学思想，二是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宋明理学的所有问题即由此而产生。孔子国学理论要点本来有二，曰仁学、礼学。宋明理学基本舍弃了孔子仁学。孔子礼学理论要点本来有二：一是君子按照各自的身份等级，合理分配有限的利益；二是君子无论贵贱，都要终身服务国家，造福苍生，没有任何限制。这两条就是孔子礼学即最近几千年所称“周礼”“周公之礼”的全部要点。宋明理学更多地继承了孔子礼学的要点之一，而基本忽略了要点之二，遂使孔子原本既要按位取酬，又要责任满满、活力满满的礼学，变成了宋元明清禁锢君子，进而禁锢平民的理学。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大退步，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经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明末清初学者即痛感宋明理学空疏误国，清代学术界虽然恢复了汉学传统（朴学），但可惜宋明理学浸润已久，社会风气已成，亦无可如何了。孟学核心是恢复井田制，让耕者有其田，平民有衣食，君子按位取酬，就是“劳心者”有世禄，“劳力者”有衣食，社会共同富裕，“性善论”“王道论”均不足道。宋明儒者完全忽略了孟学的精华，反而在其“良知良能说”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不重视外部世界繁复、芸芸苍生生死，只顾及君子个人内心感受的所谓心性之学。最近很多年还有很多中国学者经常吹捧宋明理学，片面强调宋明理学的所谓哲学意义，似乎中国也像西方那样，哲学为王，无哲学就无学问，居然不知世界上的任何学问，最终都要经世致用、造福苍生。这些学者的这种做法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宋明理学虽然不能说一无是处，但它片面强调固化世人的身份，忽略了君子终身报国的基本要求，遂使国学理论走上了歧途。宋明经济虽然极其发达，其经济总量甚至占到全球的八成之多，但已埋下了后世中国衰败的祸根。中国最近几百年大大落后于世界强国，清朝末期几乎灭种灭国，原因固然非常复杂，宋明理学肯定脱不了干系。故五四运动先驱要“打倒孔家店”，其实是要打倒宋明理学。这是中国古代国学理论发展的第四个关键历史节点。根据上述古代国学理论发展的四个关键节点，可把中国古代国学理论的发展史划分为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古国五帝夏商时代，主要按尧舜总结的五帝之道治国；第二阶段，西周春秋战国时代，主要按周公之礼治国；第三阶段，西汉至唐代，主要按孔子之道治国；第四阶段，宋元明清时代，国学理论出现重大偏差，国家治理出现重大问题，但孔子治国理论仍然是其内核之一，这一历史阶段主要按宋明理学治国。五千多年来中国的治国理论无论怎样发展变化，有三个理论始终未变：其一，治国富民、利人利己、共同富裕、公道公平的本质属性始终未变，也永远不会改变。其二，君子终生致力于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伟大事业，自己亦可适当获取私利，但君子获利的方法和尺度必须完全符合天下公认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这一基本原则也亘古未变。其三，国学理论体系始终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尧舜的“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周公的“功以食民”，孔子的“仁学”“礼学”，宋明的“理学”，理论体系其实始终都是公道治国，公正分配。公道治国、造福苍生谓之“仁”，公正分配、君子适当获利谓之“礼”。但五千多年来的治国理论也有三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一，决定治国君子私利的人，实际上从未改变，但名义有变化。具体由谁决定君子的私利，尧舜说要由“天”来决定，“天”就是祖先神和自然神的混合体，甲骨文中的“天”字还像人之形状，尚保存了五帝时代人、神、自然混为一体的古意。周公虽未明言由谁决定，结合周史即可推知，自然由“君”决定。周代特称天王、诸侯为“君”，称公卿大夫、士为“君子”，“君子”的私利自然由“君”来决定，诸侯的私利自然由天王太君来决定。