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警惕乡村出现资源单向流出性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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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搞清楚了中国现代化的含义，即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西方化，而是中国传统本身的现代化。

在理解现代化方面，近代以来我们是具有深刻教训的。五四运动之后的很多人都简单地把现代化理解成为西方化，甚至是全盘西化，因此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制度，但各种努力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成功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都要中国化，那就根本不用说其他西方的主义了。我们谦虚地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经验实践，但绝不是照抄照搬。鞋合不合适，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

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乡村振兴上。这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农耕文明和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有过很多的重要论述。这些也代表着在经历数十年的高速城市化之后对乡村的一种哲学思考。

正因为如此，才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美丽乡村建设进程。党的十八大之后，农村建设被提升成为一个系统的工程，即精准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在精准扶贫之后，共同富裕无疑是今后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一部分，甚至是核心。

无论从欧洲还是日本的经验看，共同富裕是美丽乡村的经济基础。只有共同富裕才能育人、吸引人和留住人。一个贫困的乡村，即使再美丽，也吸引不了人，留不住人。

尽管美丽乡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共同富裕不仅仅体现在城乡之间，更体现在乡村内部。

今天，一些乡村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局，我把它称为“资源单向流出性衰败”。在这些农村，壮劳力大都已经外出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妇幼。再者，农民有了钱，就到城市买房；有了钱，就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和就业。在很大程度上，进城和成为城市居民是大多数中国农民的“中国梦”。这种状况在今后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农民的行为合理，因为较之农村，城市确实具有更多的优质资源。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刻考量。如果仅仅靠国家和政府的投入，不足以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年来，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入很大，的确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但一旦政府投入减少或者停止，那么农村有可能再次回到旧貌。政府的投入可以延迟农民进城，但不能保证农民不再进入城市。

从欧洲国家的经验看，只有实现了城乡的双向流动，才能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不仅仅在发达的西方国家，而且也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富人的乡下，穷人的城市。穷人选择居住在城市，既是因为城市有比较多的就业机会，也是因为城市便利的交通。而富人则不需要这些基本条件，并且往往向往享受乡村的风光。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要实现城乡的双向流动。如果说，进城是农民的中国梦，那么返乡也应当是城市居民的中国梦。

“返乡”是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一个特色。传统社会数千年，乡村治理的主体是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儒生，或者绅士。他们是农村文化的主体或者载体。“士农工商”这几个阶层，不管在哪里发财或者当官，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乡村。甚至连移民到海外的中国人，也往往不忘他们出生或者曾经养育过他们的乡村。

中国人即使到了海外，也存有“回乡梦”，期望落叶归根。现在看来，我们要实现城市居民返乡的中国梦并不难。户籍制度已经松动，也就是说，已经有了一半，即容许农民成为城市居民。我们所需要的是把后一半也做起来，即容许城市居民返乡，再次成为农民。

中国农村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即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可以为实现这一“中国梦”提供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此外，还可以用各种制度规则来防止传统社会经常发生的土地集中现象。

简而言之，要处理好三个主体：政府、社会资本、农村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政府要规制资本，既应当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和建设农村，也应当防范社会资本进行传统那样的土地集中。

政府履行这个角色并不难。只有实现了城市居民的返乡梦，乡村才能拥有必需和充足的资本，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点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可以观察到，因为只有城市中上层来到乡下，学校有了，医院有了，其他的基础设施也会跟上。如果不能引入社会资本，农村兴盛还是会有难度。

城市文明是因为城市拥有城市居民这样一个文化载体。农村的盛衰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文化上的。我经常到农村去做调研，担心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事情，更是农村文化的贫乏。如果政府通过鼓励城市文化人退休之后回乡，那么这种现象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变。现在60岁就退休了，如果容许回乡，就可以把文化和资本带到乡下去。

农村需要拥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健康的现代文化，通过城市居民回乡这样的方式，可以实现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和建设。【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