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等：全面抗战时期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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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娟，女，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分中心研究员。何益忠，男，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是全面抗战时期党内两个重要干部群体。他们各有特点，知识分子干部文化水平较高，但难免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意识；工农干部踏实肯干，在战争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可惜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半文盲。因此，中央提出要通过教育，使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目前学界已有学者围绕“中共干部的养成”进行过专题研究，但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主要是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问题，学界则关注不多。为此，本文拟根据相关史料做粗浅梳理。

一、“知识分子化”的提出背景及开展

在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运动中，工农大众并非首倡者，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这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普遍现象。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共普通党员及骨干多是知识分子，工农党员不多，担任领导职务、发挥重要作用、有较大影响的工农党员更少。但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肯定会促使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走向工农大众。因此，在仅仅建党一年之后，党的二大就明确提出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的任务。于是，在党的二大以后，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党组织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工农党员数量逐渐增加、比例提高，工农干部数量也有所增长。工农干部的增长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工农党员增加的自然结果，但也与党内对无产阶级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来领导的重视和强调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晚在党的三大时党内就有人提出应该选举一些工人同志进入中央。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反思失败原因时，中央明确提出各级党组织要用“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以纠正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于是，党的六大以后，共计20余名工农党员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在党的地方组织中，资料显示，1932年1月，湘赣省委新引进了146名县委、特委干部，其中“工人成份占百分之三十一，农民占百分之五十”，工农干部占据绝大多数。另外，1933年11月，工农干部曾占湘鄂赣全省干部的95%以上，说明工农干部已成为党内干部的主体。土地革命后，党的干部队伍损失惨重，但也有一些工农干部幸存下来，成为全面抗战时期的工农老干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央提出：“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在这过程中，大批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走向革命，并凭借知识文化方面的优势逐渐成为各类机关中高层级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无数工农大众也加入抗战洪流，其中一些骨干成为党的干部，成为党组织、政权组织、军队组织、群众组织中下层级的核心。如根据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给北方局的报告，1940年8月前后，该地区党内地级干部除两名工人干部外，其余都是知识分子干部；县级干部中知识分子干部也占72.1%，但在“分级干部362人中，大部分是农民”。1942年5月，晋冀豫区妇救会县级以上干部大多为知识分子，而区级干部基本都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妇女”。1942年12月左右，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县、区、乡级干部“是工农出身（主要是农民出身）的占绝大多数”。这些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工农干部，在相关文献中被叫作工农新干部。工农分子走上领导岗位，使“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和革命领导者的知识分子身份”问题得到了更好的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更能代表群众、更能为群众谋利益。全面抗战时期工农党员的发展，夯实了党的阶级基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工农干部的涌现强化了党组织、抗日民主政权、群众组织和工农大众的联系，实现了民族解放战争民族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此外，工农干部作风顽强、努力踏实，有很多知识分子干部所不具备的优点。但是，无论新、老工农干部，都来自社会底层，出身劳苦大众，受教育机会很少，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半文盲，较低的文化水平又使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首先，科学素养一般，常识缺乏。