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疫情拷问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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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随着疫情防控全面向好，医疗水平不断成熟，危机加快接近拐点。此时此刻，想到了马克思高度赞扬黑格尔”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一说，因为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起飞之时才能看见整个白天所发生的一切，就可以追寻其他鸟儿在白天自由翱翔的足迹。所以，人类最伟大的智慧就是反思，特别是反思历史以史为鉴，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避免尽可能少走弯路。疫情灾难即将过去，一方面，当然要充分肯定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与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另一方面，更要深刻反思这次危机所不可避免存在的问题，因为灾难无法选择，但可以选择最好的应对方法获得最少的损失与最好的结果，防范不应该发生的失误和挫折，让中华民族在走向复兴中多一点平安。
    拷问之一：社会公共安全应对能力的短板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党中央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2019年之后连续三年的“三大攻坚战”之首，要求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主要是全面防止重大风险的预兆因没有足够重视而导致严重后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忧患意识就难以防患于未然而避免危机的发生。只有未雨绸缪，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打好有准备之战。因为重大事故都不会无缘无故地立即爆发，在风险发酵累积过程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征兆出现，如果不善于在不确定性的细节中寻找确定性，就会使表象上的偶发事件成为猝不及防的灾难。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发射之前，就有工程师发现了问题并提出警告，可美国宇航局不予重视仍强行发射，不加防范的小风险引发为机毁人亡的大惨剧。
  回顾武汉疫情的演变，根据有关资料，首例不明肺炎患者出现在2019年12月8日，一开始就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到12月31日，疫情就已经开始扩散，被称为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在12月30日向外界发出防护预警，却在1月3日因“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被公安训诫。而早在1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就启动了“严重”应变级别。1月5日武汉卫健委对外发布了发现59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情况。1月6号，世卫首次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进行通报。1月8日，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对来自武汉旅客进行体温检测，此日国家疾控中心宣布，初步认定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武汉市“两会”在1月6日至10日紧锣密鼓召开之后，到10日确诊的医务人员就达18例，最早一例是1月7日，李文亮医生在1月12日确诊收治入院，说明疫情发展已不是个别病例。1月10日“疑似患者”激增使武汉定点医院床位开始爆满，而对出现发热病人却没有采取必要的隔离管控措施。在此期间，湖北省“两会”在1月11日至1月17日马不停蹄地召开。1月11日武汉卫健委发布通报确认了4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同时宣布“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持续到15日为止的13天，新增病例奇迹般地为零，有关部门和专家也一直宣称“没有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如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徐建国于1月14日在《科学》杂志发声：“疫情程度有限，如下周无新增病例或将结束。”全社会都放下心来。
  到1月17日，美国宣布对中国游客做入境口岸筛查。1月18日凌晨，武汉卫健委通报武汉市新增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月18日农历小年，武汉百步亭社区照旧举办十万人参与的“万家宴”。1月19日武汉疫情通报一夜新增136例，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依然声称传染性不强，疫情可防可控，仍然未实施封闭隔离。钟南山于1月18日傍晚从广州赶往武汉，20日就明确肯定存在人传人的现象。1月21日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按既定计划举行，1月22日湖北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到1月23日武汉发布1号通告宣布武汉“封城”，武汉肺炎疫情就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重大社会公共危机。
  有人说，就是一只鸟儿遇到危险，也会第一时间不顾一切地向同伴发出尖锐的叫声。而在武汉疫情演变的过程中，对一连串的征兆不以为然而视而不见，即使看到不断出现的危险信号也满不在乎，从而一再错过采取行动阻止危机的重要时机，让病毒得以快速漫延再致惊慌失措。与其说是缺乏防范重大风险的底线思维，不如说是对人命关天缺乏敬畏之心。不得不说一句：尊敬的父母官啊，在每天的疫情通报里，不是数字的多少决定着危机的程度，每一个灾难里的数字都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每一个数字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生离死别。
