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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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平 朱佳 王佳炜 张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处副处长、助理研究员。）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加快、食物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如何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满足城乡居民对肉、蛋、奶、菜、水产品等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是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结合中国耕地、水资源等资源环境面临较紧约束的客观现实，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成为满足食物消费升级、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2023年6月，农业农村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制定印发《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年）》。这是首部关于现代设施农业的建设规划，为中国现代设施农业的协同建设与全面推进提供了政策保障和工作指南。与此同时，2023年4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着重强调对智慧农业的发展部署，提出加快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强化农业科技和智能装备支撑，这为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提供了数智化赋能的政策支撑和重要方向。

现代设施农业建设涉及从产前育种到产中种养、仓储烘干，再到产后储存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具体包括开发新型生产资料和配套设施、推广数智化农业设备、产品再加工设备，以及仓储物流和销售服务配套设施的现代化建设。目前，国内现代设施农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普遍面临设施装备落后、科技创新支撑不足、产业环节割裂等现实问题。值得指出的是，现代设施农业建设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且中后期维护成本高昂，因而在其发展的全过程亟需金融、保险的有力支持（陈煜、卫新江，2024）。但是，传统农村金融存在信息不对称、缺乏可抵押物、质押品估价难等问题，加之传统金融服务的市场性和逐利性也使得农村金融产品的服务匹配度低、覆盖面小、交易成本高（章成等，2021）。在此背景下，引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支持现代设施农业建设，成为金融投资市场和设施农业融资市场激励相容的高效路径选择。

那么，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发展模式，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释放对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赋能潜力？又通过何种金融工具和赋能机制推动现代设施农业稳定向好发展？在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约束下，如何借助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支持现代设施农业发展？针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和研究，对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现代化与数智化转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经营提质增效、助力产业振兴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已有文献并未予以充分关注。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开展系统深入研究，旨在为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建设、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二、文献述评

（一）现代设施农业的内涵特征与功能属性

《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年）》将现代设施农业定义为一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工程装备技术与现代经营管理方式，为动植物生长提供相对可控制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自然依赖进行高效生产的农业类型，具体涵盖设施种植、设施畜牧、设施渔业和提供支撑服务的公共设施等。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表征，现代设施农业建设既涵盖水电设施、交通设施、加工基地等传统农业基础设施，也包括互联网、物联网、数智化种养设备、育种工程等新型农业生产配套设施（李灯华、许世卫，2022）。现代设施农业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基础上，通过设施建设将数据、科技、互联网等新型生产要素融合到农业生产经营之中。因而相较传统农业，具有更合理的资源配置和更可控的种植条件，使农业生产更高效，作物选择范围更广，播种次数更频繁（Camanzi et al.，2020）。值得指出的是，传统设施农业发展缩短了土地耕种周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风险，但由于土地休耕期的相对剥夺，导致板结和盐渍化现象更为突出（方兵等，2023）。在此背景下，通过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如利用大数据、传感器、物联网等数智化生产经营设施，既可合理研判市场需求，又可做到生产环节的精准控制，进而能够有效降低农业环境污染、提高农业可持续性（Zhu et al.，2022）。

（二）现代设施农业的建设瓶颈与市场困境

一是现代设施农业建设面临相对高昂的前期投资成本与后期维护成本。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过程中，需要资本、劳动、技术、信息等要素的协同投入，前期投入成本相对较高，尤其是对小农户负担较重。同时，农户会因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而面临维护成本持续上升的挑战（张馨宇等，2022；郝爱民等，2024）。二是现代设施农业面临来自市场供需的双向困境。在供给侧，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禀赋和农业生产的盈利能力相对较弱，在市场机制下，外部资本与社会资本难以进入农村市场，进而制约了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投资规模，减缓了农业数智化发展进程。在需求侧，由于当前农村地区小农经营模式广泛存在，且劳动力老龄化现象相对普遍，使得对以自耕自种为代表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路径依赖严重，加之目前农村地区信息与技术壁垒的存在，客观造成较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数智农业设施等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需求不强（李启平、李晏新闻，2023）。在此背景下，推进中国现代设施农业的建设发展，需要推动科技、资本、信息等多元要素跨越原有的空间障碍，畅通现代化生产经营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通路径，加快设备普及、技术扩散、信息共享，提升现代设施农业的资源整合能力，推动现代设施农业优化建设（张毅、杨金江，2024）。与此同时，在现代设施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既需要前期政府部门的主导推进，更需要通过多主体协同发力，在产品开发和投产应用环节进行技术迭代和应用拓展，进而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现代设施农业的建设门槛和建设成本，进一步提升市场需求（肖涵、付裕琳，2024）。

