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冬阳 李桂奎：序跋对古代小说的价值辩护和地位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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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冬阳，女，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李桂奎，男，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古代小说的文体地位总体上比较低，往往被冠以“小道”“鄙说”等称谓，其浅白、俚俗、虚幻等特点也时常受人诟病。作为古代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之一，序跋是历代小说家和小说批评家表达观点、建构理论的重要载体，因此，大量喜爱小说的文人往往借助序跋来标榜小说的价值和功用。前贤时彦虽已注意到了序跋的这一功能并加以探讨，但其论述往往仅就某一视角入手，鲜有对其作出全面、系统梳理者。实际上，序跋对小说的价值辩护和地位标榜往往是通过“依经傍史”的方式来实现的。序跋作者通过对经史的攀附、小说领域内部的评赏以及对作者创作动机的挖掘等多种渠道，来充分彰显小说的价值、提升小说的地位，其论述中所体现出的观念与理论富有层次且极具张力。各类序跋对小说价值进行讨论，目的在于提高自身所评小说在小说领域中的地位，进而提高小说文体在整个文学领域的地位，最终令小说摆脱小道末流的窘境，得到正确的评估和应有的重视。

一、以经史为镜像评说小说文体价值

经史在古代典籍及文化语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而小说素来有“不经”“野史”之称，其有悖于经史的浅俗与荒诞成为历代道学家批判小说文体的重要论据。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大量小说理论家在序跋中以经史为镜像对小说进行价值评估。他们依附经史展开论证，对小说与经史的相关特性进行比较，指出小说与经史的相通之处，并强调小说相比经史的优势所在。这种做法的主要意图在于借助经史的权威性与正统性来提高小说的地位，令小说摆脱“不经”“野史”之名的桎梏。（一）在小说与经史的类比中证明小说的合理性与正统性一些小说序跋会强调自身立意符合经学要义，如朱康寿《浇愁集叙》云“要皆取义六经，发源群籍”，徐承恩《耳食录序》云“考信必本于六经”。另有大量讲史类小说在序跋中标榜自身遵循正史，如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称“得其兴废，谨按史书”，《隋炀帝艳史·凡例》称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设一语，以滋世人之惑”。而在更多情况下，序跋常将小说与经史的题材和立意进行类比，以期证明其主旨符合经史。其做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攀比经史，将小说中的爱情与怪奇等题材合理化；二是依附经史，强调小说劝惩题材的正统性和思想深度。1.攀比经史小说题材的诲淫、浅俗、虚妄和荒诞历来为人诟病，是导致小说居于“小道”“鄙说”“末学”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大量小说理论家在序跋中力证经史中也有类似题材，从而为相关小说中此类题材的运用提供理由。胭粉类小说常以《诗经》中写情爱的《关雎》与写淫奔的《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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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篇目为例，或列举其他经传典籍中与夫妇、人伦、天性相关的论述，来证明爱情题材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前者，如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用《关雎》来回应《金瓶梅》俚俗脂粉的争议，维风老人《好逑传叙》称该篇可与《关雎》同读，憨憨子《绣榻野史序》提到《诗经》中同样保留了描写鹑奔、鹊彊、郑风、株林等内容的篇章；后者，如水箬散人《驻春园小史序》用《大学》与《易经》来证明性与情乃属人伦，茂苑惜秋生《海天鸿雪记序》引用《易》中的饮食男女及《孟子》中“食色性也”的例证来证明经籍中也有“色”的内容、好色的未必不是君子。最典型的当属《情史叙》，通过“《易》尊夫妇，《诗》有《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而得出“六经皆以情教”的结论，直接将情上升到与礼乐并驾齐驱的“教”的高度。