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文本内外：人文语义学的演进与特质

gecccn

张宝明（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如同我们认识到的那样，人文学科的根本价值充分体现在意义的探求上。作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学很具典型性。历史学研究是以文献学为支撑的，这个文献学在英文世界里就是习惯上所称的语文学（Philology）。而以历史学为核心的交叉地带则是以文本为依托的人文语义学。关于人文语义学的路径和旨归，笔者曾在《人文语义学：一门关乎人类语际书写的知识体系》（《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3期）与《“冷门绝学”：基于人文语义学视野的一点思考》（《光明日报》2023年4月24日史学版）等文章中有所阐发，这里再对文本及其语言、语词与观念的关系作进一步梳理。

在语境与语义之间

人文学的重要使命在于为人类的心灵和精神提供指引，为人类的沟通与理解助力。其中，历史学具有典型性，过往关乎历史是什么的思考和定义便体现了这一特点。诸如“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等等。说到历史书写，也是一个涉及“新文科”的命题，具体到人文语义学，是关乎自然与人文、普遍与特殊、永恒与偶然之分殊的门类。就“源”而言，对这一命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笔下的知识理念，于我们则可以在春秋战国时代找到“名”“实”之辨；就“流”而言，相对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17世纪的意大利人文学者维柯将人类事务的文化关怀推向与“自然”分庭抗礼的地位。20世纪的中国，《学衡》派强调人文主义的价值，围绕“人事之学”捍卫古典人文传统，开辟了一条虽则“旧”名、其命维“新”的学术话语路径（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1922年4月）。审视这一关乎人类事务之学的变化，在寻求人文意义背后，演绎着一个关乎语境与语义的命题。如果说语文学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的”文献学之问（沈卫荣：《回归语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那么人文语义学则是一门关注语词、聚焦观念，旨在联通过去与现在，沟通自我与他者的交叉之学。它以问题为切入口，最终以问道为目的，强调人文与科学有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文语义学主打的“语境和语义”才有了深化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能性（王中江、张宝明编：《语境和语义：近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关键词》，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从关键词到观念词

如上所述，人文语义学与语文学一样，都十分重视文献和言语的工作，而且也都依托文本在语境与语义中寻找人类事务的本体。只不过，语文学倡导面对书山文海，要有“走进去”的恒心与毅力，人文语义学则更强调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走出来”，不但要精读“究天人之际”的文本，还要有“通古今之变”的开放性对话。纵观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到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当“单元—观念”(Unit-Ideas)占据上风之后，就有了哲学史、思想史的区别。这个区别也就是意在从文本中萃取所谓的永恒、普遍之“观念”。然而，这也引发了概念史家科泽勒克（又译科塞雷克）的质疑。在他看来，“根据问题意识的不同，在每一段概念史中，共时性与历时性都被交叠于各种方式中，而不可分离……所有的概念都包含了一种时间上的联系结构”（科泽勒克：《概念史》，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可以看出，概念史十分注重语境在文本中的地位和意义。英国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代表人物斯金纳批评了疏于从文献角度考证语言文字在语境与语义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从“语境中的思想”出发强调，“试图以是否能够为那些经典文本中所谓的‘恒久问题’提供答案作为这一学科的基础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若从这样的角度研究这一学科，我认为将使这一学科变得极其幼稚。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任何试图超越这种语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昆廷·斯金纳著，任军锋译：《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从观念史到概念史，从关键词到思想史，围绕“语境”“意涵”“思想”“语义”的争论无不与语文学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如果与语义学做相关延伸，也可以看到文本与观念词的要素。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我们不妨对观念词作一简单描述。

如果说关键词强调的是一个知识命题的位置重要性，那么观念词强调的是这个词语本身所包含错综复杂的人文意涵。观念词强调每个词语里都包含着一定的观念词话语议题或者反映一定的思想观念，其目的在于通过语词研究来探讨语言的丰富性和观念的复杂性。观念词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多栖、立体、丰富并影响一个时代乃至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词汇”，尽管有时它会同关键词、概念史的概念、当下社会中的热词交叉乃至重叠，但在根本上还是有着情理交融、学科会通之质的规定性。它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一个短语乃至一句话：譬如“她”（新文化运动中的创制）、“改造国民性”等，既是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词，也是概念史中不可或缺的“概念”，更是20世纪不断变迁的观念词，将这些纳入观念词视域进行语义梳理，无疑会有助于深化社会变迁研究及人文学科视域的延展。

文本内外：历史书写的回归与超越

观念词是人文语义学的一个重要抓手或说支点，有助于消解人类文化对话过程中的隔膜、偏离与误解，进而探索人类社会沟通理解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又是以文本为中介的，文本的重要性是其共同依托。一方面极其重视文本表达的内在意图、背后深藏的语言动机，另一方面又将它们置于思想演进的“历时性”历史语境中予以审视，力图还原作者所处的“思想传统”“写作特定文本这一行动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促成这些文本产生的“直接的政治语境”以及这一文本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等，从而实现对经典文本的“历史重建”，以重新认识这些文本及其作者。

当今学界，关于历史与记忆的讨论屡见不鲜。有的学者以“历史在加速”为由，主张将历史与记忆两分，也有学者反其道而行之，强调“记忆，历史，遗忘”的关系并在文本的表里、内外中寻找出路。“文本”与“行动”的辨析是记忆史的集大成。文本之外有无“他物”是其关注的焦点：“我们把所有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话语叫作文本”，“但是通过文本被固定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话语……当文本取代言语时，某种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在言语交换中，言说者双方都是在场的，但是同时出现的还有话语的处境、气氛、情境。”（保罗·利科著，夏小燕译：《从文本到行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即是说，文本，也只有文本能与言语对位保障意义的延续。与此同时，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在场”又是不可或缺的。

进一步说，“文本”的意义在于其具有的稳定与确证。诸如《论语》《孟子》《庄子》《史记》《柏拉图对话集》等。固然，回忆录、口述史乃至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相关性文献可以辅助我们对作者的思想意图和动机做全面的理解，毕竟还有很多不确定的成分存在。需要对不同版本进行去伪存真的校勘、比对，无论是传统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辨、还是近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都离不开确凿的文本。就像《新青年》《学衡》之所以无法避开，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其文本具有的稳定性与确证性。

人文语义学的深化及其可能性

应该看到，将知识形塑成学科的历史意识，中外都有一个古老的痕迹可寻。为此，古典学意义上的知识专门化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壁垒、悬隔、封闭与生俱来。正是在这一维度上，以文本为基础的人文语义学派上了用场。就历史学来说，只要人类事务的主题有意义，而这个意义必然又是丰富的、多样的、无穷的，那么以历史学为主体的人文语义就不能自我封闭。意义与价值是交叉的、多元的，因而意义阐释不是某一个学科的专利，而应是兼跨乃至超越的。人文语义学的发展就能为深化学科交叉与突破封闭性寻求学术尝试。

无论是语文学还是人文语义学，都有一个事关文本的问题。如果说语文学是一门挖潜文本内在意义资源的学科，那么人文语义学就在其文本内部挖潜之外平添了一层“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外在追求。即是说，回到本心或说走进原汁原味的经典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从中走出来并赋予更多的意义与理解才是人文语义学的价值与使命所在。我们对四书五经等的注释绵延了几千年，今译与注解层出不穷，正是因循这一意义而发展的。当然，这一行走还需要借助先贤所在的语境与后世学人的对话才能逐步深化。从文本出发，再回到与文本的诠释与对话上，究其实质还是一个从问题意识到问道过程的转化命题。问题意识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共执的支点，也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而问道意识却是人文学科的关键价值与追求。（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