因为没有受过基础教育，很多工农干部不能科学解释一些常见的自然现象，不知晓简单的政治常识。根据新四军某旅进行的政治文化测验显示，“有百分之七十八以上的同志不知道日蚀的原因是什么”，一些干部将日蚀的原因归结为“月球与恒星见面”“月亮与太阳碰头”“被屋子遮住”。有人以为“美国总统是华盛顿”。其次，政策水平不高，执行能力较差。因为文化水平低，一些基层干部无法准确理解、传达和落实上级文件精神，造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执行时走样。根据晋绥边区1941年11月举行的一次村长测验反映，一些村干部“不熟悉政策法令，只知道某些政策法令的大概内容，而不能详细的讲解，不能领会其精神”，有工农干部将“二五减租”理解为“农民得二，地主得五”；认为三三制是“两党合作再加民众”“军政民”“民族民权民生”“富农中农贫农”。在冀鲁豫边区，有些村干部看不懂法令，不会记账，不能准确把握党的政策。再次，灵活性差，应对复杂局势能力弱。罗瑞卿曾指出，由于军队中的工农老干部出身于社会底层，生长在军队、战争环境中，“工作方式与方法，喜欢简单化，直线化”，“不善于应付与处置错综复杂的环境和事件”；他们社会知识缺乏，人情世故生疏，在需要他们去和社会各阶层人士接触时，会“感着不惯和不安”。1942年2月，黄克诚在华中局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也提及，军队老干部的文化程度一般都较低，造成他们“独立工作能力弱”，习惯于在别人的领导下进行“大兵团活动”。中央军委认为工农老干部存在知识不多，进步不快；简单粗鲁，不了解复杂问题等弱点。最后，存在家长制作风。在党组织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工农干部文化水平较低，导致他们思想认识跟不上党组织发展的速度，不能完全胜任工作。有的不会读党员读本，有的将“铁的纪律”理解为“犯了纪律用铁打”。由于党的教育不够，一些工农分子在走上领导岗位后“容易忘记过去的遭遇”。部分工农干部不善于运用民主方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习惯于“简单从事”。“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随着民族矛盾激化、统一战线建立，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了解新策略和新的工作方式”“能够负担新形势下新的任务”成为党完成由土地革命向全民族抗战转变、取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化”作为工农干部教育的“重要一环”迅速展开。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在给抗日红军大学的信中指出，“看书作文”是干部发展的“基础工具”，应该将文化教育时间增加到工农干部学员全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使文化教育成为学校“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干部学习教育全面进行，“学习文化课消灭文盲”成为干部文化教育、工农干部学习的首要任务。至于党内何时把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化”联系起来，最早应该是在1939年。1939年2月1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加强干部教育的训令》中指出，华北战局已转入新阶段，“必须努力提高现有干部（工农干部变为工农知识分子）”，首次提出要把工农干部变成“工农知识分子”。同年12月6日，中央军委明确提出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任务：“工农干部应该知识分子化，工农干部无论其革命历史怎样久，若不求上进不学习，便无发展前途，便会落伍和堕落。”为了实现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党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抽调干部到干部学校离职学习。1940年1月，中央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指出，各级党组织必须抽调干部到所属党校及其他干部学校，到中央、中央局或区党委所办学校学习。同年，中央军委也提出办抗大分校，抽调老干部到学校学文化，“使工农干部智识化”。二是为工农干部专门开办各种文化学习班。194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环境许可的地方，“必须一律开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选派干部集中学习。另外，陕甘宁边区也提出，对于不识字或文化水平过低的干部，“应分别经过各中学地方干部训练班，干部冬训班，干部文化夜校，干部读报通讯组”学习文化。中共冀晋区党委曾在冀晋中学“专设一干部班”，培训文化程度较低的一般区县级干部；在小学“附设干部班”，“训练一批有实际工作经验和发展前途，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区村干部，从文化上提高他们一步”。三是建立“两小时学习”制度，通过学习小组学习文化。1941年12月，《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要求，针对有相当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较低的（甚至半文盲）中级及下级工农干部，各级党组织应“依照不同文化水平及工作上的便利，组织不同的文化补习小组”。1942年2月，中央军委强调，如果因环境关系，“营团旅师级干部无法加入文化班上课，则可组织文化学习小组”。同月，中央进一步指出，在不适合开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的地方，应该通过建立“小组学习制”开展文化教育。

二、解决学习态度问题

在推进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的过程中，党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工农干部的学习态度问题。工农干部来自社会底层，由于种种原因不愿、不屑、不敢参与文化学习，甚至有人对中央有关文化学习的号召不理解、不认同。为此，中央必须首先解决工农干部思想认识问题，转变观念，然后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和奖惩制度，调动他们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中央有关“知识分子化”的号召，得到不少工农干部的积极响应，但也有一些同志对学文化并不热衷，表现消极、被动。首先，一些工农干部习惯了固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愿学习文化。