（三）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初探

普惠金融是在新经济发展形势下，为了满足更广泛群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适应中国特色、具备普惠性和包容性的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数字普惠金融则是普惠金融体系与数字技术手段有机结合的新型金融发展模式（张栋浩等，2024）。传统金融体系旨在追求更高的市场规模和投资回报率，这往往伴随着信息不对称、金融门槛高等问题，导致农业生产者面临金融排斥的现象尤为突出。尤其是在经济水平低、设施环境差、地理位置偏远地区，资本要素获取更为困难，限制了现代设施农业的融资建设（徐晓飞、吉晶晶，2024）。金融体系的逐利性和自由化也易导致资本外流现象和投资不稳定性，这进一步加剧了设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挑战（王澜、王相宁，2024）。在此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以包容性普惠理念和数字技术赋能，致力于拓展服务广度、消解金融排斥、弥合信息鸿沟，利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和农业生产资金约束，并能够降低区域性收入差距、加快技术城乡流动，进而为现代设施农业建设提供契机（Li et al.，2020）。

张正平、王琼（2021）研究指出，农业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率存在明显的边际递减效应，因此，在农业投资建设中采用的金融工具，需要具备更高的服务覆盖广度，这比追求更高覆盖深度的金融工具更能有效促进农业发展。基于此，从效率性和公平性协同兼顾的角度出发，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很好地弥补了传统金融工具的服务空白，一方面通过信贷市场的融资拓宽提升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保险行业的风险分散减少农业生产风险，进而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的投资回报率，引导农户投身于现代化农业设施建设（郑志龙、李雨臻，2024）。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对数字科技、工具的深度应用，也促进了金融机构与农业供应链各方经营主体的信息对称，有利于扩大金融服务范围、优化投资风险管理、提高金融服务效能，进而有助于提高农户投资现代化农业设施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水平（韩锦绵等，2023）。

（四）研究局限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围绕现代设施农业的内涵特征、功能属性、建设瓶颈与市场困境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开始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支持作用，进行了初步研究探讨，这为本文研究奠定了一定文献基础与研究启发。但仍存在如下三点研究间隙：第一，已有文献多聚焦于质性探讨，针对数字普惠金融支持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理论分析不甚深入；第二，实证研究相对不足，针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定量分析与因果推断相对缺位；第三，机制分析有待深入，已有文献尚未能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作用路径和赋能机制，有待于进一步作出归纳分析和探究解释。

三、理论建构（完整版详见知网）

四、实证检验

（一）计量设计（完整版详见知网）

（二）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基于上述研究设计，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影响。具体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对设施农业建设占地面积的影响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呈正相关。这与理论分析结论相一致，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支持县域地区的设施农业投资建设，促进现代设施农业向好发展。其次，为使本文的实证分析和因果推断更具稳健性，本文通过替代被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地，以县域设施农业建设占地面积与该县区的行政区划面积之比作为另一项被解释变量，进一步回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影响，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取对数进行估计。结果表明（见表2）：在替换被解释变量之后，数字普惠金融对设施农业占地比例的影响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建设，能够有效促进该地区设施农业建设占地比例提升，进而能够在实践中有效促进现代设施农业的建设发展。基于此，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估计，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积极促进作用，且这一估计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三）工具变量估计

