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行记所见20世纪30年代甘青民族走廊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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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继清，男，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教授。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与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迫使国内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西北地区的重要性，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掀起了考察西北的热潮。从著名学者、新闻记者到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他们或者以官方的名义，或者以个人的身份，纷纷前往甘、青、宁、新等西北诸省考察。1932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考察西北，提出了“改造大西北”的计划。1934年4—5月，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考察了陕、甘、宁、青四省。同年10月，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及夫人亲至甘肃考察。1935年自春徂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到甘肃、青海、宁夏等地考察“政俗文教”。余如林鹏侠女士以记者身份于1932—1933年间考察陕、甘、青、宁四省。《申报》记者陈赓雅于1934—1935年间，考察了宁夏、甘肃、青海、新疆、陕西等省。顾颉刚一行则以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名义，于1937—1938年前往甘肃、青海考察教育，等等。这些人在考察过程中，将观察与访问所得，诉之于笔墨，形成了为数不少的西北行记（游记），或发表于报刊，或辑录成书出版发行。举凡边疆国防、民族关系、社会状况、文化教育、物产经济、风土人情等都在其关注之列，同时他们还抒发有关西北社会经济、边疆、民族诸问题的感想，提出规划与建议。据王宇娟统计，民国时期考察西北并写有行记的共有18人，写作行记19种，其中绝大部分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这个统计是在《西北行记丛萃》所辑选的西北行记基础上做出的，未收入《西北行记丛萃》中的《到青海去》等及发表在各种杂志报纸上的短篇行记（游记）并未统计入内，因此尚不是很完全。这些西北行记，无一例外都注意到了当地各民族的人口数目、人口分布、社会经济状况及各民族相互间的交往、交流与融合，这也与作者们面对民族危机时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深担忧密不可分。顾颉刚西北考察的直接对象是甘、青、宁三省教育，但历史学家的使命与责任让他心心念念于边疆与民族问题：“是行也，为欲认识西北社会之基本问题，故舍康庄之陇东南及河西不游，而惟游于公路尚未通达之陇西，盖种族、宗教诸问题惟此一区为纠纷而难理也。”他在临洮试办寒假小学教师讲习会，专设“边疆问题”讲座，讲“种族与民族的区别”“调协边民族之方策”等问题。到青海后，他又应邀在“回教促进会”为伊斯兰教学会讲演，题目是“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顾氏自言：“自民国二十三年游百灵庙，与德王及其部下作数日谈，心中即梗此题，今至西北，更多怅触。”西北考察诸人中，以马鹤天在西北历时最长，与甘青上层交游最深，游历涉及地域最广，撰述最多。在《青海考察记》“自序”中，他谈到考察的缘由与目的：

青海为余久思考察之地，而苦无机。民国十六年由蒙古返甘肃后，备员省委，兼主教育行政，觉西北教育，应注意民族问题，从教育方面，提高各民族文化，泯除各民族界限，联络各民族感情，调和各民族个性，以期逐渐平等，同样进化。犹欲考察回、藏各族之生活习惯，及文化情形。

因此，这些在实地考察和调研基础上形成的西北行记中，保留了大量直接反映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史料。本文拟以这批西北行记为核心，对20世纪30年代前后甘青民族走廊（又称河湟民族走廊）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做一粗浅讨论，以就正于方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各种因素，当时的学者对于青海的民族来源、成分、相互关系了解不尽符合实际，但并不影响本文主旨。

一、甘青民族走廊地区各民族间的婚姻

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的原因，在今甘青民族走廊地区生活着众多的民族，主要有汉、藏、蒙古、回、撒拉、土、东乡、保安等民族，这些不同民族在历史时期长期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互相碰撞、交往，逐渐趋向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民族间的相互通婚就是最为突出的体现。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起源很早，随着元朝蒙古族大量进入这一区域以及明代卫所屯田制度的实行，各民族通婚不断扩展，不少驻守屯田的内地汉人，娶当地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女子为妻，成家生子并定居，生活习俗逐渐趋同。民国时期，原来在当地驻守的清军被裁撤，不少兵士选择就地定居，娶当地藏族女性成家，比如哈拉库图（今湟源县日月藏族乡哈城村）在清代原有“兵额二百四十名，民国三年始取消，原驻之兵，遂娶番女成家，故现有居民四十余户”。而扎什巴堡（今化隆县扎巴乡）附近的藏民，基本上都是与汉、回接触较多的所谓“熟番”，其生活方式受汉民影响很深，比如建土屋居住，烧土炕而寝处，甚至连牲畜也都圈养在土屋之中，“男子蓄发辫，操汉话者约十分之五六，可知已早汉化矣”。这些藏民的汉化不仅是由于与汉民的日常交往，更重要的因素是通婚，藏族妇女嫁给汉人的甚多，由于婚姻关系所带来的各种社会交往自然也不少。拉卜楞地区的民族状况相对复杂，藏、蒙古、回、汉等民族聚集，相同的宗教信仰使得各民族之间互相交往频繁，通婚现象也较普遍。1933年，上海《新闻报》记者顾执中、陆诒等人对夏河县立第一小学学生状况做了深入调查，该校学生除了汉族和回族外，尚有混血学生超过7名，其中父亲回族、母亲藏族学生超过4名，父亲汉族、母亲藏族学生3名。可见在拉卜楞，汉藏、回藏通婚的现象较多。燕京大学学生刘克让随顾颉刚考察拉卜楞期间，被号称“拉卜楞皇后”的藏族女翠琅错相中，意欲招婿。