与之类似，有怪奇题材的小说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为自身的“怪”“奇”因素寻找理论根据。如陆寿名《续太平广记序》用孔子“删《诗》《书》而不废鸟兽草木之异，修《春秋》而悉传灾祥变异之端”来证明圣人并不避忌怪异之事，诞妄之说并非不经。又如卢联珠《第一快活奇书序》用“《易》备六经之体，而韩昌黎以‘奇’括之”来证明经以奇为特征、书之所贵者奇。瞿佑在《剪灯新话序》中提到，自己用“《易》言龙战于野，《书》载雉雊于鼎，《国风》取淫奔之诗，《春秋》纪乱贼之事”来解释《剪灯新话》的“涉于语怪，近于诲淫”，这样既是为了“自解”，同时也得到了“客”的认可。可见，序跋中的这一类论述，既可以促进小说中爱情与怪奇题材的合理化，又可以回应质疑者，以经史为盾保护其所评论的小说不受题材方面的批判。2.依附经史劝善惩恶与裨益风教的概念自经史而始，前者源自《左传》中“《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之论，后者则源自《毛诗序》中“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论。小说理论家普遍公认，劝惩果报理念在经史尤其是史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赵弼《效颦集后序》即言《春秋》与《诗经》有“戒”“警”作用，许宝善《北史演义序》亦言“历朝二十二史是一部大果报书”。因此，大量序跋不遗余力地标榜小说中的劝惩之旨，并称其所评小说的劝惩理念得到了经史尤其是史书的精髓。如钱棨《谐铎序》称其“得史氏劝惩之旨”，故而不可与杂书同列；采香居士《续彭公案叙》称“正史之与传奇，虽有雅俗之别，而其感人心以成风化则一也”。由此出发，一些序跋进一步强调，与经史一样劝善惩恶、有补风化的小说甚至可以与经史相提并论。如洪棣元《镜花缘原序》称其“正人心，端风化”，可“以经义读之”，不可“以稗官野史而忽之”；浪迹生《鸳鸯梦叙》称其“隐有人情世风在”，故而“谓为齐之南北史可；谓为晋之乘楚之梼杌，亦无不可”。小说对经史劝惩功能的延续“是小说批评家们鼓吹小说价值的底气”，序跋对小说劝惩理念的强调，正是借助了经史的正统性和崇高地位，从而令小说在这一层面上获得经史的附属价值，乃至摆脱“不正经”与“野史”等批判之语。（二）在小说与经史的反向对比中凸显小说的优势在强调小说的题材及主旨与经史相通之余，更多序跋作者则热衷于将小说与经史进行反向对比，突显经史的缺陷和小说的优势，从而得出小说可裨补经史甚至优于经史的结论，以期提高小说的地位。这种对比往往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1.对比经史与小说的可读性不少序跋指出，与经史相比，小说更加通俗易懂。如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称：“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重刊杭州考证三国志传序》称：“罗贯中氏又编为通俗演义，使之明白易晓，而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许多小说作品，尤其是讲史类作品，都秉持“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的创作方针，因此，通俗在作为小说追求的同时，也成为它们强调自身优于经史的一大卖点。与通俗相应，较之枯燥难读的经史，小说有着更强的趣味性。《快心编序》称小说令人“忘暑止饥”，陶家鹤《绿野仙踪序》称小说可“娱目适情”，邹存淦《删补封神演义诠解序》则更是提到“读正史者，每不终卷；得小说读之，则津津有味”，这些论述都对比了史书与小说的阅读效果。趣味性赋予小说以必要的存在价值，樵云山人在《飞花艳想序》中说道：“四书五经，如人间家常茶饭，日用不可缺；稗官野史，如世上山海珍馐，爽口亦不可少。如必谓四书五经方可读，而稗官野史不足阅，是犹日用家常茶饭，而爽口无珍馐矣。”他将四书五经比作不可或缺的家常茶饭，而将小说比作可供爽口的山海珍馐。珍馐的“爽口”特征即为小说趣味性的比喻，作者认为，健康的茶饭自然十分重要，但增色的珍馐也不可废弃。因此，他主张，并非只有四书五经可读，稗官野史也并非不足阅，不能因正路而偏废支流，应正视趣味性所带来的价值。小说的通俗性和趣味性在明白晓畅、令人读得津津有味之余，还产生了比经史更好的传播效果。俞万春的《结水浒全传引言》即称：“莫道小说闲书不关紧要，须知越是小说闲书越发播传得快，茶坊酒肆，灯前月下，人人喜说，个个爱听。”恬澹人的《玉蟾记叙》亦称：“他如野乘稗官、淫词小说，凡有识字之农夫，目遇之，即足以佚志；知情之女子，耳得之，亦足以动心。”这里不仅评价了小说的传播速度，而且指出小说对百姓的思想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大量序跋注意到了小说的通俗性与传播优势，并以此出发，指出了该特质为小说带来的两大积极功能。一是小说的通俗性与传播优势可帮助经史推广劝惩，从而正人心、移风俗、裨益风教。