工农干部来自社会底层，很少或基本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逐渐形成、也习惯了一些特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他们喜欢简单、直接方式，以为可以用枪杆子、刀把子在战场上解决全部问题，对文化学习不以为意，经常会以“学习赶不走敌人”“我们只会打仗，不会读书”等来回应党组织的文化学习号召。其次，一些工农干部轻视知识、知识分子，不屑于文化学习。知识分子不擅长体力劳动，有时不如基层民众期待的那样能解答其生活中的疑惑，一些工农群众就认为知识分子无能、知识无用。再加上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导致一些工农干部对知识、知识分子产生一种轻慢心理。面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党内地位的提升，一些工农干部有不满：“你有文化，可没有工作经验，我没有文化，但革命走在你的先头！”“再过十年不学习，还不是一样要革命？”在党内反主观主义错误倾向时，一些工农干部“因文化理论水平不够”，有时会曲解反主观主义的文件，如认为反对主观主义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咱是工农出身，咱没有教条主义”。这些工农干部如此看待知识和知识分子，自然不会在文化学习中积极主动。最后，一些工农干部，主要是工农新干部，担心学习文化后会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工作，不敢学习文化。加入共产党、担任党的干部意味着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舍小家为大家。但并不是所有的工农新干部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与很多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相比，一些工农干部对家庭的依赖、对家乡的眷念更强更深，在安土重迁的故土情怀下他们更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因此不愿提高文化水平，怕会到离家远的地方工作。如某中学地干班“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是不愿意的。原因是不肯离开家庭”。针对上述状况，中央在要求各级组织加强对干部学习领导的同时，一要反复强调知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以推动工农干部转变观念，提高认识。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二要建立严格的考试制度。如晋西北行署规定，县长以上干部“依照一定题目作论文”；区长级干部“出问答题，举行笔试”；村级干部“举行口试或划正负号之笔试”。三要将参加学习、掌握文化知识情况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1939年8月，李维汉指出，党对干部的考核，不仅要看他的工作成绩，而且还要依据他的学习成绩。1940年10月，总政治部宣布，要把知识掌握情况作为“提拔干部的指标之一”。1942年4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也规定，“学习的好坏是鉴定党员与提拔干部的主要标准之一”。通过上述几方面的努力，工农干部的学习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逐渐表现出“积极求进步的热情”。如陕甘宁边区一些干部，在意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后，学习情绪有了很大转变。一位赵姓同志，原本不大愿意学习，“但后来，他下了决心去‘钻’。到现在，据说已经能读《新中华报》了”。某杨姓干部，曾因学文化“和人闹了三次”，但经过耐心说服教育，“终于使他认识到了识字的重要，自动积极地学习起来，变成了学习文化的模范”。在鄂豫边一些干部的挎包里总装着几本书籍和《七七报》，并“已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需用品”。甚至有八路军干部战士利用伏击敌人的间隙，在团政治委员的带领下“把《新阶段》拿出来，讨论一段”。

三、“知识分子化”中的师资难题

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教师是关键。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自学能力差，需要在教师的帮助下实现“知识分子化”。工农干部数量多、分布广，没有相当数量教师无法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为此，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教师数量不够、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根本解决，于是工农干部学习时出现了文盲、半文盲彼此“互教”“互学”的尴尬场面。革命需要理论指导，更离不开智力支持。革命运动中，文化水平高、学习能力强的革命者多会成长为中高层领导者。而文化水平低、自学能力弱的工农干部则多成为党组织中下层。与此同时，文化水平越高，学习能力，特别是自学能力越强。反之，亦然。这样，一定数量、相当质量的教师，对于文化水平低、身处中下层的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李维汉曾指出，“教员和指导员”是在职干部学习中“极关重要”的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强调，中下级干部的文化学习，“专任的教员或学习辅导员的设立，是一个决定的条件”。中宣部要求各根据地的县委和区委尽量“有一个专任的教员或学习辅导员”；八路军在独立营及团级单位设立“国文”教员，专门负责所属各排以上干部的“国文”教育；新四军提出要在师、旅、团直属部队“专设干部文化教员”。但由于现实条件限制，如在陕甘宁边区“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个把人识字”。因此，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中央作出了特别要求。一是各级领导干部、文化水平较高的党员自觉担任。毛泽东曾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因此，中央特别强调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必须亲自到党校、训练班上课，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如在《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中央就要求各党校所在地的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的经常到学校作报告，能够任课的必须担任教课”。与此同时，党内那些文化水平较高的一般党员干部也有义务辅导文盲半文盲党员干部的文化学习。中宣部指出，党内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干部除了自己加强学习外，还应该“去帮助与自己有直接工作关系的其他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学习”。