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芳 孙微•杜甫困居长安初始时间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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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芳，女，文学博士，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孙微，男，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界一般认为，杜甫于天宝五载（746年）入长安，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前后困居长安长达十年之久，此种认识目前已经成为文学史常识，并得到广泛流传。然而通过考察杜甫初入长安时间，推原此说之来由及其依据，就可发现对“困居长安十年”说仍有重新检视之必要。兹不揣谫陋，试作考辨如下。

一、杜甫天宝五载初入长安说的推算逻辑与当代学界的质疑及再反思

杜甫在《壮游》一诗中提及自己初入长安的时间，为方便论述，兹将此诗前半篇引出：

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

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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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

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黑貂宁免敝，斑鬓兀称觞。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

诗中“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是对杜甫初入长安时间的唯一记载，那么杜甫究竟何时入长安，所谓“快意八九年”应从何时算起呢？在宋人所撰年谱中，赵子栎及鲁訔《年谱》均未载天宝五载入长安之事，杜甫入长安后的事迹均是从天宝六载（747年）应诏退下开始记起，这种情况直到黄鹤方稍有所改变，其《年谱辨疑》曰：“《今夕行》云：‘咸阳客舍无一事’，乃西归时诗……《壮游》诗云：‘赏游实贤王’，盖在西归咸阳之后。”又于《赠李白》题注曰：“按，公《壮游》诗云：‘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载，西归到咸阳。’则归京师在天宝四五载。”可见，黄鹤并未明确杜甫初入长安时间到底是天宝四载（745年）还是天宝五载，这是因为杜诗中“快意八九年”这种表述本来就不是一个明确的时间点，而是一个时间段，于是黄氏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应进士考试往后推八九年，遂得出天宝四五载入长安的结论。其后的注家基本承继了黄鹤此说，且逐渐摒弃了天宝四载说，将杜甫初入长安的时间确定为天宝五载，如朱鹤龄《杜工部年谱》曰：“天宝五载丙戌，公归长安。”由宋迄今，杜诗学界大致都认可此种说法，于是一些杜甫传记和《中国文学史》教材中遂出现“困居长安十年”的说法。随着文学史教材的广泛传播，目前“长安十年”说已变得家喻户晓，然而推原此说产生的来龙去脉，便可以发现该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将杜甫开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736年）应进士考试作为“快意八九载”的起点，这种推算方法并无充分的理由，只是大致如此的推断，且未与后文关联起来进行通盘考量，故以此为基点后推八九年，得出天宝五载“西归到咸阳”的结论，便不一定准确。因为杜甫“西归到咸阳”的时间只能通过《壮游》进行大致推算，而诗中又无明确记载，故黄鹤将开元二十三年“忤下考功第”作为“快意八九年”的起点，这种算法有不得不如此之苦衷。不过从开元二十三年往后推八九年应为天宝二载（743年）或天宝三载（744年），并不能推至天宝五载，可见黄鹤的推算起点是存在问题的。然而，后世注家对其推算的合理性并未进行过质疑，直至当代，学界方开始出现反对声音。如胡永杰认为，旧注将“快意八九年”定为开元二十四年至天宝五载，这个时段为期十年，减去其间杜甫归居洛阳的几年则为五六年，都与“八九年”不合。因此，他主张把“快意八九年”释为开元二十年（732年）杜甫21岁时始游吴越至开元二十八年（740年）29岁时归居东都、筑土娄庄之间的壮游之事，更为妥当。近来王炳文又提出：“杜闲去世及杜甫长达两年多的父丧，正在这个时间段内。此外，杜甫在这八九年间还失去了二姑母小裴杜氏、继祖母老杜卢氏，家族连遭变故。将为父服丧和家族变故称为‘快意’时光，休说是杜家这样礼法森严的中古大族，即便普通百姓，也断不会如此荒唐。因此，以开元二十五年到天宝四载为‘快意八九年’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他主张将“快意八九年”对应为开元十八年（730年）杜甫科场失意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杜闲去世，这比胡永杰的推算还要早两年。以上二说均对黄鹤的推算起点进行了质疑，主张将推算起点移至“忤下考功第”之前，这无疑是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大胆想法。但此种做法虽然能够避开父亲杜闲、二姑母、继祖母卢氏之死，然从《壮游》上下文考量，诗中不仅并未提及开元十八年参加科考之事，且“快意八九年”与前面的“东下姑苏台”距离过远，中间历叙漫游吴越、参加开元二十三年进士考试、漫游齐赵、梁宋等事，恐非“八九年”所能囊括。另外，通过杜甫的《昔游》《遣怀》及李白、高适的相关诗歌可知，杜甫天宝三四载确实曾与李白、高适漫游齐鲁和梁宋，这段经历完全可与“快意”相对应，这表明“快意八九年”应包括天宝三四载的漫游在内，然而这又与胡、王二人提出的开元二十年至开元二十八年（732—740）、开元十八年至开元二十七年（730—739）两个时段完全不搭界，可见将“快意八九年”的起点大幅前移至开元十八年或二十年的做法存在难以解释或不够周全的问题。另外，从诗内的叙述距离来看，“快意八九年”二句距下文“奏赋入明光”非常近，中间只隔“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二句，则其“西归到咸阳”之时应距天宝十载（751年）献《三大礼赋》并不算远。由此再反观黄鹤等旧注家将“西归到咸阳”定为天宝五载，便觉得似乎将杜甫入长安的时间定得稍早，因为此时距离天宝十载献赋尚有五年时间；胡永杰、王炳文主张将“快意八九年”的起点前移至开元二十年或开元十八年漫游之始则又显得太早，与“快意”二句的间隔实在有些过长。总之，旧注将“快意八九年”的推算起点定为开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杜甫应进士考试之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当代学者主张将“快意八九年”的推算起点前移至开元十八年或二十年，其论与杜诗亦不能完全契合，因而也难以成立。因诗中所云“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与“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距离较近，似可考虑将杜甫西归长安的时间由天宝五载后移数年，更靠近天宝十载一些，至于移动的幅度，笔者以为移至天宝七载（748年）年末至天宝八载（749年）年初为妥，其理由详见下文。这样一来，以天宝七八载之交为基点往前逆推八九年，则可知杜甫“快意八九年”的起点应为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或二十九年（741年）。因其入长安为天宝七八载之交，故杜甫在诗中只能模糊地说“八九年”。《祭远祖当阳君文》作于开元二十九年寒食，杜甫“快意八九年”的推算起点恰与此时间点重叠。王炳文指出杜甫在开元二十四年至天宝五载这个时段中先后有父亲杜闲、二姑母杜氏、祖母卢氏等亲人去世，这十年根本谈不上什么“快意”，实际上杜甫所谓“快意”可以理解成仅是针对漫游而言，并不能与亲人离世对立来看。因有亲人离世而将“快意八九年”的起点大幅前移至开元十八年的做法有主观臆断之嫌。且《壮游》诗中并未提及开元十八年漫游郇瑕之事，只提到开元十九年（731年）“东下姑苏台”，可见将开元十八年作为“快意八九年”的起点，在《壮游》诗本身中也难以找到自洽之依据。另外，此前学界一般认为杜甫参加了天宝六载的“野无遗贤”考试，这也成为其天宝五载初入长安的另一重要证据。因此，考察杜甫是否参加过天宝六载的“野无遗贤”考试，便成为研究杜甫初入长安时间的又一重要连带问题。关于天宝六载“野无遗贤”考试的情况，《册府元龟·帝王部·求贤第二》《资治通鉴》《新唐书·李林甫传》等文献均有记载。从现有资料看，盛唐文人中只有元结在《喻友》中记载了参加此次考试的始末：

