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等：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乡村交易和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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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郑旭媛 刘承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价值

乡土社会的交易往往建立在个人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呈现“人际交易”的特点。村民习惯在信任关系的网络中进行交易，在没有外部力量冲击时，将遵循互惠原则开展内圈交易，农产品或手工艺品的生产也接近自给自足。一旦有外部市场力量的渗透，内圈交易便延伸到外围交易。但是，由于地域间物理性阻隔造成的小农户参与市场的高昂交易成本，以及小农户面对市场时力量的不足，乡村的市场交易比较依赖熟人圈。这制约了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并会进一步制约农业发展和乡村转型。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技术在农村的发展能否打破上述困境？数字技术是否会重构中国基于血缘、地缘等关系而构建起来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网络？“熟人社会”中进行的“人际交易”是否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被赋予新的交易内涵？这种交易内涵的转变又会对乡村产业转型产生何种影响？现有研究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农村交易转型问题关注不多。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理解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与障碍，推进数字乡村发展相关支持政策制定与优化。

二、主要内容和边际贡献

本文基于中国乡村社会“差序格局”的特征事实,从“乡村熟人社会的传统交易类型与产业特征”、“数字经济下乡村交易内涵演变”以及“数字要素促进乡村产业转型的可能”三方面构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乡村交易模式变迁与产业转型的逻辑框架，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交易与产业转型的影响。首先，阐述熟人社会中的乡村交易与产业发展特点形成逻辑。乡村自古建立在信任半径内的“人际交易”，从市场需求、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上制约了乡村市场的发育和产业的发展。其次，阐述数字技术融合下的乡村交易如何实现“人际交易”破圈，转向“非人际交易”。数字技术为乡村交易构建了新的信任基础，表现在地域信任、品牌信任（口碑信任）和直觉信任三个方面，并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促进信息、商品、资金流动的基础设施。第三，阐述建立在“非人际交易”特征基础上的乡村产业如何发生转型。分别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乡村服务业发展、促进乡村产业链延链、补链等方面详细探讨。最后，利用2018-2020年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中的村庄数据，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上述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全面分析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乡村交易内涵的演变与产业转型的逻辑。第二，基于人格化情境下乡村交易的逻辑起点，较为全面地诠释了数字技术为何以及如何影响乡村交易的内涵和乡村交易的转型。

三、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乡土中国 “差序格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信任和“人际交易”，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本底。它影响着乡村的信任范围和交易半径，制约乡村商品的生产规模与市场价值的实现，导致乡村产业竞争力弱。第二，数字经济在乡村的发展，有望使乡村找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突破口，促进乡村的交易从“人际交易”向“非人际交易”转变。数字技术和平台网络的发展提高了地域信任、品牌信任（口碑信任）和直觉信任，增进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使乡村的“非人际交易”成为一种“熟悉社会的非人际交易”。第三，数字技术和平台网络提供的信息传递、商品流通和资金流动方面的便利，为乡村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产业链的延长和服务业的拓展提供了可能，有助于促进乡村产品由“土”变“特”。

本文有以下几方面启示：首先，乡村人口素质的提升速度尚未跟上数字技术发展的速度，需要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以及农民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的能力。其次，中国农业生产仍存在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不完善，相关公共数据共享不充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与农业融合。最后，电商经济作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代表性经济形态，其功能并不局限于拓宽产品的销售或购买渠道。虽然农产品在线上实现了数据流通与信息交互，但仍存在线上产品与线下体验和服务无法有效对接、线上产品质量监管与追溯难以进行等问题，建议在优化农村地区电商产品体验与服务点布局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与实际相符的产品监管体制机制。(来源：乡村发现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