在基准回归分析与替代被解释变量估计的基础上，本文以县域设施农业建设占地面积作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检验上述因果推断的稳健性。借鉴已有文献研究，本文以各县区中心到杭州市的地理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估计（张勋等，2021；张勋等，2019）。具体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在工具变量一阶段的回归分析中，工具变量杭州球面距离与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1%统计水平上高度相关，且工具变量的弱相关性检验中F统计量大于10并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工具变量能够很好地满足相关性原则，符合学界已有研究规范。其次，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设施农业建设面积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上依然显著，且呈正相关。这表明县域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发展，能够有效促进该地区现代设施农业建设面积的增长，且这一因果推断在经内生性处理之后，依然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因此，在农村地区与县域经济体内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发育，能够有效支持设施农业建设面积扩大，促进现代设施农业平稳有序发展。

（四）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丰富本文研究的实践启示与政策含义，本文分别以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环境、农业机械化经营水平和地方财政投资状况作为情境变量，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具体而言，将县域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别与各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业机械总动力和财政预算支出三项数据，在中心化处理的基础上构建交互项，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调节效应估计。具体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首先，在农业经济环境作为情境变量的异质性分析中，数字普惠金融对设施农业建设面积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交互项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当地第一产业增加值越高、农业经济相对越发达，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促进效应相对更小。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第一产业增加值主要由农林牧渔业构成。其中，大田作物、畜牧业与养殖业作为主要产值贡献部分，但设施农业建设面积往往由智慧农业大棚占地面积构成。因此，在经营大田作物等路径依赖的影响下，当地建设智慧大棚等现代设施农业的积极性相对减弱。这表明在不同的农业经济发展环境和不同农业资源禀赋的地区中，应当根据当地的资源特色、经营传统和生产便利性，推行不同的农业发展方向和建设类型，实现农业多样化经营和产业错位发展、市场错位竞争，将数字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投入至最适宜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地区，进而增强资金利用效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助力现代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

其次，在以农业生产经营机械化水平作为情境变量的异质性分析中，数字普惠金融对设施农业建设面积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交互项亦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当地农业生产经营的机械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促进效应相对越小。其原因可能在于，由于情境变量机械化水平以农用机械总动力衡量，农用机械总动力越高，通常当地的耕地规模越大，经营类型越偏向于粮食作物。在此背景下，相对于普惠金融，当地或更需要粮食金融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交易支持，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资源调度与积极性将相对减弱。这启示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应遵循因地制宜、因产制宜原则，鼓励多样化的农业经营方式，给予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支持。尤其是在非粮食产区、耕地相对碎片化的农村地区，更适宜给予其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发展数智农业与设施农业，进而促进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资源、资金优化利用，通过发展设施农业带动特色经济作物的市场培育与“一镇一业”支柱产业建设。

最后，在以地方财政投入作为情境变量的异质性分析中，数字普惠金融和交互项对设施农业建设面积的影响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当地财政预算支出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促进效应相对越大。其原因可能在于，当地县域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对金融投资市场和农业融资市场产生一定的积极引导和乘数效应，进而通过优化农村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市场建设环境，进一步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在农村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支持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进程中，需要政府财政投资的适当引导和背书，将资金流引流至数智农业、智慧大棚、公共仓储、冷链物流等现代设施农业的建设发展之中，进而增强现代设施农业的投资、融资、用资信心，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和设施农业发展路径，促进现代设施农业平稳向好发展。

五、进一步解释：赋能机制剖析

（一）融资拓宽机制：放松农业信贷约束，促进设施农业投资

一是用户精准授信，降低交易费用。数字化平台与工具的应用是数字普惠金融管理体系的重要特征。通过大数据和信息平台，建立农户信用档案，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借贷主体进行数字授信，精准识别用户需求，缓解了信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提高了农户和小微企业投资现代设施农业、对农业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金融可得性、便捷性。二是拓展金融产品，优化资源配置。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立足于农业生产的多样性特征，运用信贷、续贷、中长期贷款等方式设立多种金融服务方案，建立知识产权质押信息平台、产权质押系统等机制，结合订单、仓单、农地经营权、林权等质押贷款方式，不断降低贷款审批难度，强化对农业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降低了现代化农业设施投资建设的金融门槛，进而有效提升经营主体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现代化转型和设施现代化改造的积极性。三是提供创业支持，实现源头赋能。因地制宜推出多样化创业担保贷款是数字普惠金融纵深发展的重要特征。这进一步提高了家庭农场、智慧农场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业资金可得性，极大缓解了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创业之初，投资数智化农业生产经营设施的流动性困境，进而有助于推动现代设施农业稳定有序发展。