通过这种方式，既形成“干部教干部”、文化高的教文化低的，这样互教互学的良好学习氛围，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专任教员不足问题。二是其他干部调任或兼任。1940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指出，必须“吸收足够的在文化上与理论知识上有相当准备的知识分子党员，参加干部的自习和教育的工作”。中央军委强调，要“把部队中文化教育的重心放在干部文化教育上”：取消连队专职文化教员，设置专职的“国文”教员，由原来的连队文化教员调任，专门负责排以上干部的文化教育。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要求，“文化教育基本上又是机关指导员的责任，机关指导员应成为教员或为助理员”。在既无文化教员又无机关指导员时，则由“宣传部、科的干事（支部及分区委的教育委员）”负责。如果仍然无法做到，则各该级党委应该“指定并减轻某一文化科学知识较高同志的工作，使其利用这部分空闲时间担任干部文化教育工作”。三是培养专职教员。早在1939年2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就要求师、旅政治机关“立即开办教员训练班”，训练派往营、团担任教育工作的教员。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各级党委应该特别重视文化教员或辅导员队伍建设，加强培训工作，“如有可能，这种干部派出帮助某级在职干部学完一种学科后，仍然调回继续训练，而派出另一批干部去代替他们”。《八路军的在职干部教育》强调，在部队的干部教育中，“延安只能（也应该）供给极少数的理论素养较高的干部”，主要问题必须由各部队自己想办法解决。因此建议前方部队举办教员训练队，“将部队中文化水平高而政治上可靠的知识分子，轮流调训”。事实上，在全面抗战初期，也确实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在经过培训后被分配到各地，特别是到部队中，“并且大部分充任了文化教员”。上述举措取得相当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领导干部工作繁忙，难以全身心投入。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党员由于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工作繁忙，无法经常辅导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有时“把给干部上课随便委给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小干事”。其次，“小干事”们多半也担任许多工作，“对干部学习的帮助缺乏时间”。最后，对专任教员的抽调还削弱了文化教员队伍。相对于工农干部文化教育这一事关发展的问题，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面临的是如何生存这一重大挑战。因此党事实上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所有资源都投入到文化教育之中。相反，其他工作还经常会吸走相关资源。如中央军委就曾指示各部队：“对于知识分子的新干部，应当适时加以提拔，不应长久的令其当文化教员和干事。”于是，抗战时期各地都曾反映文化教育中的师资困难。如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在总结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教训时提及，区级干部的学习小组“缺乏程度较高的教育干部”。同年，在八路军中，尽管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涌入后，“对于文化教育工作的帮助不少”，但仍然十分缺乏教师。1943年，新四军五师在开办教导队时“专职教员人数不够，质量也不够高”。即便如西北局党校，据称“时常在校教课者，总是只有六、七人到十人左右”，且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教学经验不足。由于缺乏教师，在八路军中，“教文化课的多是些小学生，间或有少数的中学生”，他们“既缺乏革命的常识，更没有教书的经验”。

四、“识字”“学文化”和“学理论”孰先孰后

工农干部学文化，应从识字开始，然后阅读和写作，进而具备学习算术和自然、社会、历史常识的能力，为政治理论学习打下基础。但全面抗战时期，紧张的战争形势、急切的现实需求、稀缺的教师资源等，使工农干部教育不可能完全依照识字、提高文化水平、提高政治理论水平的顺序依次推进，各地在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把文化教育简化为识字，将文化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合二为一的现象。根据前述毛泽东致抗日红军大学的信，毛泽东认为，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主要包括识字、看书和作文。1941年12月，《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规定，在职干部的文化教育相应的课程包括语文、史地、社会知识、自然知识等。1942年初，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规定，文化教育的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综合相关文献，抗战时期工农干部文化教育涵盖：识字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阅读、写作能力培养，大致相当于语文课程；算术教育，主要是教会工农干部如何计算，目的是培养工农干部的计算能力；常识教育，重点是学习自然、社会、历史、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另外，在少数文献中，民主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唱歌娱乐也被当作文化教育的内容。学习文化是“知识分子化”的基础，识字是学习文化的前提。1939年6月，刘伯承在《目前部队工作报告提纲》中指出，军队干部文化教育中的识字是“取得深造政治、军事的锁钥”，干部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然后学算术、自然”。当然，学习语文不仅仅是识字，而是要以此为基础，使工农干部能“看日常往来的条据、信件、和通信的报纸、图书”，能“写日常应用文，如条据、信件、报告以及通讯、日记等”。计算是干部开展工作的基本技能。因此，在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文化教育的指示中要求，干部要在初级课程中学会“四则到小数、分数、百分比”，在中级课程中“学完全算术基本知识”，在高级课程中学习代数、平面几何。