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世仓 张倩：现代历史小说叙事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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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世仓，男，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倩，女，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历史小说演进到20世纪，已经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质。现代历史小说以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为题材，创作跨度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现代历史小说作品内容方面，而少有研究者系统关注现代历史小说特色鲜明的叙事策略。如李程骅的专著《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中外文化》介绍了从传统向现代嬗变阶段中国历史小说发展的基本状况；刘进才的《徘徊于史实与虚构之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观念探询》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观念进行了总体性描述，并联系创作实践指出现代历史小说批评观念的古典化特征。从创作实际看，历史小说在现代进一步摆脱了历史附庸的僵化地位，充分施展出自由的文学表现力。在传统观念中，历史小说与历史的作用相似，即通过对历史的借鉴以明辨是非。中国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直接传承了传统史学实录求真、经世致用以及人文教化等精神，而缺乏成熟独立的文学审美艺术思维。审美艺术思维在传统历史小说中并不入流，但在现代历史小说中，审美艺术想象力则被充分释放出来，并表现于具体创作中。现代历史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以现代的叙事策略呈现出历史文学丰富的表现力。

一、以现代艺术模式呈现历史文本

如果对现代历史小说进行一种艺术模式上的审视，便会发现它具有现代独特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规范。这首先表现在一种“告别崇高”的历史叙述模式。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将历史书写的情节编排模式分为“历史浪漫剧”“历史悲剧”“历史喜剧”以及“历史讽刺剧”四种。显然，中国传统史学官方修史的正统书写模式更接近于“历史浪漫剧”的编排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历史书写，将其与江山社稷大事密切关联起来。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历史书写的意义在于实录求真、经世致用和人文教化，最终达到安邦定国、歌功颂德的目的。在封建大一统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时代的正统历史书写都积极回应王朝巩固统治的诉求，教化引导臣民忠于朝廷。正统史书中记录的基本上是“帝王”“将相”“英雄”“圣贤”等自身形象带有“崇高”历史感的群体，以此将封建统治者与其他阶层拉开距离。现代历史小说以“告别崇高”的叙述策略，形成自身区别于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与艺术模式。按照历史的发展逻辑，国家或民族在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的过程中，往往会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产生冲突。特别是在“五四”高潮过后，社会变迁、文化转型浪潮中的国人在“现代人生”开启伊始，就面临着一系列观念系统和价值体系等的置换问题。先进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现代化革命与变革的顺利进行必须以“人”为出发点，从根本上实现对“人”的全面解放。他们激进地反抗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对人肉体与精神的压迫与束缚，急迫呼唤“人”的自由生命觉悟以及独立自主人格意志。因此，对“人”的启蒙成为彼时社会变革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与这种时代诉求相呼应，现代历史小说家开始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正统史书中具有“崇高”历史感的人物群体。他们试图消弭史书中“崇高”人物与真实生活中血肉之躯之间的形象差异。因而，“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有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并非全属崇高的历史叙述方式”。《故事新编》属于典型的“反崇高”型历史文学创作。