孔子在这一点上与周公的见解完全相同。九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人神混杂，天人不分，故实行政教合一的治理方式，所以周公孔子认为，应该由政教合一的“君”来决定治国“君子”的私利。后九代中国完全世俗化，决定君子私利的当然是世俗上级。“天”具有神秘色彩且“不言”，“君”政教合一也多少有点神秘色彩，实际决定君子私利的从来都是君子的世俗上级，而不是所谓宗教鬼神。这是因为宗教政治在春秋战国之交发生千年巨变，使决定君子私利者的名义发生了变化，而实际上并未变化。其二，君子获取私利的依据发生了重大变化。九代主张论功行赏，说明那时剩余财富还没有完全影响君子的正常心智和行为方式，为了私利僭越礼制、弑君弑父的情况并不多见，那时对治国君子论功行赏，标准简单，执行方便，对治国富民有利，对君子获利亦有利，公道公平。但中国进入铁器文明时代以后，社会剩余财富积累之多，已经足以扰乱几乎所有君子的心智和行为，为了私利，弑父弑君者比比皆是，何况兄弟朋友？于是从春秋晚期开始，孔子等君子大多主张，要根据君子的宗教地位、政治地位，赋予君子经济利益，只是需要适当参考君子的治国富民的功劳而已，不能完全论功行赏。按位取酬的缺陷不言自明。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国情复杂，所以按位取酬对保持天下政治稳定，保护平民和君子双方的根本利益有帮助，的确有其合理性。加上中国商末周初实行宗法制以后，历代卿大夫的大量余子均不能直接嗣位为官，而他们又无不着急做官，就必须走“读书做官”这条路。这对保持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活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所以孔子的按位取酬理论，后世一直实行。其三，国学的学术外延，随着国家时空环境的变化而随之发生变化，下文专门讨论。

四、国学理论的学术外延及其演变规律

根据办学初衷和培养目标，国学学堂不可能什么书都读、什么课都开。国学的本质属性和理论体系，都要由具体的课程和书籍来体现，不可能有超越学术外延的所谓国学理论。汉代以前没有目录学，具体考察先汉时代国学学堂的课程设置、国学书目，的确麻烦，但并非毫无办法。周末春秋时代大规模记录了历代先王的口传史，汉初学者又抢救性地汇编了许多周代文献，而周代文献并非全部源自周代，我们可以据此初步推测然后具体论证远古国学理论的学术外延，并以传授课程的异同为划分依据，把远古国学教育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五帝三代即周末以前，口传史教育为主阶段；第二个阶段，周末至鲁襄公时代，成文四艺教育阶段；第三个阶段，春秋末期鲁昭公定公哀公时代，成文六艺教育阶段。战国时代群雄争霸，列国政府应该会继续举办公办国学，但文献阙如。民办公助国学，据《荀子·天论》所述，其课程内容即国学学术外延与春秋末期相同，仍然是六经，不过诸子百家对六经均另有解读而已，其解读成果就是如今传世的战国诸子。那么战国时代的国学外延，也应并入上述第三个阶段。汉代始有目录学并传承至今，故汉至清代国学的课程设置和具体书目，文献均有详细记载。大汉至今的图书分类法尽管多有差异，但有一点始终完全相同，就是始终都把治国经典作为最重要的第一类图书。我们只需要把历朝历代官方认可的书目文献的第一类图书的目录找到，就可知道当时国学的课程设置和具体书目，当个文抄公就可以了。下文将按上述思路对五千多年来国学的学术外延及其变化规律，做一个提纲挈领的描述。远古第一个历史阶段国学理论的学术外延，即五帝夏商周时代国学学堂的教育内容，主要应是以口传史为主的诗书乐礼。当时诗书礼乐不分，乐之歌词就是诗，诗乐记录的古史就是书，诗乐书记录的“先王陈迹”就是如何利人利己的礼，如《舜典》记录当时的乐教同时也包含诗教书教礼教。五帝三代如无《大卷》《云门》之类先周古诗，周代华夏诗选《诗经》就不可能突然成为千古诗歌典范。西周是否将周《诗》纳入国学教材，证据不足，难以确定。传世之《易》为《周易》，《易》之前身为八卦，本由东夷太皞氏发明，用来记事，黄帝族等借以占卜，故远古各氏族各有其《易》以占卜决疑，如《连山易》《归藏易》之类，但五帝三代是否将《易》纳入国学课程，文献不足，阙如可也。《周易》《春秋》成为国学教材和治国指南，都晚至春秋末期的昭公定公哀公时代，下文会引用文献加以证明。传世之《书》最早的是《虞书》，记录尧舜古史，此前的黄帝颛顼帝喾时代不再追溯。