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叙》即称六经国史“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三言”则可“导愚”“适俗”，为“六经国史之辅”。静恬主人《金石缘序》亦云：“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而户晓，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惊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序跋作者普遍认为，经史虽然足以劝惩，但晦涩难懂，无法广泛传播；小说则通俗有趣，可使人“卷不释手”。因此，与经史相比，小说可以更好地教化愚氓，并对世道人心有所裨益。二是小说的通俗性与趣味性可以帮助读者明白地了解史书的艰涩内容，从而起到广人见闻甚至助人治学的作用。许宝善《北史演义序》云：“今试语人曰：尔欲知古今之事乎？人无不踊跃求知者。又试语人曰：尔欲知古今之事，盍读史？人罕有踊跃求读者。其故何也？史之言质而奥，人不耐读，读亦罕解。故唯学士大夫或能披览，外此则望望然去之矣。假使其书一目了然，智愚共见，人孰不争先睹之为快乎。”这里称人皆欲知古今之事，但大都碍于史书艰深而不愿读之，可“一目了然，智愚共见”的小说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序》更是提出“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派，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废”，认为历史演义既可使人通晓史实，又可助人“进于读史”，能够作为进入史学领域的媒介，因而对史学有“小裨”。小说理论家们乐于“强调小说具有比经学更好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效果，凸显读者对于小说与经学的不同接受态度，对比小说与经学接受效果方面的巨大反差，从而堂而皇之地肯定小说的价值意义”，对史乘亦然。小说与经史的可读性与传播效果对比在序跋中十分常见，在这样的对比之下，小说的优势便可得以突显。这种做法是序跋作者为标榜小说价值所采取的较为成功的策略。2.对比史乘与小说的完整性小说历来有“稗官野史”“正史之余”“史之支流”等与史乘有关的别称，史稗关系也是历代小说理论家所热衷探讨的重要话题。因此，大量序跋尤其是讲史类小说的序跋，会详细对比小说与正史的不同特质。如憨憨子《绣榻野史序》认为正史或不敢讽刺，但小说并无此种顾忌。吉衣主人《隋史遗文序》认为正史贵真、遗史贵幻，可以说是比较中肯的观点。此外，序跋中最常提及的乃是史稗的完整性对比，认为史书较为简略，小说则更加详尽。周之标《残唐五代史传叙》即直言“正史略”“野史详”；李雨堂《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叙》更是提出，史乘“简而约”，所以自然会出现“秉笔难详”“大题小作”的特征，导致“枯寂”，而传奇虽“无问于稽考扶植之重”，但贵在“详博”。在此基础上，序跋进一步点明，正因为史乘简约、小说详博，所以，讲史类小说中涉及许多正史所“采摭未备”的内容，较之正史，小说中的描述更加详细完善，故而可以补正史之阙。如熊大木在《大宋武穆王演义序》中说道：“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他承认小说难以匹敌正史的地位，但同时认为小说中记载了许多正史中没有的内容。与之相类，小琅环主人的《五虎平南后传序》亦提出“外史野史亦可备国史所未备”的观点。小说的功能便可因此得以体现，如《还冤记》序称其“间有异闻可补史传之阙”，《越绝书》序称其“事裨史缺”，《清波杂志》序称其“可补正史所阙遗”，《宋人小说》序称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等，均强调小说具有“补史阙”的功能。部分序跋还认为小说在补史之余亦可补经，如陈继儒称《列国传》为“世宙间一大账簿”，认为其“亦足补经史之所未赅”，“虽与经史并传可也”；杨澹游《鬼谷四友志序》称自己喜读百家小传，认为这些小传可以“举经传缺略，有裨于正道”。事实上，仅凭小说可“记正史之未备”便称其对史乘有裨补作用，是有牵强之嫌的。因为贵在传信的正史原本就会舍弃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或可信度不足的传闻，小说则不然，一切轶事无论大小真幻均可敷衍成篇。一些序跋的作者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柱石氏的《白牡丹小序》就言明正德皇帝与白牡丹之事“史无闻矣。史无闻，则何不可为之说”。可见，序跋作者在对比、评判小说与史乘的完整性时，有意地搁置了正史的采择标准，而仅考察其丰富程度。在这样的评判标准下，小说自然会因其更大的篇幅和更充实的内容而在与史乘的对比中胜出，这样也就达到了序跋以此来彰显小说价值的目的。综上所述，借助经史的地位和意义，强调小说羽翼经史乃至优于经史，可谓标榜小说价值的绝佳途径。在序跋中，小说理论家既力证小说的选材与立意符合经史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观念，又认为小说因其优于经史的可读性和完整性而具备超越经史的社会功能，从而达到借助经史之力来抬高小说地位的目的。