  记得本人当年任乡镇党委书记时，有一次带了几十个乡村干部打火，月黑风高又火势猛烈。县林业局长指挥我们迎火而上，我坚决地拒绝了，对他吼道，宁可多烧一座山也不可死伤一个人，只可用财产换生命也不可用生命换财产。要求乡村干部到火势远一点的地方用刀杀断火路。因为财富可以再造，生命不能逆转。在一个文明社会，人的生命安全要放在任何党任何政府的决策首位。如果人命关天就必须宁可信其有，即使没有危机也要及早预防，决不可信其无而万一误判就错过时机，导致本不应该的更大损失、本不应该的更大危机。
    拷问之二：公共管理机制严重滞后的短板
  黑格尔曾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十七年前的非典造成八千人感染八百人死亡，而突如其来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成为震惊世界的重大社会公共危机，一千多万人口的九省通衢遭到封城，十多亿人口大国史无前例地在春节断绝交通，成千上万的人感染病毒而命悬一线，不少家庭因染病不治而家破人亡，从城市到乡村举国受到疫情威胁而不得不与外隔绝，无数医护人员和基层干部在浴血奋战而不时有人因公殉职，经济社会发展的时钟一时停摆。无论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都是无法估量的天文数字。
  马克吐温有句名言：“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的相似。”十七年前非典瞒报疫情、撤换当时卫生部长与北京市长的教训，人们也许早已忘记。在武汉封城之时，有人就发微信给我：武汉疫情已经由满不在乎阶段发展到了瞒报疫情、惊慌失措阶段，根据目前态势很可能会进入全线崩溃、撤换官员阶段。最让公众想不明白的是，连小民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而武汉市政府仿佛是电脑中毒死机一般，不是慢一拍就是乱成一锅粥。钟南山在1月20日已经明白无误地向全社会告知疫情危机，微信朋友圈都在建议，必须从严从快管控武汉人口的进出，从严从快管控已发疫情地区的人口流动，取消发病区的大型活动大型会议，动员在疫情未控制前尽可能在家不要外出，禁止前往发病区，发病区人口非经医院证明禁止流出。全社会都把焦点投向武汉之时，很失望地看到未能在第一时间果断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排查感染患者与接触人员，隔离治疗确诊感染病人，封闭发现感染病人小区，结果失去了让疫情尽可能控制在很小范围的最佳时机。整个社会舆论都在感叹：河里翻船，船上人不急，急死岸上人。到1月24日凌晨，广东、浙江、湖南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5日香港应变级别提升至“紧急”。而湖北在1月23日仍为二级响应，而凌晨宣布封城，却把关闭交通时间定在当日10时，导致成千上万的人逃离武汉，必然包括感染者，无疑加剧了疫情向全国扩散的态势。
  而此时此际，武汉医院爆满已经一床难求，无数感染病人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在痛苦中呻吟，无奈在家隔离等待奇迹发生，感染病毒还未发病的在不自知情况下不断扩散传染，使家庭扩散感染和社会扩散感染成为导致病例激增的主要原因。本应迅速建立危机应急机制，紧急征用医院、宾馆、体育馆、学校等一切可以征用的场所建立集中医疗点和隔离点，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到2月8日在孙春兰副总理关于应收尽收、不漏一人的明确要求之下，才全面启动“四类人员”分类集中的管理措施。而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上次慢腾腾地封城放出几百万人，而2月24日武汉市发布了“滞留在汉外地人员(以下简称出城人员)可以出城”的通告（第17号令），把封了的城门打开3小时之后再宣布无效。武汉进入了一级响应相当于战时管制状态，却出现了难以理喻的“行政错乱”。受此影响，如湖南本可调为二级响应，因突然新增武汉人口进入不得不仍然维持一级响应，不得不再一次紧急升级防控措施。
  随着武汉疫情进入全国合围到全力以赴即将向全面胜利阶段，就有人总结为举国体制的动员能力优势。我在想，为了生命安全，这是全社会不得不形成共识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不是病毒可怕，恐怕做不到让几亿人在家待一个月不出门吧？恐怕做不到在春节期间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封村封路不与家人亲友往来吧？可以肯定地讲，武汉疫情危机拦腰击中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软肋，突出地表明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严重滞后。信息不透明造成社会恐慌，批示汇报在应急事件中耗时过多，靠少数人决策已难以应对突发的社会重大公共危机。必须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打造信息公开发布、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开透明治理体系，更多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更多地推动全社会的协同作战，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同时，尽管武汉已跻身于中国一线城市，无论是大学、宾馆、高楼、公园的城市的现代化硬件建设，还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软件建设，都可堪称为国际大都市。而疫情暴发后出现一床难求，凸显公共医疗卫生建设的软肋。因此，要加快补上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短板。