这很可能是因为尧舜时代的礼俗已经非常接近夏商周三代，而更早时代的礼俗则与三代相去甚远，故周人都习惯于从尧舜时代开始讨论治国问题，西周、春秋君子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虞书》传世五篇，一看就知道原本是口耳相传千百年的口传史，前四篇开头都说“若曰稽古，某帝”，证明这些口传史在被记录为成文史时，仍然保存了口传史的一些痕迹。本文开篇即根据最近百年的考古学成果和马克思主义原理推断，由于剩余财富增加，五帝时代的国家治理已很艰难，大祭司大酋长都会对下级祭司酋长及子嗣进行氏族部落史与治国理论的国学教育，教导他们如何造福苍生，同时自己亦适当获利。古国时代早中期的历史教育即国学教育，当然不可能讲述尧舜治国故事和理论，那时尧舜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而只会讲述黄帝、颛顼、帝喾之类更早古帝的治国富民故事，这就是更加古老的口耳相传的《书》。“书”的本意是口述，转指口述史；有文字后引申指书写，转指成文史。许慎《说文》对“书”的解释并不正确。不过周汉君子认为这些《书》所讲的五帝早中期的口传史“不雅驯”，西周末期春秋初期记录文本或最后组装成定本《书》时，周家史官将其剔除了。故尧舜以前的口传史，后世只有零零星星的记载，孔子《五帝德》、司马迁《五帝本纪》即据此记录。但九代乐教始终有黄帝时代的《大卷》《云门》，可知五帝三代口耳相传的《书》绝非始于尧舜时代，春秋君子虽然言必称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实际上应称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乐》，周代文献亦称《周乐》《古乐》，即周代官方认可，并在王朝和列国庙堂、朝堂、礼堂、学堂上演唱、演奏或伴有舞蹈的古代治国的宗教政治音乐。九代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所有治国文献均有政教合一的特点。《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详细记录了春秋末期周天子乐官最终确定的《周乐》，不过春秋早中期的《乐》《周乐》《古乐》还包括黄帝时代的《大卷》《云门》等音乐作品，具体曲目各个时代均有调整。五帝三代庙堂、朝堂、礼堂、学堂均用乐教作品和理论教化国学弟子即候任官员，也教育现任官员。根据周代文献可以推论，五帝三代的国学教育均采用当时和前代圣王的部分宗教政治音乐，具体作品不尽一致。乐教除了曲目以外还有《乐经》即乐教理论。汉朝至今学者均以为乐教无经，以至汉代至今一直有“五经”说，汉代设有“五经博士”，但王齐洲先生最近考证传世《周礼·大司乐》为孔子所用教材。孔子教材与周代官方国学完全相同，可见孔子以前即有《乐经》，六经并非五经。《礼》，最近三千年亦称《周礼》，民间称“周公之礼”，这是因为周公《周礼》影响深远。成文《礼》开始一定是习惯礼制礼法，有了文字且有必要，才会逐步形成成文礼法。周公《周礼》不可能凭空写作，必然是对五帝、夏、商、先周时代大量习惯礼法和少量成文礼法的系统总结和发展。五帝、夏、商、先周时代的“礼”几乎还是习惯礼法，随着文字的成熟会有少量成文礼法，西周至今的《礼》则是大量习惯礼法和少量正文礼法的混合体。周文王著《周易》，应是对他族先人、周人祖先长期占卜经验的总结。先周、西周、春秋君子常用《周易》占卜吉凶，但《周易》作为国学教材和治国指南，始于春秋末期的昭公、定公、哀公时代。西周列国即有《春秋》，但开始纳入国学教材亦晚至春秋时代末期。远古第二个历史阶段即周末至鲁襄公时代的国学教材，为文本化并已分类的《诗》《书》《礼》《乐》，这是国学学术外延的第一次扩大，远古的《诗》被周代王官选编部分为周《诗》，《书》《礼》《乐》的具体内容也做了调整和扩大。远古第三个阶段国学的学术外延，即春秋末期鲁昭公、定公、哀公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国学教材，增加《易》《春秋》而为六艺。这是国学学术外延的第二次扩大。为节约文字，这两个阶段的学术外延扩大问题一并讨论。《诗》本指一切有韵律的歌词，可歌可诵，五帝夏商时代的歌词都是《诗》，可能周代乐官为了在政治上统一天下，将先周古诗都删除，或让先周古《诗》单独保存在《乐》中，仅仅以周代华夏地区的《诗》为《诗》，故专指《二雅》《二南》，春秋中晚期含义逐步扩大。