二、“依经傍史”评说小说自身价值

除了依经傍史、借助经史的正统性标榜自身价值，大量小说理论家还乐于借助序跋突显其所评作品在小说这一文体中的优秀水平和卓越地位，标榜该作品乃是小说中的上乘之作。（一）在与优秀作品的比较中彰显所评小说的特质许多小说的序跋常常将自己与其他优秀小说进行比较，如烟霞外史《韩湘子叙》中称《韩湘子全传》“有《三国志》之森严，《水浒传》之奇变；无《西游记》之谑虐，《金瓶梅》之亵淫”，有四大奇书的优点，且无其谑虐亵淫的弊病，是一部佳作。陶家鹤《绿野仙踪序》提出：“愿善读说部者，宜疾取《水浒》《金瓶梅》《绿野仙踪》三书读之，彼皆谎到家之文字也，谓之为大山、大水、大奇书，不亦宜乎？”这里直接将《绿野仙踪》与《水浒传》《金瓶梅》这两部奇书齐名并举。观书人《海游记序》言《海游记》“末卷涉于荒渺梦也，梦中何所不有哉！以梦结者，《西厢记》《水浒传》，得此而三矣”，点明《海游记》与《西厢记》《水浒传》一样有以梦作结的特点，因而可与后两者并称。由此可见，序跋所选择的比较对象基本集中在《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世所公认的经典名著中，小说理论家们正是希望利用经典之名，论证其所评小说有着与经典作品相同的特征，从而证明其所评小说具备成为名著的潜质。（二）在与反面例子的对比中凸显所评小说的优势更多序跋则借助具有反面案例功能的几部小说或一类小说作品，通过与其对比来突出自身的优势。对比方式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1.强调自身风雅不宣淫该方法主要运用于品评胭粉类小说。如古吴子《人间乐序》认为才子佳人小说“动多鄙琐龌龊之谈”，而《人间乐》贵在“才子之乐，不害于雅；佳人之乐，不失其正”；李春荣《水石缘后序》称“古来传奇不外乎佳人才子，总以吟诗为媒，牵引苟合，渐至淫荡荒乱，大坏品行，殊伤风化”，而《水石缘》“只考诗论诗，绝无挑诱之情”；树棠《金台全传序》则进一步论证了一些闲书被焚禁的原因在于“鄙俚淫词，幽期密约，闺娃稚子阅之，必致效由”，并以此阐明《金台全传》“通篇到底，并无一语述及淫邪，置之案头翻阅，不无稍补”的优点。他们声称，以往小说中的风月故事常有“鄙琐龌龊”“宣秽导淫”的弊病，这类小说一则不上台面，二则移人性情，而自己所评小说丝毫无涉淫秽之语，故而可跻身风雅，甚至能作为闺阁女子“淑性陶情之快睹”，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2.强调自身真实不荒诞序跋作者往往极力标榜自身所叙乃真人真事。如陈祈永《台湾外记序》云：“是书以闽人说闽事，详始末，广搜辑，迥异于稗官小说，信足备国史采择焉。”《台湾外记》为讲史类小说，该序作认为其真实性甚至可比肩正史，因而远强于其余稗官小说之流。又如梅溪主人《清风闸序》云：“抑或有凭虚结撰，隐其人，伏其事，若《金瓶梅》《红楼梦》者，究之不知实指何人，观者亦不过互相传为某某而已。唯《清风闸》一书，既实有其事，复实有其人，为宋民一大冤狱，借皮奉山以雪之。”《清风闸》为公案小说，改编自《警世通言》，写包公所断冤案之一，包公实有其人，该案也有迹可考，该序作因此称其优于《金瓶梅》《红楼梦》之类看似有影射但不知所指何人的小说。较为特殊的，则如姚聘侯的序作所云“粤自黄州说鬼，终丽于虚；干宝《搜神》，尤嫌其幻。至欲正人心，化世道，讲循环果报，分别善恶，所谓实而不虚，真而不幻者，其惟此《济公传》一书乎”，称其所序之《评演济公传》乃真实之作。此处所论的“真实”与真人真事不同，乃是称赞其所述警愚劝善故事贴近世俗、褒忠贬佞风气符合人心，因而令人认可。可见，在一些小说理论家的眼中，小说历史意义上的真实与思想意义上的不荒诞均为其优势所在。3.强调自身新奇不落俗套小说贵奇，千篇一律的选材与笔法往往会使人感到乏味。因此，一些序跋作者通过对自身所评小说新奇之处的揭示与强调来吸引读者。如洪棣元《镜花缘原序》认为：“从古说部，无虑数千百种，其用意选辞，非失之虚无入幻，即失之奥折难明，非失之孤陋寡闻，即失之肤庸迂阔，令人不耐寻味，一览无余。”《镜花缘》则不落窠臼，百读不厌。许乔林《镜花缘序》亦云《镜花缘》“无一字拾他人牙慧，无一处落前人窠臼”，称其拥有集大成的特质。观书人《海游记序》称“小说家言，未有不指称朝代，妄论君臣，或夸才子佳人，或假神仙鬼怪”，该书则“洗尽故套，时无可稽”。伯良氏《义勇四侠闺媛传序》认为“小说一书，大抵佳人才子、风华雪月之作，汗牛充栋，千手雷同，阅者无不讨厌”，该书则“异想天开，陆离光怪，构思之巧，用笔之灵，真足令阅者惊心夺目”。以上序跋意在彰显其所评小说立意构思、谋篇布局方面的独特之处，可谓很好地掌握了小说读者的猎奇心理。4.强调自身具有教化功能一些序跋作者试图强调自身所评小说不仅无害于风俗，反而能劝人向善、教人学好。