天宝丁亥中（即天宝六载），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相国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聩，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吏如吏部试诗赋论策。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遂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元子时在举中，将东归。

此外，元结《箧中集》载沈千运《濮中言怀》曰：

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匿。人生各有志，在余胡不激。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衰退当弃捐，贫贱招毁讟。

沈千运诗中“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匿”，便是针对天宝六载“野无遗贤”事而发出的感愤之言。由此可知，其与元结一起参加了此次考试，并同样遭到罢斥。但杜诗中并无杜甫参加过天宝六载“野无遗贤”考试的记载，亦无其早年与元结、沈千运等人交往的痕迹。杜诗学界认为杜甫参加了此次考试的证据，主要是《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的相关表述：

学诗犹孺子，乡赋忝嘉宾。不得同晁错，吁嗟后郤诜。计疏疑翰墨，时过忆松筠。献纳纡皇眷，中间谒紫宸。且随诸彦集，方觊薄才伸。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从所写内容看，杜甫在向鲜于仲通述说自己的经历时提到两件事：第一件是“乡赋忝嘉宾”，也即开元二十四年参加乡贡进士考试之事；第二件是“献纳纡皇眷”，即天宝十载因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赏。中间并未提及自己曾参加天宝六载“诏天下有一艺者诣阙就选”的制科考试。此外，杜甫在“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四句明确交代了自己献赋受赏却未授官，正是由于李林甫的“忌刻”。但因旧注家未能找到天宝十载李林甫“忌刻”文士的史实，故而只能以天宝六载的“野无遗贤”事释之，历代注家多将“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数句解读为杜甫曾参加天宝六载的“野无遗贤”考试被李林甫斥落。笔者近来详究《册府元龟·贡举部（五）·考试》所载天宝十载九月怀材抱器举人“通场下第”之事，发现这才是“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四句诗的真正背景。正是由于旧注家的误注，才导致后人误以为杜甫曾参加过天宝六载的“野无遗贤”考试，其实此事并不存在。卢多果在《杜甫应天宝六载制举事质疑——兼论天宝中杜甫的行止》一文中指出，无论在当时、稍后还是很久以后，杜甫自述入长安后的经历时，均未提到过参加天宝六载“野无遗贤”考试，这应非杜甫故意省略，而是从未发生。卢文还指出，杜甫在《进三大礼赋表》中向玄宗述说自己的经历时，亦未提及天宝六载参加制举之事。杜甫上表之时距天宝六载仅相隔三年，倘若他曾经参加此次制举，何以要冒欺君之罪称自己“静无所取”呢？显然杜甫并未参加过此次制举。李煜东《杜甫天宝六载应制举说献疑》一文通过辨析宋人赵子栎、鲁訔、黄鹤等人相关说法之依据，梳理了天宝六载应制举说在宋代的生成过程，并通过重检相关史料与杜诗，否定了杜甫应天宝六载制举之事。综上所述，后世注家将《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数句解读为杜甫曾经参加天宝六载“野无遗贤”考试是明显的误读，这种误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实际上，杜甫并没有参加过这场考试，当然亦无应诏退下后定居长安之事，杜甫天宝五载入长安的另一重要侧证被排除。还需指出的是，通过杜诗中描写定居长安的内容并不能确定杜甫初入长安的时间。杜集中最早表现定居长安的诗歌，目前均系于天宝十三载（754年）。如《夏日李公见访》：“远林暑气薄，公子过我游。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傍舍颇淳朴，所须亦易求。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巢多众鸟斗，叶密鸣蝉稠。苦遭此物聒，孰谓吾庐幽。水花晚色静，庶足充淹留。预恐樽中尽，更起为君谋。”此外，还有天宝十三载秋所作《秋雨叹三首》其三：“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九日寄岑参》：“沉吟坐西轩，饮食错昏昼。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以上这些诗句虽能说明杜甫已定居长安，却均作于天宝后期。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据以上诗歌认为，杜甫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城南之下杜城，疑在天宝十三载之春。这种判断其实并不准确，只能说大致如此，这是因为杜诗中明确记载定居长安的诗篇并不能够准确反映其定居长安的初始时间。从《杜位宅守岁》和《秋述》等诗可知，天宝十载除夕杜甫在杜位家守岁，天宝十载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可见，天宝十载杜甫曾借宿亲戚家中或在长安寓居旅馆。《白丝行》云：“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仇注：“此诗当是天宝十一二载间客居京师而作，故末有‘忍羁旅’之说，当依梁氏编次。”《杜甫全集校注》亦承袭了仇氏此说。若果真如此的话，杜甫天宝十一二载尚在“忍羁旅”，在长安城内似乎还没有自己的居所。因此，试图依据杜甫有关定居长安的诗句推导出其初入长安的时间，这一思路是行不通的。