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将原本“高大全”的历史主人公拉下了高高的神坛：女娲和羿作为上古神话传说中久负盛名的神，在面对日常生活时也会无能为力；上古被神化的伟大帝王禹虽然能够舍身理水以救苍生，但最终还是被政治权力模式不动声色地同化；史书中的先秦文化巨人如老子、孔子、庄子等也都具有了普通人世俗化的言行特征。在郭沫若的历史小说中，老庄开始“自我批判”道家悲观厌世、清静无为的思想系统，其“精微大义”被放在世俗化的现代语境中进行重新审视。孔孟作为儒家“圣贤”的原型，在历史典籍中不断被封建历史文化所建构，郭沫若在《孔夫子吃饭》与《孟夫子出妻》中，将这种原型一一解构，把他们还原成具有私欲的世俗化普通人。“告别崇高”的历史重写实践还出现在施蛰存的历史小说文本中。施蛰存在《鸠摩罗什》《将军的头》以及《石秀》中深入历史人物的无意识欲望深层，详尽分析了主人公深陷道与爱欲的冲突、种族与爱欲的冲突以及纯粹的性欲心理。这些在传统史书撰述中不可能出现的内容现身于现代历史小说的书写中，完全颠覆了历史人物被建构起来的那种“崇高”却僵化死板的形象。刘圣旦在《发掘》系列历史小说文本中，将普通农民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漫语境中所受的“震动”娓娓道来。作品中既没有崇高型“历史浪漫剧”最常出现的革命历史语境下的宏大叙事舞台，也没有“革命历史小说”特定情境中常见的英雄人物或悲情复仇者，而是将其替换为几个普通农民日常生活化的场景。这也是现代历史小说“告别崇高”历史叙述模式最典型的代表。现代历史小说对历史文本的呈现，还表现在对极具个人化色彩抒情心理的袒露。历史小说创作的个人化、抒情化与情绪化成为“五四”新文学历史小说作家主体精神彰显的一种重要路径。这种主体精神的彰显也是对“人”全面解放的有力呼应。郁达夫的《采石矶》作为一篇极具个人特色的历史小说，真诚地袒露了历史人物主体情感流动的轨迹与心绪的氤氲氛围，使小说带上了鲜明的个人化色彩。冯至则在《仲尼之将丧》与《伍子胥》中，为历史人物注入了作家自身那种敏感忧郁的诗人气质。小说中暮年的孔子内心充满哀婉伤感的情绪，对人生进行了总结式的沉思与感悟，这种慨叹会让读者产生深深的共鸣。冯至将自我精神的蜕变与对成长的渴望投射到伍子胥身上，并以抒情哲理化的形式释放出这种蜕变与渴望。另一位极具诗人气质的历史小说作家沈祖棻也对史书中形象扁平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抒情化的重新塑造。她将人物刻画焦点放在历史人物的精神空间与心灵世界，用饱含情感的文字勾勒出一幅幅历史人物的心灵图景。从真挚热爱艺术的辩才禅师，到舍身于爱的卓文君，从敢爱敢恨的杨玉环，到看尽世态炎凉的苏秦，从多个视角映现出作家丰富而立体的精神世界。现代历史小说中这种作家与历史人物精神境界、思想意识与情感心绪方面的互通，让历史作为一种重要元素参与进新文学全面解放“人”的努力中，并为久远的历史带来了现实的意义。运用唯美华丽的小说语言构建出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历史小说世界，是现代历史小说呈现的又一艺术模式。在将文学艺术政治化、功利化、工具化的时代语境中，李拓之以审美的视角由文学外部转入文学内部进行历史小说文本性的探索。他以人物的主观情绪替代情节设计，行文刻意营造绝美的意境与氛围，铺陈唯美繁复的华丽语言，创作出极具形式美的现代历史小说美文，极大地提升了现代历史小说的自由表现力。李拓之的《文身》以“一丈青”扈三娘在梁山一个普通夜晚的心理情绪流动过程为情节结构来架构文本，她的心理由压抑到复苏，再到产生冲突继而发生转化。在梁山上充满男性荷尔蒙气息的压抑氛围中，处于并不般配的包办婚姻关系中的扈三娘被压抑的生命本能和欲望冲动得不到完满的释放。平日被压抑、遮蔽的焦灼心理伴随着夜晚的降临而蠢蠢欲动，当她在酷夏的夜晚看到阮小五身上健壮的肌肉、燕青身上的华丽文身时，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变化。小说中以繁复华丽的唯美语言描摹她对男人躯体之美的感受：“吱吱发出叫声的火把，照见阮小五满身紫槟榔色的皮肉，筋络狞恶地缠结而又隆起，一疙瘩一疙瘩地看了教人牙齿发痒。”燕青裸露的胸腹让她感到迷惘：“在这上面几乎刺满了花绣，自左肩至腕，绣着一只紫色的燕子和一对淡黄色的蝴蝶，夹着一朵一朵鲜翠绣球花，花瓣霏霏飘落，有残有整。胸前绣一枚朱线睡莲，下边一只青蛙，四围掩覆以圆圆的绿荷叶，弯弯的水鱼草。……令人看了始而惊诧，继而叹惋，终而怜惜悲悯，眼波流荡，光景摇移，沉浸入凄迷惆怅的幻域，浮漾起绵属缱绻的遐思……”男性躯体上的文身带给扈三娘强烈的视觉震撼，让她感受到一种旺盛而美好的生命力。充满力量的身体之美以排山倒海之势从李拓之的笔端冲泄而出，看似雕琢堆砌的无节制形成了一种繁华之美。这种风格在现代历史小说领域是难能可贵的。现代历史小说的表现领域和表现手法经由李拓之的细致匠心而得以拓宽。华丽丰美的意境营造与细致深刻的心理描摹使李拓之的历史小说成为现代历史小说领域的一种独特存在。“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鲁迅的这一评价用来表达李拓之给新文学带来的丰富文学表现力与多元文学美感非常恰当。这种存在被纳入新文学对抗旧文学的阵营，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呼应作为“人”肉体与精神的自由释放。无论是通过“告别崇高”的历史叙述策略，还是极具个人化色彩抒情心理，抑或是唯美华丽的小说语言所构建出独树一帜的历史小说世界，都能给现代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历史小说独特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规范成就了其独特的艺术模式。

