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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退休教授)
人们知道三鹿奶粉三聚氰胺问题引起社会反响后,当地政府一直掩饰真相、庇护企业,而持有三鹿43%股份的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却不顾自己利益可能受损,要求政府处理此事。显然,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近年才有的,从奶业掺假的历史可见一斑。毛时代"食品安全"问题不凸显,不过是因为那时食品匮乏的问题太凸显而已。 在农民不怕农药残留,只怕苦笋"刮油"的年代,有"食品"(不管什么样的食品)就有了"安全"感,没"食品"就没有"安全"可言,所谓"手里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这首打油诗倒确实是那时的普遍心态。但那时的食品质量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 毛时代,中国还谈不上有什么奶业,但改革初年有了奶业之后,食品质量问题几乎在一开始就出现于这个新兴领域,这就是我当年所知的掺假之风。 其实就常理而言,短缺时代的市场中假冒伪劣猖獗倒是不难解释的,因为那时是卖方市场,对别无选择的购买者什么都能卖出去。 刚刚走出匮乏的人们,有胜于无就很知足,也不太在意质量,那时也没什么消费者权益的概念,更没听说"315消费者日"。 到了过剩时代就不同了,买方市场竞争激烈,消费者能够挑三拣四了,假冒伪劣一旦败露,你就别想在市场上立足。所以尽管由于"信息不对称",买方市场也难免有假冒伪劣,但严重的假冒伪劣一般还是与卖方市场相联系的。 就像当年俄罗斯在转轨之初什么都短缺的时代,假冒伪劣也很泛滥——令人难堪的是,那时俄罗斯市场的假货,如鸡毛填充的"羽绒服"等等很多是我们的同胞弄去的,以 致"中国倒爷"在俄罗斯至今声名狼藉。 但是后来俄罗斯市场走出了短缺陷阱,"中国倒爷"渐渐就吃不开了,今天俄罗斯市场已经很少假货,仍在俄罗斯打拼的华商也基本都是规范经营的了。 1980-1990年代我在西安看到的三个回合"掺假"现象,也许都属于上面所说逻辑可解释的范围。可是2004年出现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2008年又出现更严重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就不好再这么解释了。我国在乳业已经是买方市场的时代,还频繁出现"第四回合"的严重掺假,着实有点奇怪。 说毛时代的食品安全标准更高当然是不可信的,但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也确实不能单纯说是一种市场现象。如果不是我们现在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标准提高,消费者变得更挑剔(我想有这个因素,这显然是好事,但这是全部的解释吗?),那么我们恐怕就要在市场经济之外寻找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了。 人们知道三鹿奶粉三聚氰胺问题引起社会反响后,当地政府一直掩饰真相、庇护企业,而持有三鹿43%股份的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却不顾自己利益可能受损,要求政府处理此事。 当然,后来三鹿负责人受审时说,恒天然在三鹿董事会的代表对三聚氰胺一事也是知情的,而且国外舆论也批评恒天然本来可以更早揭露此事。显然,恒天然并非无瑕天使,作为商家它也有牟利之心,而且曾屈从了"潜规则"——据说这个喜欢跨国经营企业的公司在中国却满足于获得股份分红,而很少过问经营,以至于这个持股43%的大股东,却只在7人董事会中派了一个代表,为的是避免"违背当地政府意愿的风险"。但无论如何,后来排除阻力提出亡羊补牢的还是这个新西兰股东,这难道还不令人深思吗? (本文节选自《牛奶掺假史:食品安全的过去与现在》一文,原载《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