遣其女仆招克让往，久之不归，则荐枕席矣；番女如此自由简捷，殊令我辈初至者咋舌。闻此女慕汉人文化綦切，久欲择一内地青年而嫁之。

今克让至，年二十余，且为一大学生，举止温俊，遂当其选。

翠琅错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略通汉语，其居所“壁上悬胡琴及笛，知其擅音乐；案上花露水、雪花膏皆备焉”。不久，刘克让在征得家人同意后与之成婚，留在甘肃服务，继续考察并研究甘肃民族关系、经济状况及社会发展。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撒拉等民族，虽然生活习俗、语言等已经汉化，但由于教义、教规的原因，与其他民族通婚受到明显限制，“衣服与汉人同”，“业商者多，务农者少”。“其人性强悍好武，虔信仰，固团结，不与他族媾婚共食，矫然独异。其族大抵可分为汉回、撒拉、托毛三种。汉回与汉人杂处，语言文字除经典外，皆与汉人无异。”不过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现象就比较普遍了，特别是回族与撒拉族，“最早都是从西域辗转迁徙到青海地区的，这两个民族共同信仰伊斯兰教，都是穆斯林群众，相互之间通婚比较方便。特别是饮食习惯相同，生活上具有便利条件”。因为藏族、蒙古族主要食物来源是牛羊肉，与伊斯兰教的饮食习俗没有根本冲突，因此伊斯兰教诸民族与藏族通婚相对较多。如撒拉族的先祖到达循化地区之后，首先与原住此地的藏族杂居，逐渐与之通婚，从而吸收了藏族成分，前举夏河县立第一小学有父回母藏的学生超过4名，皆属此例。生活在青海的托茂（托毛）人，传统认识为“托毛者即蒙、藏人民之回教徒也，一部居循化县境，其言语服饰饮食居住均蒙古化；一部居同仁之一隅，则生活为藏式，盖蒙、藏化之回人也”。现代学者研究的结果是，托茂人的主体是进入青海的蒙古族，逐渐融入了维吾尔、回、藏、汉族，信奉伊斯兰教，但仍旧操蒙古语，穿蒙古服装，“作为蒙藏回，既是蒙藏人回化的结果，也是回回蒙藏化的结果”。至于青海土族，“服装习俗异于各族，语言则杂以蒙、藏语，皆业农”，“日见同化于汉人”。而土族与汉、藏民族的关系相对较为紧密，与汉族互认亲房当家，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也与汉族有通婚现象，但“土、藏之间的通婚，比土、汉之间的更为普遍”，“汉土通婚的很少，有的，只有土人娶汉人，因为女家需索的财礼很重”。各民族的通婚，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在西宁，汉族约占70%，回族约占26%，藏族约占4%，而且“近年多被汉族同化”。正如马鹤天感慨的：

中华民族，实皆同源。且数千年来，各民族接触激荡，风俗、语言互相同化，彼此通婚，血统亦混，渐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已难为明确之分别矣。

二、甘青民族走廊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与社会交往

甘青民族走廊处于黄土高原边缘丘陵地貌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带，主要经济模式则是农耕业向农牧结合、再向牧业的过渡，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民族，其经济模式必然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民国时期，汉族、土族主要经营农业，蒙古族、藏族主要从事畜牧业，而回族、撒拉族、保安族则以农业为主，兼营手工业和商业。马鹤天对此有详细描述：

青海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汉人、回民，聚焦于青海东北部，因气候土宜及水利之便，专事农业。蒙、藏人民，受天时之限制，与习惯之相沿，以游牧为生活，逐水草而居。