二、对非理性领域的探索

向非理性领域的延伸也是现代历史小说自由文学表现力的一个层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西方非理性思潮的接受，是一种以实用性为主导的主动选择。伴随着启蒙思想的引导，这些知识分子在个体觉醒与政治体制变革的双重要求下，如饥似渴地选择接受能为自己所用的一切先进思想体系。于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纷纷“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系统介绍了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新神思宗”思潮，也就是后来被学界认定的“非理性思潮”，并在《域外小说集》中翻译了安特莱夫等人受这一思潮影响的文学作品。虽然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文化冲突是以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基本形态，但根本性的问题则在于对待自身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给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带来一种文化认同危机，呈现为激烈的“反传统”表现形式。“‘反传统’作为一种思考中国问题的独特方式，对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反传统’对于由‘五四’到70或80年代的中国思想史来说，似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潮流和恒定的思维定势。”这一论述非常切合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价值模式。按照利奥塔的界定，后现代主义就表征为消解中心、解“元话语”、反传统、不沿袭陈规、不屈服于专制权威、不满现状的反叛，蔑视一切限制约束；注重非理性思维的运用，冲破旧的范式而不断创新等。包括《故事新编》在内的许多现代历史小说包含着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精神、美学特质与艺术手法，其中对非理性领域的拓展尤其值得注意。“五四作家反抗封建文化理性主义束缚的有力工具，不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而恰恰是从西方世纪末非理性主义思潮中汲取灵感，继而形成一套特有的反传统思路的。”鲁迅从西方思想家探索个体存在意义的过程中找寻到一种认同感，从中提炼出的精神与“摩罗诗人”以及启蒙思想家身上的反叛精神极为相似。他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引入这种精神，希望以此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萎靡风气。在鲁迅的笔下，《奔月》中的上古射日英雄羿过着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失去了往昔与雄伟大自然英勇斗争时的高光后，也难免感到孤独落寞。但鲁迅没有让羿就此沉沦，而是试图唤醒他在后英雄时代身处人间的人性力量，让洗尽铅华的“前英雄”在生活的困难面前依然像战士一样坚强。这种别样的勇敢其实更加动人，也像尼采的“酒神精神”一样鼓舞着他人。这种“痛苦”“直面”“沉浸”“净化”的“酒神精神”正映射了鲁迅文学作品在绝望、阴冷氛围背后蕴含着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坚定信念。《铸剑》中的主人公眉间尺本身背负着沉重的弑父之仇，但是孱弱少年与强大帝王之间力量过于悬殊，他几乎没有复仇成功的可能。在这种绝望的境地中，眉间尺亟须给自体注入一种强大的意志力去完成他的使命。小说中的黑衣人代表了那一股象征着希望的“摩罗精神”，他身上那种强悍、果敢甚至冷酷的“牺牲精神”与眉间尺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未来与新的可能。这个结合过程正是一种直面痛苦后的“净化”，被“净化”后的主体得以凌越痛苦，从而获得继续战斗下去的坚定信念。理性背后暗藏着的个人意志和欲望本能拥有人们难以想象的强大支配作用。鲁迅巧妙地运用这种强大的非理性力量阐释女娲创造人类的冲动，他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谈到《补天》的创作缘起时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茀罗特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鲁迅以人类非理性思维的冲动为起点开始他的历史小说创作，也让女娲以非理性思维的冲动开启了人类的纪元。小说中写道：“伊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然而已经记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煽动的和风，暖暾的将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伊想着，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起伏的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在鲁迅笔下，女娲不是经由天帝派遣下凡躬行天道、拯救苍生的神灵特使，也不是封建传统等级秩序和伦理文化鼓吹的单一伦理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精力的健美躯体。她创造人类仅仅是因为自己在压抑焦虑时，受无意识驱动的一种无聊行为而已。鲁迅以对非理性领域的延伸，祛除了“女娲”被漫长人类历史附加的功利性形象外壳，让她身上再次闪动着平凡人性的光芒。施蛰存与李拓之也通过对非理性领域的延伸，探索人的无意识领域。施蛰存在谈论“心理分析小说”时说：“我的小说应该是心理分析小说。因为里头讲的不是一般的心理，是一个人心理的复杂性，它有上意识下意识，有潜在意识。”《鸠摩罗什》《石秀》《将军的头》等一系列心理分析小说中的历史人物言行，都受到性心理的潜意识影响。施蛰存通过对历史人物潜意识中生理本能的大胆表现，将历史中戴着粉饰面具的得道高僧、英雄人物和骁勇将领还原成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人，打开了一扇窥探人性的窗。李拓之的《文身》也注重对人物潜意识作用的心理分析。他以“漂亮”而“缜密”的写法让扈三娘原本被压抑的性本能，通过生命力迸发的极致体验方式释放出来，扈三娘也以对自己身体的重新认识复苏了潜藏于内心的生命意识与价值。现代历史小说家向非理性领域积极拓展，将非理性思潮内蕴的文化危机意识贯通于历史小说创作过程中，助力其对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批判，以及对建构现代价值体系的探索。透过激烈“反传统”的非理性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历史小说家并不是为了反传统而反传统，而是将这种反叛作为“人”的全面解放的号角，以“反传统”的姿态专注于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人思想意识的蜕变。因此，“人”的全面解放这一核心主题内容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区别于众多的中国传统历史文本最显著的标志。