《周颂》早先地位高于《二雅》《二南》，故称《颂》而不称《诗》，有了《鲁颂》《商颂》后改称《周颂》；《鲁颂》《商颂》和《二南》以外的《国风》大多创作于春秋时代早中期，后被纳入《诗》中。传世周诗选本《诗经》应定型于鲁襄公时代或以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确切记载。五帝夏商周具体时代不同，《诗》所包含的具体作品就不同。西周时代《诗》是否被列入国学教材，难以确定，西周末期春秋时代《诗》肯定是国学教材之一。而且《诗》的外延不断扩大，具体作品不断增加，一直到周天子乐官在鲁襄公时代或以前定型时为止。《礼》，西周时代和齐桓公以前的春秋时代，应指成文礼法周公《周礼》和大量的习惯礼制礼法。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实际处在华夏共主周天子的地位，代替天子制定礼乐、决定征伐，所以开始出现许多新的“周礼”，其例甚多，最早最有名的例子是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会，他给华夏诸侯定了五个规矩即五条盟约。这些规矩表面上与周公《周礼》相同，但是华夏联盟成员都要像朝觐天王一样地朝觐盟主，像给天王进贡那样给盟主进贡，像服从天王号令那样随时跟随盟主征伐，这肯定不是周公《周礼》的规制，而是春秋霸主的新规制。《左传》所引春秋史料记载，如果华夏联盟成员完全服从霸主的安排，春秋君子就会评价说“礼也”，否则就会说“非礼也”，这证明周公《周礼》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易》，本有先周古《易》，当被周天子卜官有意删除，周代华夏列国均用《周易》，此举也应是为了政治统一。《左传》记载遇到大事则用《周易》占卜，但鲁襄公以前并未将其列为国学教材，国学没有培养《易》学人才，故《易》仍然采取父子相传的原始方式。《春秋》是西周春秋列国史书的通名，当时亦有其他书名者。列国《春秋》原含西周春秋两部分，西周部分多与《周书》重复，如武王伐纣、周初分封之类，而《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是西周春秋时代的国学教材之一，当时并称《书》，故列国《春秋》的西周史部分的重要性下降，遂被长期忽略，久而久之而亡佚。列国《春秋》的春秋史部分为列国的当代史，积累至鲁昭公、定公、哀公时代已达两百年左右，已经相当厚重，终于引起官方重视，遂分别成为各国乡学、家学的教材。上文推测鲁襄公以前国学教材只有四艺，没有六艺，最典型的史料就是下文所引：

《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到了春秋末期的昭公、定公、哀公时代，乡学、家学的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官员们治理国家时的评价标准，很可能就已经增加了《易》《春秋》，这样四艺就变成六艺了：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

这一史料说明，春秋末期华夏列国的乡学、家学已经普遍开设了六艺课程，官员行政已普遍执行六艺标准。后世至今无数学者经常以这一文献为依据，断定孔子首先开创了六艺之教的传统，但这是倒果为因。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7·17）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7·18）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8·8）将上引孔子语录合并一看就明白，孔子鲁昭公二十四年35岁时设帐，50岁以后才可能以六艺授徒，50岁以前至少不能传授《易经》，因为那时连他自己都没有学过。孔子在鲁襄公三十年至鲁昭公五年之间接受家学教育，那时的国学教材很可能只有四艺。孔子出生卑微，比平民百姓高不了多少，不可能上乡学、国学，所以只能终身自学六艺。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庄子·天运篇》）