各民族长期交往，相互影响，经济模式不断变化，也有不少地方的藏族、蒙古族民众受汉、回等族感染，开始从事农业耕作。连远在海西的都兰县，都出现了“蒙番之民渐知舍帐就屋，或弃牧畜，而事躬耕”的现象。西宁市郊的白马寺村（今互助县白马寺）很有代表性，该村处于兰州到西宁的交通要道，属于藏、回杂居的村落。1933年，顾执中等人访问了位于白马寺旁的村落，该村共有25户人家，其中19户藏民，6户回民，虽然是藏、回混居，但藏民占了总户数的近八成，而且村庄的产业也全归原住民藏族所有，“村庄上所有的农田房屋，完全是番子的产业，就是少数做买卖的回教徒住的房屋，也是向番子租来的”。而这个村的藏民，则“大部分已经汉族化了。都从事于耕作，在言语上，他们除了说番话之处，也能讲汉语。服装上，男的完全和汉人一样，不过女的仍衣番子的原有服装”，“从事种种农业耕作，如打麦、负薪、锄田等艰苦的工作”。第二年，上海《申报》记者陈赓雅前往西宁途中，在白马寺第一次见到藏族妇女，经同行的英美烟公司的烧饭司务张某说明，方知是藏女，“二人在马铃薯地中耘草。记者仅觉其服装体态又与蒙人不同”，“女操汉语笑答”。可见白马寺及其周边地区的藏民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有的经济模式，转而从事农业耕作了。这种基本汉化了的藏民，又被称作“半藏”，“所谓半藏者，俗称半番，久已向化内附，与汉人往来甚密，且混有汉人血统，居川中，成农村，生活习惯，浸染华风，近年且多改土归流，如岷县、临洮一带土司所属之藏民皆然”。而距离汉民居住区稍远的藏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汉族经济模式的影响，在原有畜牧业基础上，从事部分农业耕作，进入了半牧半农、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近藏俗称熟番，又称龙娃，近城市，通汉语，半耕半牧，渐成熟地，居土屋，较富者亦居木板屋，高楼热炕，仓储充殷，惟服饰仍存藏俗。洮河上流临潭县卓尼附近之藏民，亦属此类。”青海藏族，“生活仍多游牧，居于西宁附近各县者，亦有改务农业”者。临夏到买吾（今夏河县美武乡）途中“几处藏民聚居的村落，他们的生活，已经进入原始的农业经济社会中，熙熙嗥嗥地正在收割麦子。一捆捆的收获物，从牛背上载到晒场上去”。除此而外，还有部分藏族、蒙古族、撒拉族民众，因地利与资源之便，开始从事副业、商业经营。如青海茶卡（察卡）是著名的青盐产地，原属蒙古王公所有，仅许蒙古贫民领取票照挖售。收归国有后，产量增加，销路扩展，遍布西北川陕，主要的运输方式是由蒙古族、藏族百姓驱使牲畜驮运，“销售地为青海”，“甘肃之洮岷，四川之松茂，及陕西之汉中等地”，而“此种驮户，俱系蒙、藏人民”。藏民基于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不捕食鱼类。青海湖盛产湟鱼（青海湖裸鲤），湟鱼属冷水鱼类，味道鲜美，在西宁、兰州等地市场颇广，于是湖区附近的藏、蒙古族民众在汉族的影响下，逐渐适应市场需求，开始捕鱼运销。

青海产鱼，惜土人因宗教迷信，不食，亦不捕。惟冬日有汉人或汉化的蒙人、番人，凿冰取鱼，运至西宁、兰州，即名冰鱼。

甘青民族走廊地区，是内地商品与青藏高原各民族物产交易的重要孔道之一，历史时期，在“河州、洮州、岷州均设茶马司，以牧易农”。传统上的“青海商业，因居民大部为蒙、藏民族，故交易尚多以物易物之方式”，但是，随着内地商人与商品的不断涌入，也有不少蒙古族、藏族民众开始从事商品交易活动，由于语言交流方面存在的障碍，催生了“歇家”制度，即由通晓藏语或蒙古语的汉人来充当汉商与藏、蒙古商人交易的中介人，“蒙、藏人营商者，近亦不少”，“汉商与蒙、藏人交易尚存中介人制，名曰歇家”，“多为通蒙、藏语之汉人”。各民族之间商业贸易比较繁盛的地方，是分布在甘—青—藏交通要道上较大的居民点以及藏传佛教重要寺院附近，前者的代表如湟源县，后者则以塔尔寺所在的鲁撒（鲁沙尔）镇最为典型。湟源县处于西宁与青海湖之间，是甘、青通往西藏的交通要冲，又是青海东部农区与西部牧区、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藏文化与汉文化的结合部，很早以来就是“汉、土、蒙、回并番人交易之所”，尤其以清嘉庆、道光之际最为繁盛，“当时蒙、藏之货，大部以湟源为销场”。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势力的进入，改变了该地蒙古、西藏地区货物的贸易走向，“藏货西泄于印度，玉树之货，南泄于川边，蒙人之货，北泄于甘、凉”，使得湟源作为区域商业中心的地位受到很大影响，渐趋衰落。不过到20世纪30年代，因为皮毛贸易业的崛起，该地商业重获新生，日渐繁荣，据马鹤天估计，县城内有商人1000余家，加上城关的商人，总共有3000余家。而这些商家，主要是回民与汉民，他们收购当地蒙古族、藏族百姓的皮毛与地方特产，运销产于内地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是蒙古、藏族牧民所需的砖茶。其他比较重要的汉、回、藏、蒙古、土等民族杂居的重要居民点，也是如此。如临潭县，本来是藏民地区，在长期的交流交融过程中，慢慢变为汉、回、藏杂居地区。到20世纪30年代，新城主要为汉民居住区，旧城以回民为主，广袤的乡野则是藏民的牧区。县城作为地域行政、经济中心，商业也比较发达：“入其肆，除若干洋、广货外，亦有商务、中华两局之图书列于架上。”至于青藏高原腹地，虽然也有外地商人不畏艰难，前往贸易，但总体幅度不大，且多属季节性行为。都兰县“外来汉回商人，皆来自西宁、湟源一带，夏季携蒙番必须之物如茶、烟、酒、布、针、线、糖等入境，往各帐贩卖，及冬时则收各类毛皮及鹿茸、麝香等以归，年只一次”。生活在甘青民族走廊地区的藏族、蒙古族等族人民，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十分虔诚，藏传佛教重要寺院，既是宗教中心，也是传统世俗事务的中心，所在地往往会形成比较大的居民区，行旅纷至，客商往来，进而发展成为地域商贸中心。塔尔寺所在的鲁沙尔镇，就是当地汉、藏民之间的重要交易场所。

藏民出卖之货，首推家畜、野兽之皮毛，次为藏香、毡、佛像以及药用鹿茸、麝香、红花等，买入则为粮食、布匹、茶、绸缎、洋货、烟料、马鞍等。居民约二百余家，汉、回、藏杂处，屋宇栉比。