三、以艺术虚构返归文学

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在小说文本中的比例关系，是衡量现代历史小说自由表现力的一个尺度。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谈道：“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鲁迅在娓娓讲述中道出自己对历史小说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关系的看法，清晰分列出因二者不同比例分配而形成的两类历史小说。“言必有据”与“随意点染”形成了现代历史小说家重新阐释历史的两种不同标准。所谓“言必有据”，是指现代历史小说面对浩瀚的历史材料时，需秉持一种客观严谨的态度，做到真正的博考文献与旁征博引。这类历史小说以丰厚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具有厚重的历史内涵。“言必有据”其实与明清演义小说“尚实”的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处。近代吴趼人就直接将“真实历史”作为评判优秀历史小说的必备要素。与古代历史小说相比，现代历史小说家严谨考察历史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宋云彬的历史小说集《玄武门之变》就是这类历史小说的典型集合。茅盾在为《玄武门之变》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其“则思忠于事实”的特质：“务要爬罗剔抉，显幽阐微，还古人古事一个本来面目。这也是脚踏实地的办法。这在艺术能动的作用上，自然差些，但作为青年认识古人古事之一助，却是有它的站得稳的立场的。宋云彬先生的这一册短篇集，就是在这方面努力的结果。”郑振铎同样在为《玄武门之变》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新的历史故事，我以为至少不是重述，而是‘揭发’与解释。”由此可见，郑振铎提倡更重视历史重写时创作主体“阐释”的重要程度。在阐释的过程中，作家可以依据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对历史进行“揭发”与“解释”。历史小说作家在相关史实基础上依据文学创作模式展开艺术想象，对史实进行艺术化的处理，最终需要发掘历史小说独特的艺术美感。这种观点接近于鲁迅所言的“随意点染”，将古事与现代错综交融在一起，“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与应爱”。在这类历史小说中，作家的创作自由得到充分发挥。现代历史小说以这一类型的文本居多。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施蛰存、李拓之、谭正璧、沈祖棻等众多历史小说作家将现代审美理想与审美规范寄予自身的历史小说创作，在历史的外衣下融入作家的主体意识与诗意情怀。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刘圣旦的历史小说创作。他在历史小说集《发掘》“前记”中谈到自己的历史小说全部取材于历史，但同时也认为：“埋葬在历史里的故事，自然是发掘不尽的，这一点微细的工作，也许可以证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一句格言。至于应如何看法，那自然，各要各的立场，各要各的见地。”作家各自的立场与见地借历史小说文本来表达，历史小说文本创作手法则更偏向于文学创作阵营。《发掘》中收录的《新堰》《白杨堡》《突围》三篇历史小说，便是刘圣旦分别在真实的隋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以及清末白莲教起义的历史背景下，诉诸合理的想象，塑造出一众身处起义风暴中心的虚构农民形象。小说中没有风起云涌的革命起义战争场面，也没有关于宏观政治局势的理性分析说教，更没有极力渲染农民决心造反之前的抉择艰难，而是以一种看似不经意的口吻，将农民在革命起义、流寇惨祸频发的时代背景下的日常生活状态不着痕迹地娓娓道来。比如《新堰》以一位普通农妇福官妈在家中男丁被强制征役之后的悲惨命运为视点，勾勒出隋末社会底层农民普遍的生活境况，折射出有关隋末社会整个历史波澜壮阔的演进想象。《白杨堡》展示了明朝末年天灾人祸频发的社会背景下，勤劳朴实的农民老郑被迫接受家破人亡的残酷现实，最终沦落至“流寇”的下场。小说以形象化的虚构方式探究了史册中明确记载的明末流寇猖獗作乱背后的种种原因。刘圣旦用合理虚构的历史场景与自由塑造的历史“无名”角色，展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纷繁状貌。这种对历史深层意蕴的“发掘”方式，寄托着他对身处的20世纪30年代严峻现实状况的深深忧虑。