《庄子》所引老子孔子的话与上引孔子的话可互证，不能视作战国辩士之论。孔子设帐后期开始效仿春秋末期官学和官场的做法，将国学教材、国学课程由四艺扩大为六艺。四艺变六艺，是国学课程、教材的增加，国学学术内容的增加，自然也是国学学术外延的扩大。战国时代国学教材应该仍然是六经，故与春秋末期同属第三阶段，上文已做简要说明，恕不重复。先汉国学的学术外延，大约有上述三个历史发展节点、两次扩大。西汉天下一统，国力强大，所谓“盛世修书”，故官方学者抢救性地汇编了许多先秦古籍。东汉改进了造纸术，图书出版和学问积累更加便捷，汉朝皇家藏书于是越来越多。加上春秋以来又过了几百年，国家的时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代国学的课程设置、教材选用需要调整，历史学家要对皇家图书新的分类情况加以记录，否则读书人就难以入门，官场行政亦会茫然。班固《汉书·艺文志》记录，当时皇家藏书分为六大类38种，第一大类自然是治理国家的国学经典，除了春秋六艺以外，新增《论语》《孝经》《小学》为九种，仍称“六艺”。这是继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四艺扩大为六艺后，第三次给国学的学术外延扩容。魏晋之后历史文献增多，文学作品大增，翻译佛经亦多，汉人的图书分类法需要调整。魏晋学者郑默《魏中经簿》、荀勖《中经新簿》，均将天下藏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为国学经典、诸子、史记、诗赋，中国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初步形成。《隋书·经籍志》采用此法，记录国家图书分类情况，第一类自然是治理国家的国学典籍：在汉代新六艺九种的基础上，新增《纬书》为十种，这是国学学术外延的第四次扩大。宋朝发明活字印刷，图书出版更加便捷，大名鼎鼎的南宋书棚本典籍更多，而明清时代中国的图书出版业更加繁荣，故至清代，古代图书浩如烟海。《四库全书》大体沿用《隋书·经籍志》记录的四部分类法，经部十种，除春秋六艺以外，另有《孝经》《五经总义》《四书》《小学》四种，明显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这是国学学术外延的第五次调整扩大。近代以来，梁启超先生提出“国学入门书要目”，有经史子集四部；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将国学图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类；马一浮先生主张“六艺即国学”；张岱年先生《国学丛书序》则将中国古代所有文理学科的所有学术著作统统列入国学。除了马一浮先生回归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国学六经传统之外，所有学者都几乎无限扩大了国学的学术外延，这是国学学术外延的第六次扩大，而且是最没有道理的一次任意扩大。从国学理论学术外延的上述七个历史阶段、六次重大扩容的简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发展特征。其一，九代的国学外延，就是“先王陈迹”“先王之道”“王官之学”，春秋晚期最终形成六经。后九代的国学外延，先后融入孔子儒学、战国诸子、汉至清代经学。其二，五帝以后官方的国学教育、官场的治国实践，因为改朝换代而经常短暂中断，但总体上能够坚持不懈，所以大汉至清朝中央政府给图书分类，作为国家治理之学的经学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第一大类。今天国家图书分类仍然继承了这一古老传统。1904年中国废除科举取士制度，开始实施现代教育，国家治理干部的培养教育体系长期空缺，近代以来学者多无从政经历，而有西学背景，故望文生义，认为“国”即中国，“国学”自然就是“中国之学”，遂将中国“治国之学”的学术外延，无限扩大为“中国之学”。其三，国家时空环境总在不断变化，故国学的学术外延不得不相应调整。其四，要正确界定国学的学术外延，防止其学术外延随意扩大或缩小，需要首先科学严谨地界说国学学校的性质、治国学问的本质属性和理论体系，然后弄明白与“国家治理之学”直接相关的教材和课程，才可以划到国学的学术外延中去。因为时代在不断变化，经济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国家面临的环境也在经常发生变化，国学的学术外延自然也会经常有所调整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文学、艺术、宗教（战国至今世俗化时代）、科技等相关知识，与国家治理的基本原理至少没有直接的或比较密切的关系，恐怕都不应该划到国学的学术外延里去。那些没有学术含量，只有一般文学意义、文化娱乐意义的图书和课程，更不应该划到国学的学术外延里去。其五，国学理论的学术外延不管怎么变，国学作为治国富民之学，其利人利己、共同富裕的本质属性，仁学、礼学的理论体系，几千年来始终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也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结  语