如文光楼主人《小五义序》认为“淫词艳曲有害纲常，志怪传奇无关名教”，而此书“虽系小说，所言皆忠烈侠义之事，最易感发人之正气”。敏斋居士《警富新书序》评价“古今小说”为“非序淫亵，则载荒唐；不啻汗牛充栋，使阅者目乱神迷，一旦丧其所守”，而《警富新书》“意彰词晰，废卷难忘，可以鼓舞其疾恶奋义之心，存侧隐哀痛之念”。晴川居士《白圭志序》认为《西游记》《金瓶梅》之类“无益于世道，余常怪之”，不及该书“可以为后世法”。能够感化世人、对风俗人心有益的小说有着较高的社会价值，在小说理论家们看来，仅凭这一点，这些小说便可与思想境界较低的小说直接拉开差距。所以，即便后者更加新奇有趣、悦人耳目，也不及前者弘扬正道、意义深远。上述四类对比中所提到的宣秽导淫、荒诞虚妄、落入固套和荡人心志四种缺点，都是历代文人批判小说时所常常提到的内容。因此，大量序跋着重选择这四种缺点来展开对比，并不惜通过贬低其他小说作品来帮助自身所评小说摆脱上述弊病、避免受到非议。（三）采取积极方式补救有缺陷的作品另有一些小说作者自知作品有明显的缺陷之处，但并不想因此而影响旁人对该小说的评价，于是选择借助序跋加以补救。具体补救方式不外乎以下两种。1.阐明缺点存在原因的同时将其合理化这种方式多运用在对“淫”的论述中。风月题材难免会受到低俗、诲淫的批评，序跋则往往以“人欲”作为挡箭牌。知不足斋主人《野叟曝言序》中即强调，“正大者天理，猥亵者人情。天理即寓乎人情之中，非即人情而透辟之，即天理不能昌明至十二分也”，称淫欲乃是不可磨灭的人情。憨憨子《绣榻野史序》中则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解释，称其中的淫秽情节是“为世虑深远”，因为“余将止天下之淫，而天下已趋矣，人必不受。余以诲之者止之，因其势而利导焉，人不必不变也”，诲淫乃是把握人心、因势利导之举。有些序跋甚至从受众视角入手，宣称只有庸俗之人才会过分注意书中“淫”的内容。秋斋《载阳堂意外缘辨》中即言：“此书断不可经两种人之眼：若与冬烘头脑先生见，恼文理不通，淫行可秽而已，不审其故，是以文害志也之；但与荡检逾闲之徒见之，固不问文理不通，亦不理书中之本意，但将床笫之事回环笑阅，以为《醋葫芦》之外书云，余更憾焉。”2.承认有微瑕的同时强调瑕不掩瑜一些序跋先略施一笔承认所评小说有缺点，继而浓墨重彩地强调其长处，力图证明该小说虽有微瑕，但瑕不掩瑜。如龚晋《载阳堂意外缘序》云：“其事虽近淫淫，而章法、笔法、句法、字法，无一不足启发后人。”倚云氏《升仙传弁言》云：“虽事皆奇异，疑信参半，而其扶善良、除奸邪，其足以兴起人好善恶恶之心者，与古今史册无异焉。”樊寿岩《永庆升平序》称其虽为“鄙俚之言”，但“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书之奇也不在文”。这一类序跋的作者大都声称，小说高深的义理可以消解文辞及情节的俚俗荒诞之处，小说给人带来的启发意义足以掩盖淫秽、虚妄、鄙俚等缺点。然而，叙事方法与思想深度并非同一层面的评判标准，因此，这种论述方式仅仅是转移视线。总而言之，大量序跋在论述小说价值时，往往会进行小说领域内部的比较。它们积极提出该小说与经典名著的相同特质，以期与经典比肩。在与其他小说作品和自身文本的对比时，普遍采取扬长避短的策略，既与其他上不得台面的作品划清界限，又在发扬光大自身优点的同时，对缺点含糊言之或为其寻找理由。上述做法均是为了标榜其所评论作品在小说领域内的地位，以期获得上乘之作的精品价值。

三、依据经史价值标准评说小说创作意图

作为影响作品内涵、深度和成就的重要因素，创作动机历来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小说领域亦是如此。在历代小说作品中，相当一部分作者不署真名，其真实身份无从稽考。因此，较之诗文，小说的“知人论世”相对困难，但其创作动机或可通过小说文本加以揣测。因此，大量序跋从作者的创作动机入手，挖掘作者为小说带来的独特思想价值。从总体上看，序跋对以下三种创作目的尤为重视，并进行了专门强调。（一）强调作者为了立言垂后创作小说“立言”一说源出《左传》：“‘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一些序跋认为，在这三者中，立言比立功、立德更加重要。箪瓢主人《金钟传序》云“言似后于功，而功似后于德矣。不知非言无以成其功，非功无以成其德也”，故而“欲观德与功者，必以观言始”。《评刻水浒后传叙》亦云“立言者，诚为重大之所寄，非仅文字之长”，并称《水浒后传》“作者立言之本趣，庶几乎有当于圣贤彰庠劝惩之言也夫”。这里认为立言乃文人之事，可与圣贤之立德、英雄之立功并举为三，是因为德、功需要由言来记录方能为人所知，且德、功仅惠泽一时，不及言可数百世不灭，极言立言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不少序跋提出，小说的创作乃是立言之作，著书立说是为了成一家之言。如吴趼人自称创作《近十年之怪现状》乃“立言以自表”；陈朗自称创作《雪月梅传》乃因“念立言居不朽之一”，故而不愿“噤不发一语”。