常识教育中的常识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卫生常识、必要的历史和地理常识、时事和政治常识。1941年4月，张闻天指出，干部必须注意增加各种具体的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学习历史、地理以及各种必要的社会常识与科学常识，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各种常识。文化教育，识字是关键。全面抗战时期，党内在开展工农干部文化教育时，十分重视识字并制定了相应指标。如《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指出，只有识字近1000，才算得上“文盲之消灭”。中央军委提出，要通过在职干部教育使连、营老干部识得2000字；团、旅老干部识得5000字。一些地方还规定了干部每月、每天的识字量。如陕甘宁边区党委要求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党员每天至少认识1到2个字，干部每天至少认识2到3个字。新四军五师要求“营以上干部，每天应认5个生字，连以下干部每天认4个生字”；教导队乙组学员，每天识字6到7个，三个月识字300个以上。丙组学员每天学会4到5个，三个月学会生字200个以上。新四军浙东总队教导队要求学员每月识字250个。在执行上述规定时，尽管各地都曾强调不能单纯追求识字量，而应该注意“字词句的统一，形音义的统一，识写用的统一”，要做到“会念、会讲、会写、会用”。但由于识字更容易量化，以及快速消灭文盲的急切心理，使工农干部在文化教育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把文化教育看为简单的追求识字，硬化为政治上的标语口号”，“识字只念书不讲字义”等现象。全面抗战时期的工农干部教育，党内一直强调文化教育在先、政治理论教育在后，即只有在提高文化水平之后才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如张闻天指出，“文化程度不够的干部，首先应该把文化水平提高，不要急于从事马列主义的专门研究”，否则，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所得到的却是太少”。李维汉强调，党内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很难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因此“特别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也指出，“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文化水平较低，而又有必要和可能学习的地方县级、军队营级以上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必须“先补习文化”。为了在党内营造良好的文化学习氛围，《解放日报》曾在社论中说，不提高文化水平就去讨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质与量的关系”“两个世界的对立”之类的理论问题，“会使学习者望而却步”。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紧张形势下的急迫现实需要，党中央既在文化教育中进行着意识形态教育，也在开展政治理论教育时附带实现文化教育目标。如根据西北局党校的报告，该校曾使用过一种识字课本，共六课，分别为国家、三权统一、五权宪法、共产主义、革命、社会等。其中第一课的内容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他的构成——土地、人民和主权的集合而成的。日本强盗要夺取我们国家的组织——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和文化来压迫麻醉我们永远当奴隶。”第四课是：“共产主义是把一切生产原料和工具归公有，人类依据高度的技术和科学来有计划的共同发展生产，共同消灭一切人与人的斗争及不平等组织和现象，集中全力征服自然的大好社会。”报告认为，“实在不能把它当作一册国语课本”，而是“一本最简单而有一些观点尚成问题的政治课本”。新四军浙东纵队1943年编印的《识字读本》第三册，共有20课，其中开篇第一课“两步做”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一定要分两步做”，现在的这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将来“还要做第二步”，即“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说明编者希望在文化教育中开展政治理论教育。另外，很多地方都曾将领导人的著作、中央文件当作语文教材。如新四军四师曾以《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为脚本，“编一个干部的文化课本”，以“帮助干部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整风学习中，中共山东分局则要求文化水平低的工农干部把整风文件“当作文化课来讲授和熟读”，既完成整风任务又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有些地方甚至直接把政治课教材用作语文教材。如新四军五师在举办教导队时，就要求“中级班班以上干部，最近一时期以政治一百课第二册为主要文化课本”。

五、“知识分子化”的成效及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的工农干部文化教育，虽没有使各地每一个工农干部都完成了“知识分子化”，但很多工农干部确实是从此开始识字、读书，具备了一定的获取和传递信息能力。党内有关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的举措，在工农干部群体中营造了看书学习的氛围，部分工农干部还对学习产生了一些紧迫感；提高了工农干部的工作能力，使他们对革命、对工作“更有信心与能力”。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化”改变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内形成的对知识、知识分子的错误认知，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逐渐在党内成为共识。全面抗战时期，党内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文盲率极高。在陕甘宁边区，根据1939年10月的统计，在职干部文化程度占比分别为，大学，0.23%；高中，0.42%；初中，2.07%；小学，10.42%；能识字看报者，45.6%；文盲，41.26%。1942年，新四军五师全师“连以上干部，文化低以至不识字的占有将近三分之一，这一部分人，在连排干部中占40%以上”。同年，太行地区四县村干部最高学历为“高级小学”，但仅占3.6%，“初级小学”学历的占29.6%，有35%的村干部是文盲，粗通文字的半文盲占31.8%。在文化教育中，这些原本“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干部开始识字、读书，具备了一定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了解了一些基本常识。