二、编于天宝五载杜诗系年依据的重新检视

在《杜诗详注》《杜甫全集校注》等权威注本中，系于天宝五载的杜诗有《春日忆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郑驸马宅宴洞中》《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饮中八仙歌》《今夕行》六首。旧注之所以将这些诗歌系于天宝五载，也是因为先有杜甫天宝五载入长安之成见，而上述诗歌被认为是初入长安所作，故系于是年。然而如上所论，既然杜甫天宝五六载并不在长安，那些目前系于这两年的杜诗，其编年便值得引起怀疑，需要重新考察这些诗歌系年的确切依据，以下分别论之。1.《饮中八仙歌》的系年依据《饮中八仙歌》赞美李适之云：“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诗中“衔杯乐圣称避贤”句乃是来自李适之罢相后所作之诗，因此这成为考知《饮中八仙歌》作年唯一的时间线索。《旧唐书·李适之传》记载：

五载，罢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竟坐与韦坚等相善，贬宜春太守……希奭过宜春郡，适之闻其来，仰药而死。

黄鹤注云：

蔡兴宗《年谱》云天宝五载，而梁权道编在天宝十三载。按史：汝阳王天宝九载已薨，贺知章云天宝三载，李适之天宝五载，苏晋开元二十二年，并已死。此诗当是天宝间追旧事而赋之，未详何年。

黄鹤已注意到杜甫此诗写作时八仙中已卒四人之事实，但并不能据李适之罢相及卒年来判断此诗之作年，故笼统地称此诗是天宝间追忆旧事而作，其论实属严谨。《杜甫全集校注》云：“适之罢相在天宝五载四月，则此诗最早亦必作于五载四月之后。”此论虽大致不差，然“最早”二字却无必要，应该删去。《杜甫大辞典》云：

据新、旧《唐书·李适之传》及《玄宗纪》，适之罢相在玄宗天宝五载（746）四月，则此诗最早亦必作于五载四月之后，时杜甫初至长安。

如上所论，李适之的罢相时间只能作为判断此诗作年的一个参考线索，说明此诗必作于天宝五载四月之后，但《杜甫大辞典》“时杜甫初至长安”之说显然是据此线索将《饮中八仙歌》系于天宝五载本年，此种看法有些欠妥。李适之罢相后，于次年（天宝六载）正月在宜春太守任上服毒自尽。与此同时，韦坚、皇甫惟明、柳勣、裴敦复、李邕、杨慎矜等人皆被构陷致死，天下为之侧目，皆慑于李林甫淫威噤声不敢言。揣之情理，杜甫断不敢在此时冒着生命危险写诗歌颂李适之。李林甫卒于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一月末，故梁权道将《饮中八仙歌》编于天宝十三载自有其道理，杜甫在天宝十二载（753年）所作《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敢于控诉李林甫“阴谋独秉钧”也是同理。还可作为侧证的是：天宝六载春，李邕在北海太守任上被李林甫派监察御史罗希奭杖杀，杜甫对此亦缄默无语，直至大历元年（766年）在夔州作《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方才为李邕鸣冤叫屈，其中云：“终悲洛阳狱，事近小臣毙。”“坡陀青州血，芜没汶阳瘗。”如此看来，《饮中八仙歌》不作于天宝五载明矣，将其编年移至天宝十二载李林甫去世以后较为合理。近来戴伟华先生《杜甫乾元元年的创作》一文提出，将《饮中八仙歌》系于天宝五载、天宝十三载都没有依据，此诗最有可能作于乾元元年（758年）春天，因为作左拾遗的杜甫此时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此诗。其论亦值得引起关注，表明学界对《饮中八仙歌》的编年问题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2.《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之作年考仇兆鳌将《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编于天宝五载，《杜甫大辞典》《杜甫全集校注》皆从之。《旧唐书·孔巢父传》记载：