（二）回报激励机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优化投资收益回报

一是助力生产经营集中，改善单位成本收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地区的耕地流转和土地市场发育建设，进而促进农业生产的集中化和规模化（王向辉，2023；王森、陈宇斌，2022）。这使得现代化农业设施的建设用地得到集中、投资单位成本降低、利用效率得到提升，改善了农业生产经营要素的投资回报率，优化了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经济激励。二是建立要素租赁市场，形成协同投资机制。伴随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模式的不断发展，逐步将金融租赁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引入农业生产，使得多样化农机和多用途无人机等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设施能够通过融资机制和租赁服务，实现农业生产、运输、仓储、加工等产业链各环节经营主体之间的共建共享（张宗毅、杜志雄，2018）。这使得现代化农业设施得以服务更广的作物面积、更深的产业链条、更大的跨区空间，进而有效提升数智农业设施投资的规模经济与良性循环，助力现代设施农业蓬勃发展。三是设立农业发展基金，形成专项发展支持。智慧大棚与育种工程是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模式不断优化，能够通过建立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拓宽基金投资市场，优化区域合作性投资，形成对农业成长性科技企业、农业数智化经营企业的专项支持，进而对育种工程、智慧农场等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核心领域形成对口支持，助力现代设施农业行稳发展。

（三）服务优化机制：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促进投资可持续性

一是优化金融覆盖，放大金融政策效果。数字普惠金融依托金融科技手段，不断提升信贷服务的覆盖面和便捷性，能够为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提供坚实融资保障。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市场产品配合财政资金激励、贷款贴息支持、政府融资担保等优惠政策，按照“政府匹配优惠政策、银行提供信贷支持”模式，不断优化项目投资结构、资金结构，有助于合力支持现代设施农业建设。二是强化信息服务，提升主体投资素养。普惠金融通过为农户提供金融知识普及、风险管理教育、政策文件解读、信贷服务指导、财务规划咨询等综合性服务，有助于其提升金融素养、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提高其对现代设施农业的投资意识和投资水平。同时，通过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市场分析、行业解读等信息服务，能够帮其更准确地了解市场供需形势，优化投资经营计划，作出更长远、更理智的投资决策，进而助于提升农业经营主体投资建设现代设施农业的内生激励和可持续性。三是服务市场对接，优化产业链条协同。数字普惠金融基于普惠金融理念，在业务实践中由金融机构提供产品展示推广、供需双方撮合、产销主体对接、优化融资结构等综合性金融服务，帮助现代设施农业经营主体拓宽项目、技术、资金等方面合作渠道，融入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分工中来，以一站式、全流程的金融服务助力产业链系统现代设施农业的协同建设。