据称，陕甘宁边区神府县，1940年时“一字不识的干部已经没有了”，区委的主要负责人“不但识字而且能写简单的工作报告及起草工作计划”。同年，八路军某团营以下干部，“平均每人认识了一千一百五十四个字”。另据黄克诚的报告，1942年2月时，新四军三师干部“不识字的已很少”。工农干部来自社会底层，缺乏接受文化教育的基本条件，长大后成了文盲半文盲，一些人还对“舞文弄墨”存厌恶心理、抱排拒态度。但在文化教育中，一些干部不再以读书为苦，逐渐养成了学习习惯。如陕甘宁边区环县学委会第一期学习总结就指出：“学习最大的收获是某些同志开始将学习当作茶余饭后的‘闲事’。”鄜县也认为，县委“一般干部的学习习惯是养成了”。关于军队的情况，1939年4月，陈毅曾批评新四军干部“缺乏学习的精神”，“能够把一本书从头到尾的看完它，这样的同志很少有，在办公室里，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同志拿着书本在看”。但在1944年，根据张云川的游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干部们“或集体，或个人，或上课，或自习，或写笔记，或开会讲演，无上无下，室内野外，似乎象一个大学校，到处都是学习空气弥漫着”。据秦基伟回忆，他是在工农干部文化教育中逐渐对学文化产生了“紧迫感”，开始坚持学习，“经我翻破的字典就有两三本”。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政策水平有待提升，难以胜任高级领导职位，很可能长期在中下层“原地踏步”。但在文化教育中，文化水平提高、工作能力提升和职务晋升的良性互动，使工农干部的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根据1940年5月的报道，延安在职工农干部在学习中“提高了一步文化、政治水平和工作效率，克服了一些不安心工作的现象”。一些工农干部“学会了开便条、写信、写报告和通讯，学会了读报”，在读报时“研究别人的经验，改进自己的工作”。1940年10月，《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提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延安在职干部中“党的认识、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比以前提高了一步，从而工作的效能也比以前有了进步”。如抗大总校某同志原本工作方式生硬，人际关系不好，现在该同志的“文化提高很多，能看报纸，从看报联系到自己思想的改造，工作方式和对人态度都有显著的进步”。更有工农干部通过文化学习提高工作能力后，获得职务升迁。如陕甘宁边区的任姓同志文化政治水平提高后，“被提拔到当赤水县委书记和关中分区保安处的副处长”。全面抗战时期，老干部和新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曾是中央特别关注的、要求全党正确处理的重要问题。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而言，面对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一些工农干部特别是工农老干部很不以为意。为此，中央明确提出工农干部要信任知识分子干部，要“坚决打破排斥智识分子的错误倾向”。同时要求知识分子干部克服小资产阶级倾向，主动走向工农大众，实现“工农化”；工农干部则要学文化，消灭文盲半文盲现象、提高文化水平，实现“知识分子化”。中央对知识、知识分子干部重要性的强调，大规模干部文化教育的开展，说明中央已改变了对知识、知识分子干部的错误认知。就一般工农干部而言，无论收获大小，在文化学习中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观念、态度的转变应该是必然的。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同样，一个大量充斥着文盲的政党是不可能在近代中国残酷的政党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全面抗战时期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挑战，但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并为党的干部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激发干部学习的内生动力是关键。工农干部努力踏实、敢于牺牲，但很多人对学文化存畏惧心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不断强调文化学习的重要性，强调知识和知识分子对于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性。经过努力，相当一部分工农干部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逐渐养成了学习习惯，形成了学习氛围。尽管当时少有干部怀疑学习教育的重要性，贪图安逸的心理和畏难情绪并非不存在。因此，如何激发干部学习的内生动力，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是提升干部教育质量的关键。其次，加强干部学习教育的组织领导是根本。全面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之所以成效显著，与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等直接相关，也与中央、地方、基层建立专门机构，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领导体系有因果关系。通过这个体系，所有工农干部都被组织起来，不学习成了一种例外。因此，在干部教育中，如何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每一级党组织、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的责任，应该是值得继续思考的话题。最后，强化制度执行是保证。全面抗战时期，党内围绕干部教育，包括工农干部文化教育，不仅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而且特别注意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中央曾指出，干部必须严格执行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毛泽东曾将撰写学习笔记比喻为“紧箍咒”，是“铁的纪律”。正是因为全党重视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重视工农干部文化教育，工农干部努力学习文化的氛围才得以很快形成。

编辑：王轲 长亭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6期“历史与文化”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