这种商业贸易活动，必然使得居住在这一区域内的各族人民与外来客商的交往不断增强，而区域内各民族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也更加频繁，且日益深入。一些从事商业或长途贩运的藏民，由于来往各地，与内地汉、回等民族交往，学会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林竞在兰州郊区，遇到驱赶牦牛群往兰州贩卖的平番县（今永登县）藏民，属于鲁土司所辖范围，与汉民交往历史悠久，受汉族影响很大，“与之谈，知此辈类能操汉、蒙语言，世居松山，人众数千，以牧畜为业，产牦牛甚多”，“盖此乃熟番”。而在松山更往外的区域，是不属于鲁土司的藏族聚居区，与汉族区域相隔稍远，“但同样的已受了汉族的若干同化。他们在松山区域之内种些粮食，而且养有好的走马，时常拿他们的出产品到岔口驿、永登一带市场上交换砖茶、食盐和其他必需的日用品”。与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适应，在很多公开场合，尤其是重要节日或盛大聚会，各民族群众混杂参与，不分彼此。如乐都县每年一度的骡马大会，主题是牲畜交易活动，但都会邀请戏班子演唱秦腔，以烘托气氛，吸引客商，1934年的骡马大会，演唱的剧目是秦腔《精忠》，看戏者“蒙藏男女，则杂沓于各处，衣着红绿，环佩琅珰，颇有各族团聚、乐庆升平之象”。永登县岔口驿（今天祝藏族自治县天藏寺镇岔口驿村）是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上重要的古驿站。位于金强川的核心地带，自古以来出产善走快步、耐力持久的岔口驿马，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办赛马大会，“远近汉、番骑马赴赛者，至数千匹，男女聚观，漫山遍谷，盛极一时”。1935年5月12日，青海各界在100师师部召开欢迎邵元冲及班禅大会，散会后欢宴，“台上演秦剧助兴，军乐奏于庭”，“藏、蒙、回、汉、土人，聚观者达千余人，妇女服饰，尤多奇异，可谓一民族展览会也”。塔尔寺所在鲁沙尔镇，由青海省政府主持，借每年阴历正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该寺举行跳神游灯会的时机，召开民族联欢大会一次，用来联络各民族感情，届时会有蒙古、藏、汉、回各族群众热情参与，旋歌旋舞，“各调齐出”。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也相互影响，不断融通。林鹏侠在西宁时感慨颇深：“连日与回民妇女相处，备知其状况。因其与汉人同化已久，一切风俗，一如汉人。”这种融通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日常饮食，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回民因宗教原因，素爱洁净，又善于营商，甘青民族走廊地区不少食店都是回民开设的，招待往来的各民族行旅与客商。永登县平安堡“食铺，皆回人所设，专售凉面及大饼”，“所售食物，尚称洁净。汉人务农者甚多，经商者则绝少，有之，亦仅开小宿店而已。回商善经营，因以日富；汉农受剥削，因以日贫”。陈赓雅在白马寺这个回、汉、藏杂居的村子见到的景观就非常和谐。各茶肆面店，贴有村规一纸，略谓：“汉、回、藏人等，若有争吵者，罚银十二元。无论居民或行人，若在近村唱歌曲者，执打柳鞭一百二十下。”这说明茶肆面店是当地各民族居民相互交往的重要场所，而村规的内容说明对汉、回、藏民来说，处罚是一样的，民族界限已不分明。经过长期的熏染，回民传统饮食中的品种如油馓等都成了当地各族民众喜爱的美食，而原本主要依靠肉、奶维持生活的藏民，也开始仿效汉、回民，吃起了面食甚至蔬菜。拉卜楞的藏民，与当地回、汉民杂居已久，深受回、汉民饮食习俗的影响，“亦有食面片或面块、饮面汤者。半汉化之藏民，并有炒菜干菜，或于面中入肉块者”。如遇藏俗节日，则“各藏民无不美衣鲜食，或蒸肉包，或煎油饼，甚或效汉人之面饺”。顾颉刚一行从临潭到合作途中经过陌务（又作买吾），当地的五旗土官杨占苍，汉姓却“不能作汉语”，但其家“内地诸出品若江西瓷器、上海罐头食品亦粲然陈列”。藏族、蒙古族上层人士，在与汉族士绅交往时，往往也会身着汉服，如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原为四川理塘藏族，随同其弟嘉木样五世活佛到拉卜楞，主管拉卜楞寺所辖区域俗务，据马鹤天的观察，“黄君生活，完全同化于汉人，且极力摹仿都市之文明。平日衣服，亦同汉人”。青海蒙古和硕特黄河南首旗为清初青海蒙古29旗之一，由于长期与藏族共居共存于黄河以南地区，旗下民众各种习俗已经与藏族没有多少区别，第九代河南亲王“貌极清秀，衣汉服，弱不胜衣，完全汉人也”。今青海保安、同仁等地的土族是由原来居住此地的藏族与先后迁入的蒙古族、汉族等不断通婚交融所产生的新民族，20世纪30年代以“吾屯族”自居。他们的来历，《循化厅志》的记载与当地民众的口头传说都不十分准确，不过内地前往考察者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他们既与藏民不同，又与汉人不同的语言、居处和服饰风格，即“其人男女均着裤，女拖单发辫，异于藏民，而近于汉人也”，“妇女均着半身短衣，有裤（普通番族妇女长袍无裤）”，“居屋非帐棚而为土房”，“据居屋及男女装饰等观之，吾屯族实半同化于汉人之藏族耳”。这种变化，在靠近区域中心城市及通途大道的地方更加明显，顾颉刚从夏河经过三天旅行抵达临夏后，曾抒发感受：