而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在于流传后世，简庵居士《钟情丽集序》即言：“大丈夫生于世也，达则抽金匮石室之书，大书特书，以备一代之实录；未达则泄思风月湖海之气，长咏短咏，以写一时之情状。是虽有大小之殊，其所以垂后之深意则一而已。”正因为如此，一些序跋常引用庄子的“道在屎溺”说来为小说立言提供可能。陈元之《全相西游记序》称：“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谭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庄子曰：‘道在屎溺。’善乎立言！是故‘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俞樾《封神诠解序》亦称：“夫道无所不在也。庄子不云乎？道在蝼蚁，在税稗，在瓦璧，在屎溺。夫至屎溺犹可以见道，况此洋洋数十万言之文字乎。”他们强调，即便是最低贱、最细微的事物中也有道的存在，所以作为“鄙说”的小说亦可谈道，不“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因此，即便是浅白俚俗、身为小道末流的小说，也可与经史子集一样，成为立言之书，承载作者欲传之后世的“一家之言”。（二）强调作者因发愤著书创作小说“发愤著书”说，源自孔子的“诗可以怨”与司马迁的“发愤之所作”，贯穿古代史乘与诗文的创作和评论，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在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逐渐兴起之后，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们将这一命题引入小说之中，提出小说同样能够发愤抒情、发愤表志。一些小说作者借自序阐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如王韬称其创作《淞隐漫录》乃因“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吴璿删订《飞龙全传》乃因“忆往无聊，不禁瞿然有感。以为既不得遂其初心，则稗官野史，亦可以寄郁结之思”等，陈述其生平的不得志之处，表明其小说创作是为了寄情适志。另有一些序跋对作者的创作动机加以揣测，认为其创作原因是不平则鸣。如蒋熊昌《客窗偶笔序》云：“得毋因怀抱利器，尚未逢时，偶托此以写胸臆耶。”东山主人《云合奇踪序》云：“文长抱奇才，郁郁不得志……其游戏于文耶。”他们认为，作者之所以借小说书愤，是因为“文人多侘傺，块垒胸中横”，其悱恻缠绵之隐、忧愤郁结之私无所宣泄，必欲一吐为快，小说则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情感表达渠道，这就充分肯定了小说在满足作者精神需求方面的存在价值。同时，发愤著书这一创作动机还为小说赋予强大的感染力，李贽在《读〈忠义水浒全传〉序》中提道：“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可耻孰甚焉？虽作何观乎！”他将情感视为文人创作的源动力，认为发愤之作方可动人。可见，在序跋的论述中，小说中的书愤因素不仅可以帮助作者实现情感宣泄，还可以使读者产生同感与共情，因而具有较高的情感价值和美学价值。（三）强调作者因怀有救世婆心创作小说“婆心”一词源出佛教，为“老婆心”之略，指慈悲心肠。《景德传灯录》所载义玄禅师“只为老婆心切”与道匡禅师“遮个是老婆心”皆为此意。序跋中时常强调小说作者怀有婆心，桃花庵主人《醉菩提序》云：“故抱度世婆心者，或托之疯痴，庶有以惊其聋聩而转其愚蒙，示以奇怪而发人深省。”其中“度世婆心”的评价，既指在极意佯狂中普度众生的济颠禅师，也指记录了济公活泼禅心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本身。观鉴我斋《儿女英雄传序》云“自非苦口，可能唤醒痴人；不有婆心，何以维持名教”，称作者的苦口婆心乃化俗导愚、维持名教之举。序跋中另有其他类似词汇用以阐明作者此种创作目的，如烟霞散人《斩鬼传自序》自称“是一副大慈悲心行慈悲事”，可“使人知所畏而为善”；隺市道人《醒风流》自序称编次该小说是因为“天下之人品，本乎心术，心术不能自正，借书以正之”，故而“作者之初心，亦良苦矣，善矣”等。“婆心”“慈悲心”“良苦心”等称谓，其内涵类似，均指作者以感化世人为创作目的，其小说写作乃出于劝世之善心。在此基础上，序跋进一步提出小说有补于世，赋予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如评《剪灯余话》“有裨于时”“未必无补于世”，《生绡剪》自称“有功于世”，称《醒世恒言》“木铎醒世”、《四游合传》“谆谆觉世”、《彭公案》为“救世之书”、《说唐全传》为“裨世之良书”、《无声戏》“维持世道人心”、《说呼全传》“不无裨于世教”、《评演济公传》“培植世道”、《金莲仙史》为“渡世之慈航”，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样由作者婆心造就的有补于世，就不仅仅止于继承发扬经史的劝善惩恶传统，而是直接上升到了作者怀着一片慈悲心肠，希望以小说醒世、救世的高度。