巢父早勤文史，少时与韩准、裴政、李白、张叔明、陶沔隐于徂来山，时号“竹溪六逸”。永王璘起兵江淮，闻其贤，以从事辟之。巢父知其必败，侧身潜遁，由是知名。

《新唐书·孔巢父传》记载：

少力学，隐徂来山。永王璘称兵江淮，辟署幕府，不应，铲迹民伍。璘败，知名。

可见，史籍中并未记载孔巢父天宝间在长安的经历，因此亦无从确定其离开长安的具体时间。《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引师曰：“巢父与李白友善，李白时在江东，巢父欲寻之，问李神仙之术，遂以病辞朝廷，游江东，故云‘掉头不肯住’。”这里所云孔巢父“以病辞朝廷”显然是根据杜甫此诗题目中的“谢病”二字敷衍而成，并无史料支撑。朱鹤龄注曰：“按史，巢父以辞永王璘辟署知名，广德中，始授右卫兵曹参军。此诗乃天宝中公在京师作，意巢父尝闲游长安，辞官归隐，史不及载。”然据两唐书，孔巢父于天宝间并未有任官职的记载，从杜诗所载来看，此次孔巢父“掉头不肯住”之根本原因是在长安求仕一无所成，对朝廷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之情，遂决意离开，仿效李白，游仙避世，“谢病”只是托词而已。另外，杜甫在《杂述》中亦侧面记录了孔巢父在长安的遭遇，可补史传之阙，其云：

凡今之代，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进贤为贤，则鲁之张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聪明深察，博辩闳大，固必能伸于知己，令问不已，任重致远，速于风飙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饱饭吃，曾未如富家奴，兹敢望缟衣乘轩乎？岂东之诸侯深拒于汝乎？岂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虽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数十百，填尔逆旅，请诵诗，浮名耳……嗟乎巢父，执雌守常，吾无所赠若矣。泰山冥冥崒以高，泗水潾潾弥以清，悠悠友生，复何时会于王镐之京，载饮我浊酒，载呼我为兄？

从文中所记可知，孔巢父和张叔卿寄居在长安的“逆旅”中，甚至连温饱都得不到保证，可见其并未在长安获得官职，朱注“辞官归隐，史不及载”之说不能成立。《杂述》之作年不可知，林继中据文中的“泰山”和“泗水”，以为杜甫开元二十四至二十八年游齐赵时在山东所作。此说不确，《杂述》中提到巢父在长安的狼狈情状，显然并非作于山东，而应作于长安，文中提及“太山”和“泗水”，应是回忆自己当年和孔巢父等人在齐鲁一起游历的旧谊。刘开扬《杜文窥管续篇》一文认为《杂述》与《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乃同时先后之作，合两篇诗文对读，其说庶几近之。《杂述》虽作于长安，亦可大致确定其与《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作于同时，但其作年仍不好确定。对此，王辉斌在《孔巢父与李白、杜甫交游考》一文指出：

孔巢父此行与张叔卿到长安后，曾以诗干谒过岑参、薛据二人，因无果而还，杜甫即写是文以送之。按岑参、薛据二人的宦历……岑参天宝五载进士及第，旋解褐为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八载赴安西幕府，十载还长安为右补阙，十三载任大理评事，再赴边塞，于唐肃宗至德二载始还。薛据天宝六载登进士第，旋外授，天宝十一载还长安，任大理司直。根据岑参与薛据在天宝年间的供职概况，知孔巢父与张叔卿在长安以诗干谒二人者，是必在天宝十一载至十三载之间的，因为天宝六载二人固然均在长安，但斯时一为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一始及第，皆不能作为孔、张干谒之对象。而天宝十一载至十三载，杜甫亦正在长安。这就足以表明，《杂述》的作年是必在天宝十一载至十三载之间的。