三日来所经亦皆番区，而不感其特殊，则以为往来大道，同化自易，犹之平绥路上不见蒙古人之原来生活也。

长期与藏、蒙古等少数民族杂居，不少汉人也慢慢受到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浸染。顾颉刚特别注重观察民族相互交往融通的现象，他与洪谨载等人在临潭西大寨村询问农村合作经济状况，发现当地紧迩藏民聚居区，合作社社员不少人的姓名是4字，且语意不详，“有冯扎什保、李神仙代、蒙太山保、刘十神保、王百福详诸名，倘亦番化之征乎？”而在陌务，他们住宿在铜匠王文清家，“亦颇整洁，盖汉人而番化者”，顾氏虽未说明王文清“番化”的理由，但据一般性判断，应该还是经过观察，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已经与汉族有了明显区别，反而与藏族更加接近，这是民族杂居区域民族之间交流的结果。马鹤天与马麒去青海湖祭海，在护行马队中，有一组“身穿紫袍，足着皮靴，头戴毡帽，肩荷双插枪，腰带药筒火镰等”的藏服马队，但却不是藏族人组成的，“盖回、汉人而为藏装者”，目的是适应进入藏民区所面临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三、甘青民族走廊地区各民族间的语言融通

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首先是语言方面的沟通，因此各民族民众间语言的互通是最为关键的要素，阻碍不同族群间深入交流的语言屏障一旦被打破，马上就会呈现一个全新的世界。藏人而通汉语，以黄正清最为典型。理塘藏族与汉族交往频繁，受汉文化影响较深，黄正清童年时在理塘学校学习过汉语。至拉卜楞寺之后，又长期在兰州向省府控诉马麒对拉卜楞的侵扰，同时继续学习汉文，并在宣侠父等的帮助下，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马鹤天回忆第一次见到黄正清，正是黄氏赴兰州学习汉语时，当时黄氏在各方面还基本保持藏族的习俗。但十年后变化非常明显，“今则不特汉语娴熟，且汉文亦佳，每日阅读汉文书籍，学识见解均异常进步”。黄正清的变化，不仅由于其在兰州的汉语学习经历，更在于这十年间，他游历访问了不少内地重要都市，与很多汉民知识分子交了朋友，对于现代文明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也认识到教育对现代文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他不但自己说汉语，读汉文书籍，还在拉卜楞寺举办藏民小学，鼓励藏族子弟入学，学习藏文的同时也学习汉文，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正如顾颉刚所说，黄正清“曾历平、津、沪、杭、汉诸地，又曾在兰州教藏文，其思想甚开通，急欲畀番民以现代教育，创立藏民文化促进会，又立藏民小学读汉、藏文字，不收学费”。作为藏区最主要的知识分子阶层，藏传佛教的喇嘛懂汉语的也不少，甚至能用汉语和内地客人交流。如位于夏河的火尔藏仓（霍尔藏）活佛，“略识汉字，亦喜习汉语”，马鹤天做客时，发现活佛住处有许多汉文化影响的痕迹，案上放置着国文教科书，墙壁上贴有内地反映忠、孝等传统观念的人物彩画，或琴棋书画、山水花鸟等。位于黑错（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锁藏佛兄长，因为经常外出游历，并“曾西至新疆，故能作汉语”。普通的藏族民众能通汉语的也不少，在西宁，马步芳派给林鹏侠游海心山的向导李华，本是藏族人，但“精汉语，为人极忠实，凡游番地者，多以为乡导”。顾颉刚在甘青地区考察时，特别留意对民族关系的了解，在《西北考察日记》中记录了不少藏民通汉语的例子。从临潭到合作的途中，遇到一位藏民，双方“以汉语相酬答；既而自陈为番民，曾诵《三字经》及《四书》，则番民之居近汉地者，故非有不读汉书之成见也”。到达拉卜楞之后，曾于“饭后至一番女家访问，此女前曾为妓，能操汉语，今嫁一商人”。在夏河县时，县府派一名叫白瑜的护兵为顾氏一行服务，兼作本地导游，白瑜为“番籍而能汉语，亦略识字”。除了个体以外，也有某一特定区域的藏民，与汉民紧邻而处或混杂居住，相互之间长期交往，受汉文化的浸染更深，已经只能说汉语，反而不通藏语。如马鹤天在从湟源赴拉卜楞途中，经过药水乡（今西宁市湟中区药水滩），此地距离西宁不远，又有充沛的地热资源，适合农耕，所以是汉族农民较早进入的地方，当地藏民受汉文化影响较久，“居民有藏族三十余户，俱汉化不通藏语矣。农牧业兼营”。至于这一地区特有的土族、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等族的语言，本来就是在汉、藏、蒙古、突厥等多民族语言不断交流、相互影响过程中形成的。当然也有汉族、蒙古族被藏族逐渐同化，通藏文、说藏语的例子。今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地处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当地蒙古族主要是西蒙古厄便特部的和硕特、土尔扈特两部及漠南蒙古土默特部的达尔吾、火落赤两部的后代，周边生活的都是藏族。进入河南地区后，蒙古族上层贵族受藏文化影响，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选派子弟进入寺院为僧，学习藏语藏文，与藏族通婚。长期的潜移默化，使得自亲王以下，普遍使用藏文藏语，甚至只用藏文藏语。如马鹤天所言：“青海一部分蒙人，反为藏人所同化，知藏语而不知蒙语。”如第九代河南亲王，“其家屋则为藏式，闻其人亦说藏语”，其实亲王也习汉文、会汉语，时而汉服汉语，时而喇嘛服藏语。拉卜楞寺作为藏传佛教最著名的寺院之一，寺内喇嘛来源相当复杂，从地域上看，除甘肃、青海、西康外，尚有来自新疆、内蒙古、东北三省等地者，民族除藏、蒙古之外，还有汉民喇嘛50多人，以担任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的杨真如喇嘛最具代表性，杨喇嘛“为河州汉人，年六十余，久在寺司招待者也”，入拉卜楞为僧已经40多年。顾颉刚一行在卓尼盘桓日久，与卓尼禅定寺宋堪布交往甚多，据顾氏记载，堪布本为“汉人，宋姓，今年六十九，不甚识汉字而精研藏文，自幼皈依喇嘛教，游学西藏，归主阎家寺；频年到江、浙、平、津诸地考察，去年卓尼杨土司积庆被杀，禅定寺无主，以堪布德望高，迎为住持”。也有汉族高级知识分子学习藏文，研究佛学的。邓隆（1884—1938年），甘肃河州（今临夏）人，字德舆，号玉堂，亦号睫巢子、睫巢居士。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入民国后加入国民党，任甘肃省议会议员，历官银号坐办、禁烟局局长、造币厂监督、榷运局局长等，后居家钻研佛经，致力宗教，任甘肃佛教会会长。“通藏文，研佛学，著有《密藏问津录》、《密宗四上师传》、《番佛名义集》、《文字般若集》、《藏文注解》及诗文集、考古录等书。”顾颉刚到兰州后，特别留意对陇右文献的搜求，知邓隆为陇右文献三大家之一（另两人为慕寿祺、张维），适逢邓隆逝世，却未能访得其遗著，离开兰州之际，仍然引以为恨事。