类似的社会意识还被延续至出版者身上，《续永庆升平叙》称，因《永庆升平》为救世之书，为继承其教化功能，“今本堂不惜重资，购觅载纪，采访遗史，倩人续演其书”。东篱山人《重刻荡寇志叙》亦称，因《荡寇志》“有关世道人心”，应当广泛传播，故而“爰校其舛讹，重付剞劂，宛成袖珍，俾行者易纳巾箱，居亦便于检阅，流传遍览”。其实，无论是重金请人续写，还是刊刻袖珍本，其首要动机均为商业目的，出现在序跋中也是为了获得广告效应。但在序跋作者笔下，此种行为就成了出版者欲将救世之书传播广远以裨益世道风俗的善心之举。这一类论述赋予小说以充分的社会责任感，在思想深度与社会价值层面突显了小说的功效，对小说地位的提高不无作用。可以看出，无论立言、书愤还是以书醒世，上述序跋所讨论的“小说”都不再是单纯的故事集合，也不再是“丛残小语”“小道末流”，而更多地被赋予了文章的概念、价值和功能。为此，这些序跋不谈小说创作的奇趣追求，隐去了小说刊行的商业目的，而是从作者的创作动机出发，从立言求道、发愤著书、婆心救世等方面挖掘小说的思想深度，意在扭转历代文论家对小说浅薄俚俗的评价，彰显小说的理论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序跋在论及小说作者时，会着意强调作者于诗文等正道均十分擅长，并不是只会写小说。如阮元的《山海经笺疏序》中提到郝懿行“所著尚有《尔雅疏》诸书”；蒲立惪的《聊斋志异跋》评价蒲松龄的诗文作品为“间为诗赋歌行，不愧于古作者；撰古文辞，亦往往标新领异，不剿袭先民”；钱征的《遁窟谰言跋》称王韬“尚有《弢园文录》、《蘅华馆诗钞》、《春秋朔闰考》、《瀛壖杂识》、《瓮牖余谈》等著，业已付之手民，将即刊印。他日汇为全集，传播环瀛，此不独纸贵洛阳，抑将鸡林争购矣”，并称其小说《遁窟谰言》为上述诗文集的“嚆矢”。还有一些序跋直接指出，作者的小说创作仅仅是闲暇之时的游戏，而并非正事。如王英的《剪灯余话序》提到“俾世之士皆知昌祺才识之广，而勿讶其所著之为异也。昌祺所作之诗词甚多，此特其游戏耳”，言明李昌祺写小说仅为游戏，与其诗词创作无法相比。简庵居士的《钟情丽集序》提到：“余友玉峰生抱颖敏之资，初锐志词章之学，博而求之，诸子百家，莫不究极；及潜心科第之业，约而会之，六经四书莫不融贯。伟哉卓越之通，诚有异乎泛而无节，拘而无相者。暇日所作《钟情丽集》以示余。”这里称玉峰主人学识渊博，小说《锺情丽集》仅为“暇日所作”。可见，即便是在一些乐于为小说写作序跋的文人眼中，小说作为“大道所忌”“丛残小语”的末流文体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这是大量喜爱小说的文人长久以来采取各种策略以期提高小说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依据经史“劝惩”观念评说小说序跋的可信度和虚夸性

总体来看，作为古代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之一，序跋的理论性是优于评点的。其原因在于，评点“是一种即兴发挥，有感而发，随阅随批，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评点者置身于篇章字句之间，因而其观点通常较为琐碎感性；而序跋的作者立足文本之外，可以用综观全局的视野俯瞰某一小说文本乃至整个小说文体。因此，序跋往往会注意到文本之外的内容，对小说创作中的某一文学现象或对小说这一体裁进行观察，从而展开系统性、整体性的论述。如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中所论“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考镜小说文体之源流；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称“小说者，正史之余也。《庄》、《列》所载化人、伛偻丈人，昔事不列于史；《穆天子》、《四公传》、《吴越春秋》皆小说之类也”，以此来讨论史稗关系；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序》认为“书之名，亡虑数十百种，而究其实，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经所以载道，史所以纪事者也。六经开其源，后人踵增焉。训戒论议考辨之属，皆经之属也。鉴记纪传叙志之属，皆史之属也”，以此来讨论文体属性。这种富有逻辑性的、较为深刻的观点，在评点中是少见的。所以，序跋“对小说艺术的理性认识更能显出体系性和完整性，比起更多的带有感性鉴赏性质的小说评点，理论色彩更浓，这是序跋的精髓所在”。然而，与《文赋》《文心雕龙》等文学理论专论不同的是，小说的序跋还承担着重要的宣传功能。序跋作者需要通过标榜所评小说及小说文体的价值，提高其在小说领域的地位，乃至提高小说文体在文学领域的地位，帮助该小说获得赞誉或实现畅销。因此，序跋往往会积极指出所评小说的优势所在，如趣味性强、传播度高等；而极少提及其短处，即便提及也通常会采取规避性的语言策略。