（四）市场稳定机制：降低市场经营风险，提高设施投资信心

一是稳定收益预期，提高投资积极性。伴随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模式的不断发展，逐渐推出“保险+期货”这一新型金融服务体系，成为服务农业生产经营、稳定农产品价格和市场预期的创新抓手（张龙耀、彭澎，2023）。通过这一新型金融机制，能够进一步借助保单和期货仓单保障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融资渠道，确保投资回报率的可控性，进而有效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投资现代设施农业的产前激励（孙波，2020）。二是对冲市场风险，助力投资持续性。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存在生产周期长、产品保质期短的产业属性，供给侧难以根据需求侧变化即时反应和有效调整，“谷贱伤农”“米贵伤民”现象时有发生。而“保险+期货”等普惠金融服务方式的引入，化解了农产品供需不对称、议价能力弱等市场失灵表现，稳定了产品市场的营收机制，并对农产品交付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提升了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实践需要。智慧农场、数智化农业企业等设施农业建设主体亦可通过“保险+期货”市场实现风险对冲，稳定自身收益预期，进而提高对现代化农业设施的投资信心和建设维护的可持续性。三是降低道德风险，优化投资稳定性。保险市场的作用发挥是影响投资稳定性与经营稳定性的关键变量。但由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尤为突出，农户与保险公司之间时常在投保、理赔等环节出现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使农产品保险市场建设趋于形式（杨哲，2023）。伴随数字普惠金融模式的出现，通过普惠金融发展理念与信息技术在保险市场的建设应用，进一步改善了保险市场交易双方的问题识别、信用画像、理赔评估和责任约束等问题，能够有效释放保险市场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的“压舱石”功能，有利于为现代设施农业投建发展创造良好营商条件（见图1）。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结合数字技术、普惠理念、服务升级、产品创新等分析视角出发，结合理论建模、计量分析与实践检视，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和赋能机制，总结三点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体内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理论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以其共同富裕理念、金融科技赋能和金融产品创新，对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融资环境支持和营商环境支持作用。与之相对，实证检验发现，县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该地区现代设施农业建设占地面积的增长，这一估计结果经替代被解释变量检验和工具变量检验后依然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作物类型与财政环境下存在显著的情境异质性。在以粮食作物、大田作物为主营作物的县域经济体中，数字普惠金融对设施农业建设面积增长的带动作用相对减弱，因此，在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布局和投资建设过程中，仍需考虑因地制宜、因产制宜、错位竞争。而在财政预算投入相对较高的地区，由于乘数效应、背书效应和示范效应的存在，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促进效应相对更大。最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创造融资拓宽机制、回报激励机制、服务优化机制和市场稳定机制，促进现代设施农业优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授信、创新抵押贷款方式、优化信贷审批流程、提供创业资金支持、推出“保险+期货”新型服务体系等形式，做到精准识别用户需求和降低金融支持门槛，进一步放松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信贷约束，拓宽了信贷服务的覆盖面与可得性，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土地、农机、生产性服务业等要素市场建设，提高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投资回报率与客观实践需要，进而有力支持了现代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政策启示

第一，创新金融体系支撑与金融科技工具使用，提升金融服务现代设施农业的适配度与普惠性。金融服务现代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是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的重要体现，现代设施农业前期投入成本高、维护成本高且投资回报周期较长，需要金融服务体系的对口帮扶与持续支持。立足普惠金融理念，依托金融科技手段不断提升数字授信占比；创新金融服务体系，为更多小农户和小微企业提供定制化、普惠性的金融产品；完善融资租赁市场，均摊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投入成本。加大发挥直接融资市场作用，优化引入股票、债券、基金、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等金融工具，为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注入充足资金活力。同时，加快推广“保险+期货”农产品市场建设，提升经营主体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投资信心。

第二，以财政投入引导金融社会资本注入，创造乘数效应共同助力现代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各地政府须加强对现代设施农业的财政投入力度，出台相关激励措施，用好用足用活财政支农资金，同时积极实施贷款贴息支持政策，并将符合条件的现代设施农业建设项目纳入政府债券支持范围。另一方面，要加强现代设施农业投融资模式创新，健全财政投入与金融、社会投资联动机制。引导金融机构设立更多现代设施农业专项金融产品，实施投贷联动，引导更多资金投向育种设施、智慧大棚、公共仓储和冷链物流、直播电商基地等农业现代化生产、流通、经营设施领域，促进现代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立足产业链协同视角着力推动现代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升级消费需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必然举措，须要作为各地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抓手，在实践中基于全产业链的视角理解、把握和推动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注重完善产前育种环节，为设施农业的产品质量和市场效益奠定坚实基础；着力推动产中设施种植、设施养殖、设施渔业、仓储烘干等设施提质升级，用数智化思维、数智化平台和数智化技术推动设施农业迭代升级和农业生产提质增效；补齐和优化产后直播电商、交通物流等销售环节的设施建设，让设施农业助力品牌打造和差异化竞争。

参考文献略，详见知网。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