杜甫《杂述》中曾提到岑参和薛据带着很多知名之士去孔巢父的逆旅请其颂诗之事，王先生便通过考察岑、薛在天宝间的行止判断这三人的交集必在天宝十一载至十三载之间。此外，他还结合李白天宝末年的游踪，认为《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的作年为天宝十三载，其论可参。若再联系巢父拒永王李璘之辟之事与李白在江东的时间，将《杂述》与《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这两篇诗文系于天宝后期的合理性无疑要远大于天宝前期，旧注将此诗系于天宝五载杜甫初入长安之时没有任何依据，或亦受到天宝五载初入长安说的影响，故将此诗系于天宝五载不能成立。3.《郑驸马宅宴洞中》之系年问题旧注将《郑驸马宅宴洞中》编在天宝五载或天宝六载夏，而将《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笼统地编于天宝之末、安史乱前。按，杜甫与郑氏家族的交往时间并不见得有这么早。然而倘若我们知道杜甫初入长安后数年间并未定居长安，则其与郑潜曜、郑虔的交往恐怕并非在天宝前期，而极有可能是在天宝后期。此前笔者曾指出，杜甫为郑潜曜所作《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中临晋公主云：“自我之西，岁阳载纪。”据此可知此碑当作于天宝九载（750年），黄鹤、朱鹤龄等将此《神道碑》编于天宝四载有误。从碑文中“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园林”之语，可见杜甫在郑潜曜家做客的时间应为天宝九载前后，杜甫与郑氏家族的交往当在此时，《郑驸马宅宴洞中》《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等与郑潜曜交往的诗歌亦很有可能作于同时。此外，我们还可以将杜甫与郑虔的交往时间作为判断《郑驸马宅宴洞中》写作时间的旁证。杜甫有《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唐会要·广文馆》曰：“天宝九载七月十三日置，领国子监进士业者。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同太学。以郑虔为博士，至今呼郑虔为郑广文。”又《集贤注记》曰：“天宝十三载八月戊申，杨冲、綦毋潜迁广文博士。”由此可知，郑虔卸任广文馆博士是在天宝十三载。既然在诗题中已称“郑广文”，则《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应作于天宝九载至十三载之间，这个区间的上限与《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的作年相同。洪业先生曰：“我倾向于认为《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写于751年（天宝十载）晚春。……《重过何氏》五首可能作于752年（天宝十一载）春天。”其说庶几近之。此外，《醉时歌》作于天宝十三载春，亦为天宝后期。倘若杜甫天宝五载已经结交了驸马郑潜曜，则其与郑虔之相识断不会延迟到八年以后的天宝十三载，因此笔者以为《郑驸马宅宴洞中》的作年与《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的作年相近，亦作于天宝九载前后。总之，杜甫与郑氏家族成员的交往大致在天宝九载以后，《郑驸马宅宴洞中》并不一定作于天宝五六载，其作年应后移至天宝九载以后。这样一来，即便像《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这样不能确定编年的诗歌也便有了一定的参照和依据。4.《春日忆李白》之系年再考宋人黄鹤将《春日忆李白》系于天宝元年，此时李杜二人尚未相识，其说显误。清初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首次将此诗系于天宝五载，其曰：“五载春，公归长安，白被放浪游，再入吴，此必五载春作也。”可见顾宸将此诗系于天宝五载的理由也是认定杜甫是年已入长安，故系于此年之春。此后仇兆鳌、浦起龙以至《杜甫全集校注》均从其说。《杜甫全集校注》又曰：“渭北，渭水北岸，借指长安一带，为甫所在。”杜诗中用“渭北”者仅有两例，除了《春日忆李白》云“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之外，另一例为《社日两篇》其二：“今日江南老，他时渭北童。”或亦将此诗之“渭北”等同于咸阳，亦等同于长安。但如果将“渭北”理解为实指而非泛指代称的话，尚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杜甫正在渭水以北的某个县。渭水在长安以北，杜甫说身在渭北，则写诗时很有可能并不在长安城内。不过杜甫天宝五载春并不曾有游渭北诸县的记载，这样一来，将《春日忆李白》系于天宝五载春就失去了必然的理由。杜甫于天宝末年曾寄家奉先（今陕西蒲城），又曾游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三川（今陕西富县南），则诗中的“渭北”有可能是指这些地方。而目前权威注本中《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诸诗均系于天宝十载以后，以此来看，《春日忆李白》作于天宝后期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强。同样，《社日》中“他时渭北童”之“渭北”亦可理解成实指而非代称。开元年间杜甫之父杜闲曾任奉天令，杜甫必曾前往探望，则此“渭北”或是指奉天（今陕西乾县），而非长安。还需指出的是，李白研究界一般将《梦游天姥吟留别》系于天宝五载，认为是李白离开东鲁漫游江东前所作，而杜甫《春日忆李白》恰恰提到了江东，又同被系于天宝五载，故二诗之编年一直被认为有着某种联动关系。那么将《梦游天姥吟留别》系于天宝五载的依据是什么呢？《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于《梦游天姥吟留别》之解题曰：

《系年》系此诗于天宝五载，谓：“仇注《杜少陵集·春日忆李白》诗下引顾宸曰：‘天宝五载春，公归长安，白被放浪游，再入吴。’按杜甫之去鲁在天宝五载秋……其归至长安似应在本年冬季。至白别东鲁诸公再游吴越，亦在是时。翌年春，则已达会稽，故杜甫有诗怀之也。”

郁贤皓亦曰：“此诗当是天宝五载（746）李白离开东鲁南下会稽时告别东鲁友人之作。”可见《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系年亦受到杜诗注家顾宸的影响，今将顾宸关于《春日忆李白》的系年依据推翻后，《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编年也应重新考量。通过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可知，李杜二人于天宝五载秋在兖州分手，当时李白似乎尚未有遽游吴越的想法。而天宝六载春他已到达会稽，加之《梦游天姥吟留别》一作《别东鲁诸公》，应作于启程之前，故《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李太白全集校注》均将《梦游天姥吟留别》系于天宝五载冬，即来春漫游吴越之前。但这样一来，与之编年联动的《春日忆李白》因作于春天，便不可能系于天宝五载了，故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主张应将《春日忆李白》系年后移至天宝六载，而非五载。综上所述，我们可做如下判断：《梦游天姥吟留别》应作于天宝六载春，而非五载冬，当代两种李白注本将此诗编于天宝五载乃是受清代杜诗注家顾宸的影响。顾宸将《春日忆李白》系于天宝五载春是受宋人黄鹤的影响，且天宝五载春杜甫在渭北怀念李白与李白游江东的时间难以吻合，故其判断明显有误，不应将此作为判定《梦游天姥吟留别》作年之依据。另外，亦不必因《春日忆李白》提到“江东”便将其作年与《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编年捆绑联动，从而出现难以周延的矛盾和问题。从李白游江东的行迹来看，《春日忆李白》应作于天宝六载以后。5.《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之系年黄鹤将此诗系于天宝五六载之间，其曰：

《旧史》云：天宝初，终父丧，加特进，九载卒。《新史》不言加特进，而梁权道编在十一载，非。盖让皇帝宪以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薨，天宝三载，琎丧服方终，必其年二月封琳为嗣宪王时并加琎特进。此诗当在天宝五六载间。公《壮游》诗是开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去游齐赵八九年，则归长安在天宝四五载间。诗云“赏游实贤王”，则从汝阳之游盖在天宝五六载间，此诗作于其时。