  一个湖北官员私信与我交流，感觉到站在武汉看武汉难免不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不在武汉看武汉认为，除了整个公共危机应对存在重大缺陷外，公共危机公关能力的水平也较低。如长江日报的《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汉网的《“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就引发了社会舆论的普遍批评。总是去解释什么，结果越抹越黑。却没有把着力点放在直面问题上，用同仇敌忾、敢于担当的行为从正面突围，导致政府公信力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同样是这次疫情所暴露的社会治理能力软肋，需要补齐突发公共危机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能力的短板。
  好的制度不是首先选择最好的目标而是首先选择避免最坏的结果，没有最好的制度而只有比较中不坏的制度。举国动员优势在于抗击危机，适合于紧急状态或战争状态，但缺陷在于预防风险，因为任何国家不可能承担这样高成本的日常机制，而社会危机应对的核心在于预防，尤其是预防地域性向全国浸延。一旦爆发即使能集中全国力量应对，也会让整个社会承担难以估量的代价。因此，只能作为救济措施，而非国家治理之策。就如同责任追究与惩罚制度，大错已成再来追责只是最后的救济措施，如果只有这个就会让碌碌无为的官员成为主流。
    拷问之三：社会防范重大危机能力的短板
  疫情是一场大考，更是一面镜子。这场疫情无疑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全国上下共克时艰，数以万计的医护人员用自己生命向武汉逆向而行，无数捐款和物资向武汉投送。但疫情也折射出社会的不少缺陷，不仅仅是公共管理机制严重滞后导致局部性、区域性危机演变为全国性危机，让全社会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惨重代价，而且全社会应对这样重大的社会公共危机的能力和水平同样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突出表现在精细化、人性化的社会公共管理与科学、专业的防疫措施缺失。
  疫情发生后，不少人不以为然，缺乏自我防范意识，如不戴口罩，任性聚会聚餐等不服从疫情管控规定，甚至不听劝并谩骂工作人员，还有感染者向医护人员吐口水，加大了管理难度。有的隐瞒来自疫情地区的信息，不向所在地报告，不到医院检查，不自行隔离甚至到处活动，导致病毒传播，使疫情防控防不胜防。同时，为了加大疫情防控的推进力度，很多“硬核”措施横空出世，如“今年上门，明年上坟”“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找死”“敢从武汉来，坚决不接待”“带病回村，不孝子孙”等标语广为流行；对那些不戴口罩的或拘留，或打翻在地，或狂扇耳光，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斯文扫地。
  武汉人是同袍，感染者并非阶级敌人，不要一面在家里深情地呼喊武汉加油，而一面当武汉人到家门口时却冷漠地吼叫武汉人滚开。隔离疫情是为了隔断病毒扩散，隔离病人而不应隔断爱心传递。既要严格防范措施，提高防范能力，也要为感染者、旅行者提供倾情帮助，以共度难关，而不是简单地驱赶自己的同袍让人心寒让天下人耻笑。这使“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句子，如何不让人心向往之。萧功秦在朋友圈认为，中国文化中有儒家的“仁者爱人”、“舍身成仁”的传统基因，可现在一旦出现疫情之地，最本能的反应就是赤裸裸地对陌生人的敌对情绪，而农村比在城市更为严重，与农村的文化真空与文化稀缺有关，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短板。没有仁爱之心，国人共同体都无法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遥遥无期。
  这次危机也显现干部队伍专业化能力不足导致决策能力低下，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的专业性不适应岗位要求和时代要求。因为政策和策略决定之后，干部便是决定因素。干部选用既要体现政治性还要必具专业性，媒体就曾经报道过畜牧局长转岗教育局长的社会关切，还有这次湖北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面对中央督查组“一问三不知”的事件，说明对领导干部职位的任用缺乏对专业能力的敬畏。因此，不是只要委任一个职务就能干好工作，而要首先拷问能够干什么。对专业能力很强的干部要不拘一格使用，实现人尽其才，避免家到贫时思贤妻，国到难时思良才的困境。
  结束语
  不要以为疫情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我就亲身经历，至今惊魂不定。武汉12月1号就出现病例，我12月上旬去武汉开会而一无所知，回家后在官媒不传谣不信谣以及可防可控的宣传下，放下心来，在元月初不仅参加了清华的会议，还到北京拜访了一些领导与师友，在长沙更是参加了好几次调研活动与研讨会，包括汇报调研与报送材料，与不少领导和学界朋友、亲朋好友进行了接触，如果我被染病毒，将罪该万死、百死莫赎！在农历大年前一个朋友告诉我，危机远非想像！我心惊肉跳从此呆在家里，这个春节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长时间失眠。
  随着武汉疫情演变，由全然不顾→全线失控→全线崩溃→全国合围→全力以赴，即将向全面胜利阶段，我的心情由愤怒骂人→抑郁狂躁→苦脸流泪→无奈叹息→反思调节，终于走出失眠的抑郁期，可以正常入睡了。我绝对相信，每个春天都会到来；但我也知道，每个冬天都在原地等待。因为灾难是人类社会难以避免的伤痛，从汶川大地震到非典到新冠肺炎，带来多少苦难和哀伤！既然我们无法拒绝灾难到来，就必须常敲社会公共安全的警钟，牢记公共管理机制严重滞后的教训，提升全社会防范重大危机的能力，全面完善公共危机应急机制，提升紧急决策与应变能力，尽可能把带给社会的伤害降低在最小范围与最低限度。
  我不反对总结抗击疫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理解有人宅在家中喝酒吃饭还有工资进账而情不自禁的自豪感，但需要提醒的是，还有不少人过着与你不一样的生活，你的幸福并不带来别人的苦难，但你的幸福代替不了别人的苦难。有那么多患者仍然在命悬一线或已家破人亡，有那么多医护人员仍然在浴血奋战而时刻面临着死亡威胁（有不少人已因公殉职)，有那么多基层干部仍然在日夜兼程甚至已染病在身，多少体制外人员停工停薪已是无以为继，很多农工被禁止入城去而复返，乡村旅游满目萧条，无论是县财政还是农民都在坐吃山空，返贫县返贫农民的风险如何能可控可防？全面小康如何决胜？这样一种悲壮之下，需要的是同仇敌忾：哀悼遇难百姓！铭记因公殉职英雄！致敬无畏抗疫的医护人员和基层干部！尽快启动已严重停滞的经济社会发展，尽快抚慰被灾难创伤的家庭和社会，尽快让社会生活回归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