或将该短处进行合理化的解释，或强调长处以掩盖短处，前文提到的“不止淫是为了因势利导”“义理高深可掩盖用语俚俗”等评价即是如此。这样就导致小说序跋在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夸大或失实之嫌。例如，不少序跋作者都称其所评小说言近旨远，可与经史相媲美，或者认为其不落窠臼、优于小说中公认的经典名著。但事实求是地说，小说的地位始终无法与经史比肩，小说史上流传广远的经典作品也并非触目皆是。除此之外，最典型的当属小说序跋中有关“劝惩”的论述。在历代各类小说的序跋中，称所评作品有劝惩之旨的远不止百篇，虽用语不尽相同，如“寓言”“醒世”“劝善惩恶”“顺世化俗”“导人于正”等，但思想主旨大同小异，皆称该小说乃至小说文体可以善恶果报情节感化世人，进而“起衰救病”，有益于世道，成为“救世之书”。诚然，有些小说的作者、结集者或刊刻者确实有借小说劝惩救世之意，这一类创作意图或可在小说的命名、作者的自序和选本的选用标准等方面得到印证。如“三言”分别题为《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又如《型世言》《照世杯》的命名；瞿佑自序其《剪灯新话》“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胡文焕《稗家粹编》的目次自“伦理部”始、至“报应部”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小说是否真正主动地、有意识地劝惩这一问题上，一些序跋仍有夸大其辞之嫌。毕竟有小说便有人物，有人物便易有善恶之分，有善恶之分便可能产生为善去恶的情节，这并不一定是有意为之，更不一定能上升到作者意图用该小说救民济世的高度。诸如称猥亵小说《绣榻野史》通过宣淫因势利导从而达到止淫的目的，《飞花艳想》虽为风月题材但因归于忠孝节义所以“是书一出，谓之阅稗官野史也可，即谓之读四书五经也亦可”，这些论调的说服力就十分有限。而且，一味彰显劝惩、追求教化，反而可能对小说的美感造成损害，甚至使小说变得程式化、迂腐化。于兴汉认为“教化思想从根本上违背了小说创作规律”，这一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但就小说艺术特性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小说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与艺术追求，若因力求劝惩而失去小说应有的可读性和审美价值，彻底沦为教化的工具，那么即便其醒世救世之旨十分鲜明，也难以成为佳作。其实，大量序跋作者用劝惩来评价小说作品，是为了强调小说作者的崇高价值观念，彰显小说的社会功能。通过指出小说与经史在这一层面的相通之处来标榜该小说的价值与优势，使该小说变得畅销、受到重视或免遭禁毁，进而提高小说文体的地位，令小说摆脱“小道末流”的窘境。滋林老人《说呼全传序》称：“小说家千态万状，竞秀争奇，何止汗牛充栋。然必有关惩劝扶植纲常者，方可刊而行之。”《隋炀帝艳史凡例》亦云：“著书立言，无论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郑鹤龄《增图续小五义传序》云：“凡简编所存，无论正史小说，其无关于世道人心者，皆当付之一炬；其有关于世道人心者，则多多益善。”有劝惩之旨方可刊行，无关于劝惩则皆当禁毁，这类观点固然过于极端，却也同时表明，劝惩可赋予小说以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较高的社会价值这一观念，已成为多数小说作者和小说序跋作者的共识。这样一来，也就无怪乎大量序跋标榜劝惩，称其所评小说可以醒世、救世。

结  语

概而言之，古代小说的序跋常通过与经史或其他小说作品的比较及对作者创作动机的强调来标榜其所评小说乃至整个小说文体的价值。以经史为参照，各类小说序跋或通过类比指出小说羽翼经史的正统性，或通过对比突显小说裨补经史的优越性。与其他小说作品相比，序跋或将其所评小说与经典小说比肩，指出其与名著相同的特质；或强调其优点，使其与低俗乏味的小说划清界限。在创作动机层面，序跋或称小说乃立言之作，或称小说创作为发愤著书，或称小说是作者怀着劝善婆心写下的济世文章。在序跋作者的笔下，小说既弘扬道义、遵循正统，又匠心独运、特色显著；既可寓目游心、娱乐大众，又可裨益风教、有补于世。但受其功能所限，序跋无法做到完全真实客观，部分序跋还会有夸张或失实的成分，因而不可全盘采信，但序跋对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诸多讨论和评价，对标榜小说价值、提高小说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编辑：采薇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2期“文学与艺术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