此后的注家大都沿袭黄鹤此说。汝阳王李琎于天宝三载（744年）加特进，卒于天宝九载，可见此诗必作于天宝三载至九载之间。而黄鹤认为此诗乃投赠汝阳王李琎，即《壮游》所云“赏游实贤王”，又因已有杜甫天宝五载初入长安之成见，故将其系于天宝五六载。然从逻辑上来说，此诗可系于天宝五载至天宝九载之间的任何一年，系于天宝五载或六载并不具有唯一性。另外，黄鹤这种编年还存在一些不够严密之处：第一，从开元二十四年至天宝四载为九年，至天宝五载为十年，这与“八九年”并不合；第二，黄鹤顺推杜甫入长安的时间是“天宝四五载间”，而又推断此诗作于天宝五六载间，似有入长安后再往后推一年之意，因只是约略言之，故未提理由。从诗中“披雾初欢夕，高秋爽气澄。樽罍临极浦，凫雁宿张灯”看明显是秋季，杜甫这时已结束齐赵之游，陶瑞芝据此认为杜甫“西归到咸阳”的时间宜定于天宝四载秋，而非五载。其说虽未必确切，但从中亦可看到黄鹤系年存在不够严密之处。6.《今夕行》之系年《今夕行》曰：“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黄鹤注曰：“以‘咸阳客舍一事无’，当是天宝五载自齐赵西归至咸阳时作。”黄鹤将此诗系于天宝五载的理由，仍是根据“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认为此诗乃杜甫初入长安所作，但实际上并无确切依据。通过此诗只能知道杜甫于某年除夕在长安旅馆度过，将其系于天宝五载以至此后数年的除夕均可，并不一定非得系于天宝五载本年。总之，重新考察旧注中编于天宝五载的杜诗及其系年依据，便可以发现大多数诗歌的编年并不可靠。黄鹤等旧注家将这些诗歌系于天宝五载的理由，多是因已有天宝五载入长安之成见，核其事实，并无实据。相反，有更多证据表明，编于天宝五载的许多诗歌极有可能作于天宝后期，而非前期。杜集中并无天宝五载作于长安的诗歌，则其是年开始定居长安之说便失去了支撑和依据。

三、目前系于天宝六载至天宝八载的杜甫诗文编年重考

全面检视目前系于天宝六载至天宝八载的杜诗后便可发现，系于这数年间的杜诗数量非常少，仅有《赠比部萧郎中十兄》《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故武卫将军挽歌三首》等数首，这种现象亦容易令人顿生疑窦，杜甫既已入长安，为何反映长安生活的诗歌数量如此之少呢？如今推翻杜甫曾参加过天宝六载“野无遗贤”考试这种旧说之后，便可解除此事与某些杜诗的关联，并对相关诗歌的编年重新加以考量。《赠比部萧郎中十兄》云：“漂荡云天阔，沉埋日月奔。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中散山阳锻，愚公野谷村。宁纡长者辙，归老任乾坤。”仇兆鳌曰：“诗云‘漂荡’‘沉埋’，又云‘归老任乾坤’，此必天宝六载应诏退下后所作。”当代学界完全承继了这种说法，如《杜甫大辞典》云：“天宝六载（747）作，时在长安参加制举考试失意之后，故有‘漂荡’、‘沉埋’、‘归老任乾坤’之语。”杜诗旧注之所以如此系年，仍是因为注家认定杜甫参加过天宝六载的考试，故而生硬地将此诗中的某些语词和这次考试进行关联，遂得出偏颇不确之论。实际上“漂荡”“沉埋”等语完全可以理解为泛泛的感慨，不必非得和天宝六载“野无遗贤”考试相关联。若此诗果真作于天宝六载的话，杜甫这时才三十六岁，刚入长安一年，尚不至于说出“致君时已晚”这样的丧气话来。显然从语气来看，《赠比部萧郎中十兄》并非作于刚入长安之初，而应作于更晚时间。杜甫天宝九载岁末所作《赠韦左丞丈济》曰：“有客虽安命，衰容岂壮夫。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不谓矜余力，还来谒大巫。”天宝十载所作《秋述》云：“我，弃物也，四十无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处顺故也。”天宝十三载所作《渼陂西南台》：“身退岂待官，老来苦便静。”天宝十四载所作《上韦左相二十韵》云：“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这些诗句都与“致君时已晚”的语意非常相近，却均作于天宝后期，可见《赠比部萧郎中十兄》的作年亦应大幅后移，置于天宝九载、十载以后更妥。又如《奉寄河南韦尹丈人》曰：

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鼎食分门户，词场继国风。尊荣瞻地绝，疏放忆途穷。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谬惭知蓟子，真怯笑扬雄。盘错神明惧，讴歌德义丰。尸乡余土室，谁话祝鸡翁。

题下原注：“甫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故有下句。”韦述撰《韦济墓志铭》曰：“天宝七载，转河南尹，兼水陆运使，事弥殷而政弥简，保清静而人自化。九载，迁尚书左丞，累加正议大夫，封奉明县子。十一载，出为冯翊太守。”由此可知韦济任河南尹的时间为天宝七载至九载之间（748—750），故此诗必作于这三年之内。从诗中“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以及题注可知，至少在天宝七载以前杜甫还未在长安定居，而是在偃师、洛阳附近隐居或漫游，这也是天宝五载杜甫已定居长安的又一确切反证，故浦起龙注曰：“公自天宝六载应诏退下，意二年之中，在都失意，常纵浪近畿。”陈铁民先生撰文指出：