四、现代民族教育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举措

进入20世纪以后，现代教育对启发民智、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而考察西北的官员、学者们也都非常注重考察教育状况，感叹痛惜西北教育的落后，莫不以兴办教育为改造西北、开发西北之首务。陈万里西行敦煌，途经甘肃古浪藏民聚居区龙沟堡，“见一番妇，约四十余，携一子十二岁，来堡以所制牛油易砖茶，其子貌颇聪颖，惜无人提倡番民教育，一任其自生自灭，视同化外，为可悲耳”。马鹤天曾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兰州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前身）校长等，特别重视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认为教育是融洽各民族感情、消除民族矛盾与冲突的最有效途径。故其极力主张“回教人多入学校”，将清真学校一律改名，招收汉生，并入汉人学校，以期从根本上消除意见，融合感情，统一思想，泯灭界限。顾颉刚一行的目的是为中英庚款补助西北教育做调查及编订计划，经过深入调研，他在写给总干事杭立武的信中强调：“回民教育之提倡，实为解决西北问题中之根本问题。”“除日课阿文经典外，原可施以与汉人同样之教育。”对于蒙古、藏民，“除教以商业技术与道德外，更当授三民主义，蒙、藏语文，国际形势，民众教育，卫生教育等课，使之具有国家观念，团结意识”，“汉、回、番三方自能以教育相同而思想同，因思想同而情感互通，因情感互通而团结为一体”。民国以来，甘青地区开始了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艰难转型，到20世纪30年代，虽然仍有不少乡村塾师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教授生徒。但现代教育已经起步，甘青民族走廊地区的民族教育也告开端。回族与内地汉族联系与交往最为密切，回族上层如军政主官及各地教主，不少人受内地文化与教育影响较大，重视教育事业，现代教育开始早，也相对完善。在青海西宁，先前由马麒捐资千元为回民子弟创办的清真学校，因马鹤天、林竞、黎丹等人均主张回汉教育一体，不必独立设置回民学校，避免加深民族矛盾，因此改名为同仁学校，回民之外，兼收汉人子弟入学，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有初小四班，高小两班，共160余名学生，“现汉生占全体学生四分之一”。回教促进会附设的西宁中学校，分四级共185名学生，又有一补习班20名学生，其中150人寄宿。课程有国文，有算学，侯鸿鉴视察当天，一年级国文选授的是李煜《虞美人》，三年级国文选授的是全祖望《梅花岭记》，程度都不算低。创立于1928年的乐都中学，分初中、小学二部，“课本大抵采用中华书局新标准课本”。而由当地回教促进会附设两级小学，分为五班，高级一班，初级四班，“课程每日必有一钟点回文，余亦用中华书局新标准课本”。有国文课，学生课桌上还有历史、地理等课本。甘肃临夏为回民聚居区，也是甘青宁诸马的家乡，马福祥（字云亭）创办了云亭小学，并在各乡镇设立分校六处。韩家集分校为马福祥之子马鸿逵所办，故名私立鸿逵小学校，“有新建屋十余间，学生八十余人，初小四年级，分二班教授，教室二，尚系新式，教员四人，二人为山东人”，“成立仅数年，学生回、汉子弟均有。每周除阿文二节（每节半小时）外，其余学科，均按教部定章，用新教科书”。云亭小学其他分校的情形应该大致相当。临潭西道堂创立者马启西，曾从贡生范绳武学习儒家经典并考中秀才，深受儒家学说熏陶，自创西道堂，以刘智等人翻译的汉文伊斯兰教经典传教，援儒入回，其所作楹联有：“读书得妙意，理会天经三十部；养气通神明，道统古圣千百年。”“居广居，由正路，方得保和元气；友良友，亲名师，不啻左右春风。”受其影响，西道堂出资创办中小学，鼓励道堂内和当地各族男女儿童入学，并选拔成绩好的青年上大学。康乐设治局教堂第十三代教主马延寿文化水平高，兼精阿、汉文，曾将阿拉伯文伊斯兰经典译为汉文，并有改诵汉文经典的提议，当地回汉关系也相对融洽。在他的倡议与主持下，康乐兴办回民小学，“读汉文兼读阿文；惟以回民向不进汉校，无合于作小学教员之资格者，故其校长教员皆由宁夏聘请而来”。但由于宗教因素，仍然有不少回民学校，主要学习阿拉伯语与伊斯兰教经典，所以顾颉刚在西宁参观了阿文中学及阿文女子小学、叶氏阿文私塾等之后，不由慨叹：“西宁阿文学校甚多，男女生并众，惟只念经，不读书，与现代生活太无关系。”相对于回族教育，甘青民族走廊地区的蒙古、藏等民族教育更为落后，曾长期担任甘肃教育厅厅长的水梓曾对陈赓雅谈及甘肃民族教育的现状及其对策：“甘省民族复杂，人民向来不重读书。民元以前，回藏两族同胞，更绝不使子弟入学。近年回教领袖，已知提倡教育，而藏民之知读书者，仍属寥寥。”“故本省对于回、藏教育，今已特别注视，幸回、藏领袖，亦极力赞成，或另设回、藏学校，或于各校附设特别班均可。”1930年前后，面临严峻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边疆、加强民族团结的措施，如改组原蒙藏院为蒙藏委员会，先是直属于国民政府，后改隶行政院，作为执掌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出版《蒙藏委员会公报》，制定《蒙藏委员会法规汇编》，举办蒙藏政治训练班培养蒙古西藏干部，并由教育部发布指令，在蒙古族、藏族聚居地区，各中等学校都要增加蒙古、藏文课程，加强民族教育。水梓与陈赓雅的谈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指示，甘肃省教育厅通令民族地区各县各中等学校都要增加蒙古语、藏语文课程，并于第五中学举办了“蒙藏特别班”，“以借教育为开发西北、促进文化之途径”。