我们现在需要按照现代学术规范，简单地给国学下一个定义了。国学包含两个基本含义：一指中国古代的国学学堂，即重点培养候任官员，也教育现任官员、礼遇卸任官员的学校。五帝时代至清朝末期五千多年，国学始终都是培养治国官员、传授治国学问的学堂，其他所有形式和性质的古今学校都不是国学学堂。二指中国古代的治国学问，即古代君子治国富民、利人利己、公道公平、共同富裕的道德学问。国学是中国的“治国之学”，而绝对不是最近百年中国学者所谓的“中国之学”。五千多年来，国家面临的时空环境常有变化，学术不断发展，治国方略亦需要随时调整，故国学理论的学术外延随之常有变化。五帝时代至清朝末期，国学的学术外延大体可以分为七个历史阶段，发生了六次重大调整，其中宋明理学的调整出现重大偏差。国学的学术外延虽常有调整，但其治理国家、造福苍生、庇荫子孙的根本目的，利人利己、共同富裕的本质属性，仁学、礼学的理论体系，却从来没有改变，也不需要、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行文至此，读者自然要问，古今无数伟大学者，为何均未全面总结、科学界说国学？先秦君子认为国学是教化官员的学堂而不是别的什么学校，是“治国之学”而不是“中国之学”，这并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而只是君子的常识，故一直无人做系统总结，致使国学常识长期散落在茫茫文海中。汉至清代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解释先秦经典，经文不言，后世学者亦不敢言，久而久之，终于无人把国学基本理论问题说清楚。近现代学者没有正确界说国学，则很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一，与西方强盗反复入侵，中国思想文化、中华民族的确需要救亡图存有关。近现代西方强盗的坚船利炮和思想文化像潮水一样反复冲击中国，中国确有灭种灭族之虞，灭种灭族必然先灭思想文化，于是中国近现代先贤大多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一并打包，称为“国学”，以求传承。中国近现代学术大师又大多学贯中西，其漫长学术生涯中一直习惯于做中西文化对比研究，又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感情至深，所以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国学”理解为“中国之学”，遂与“西学”相对而言，与西方之“汉学”“中国学”同义。其略有不同者，史家更强调史学，小学家更强调小学，思想家更强调思想理论等，这些细微的差异其实都可以忽略不计。其二，可能与中国人客观上一向不喜欢严谨科学地界说概念的治学习惯有关。古代国学教育以学生自学、弟子互助、师生问答式教学方式为主，弟子不懂才问，弟子问什么先生就答什么，随侍弟子就记什么，这一教学习惯亦深刻影响后世学者，非常不利于讨论复杂的理论问题。其三，可能与汉唐以来的治学习惯有关。汉代以来，很多学者深受汉学影响，习惯以经解经，经文不言便不敢言，否则很容易被视为离经叛道，这已成为两千年来学者的职业习惯。其四，可能与章太炎、梁启超等伟大学者的崇高学术地位有关。清代朴学注重师门，一直影响至今。中国近代史上的学术大师的徒子徒孙，如今也都是学术大师，即使其他学者偶然有不同意见，也很难被在世的大师们认可。我们应该摒弃门户之见，“当仁不让于师”，实事求是，科学界说国学，如此国学的理论困境才能解脱，所谓“文化自信”“理论自信”才有可靠的着落，“先王之道”、“新王之道”、战国子学、汉至清代经学的研究，政教文史哲法等现代学科的研究，才可望再上层楼。

编辑：涵含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2期“哲学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