天宝六载杜甫在长安应试失利后，感到失望和愤慨，不久就回到陆浑庄隐居（故韦济有“青囊仍隐逸”之问）。天宝七载韦济迁任河南尹之后，曾多次到陆浑庄访问杜甫。后来，杜甫离开陆浑庄，到“近畿”之地（应在洛阳附近）漫游，韦济又托人捎话，问候杜甫，于是他便写了这首诗寄给韦济。

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杜甫后来虽离开陆浑庄，但仍在洛阳一带活动，直到天宝九载才再次赴京寻找出仕的门路。然而，浦氏与陈先生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先有了杜甫天宝六载在长安参加“野无遗贤”考试之成见，故其论尚有未确之处。如前所述，杜甫其实并未参加过天宝六载的考试，因此结合诗中“章甫尚西东”“江湖漂短褐”之语，可将浦氏和陈先生之论修正为：天宝五载至七载间杜甫主要居住在洛阳和偃师，间或前往长安干谒，尚未定居长安。其实此前学界对此早有一定的认识，如陈贻焮先生曾据《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推测，杜甫下第后不止一次地往返长安、洛阳之间。从杜诗中的表现看，杜甫天宝七载前尚未定居长安，而是以洛阳为中心，频繁入长安干谒求仕，往来于长安和洛阳之间。这样一来，我们再来看《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这样的诗句，便能够正确理解其涵义了。对《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之作年，黄鹤因诗中“五圣联龙衮”之句，遂以为诗中所记是天宝八载闰六月之事。《旧唐书·玄宗本纪下》载：“（天宝八载闰六月）丙寅，上亲谒太清宫，册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圣皇帝’之字。”然傅璇琮、陶敏指出，“五圣”在“唐文中习见，非必指所加尊号”。曾祥波也指出，所谓“五圣联龙衮”是因吴道子画而写实，不必待五帝齐封后才可称“五圣”。张诺丕也持同样看法，并通过考证后指出，此诗更有可能作于开元二十三年初冬。因此《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作于天宝八载之说目前已被学界推翻，而其作于开元年间则可以基本确定。《天狗赋》之作年，黄鹤编于天宝六载，其曰：“天宝六载丁亥，是年先生应诏退下，作《天狗赋》。”杜集旧注及《杜甫全集校注》承继了此种说法。近来笔者据《册府元龟》天宝十载二月“宁远国献天狗”的记载，发现《天狗赋》应作于天宝十载，而非六载。通过对以上诗文的考辨可以发现，系于天宝六载的杜甫诗文，其编年大都存在问题，并不可靠，而天宝七载杜甫竟无诗歌留存，这种现象颇令人怀疑杜甫天宝六七载是否已在长安生活。目前可以确定杜甫最早作于长安的诗歌，乃是天宝八载所作《故武卫将军挽词三首》。对诗中“武卫将军”之所指，旧注以为是薛讷或裴旻，曹慕樊先生认为是王忠嗣，近来冯乾再次对王忠嗣说进行补证，指出此诗应作于天宝八载。王忠嗣卒于天宝八载初，其先世为太原祁人，而据元载撰《王忠嗣碑》，知其葬于华阴。《故武卫将军挽词三首》其三云：“哀挽青门去，新阡绛水遥。路人纷雨泣，天意飒风飙。”从诗意看，杜甫很可能在长安目睹了王忠嗣灵柩从长安东南门出发归葬华阴之情景，因此天宝八载作这三首时杜甫应正在长安。据组诗其一所云“严警当寒夜，前军落大星”可知，此次送葬在八载初春暖之前，由此可以推断杜甫在天宝七载年底已到长安。此外，史载高仙芝天宝八载入朝，《高都护骢马行》云“飘飘远自流沙至”，恰好可与史籍对应，故诸本均将此诗编于天宝八载。诗云：“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则天宝八载杜甫已在长安无疑。