还准备“在回民较多的皋兰、临夏、宁定、化平、海原、固原、清水等县各设回民小学一所，在藏民较多之夏河、岷县、临潭等县，各设藏民小学一所”，皋兰、临夏、宁定、夏河、岷县、临潭诸县均处于甘青民族走廊地区之内。1927年，青海在原宁海蒙番师范学校基础上改设了宁海筹边学校，分设中学和师范两部，又附设职业学校，除国民政府规定的课程外，还教授边事、藏文等课程，衣、食、宿全部公费。但校长朱绣坦言学校招生极其困难，青海蒙古、藏王公、千户不愿让子弟入学：“觉悟不易，因数年前，曾强令其每部送子弟一二人至西宁入学校，不意各不肯派送自己子弟，竟出资雇一贫寒子弟，若应差然；第二次令送八十人，结果仅送二十人，且于暑假时，一去不返。”马鹤天在青海海神庙曾劝说一名投诉状的藏族青年到西宁上学，被拒绝，可见现代民族教育起步之艰难。国民政府还在青海办了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校，该校是专门“为边疆民族而特设者。绥远、宁夏、甘肃、西康、青海各有一分校，此校注意蒙、藏族教育。现师范四级，学生百数十名，多汉、回人，但习藏文，准备卒业后在藏民聚居之地办小学者”。而市立西宁初级中学是典型的多民族学校，学生有汉、蒙古、回、藏及撒拉、羌族6个民族，年龄最大者24岁，蒙古、藏族上层贵族（王公贝勒）的子弟就有10余人。各县及乡镇或设有蒙古、藏族小学，也有蒙古、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子弟入汉人小学接受教育。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附设有蒙藏小学校，该校学生来源是藏、蒙古族子弟，包括蒙古王公子弟，国语课程主要学习汉、藏两种语言及相互翻译，特别注重日常实用性。一年级学生用藏语解释汉文，教师则以汉文解释藏语，师生彼此能以汉藏两种语言互为解释；二年级侧重于记忆、背诵和默写。在黄正清的主持下，夏河县及拉卜楞地区在民族教育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成效也相当显著。早在1927年开办了藏民学校，但初期发展很不顺利，连年只能招到20余名学生。1933年顾执中等人到达拉卜楞后，对藏民文化促进会立第一小学父母都是藏民的13名在校学生进行了测验，认为结果在水平线以上，“他们现在都能说汉话，能读汉书，都不爱做喇嘛”。而夏河县立第一小学，学生来源相对较好，“有父是回民母是番民，也有父是汉民母是番民的”，成绩总体上要比藏民小学好。1935年马鹤天到夏河时，当地小学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学生数量增加到60余名，汉、回、藏民均有，虽然藏民均不愿子弟读书，但已经有纯粹藏族学生17名，且“藏生汉语大半甚好”，“进步亦甚速，盖一校内汉、藏儿童聚居，观摩较易”。所以马鹤天主张西北各民族聚居之地，小学校以同校为最宜，一则语言可以统一，二则感情融洽，民族界限易泯，三则习惯易改。“教科书采商务印书馆本，用汉语教授，有时用藏语翻译，学科大致按部章，惟初三年级以上，每周有藏文二小时。”他还附藏民高年级学生作文两篇，一篇题为《谈谈拉卜楞的风俗》，一篇题作《拉卜楞妇女的装饰》，皆文从字顺，大致可观，其国文程度与教育成效均可见一斑。到1938年，顾颉刚一行在拉卜楞参观了当地小学，看到“此间汉人小学中有藏人，藏人小学中亦有汉人，可见两族之融和”。短短十年时间，现代民族教育对拉卜楞地区蒙古、藏等民族思想观念的改造和各民族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顾颉刚自临潭至合作途中，在明代所筑边墙的暗门遇到一个藏民，能够熟练地用汉语和顾氏一行问答，自称曾经读过《三字经》及《四书》，这对普通藏民来说，已经是相当高的汉文化水平了，“则番民之居近汉地者，故非有不读汉书之成见也”。在海东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即小村落，也有民族小学或私塾。化隆县什足族的昂错曾在内地游历，了解文化教育事业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所以特别注意办学，因此什足藏民虽然仅有800余户3000余人，却拥有两所小学共100多名在校学生。癿思观（今海东平安区南）100余户人家，有私塾一所，教员一名，为西宁蒙番师范学校毕业生，所教为部颁教科书，也有《四书》《诗经》《声律启蒙》等传统教材。学生28人，其中藏族学生八九名，皆能汉语，衣服亦与汉人无异。有一些思想开明的藏传佛教宗教人士已经认识到教育及汉语学习的重要性，如卓尼禅定寺宋堪布本为汉人，因此思想比较开通，意识到喇嘛不通汉语，不便于履行教育民众的职责，“欲在庙中设立半日学校，使喇嘛半日诵经，半日读书”，“喇嘛既识汉文，具有现代知识，将来再由彼辈教育番民，番民皆惟喇嘛之命是听者，改造其思想生活自必顺利”。但受传统习俗与宗教信仰的影响，不少藏区学校与寺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学校即为寺院所办，或隶属于寺院，如大通县丰稔堡蒙藏小学校就属于丰稔堡北寺，与寺院有密切联系。现代民族教育的发展，有显著的思想启蒙作用，受过新式教育的蒙古、藏族子弟，会有更远大的人生目标，不再将出家当喇嘛视作理所当然的职业选择，直接威胁到寺院的前途，因此部分新式民族学校必然受到来自寺院的排挤和打压。夏河卡加（今夏河县下卡加乡）本为藏民聚居区，有夏河县立小学一所，同时招收周边各地来此避乱的汉、回民家子弟，“此间喇嘛深知新式教育发达则子弟出家者必日少，将危及寺院前途，故频施打击”。民族教育能在如此环境中艰难起步并有了初步成效，为甘青民族走廊地区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做好了文化铺垫，前景可期。