“历史是警告着人们，‘不要再那么样’；但或者历史也在告诉人们，‘又要那么样’了。”知识分子身上担负的责任感促使刘圣旦在“救亡”的时代主题下，将农民个人的命运与时代和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普通农民身上发生的真切事件“发掘”历史的真相。他的历史小说将农民群体作为一种推动历史发展的有生力量嵌入了历史文学的殿堂。正如曹聚仁所评价的那样，刘圣旦在《发掘》中“用新史观来照明往史的尝试，描写得非常深刻”。《发掘》创作的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并以风卷残云的强劲势头在中国发展的时期。刘圣旦自觉运用新的历史观重写历史，“这种新史观就是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唯物史观”。他“抛开武士英雄的征讨杀伐、君主谋臣的钩心斗角和文人雅士的风流倜傥，从赋税、徭役、借贷、稼禾等农业生产与经济活动中解读历史的做法，从农村经济的停顿和农民生活的破产中发掘历史动因的方式，表明了他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及应用”。这种运用全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读历史的方式，塑造出的农民形象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像他们一样的农民组成的群体，这个群体形成的凝聚力量将给当时古老而又满目疮痍的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刘圣旦的历史小说以文学艺术虚构的方式挖掘历史深层的秘密，“通过对虚构的无名历史人物的塑造及其对发生在他们身上故事的展现,以‘典型’的形式表现了特定时代的历史,烘托出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与特征。小说选取的人物和事件虽不一定为正史所记载,但其属于历史可能发生的图像，因而具有真实性和普遍性的意义”。这种将历史事件与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小说创作方式，试图发掘出隐藏在历史裂隙中的另一种真实，从而探索历史的发展趋势，充分体现出历史小说作家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现代历史小说家在创作中寄予着现代审美理想与审美规范，将艺术化的虚构融入历史，展示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和诗意情怀。他们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宣告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历史观念的创作理念。在这种创作理念的加持下，历史小说被注入了作家独特的文化视野与艺术立场，呈现出多彩的艺术风貌。在那个注重个人精神探索和主观情感抒发的时期，艺术虚构返归历史小说成为小说家积极能动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的有效途径之一。

结  语

与传统历史小说相比，现代历史小说的表现力得到很大程度的释放。现代历史小说以现代艺术模式呈现历史文本，使其具有现代独特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规范。现代历史小说对非理性领域的延伸，体现出作家在历史小说领域建构现代价值体系的积极探索。现代历史小说家对史实的艺术化处理，发掘出历史小说在现代独特的艺术美感。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现代历史小说展现出自由的文学表现力。这充分说明文学性回归历史话语领域，不仅增强了现代历史小说文学地位的独立性，也对中国新文学呼唤“人”的全面解放做了有力的回应。现代历史小说家将探索历史和探索自我的过程合而为一，他们的脉搏与历史的脉搏共振跳跃，通过参味历史的奥妙与真谛，探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当现代中国人的自我觉醒意识被“五四”新文化唤醒，中国新文学开始践行“人的自觉”文学观念，并且在文本形式方面也开始追求独立自觉性。中国新文学现代观念和现代审美理想的确立，将文学从“文以载道”的工具使命中解脱出来。人获得的精神解放和心灵的自由体现在文学领域，让人拥有了“我手写我口”的创作自由，进一步促进了新文学“文的自觉”。人的主体自由促成了文学主体性的实现，标志着新文学不断向文学自身回归。

编辑：采薇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4期“文学与艺术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