四、破除“困居长安十年”说之后对杜甫思想性格的再反思

此前学界一直认为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为求仕进在长安困居十年。但这种认识过于强调杜甫对仕途之执着，容易令人对杜甫的思想性格出现错误的判断。今若明确杜甫并未因求仕困守长安十年，而是仅有六年，则需要对以往固有的认识进行反思。杜甫思想性格中确实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但除此之外，亦有达观知命、顺其自然的一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例如《壮游》中写道：“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杜诗旧注均引《官定后戏赠》，以“授河西尉不拜”之事来注“脱身”句。然此注颇有可商榷之处，从全诗脉络看，“脱身”二句紧接“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四句，此四句描述的是献《三大礼赋》得蒙玄宗召见之事，则“脱身”二句应是杜甫对自己虽献赋受赏却并未授官的感慨。旧注将此二句与《官定后戏赠》联系在一起，使得语意跳跃，实非杜诗本意。杜甫天宝十载初献《三大礼赋》，至天宝十四载冬方授官，中间间隔有四年多时间，故不宜将献赋受赏与授官进行直接联系。况且“脱身”二句之后的“黑貂宁免敝，斑鬓兀称觞”亦表明，杜甫此时尚未授官。“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是说李林甫、杨国忠等人陷害高官之事，此事显然亦发生在天宝十四载授官之前。若将“脱身”二句理解成“授河西尉不拜”，便会造成语意混乱。亦有学者注意到旧注存在的问题，反对将“脱身”与仕宦相联系。如何焯曰：“‘脱身无所爱’二句，文酒跌宕，冉冉将老，然终不邀时求合，盖生平所志，诚不在荣华也。”其“诚不在荣华”之解才真正切中了诗旨。韩成武《杜甫诗全译》云：“未被录取也并不感到怎样的惋惜，只管痛饮终日，一任出处行藏。”其译文亦深中诗旨，实为正解。“脱身无所爱”之“脱身”，实际上指天宝十载秋杜甫离开集贤院之事。“无所爱”表明了杜甫对失去此次入仕机会之洒脱态度，这与《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中的“青冥犹契阔，凌厉不飞翻。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欲整还乡旆，长怀禁掖垣”其实是一个意思。这展现出杜甫思想性格中的另外一个方面，即放达超脱、乐天知命，得知此事不成之后，不再为此纠结，继续自己的隐居生活。另外，《进三大礼赋表》云：“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岂九州牧伯，不岁贡豪俊于外；岂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贤于中哉？臣之愚顽，静无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时，不敢依违，不敢激讦，默以渔樵之乐自遣而已。”《进封西岳赋表》云：“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然臣之本分，甘弃置永休，望不及此。岂意头白之后，竟以短篇只字，遂曾闻彻宸极，一动人主，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在臣光荣，虽死万足，至于仕进，非敢望也。”虽然不排除“以此知分”“甘弃置永休”有场面话的成分，但其实这也正是杜甫一贯思想的体现，依杜甫的忠君思想和忠厚性格，他断不至于在给皇帝的进表中反复说假话。杜甫在众多投赠诗中固然表现出对仕进的渴望，但在遭遇失败后却也总能释然。如献《三大礼赋》不遇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云“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均表示了归隐之愿。又如天宝四载秋所作《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云：“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天宝十三载六月所作《渼陂西南台》云：“世复轻骅骝，吾甘杂鼃黾。知归俗所忌，取适事莫并。身退岂待官，老来苦便静。况资菱芡足，庶结茅茨迥。从此具扁舟，弥年逐清景。”大历元年（766年）所作《客堂》云：“居然绾章绂，受性本幽独。”这些诗文表现出杜甫达观任运的生活态度，体现出其性格中超脱淡泊的一面，是其道家思想的反映。杜甫晚年所作《夔府书怀四十韵》云：“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将晓二首》其二云：“壮惜身名晚，衰惭应接多。”从中可见杜甫对自己“身名晚”“名位晚”之命运已有自知之明，若将这些诗与《进三大礼赋表》《进封西岳赋表》《壮游》对读，亦可理解“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甘弃置永休，望不及此”正是杜甫一贯的人生态度。以往学界认定杜甫在长安困居长达十年之久，这一认识无形中过于强调杜甫执着仕进的一面，从而忽略了其超脱淡泊的一面，对全面认识杜甫的思想性格会造成一定干扰。今破除“困居长安十年”说，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杜甫的思想性格。此外，倘若杜甫天宝七八载之交方入长安，则其由天宝八载至十四载共在长安定居六年时间，而如果除去漫游齐赵的一年多，从天宝元年至天宝七载在洛阳定居约有六年，可见杜甫在东西两京定居的时间大致相当。若明乎此，我们便可以明白杜甫晚年诗歌中思念家乡时经常是两京并提的原因了。如《云山》云：“京洛云山外，音书静不来。神交作赋客，力尽望乡台。”《悲秋》云：“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立春》云：“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全盛时。”《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云：“两京犹薄产，四海绝随肩。”《柳司马至》云：“有客归三峡，相过问两京。”杜甫晚年在漂泊途中心心念念着两京，正说明洛阳和长安在其心目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杜甫在长安与洛阳都曾长期居住，又频繁往返于两京之间，故而晚年才会同时思念两京，而非单独怀念长安或洛阳。倘若其长期生活在长安，则断不会如此。总之，从《壮游》诗中叙述的前后脉络来看，“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应距其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不远。而杜诗旧注将开元二十四年“忤下考功第”作为“快意八九年”的推算起点，遂得出天宝五载入长安的结论，这与天宝十载献赋距离稍远，可见其推算起点选得并不精准。近来有学者主张将“快意八九年”的推算起点前移至开元十八年或开元二十年，其论亦不能成立，但其对“快意八九年”推算起点的质疑无疑有助于重新审视旧注的推算逻辑及其存在的问题。此外，最新研究表明，杜甫并未参加过天宝六载的“野无遗贤”考试，因此也并不存在杜甫天宝六载应诏退下后定居长安之事。在推翻旧注关于杜甫天宝五载入长安的推算逻辑之后，便可发现目前系于天宝五载及天宝六载的杜甫诗文其系年依据均不能成立，经考证后可知这些诗文的作年大部分应后移至天宝后期。而据《奉寄河南韦尹丈人》“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可知，至少在天宝七载以前杜甫还未在长安定居，而是在偃师、洛阳附近隐居或漫游。又通过《故武卫将军挽词三首》可知，杜甫于天宝八载初已在长安之青门目睹王忠嗣的出殡场景，则其于天宝七八载之交方入长安。因此可见《壮游》诗中“快意八九年”的推算起点应为开元二十九年前后，杜甫未得官之前困居于长安的时间应为天宝八载至十四载，前后共计六年。故而学界相沿已久的“困居长安十年”之说其实并不能成立，中国文学史和诸种杜甫传记中的此类说法需要进行修改，而相关杜甫诗文的编年亦应作出相应的调整和修订。

编辑：采薇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10期“文学与艺术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