结  语

综上所论，甘青民族走廊地区各民族间历史悠久的婚姻关系，长期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使得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感情也逐渐融洽，在抵触、对抗的同时互助、共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萌芽，进入了民族融合的新阶段。顾颉刚根据自己的观察与调研，说拉卜楞街市“颇繁盛，汉、回、番人俱有，各服其衣冠，各度其生活，虽语言习惯颇有差池而无损于情感之融洽”。林鹏侠也认为：“乐都原为碾伯县，汉、回、蒙、藏各族杂居，虽各族信仰风俗有殊，而感情甚洽，从无猜疑。”即使在发生战乱的时候，各民族间相互救助，有不少民众义无反顾地维护民族共存与团结。早在清朝同治、光绪（1862—1908年）年间，洮州（今甘肃临潭）屡遭兵燹，很多汉民就得到藏民的保护，“同治兵燹，城池堡寨尽成灰烬，而洮地人民至今犹有孑遗者，皆番人保护之功居多”，“于此可见汉、番情谊之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洮州回民受河湟回民的影响，密谋起事，当地回、汉士绅消除民族异见，联合调停，止争端于萌芽。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各民族交往的进一步加深，甘青民族走廊地区民族关系更趋融洽。部分回、汉杂居地区两族民众也能和平共处，互相保护，如临夏杨家台子（今临夏县马集镇杨台村）附近五六个村庄都是回、汉民杂居的，“这个杨家台子的回汉人民，很能互相维护，匪来，回民掩护汉民，军来，汉民掩护回民”。现代民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使得众多少数民族子弟学习了文化和科学知识，接触了现代文明，眼界逐渐开阔，思想日益解放，开始摆脱狭隘的民族界限与宗教理念的束缚，为这一地区各民族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王轲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10期“历史与文化”栏目“中国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专题，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