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现强：基层干部“欲言又止”，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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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现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在实践中，一些基层干部不讲真话有多种表现形式，既包括虚构成绩、掩盖问题的谎报、歪曲，也包括讲成绩时材料详实、讲问题时语焉不详的选择性表达。在一些地方，不讲真话甚至成为懂规矩、守规矩的主要表现，“真话”与“规矩”由此对立起来。这些“语言形式主义”现象的存在不仅破坏了政治生态，也滋生出了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不良风气，亟需引起重视。
  “讲真话”是“办实事”的“试金石”
  从组织管理的视角来看，少数基层干部不讲真话反映了层级组织中信息自下而上传递时的“失真”问题。基层干部是否讲真话不仅关系到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传递是否精准，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各项改革措施能否顺利实施。换句话说，“讲真话”与“办实事”紧密相连。
  首先，“讲真话”是“办实事”的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讲实情”之所以排在首位，是因为其并非止步于“讲”，而是需要通过“实招”来落实。同时，“办实事”是为了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落在“实效”上。只有基层干部敢讲真话，才能保证改革的措施有的放矢，所办之事确为“实事”。
  其次，“讲真话”能够保证“办实事”不走偏。顶层设计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总目标，但也需要落实过程中的动态反馈调适机制来保证其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目标前进。上级决策的“方向盘”需要反映基层真实情况的“真话”指引，从而确保改革始终行驶在“办实事”的正确轨道上。
  最后，“讲真话”是“办实事”的“试金石”。“真话”是党和政府把握各项改革措施在基层是否产生预期效果的重要依据，是党员干部为民服务、为民办事的“测试器”。基层干部是否敢讲真话、能讲真话，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改革措施在基层的落实情况——“不敢讲”“不能讲”的背后很可能是实事没办成、群众不满意。
  “不讲真话”现象的出现既有部分基层干部价值观错误的内在原因，也有部分基层干部所处环境的外部原因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讲真话”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最低标准。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讲真话”对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但即便如此，“不讲真话”现象仍然在基层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观念作祟，不愿讲真话。一些人将少数基层干部不讲真话的原因归结为“利益考量”。一方面，个别基层干部把个人的、小团体的私利置于群众利益之前，通过“不讲真话”谋私利。在改革任务没有完成、改革目标没有实现、改革推进面临巨大困难时，优先考虑私利，向掌握切身利益的上级部门反映扭曲的甚至是虚假的信息，进而谋取利益、逃避惩罚。
  另一方面，个别基层干部分不清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错把“不讲真话”当成成熟、懂事、情商高的表现。一些基层干部不是“胸中无真话”，而是抱有“老好人”的心态，认为讲真话特别是那些能够暴露问题、揭示困难的真话，不仅会得罪人，也会影响组织团结、妨碍工作开展。于是，“真话”到了嘴边，就变成了圆滑无毛病的废话、套话。
  环境制约，不敢讲真话。“不讲真话”现象的出现既有基层干部价值观错误的内在原因，也有基层干部所处环境的外部原因。一方面，制度体系对基层激励不足、惩戒有余，导致个别基层干部“不敢讲真话”。当前，一些地方的制度体系仍然存在对基层干部罚多奖少的问题。少数基层干部如履薄冰，认为“讲真话”不仅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会让个人事业发展面临不必要的风险。
  另一方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存在，“潜规则”“假规矩”阻碍了基层干部“讲真话”。上级领导干部的态度对基层干部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上级领导干部没有发挥好“头雁效应”，犯了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错误，在一定范围内以个人喜恶、个人政绩等“假规矩”代替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真规矩”，不仅不能鼓励讲真话、说实情，更会以所谓的讲政治、讲规矩、讲纪律堵塞言路，进而出现“真话”与“规矩”对立的现象。
  监督不足，不需要讲真话。“话”究竟真不真，不由言说者自证。监督不足，假话难以被发现，是个别基层干部“不讲真话”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在层级组织内部，上级与基层间存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基层干部所言，不论是通过书面材料汇报给上级，还是通过面对面的座谈交流反映给上级，研判其真假均不容易。即便巡视、督查等制度安排建立的“信息旁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帮助上级掌握了更多的基层真实情况，但由于上级的主要信息源仍是基层自身，基层干部是否“讲真话”在层级组织内部仍然难以验证。
  另一方面，公众监督可以使上级通过多渠道的信息源比对来解决信息验证问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基层干部明确知晓自己所言要经受群众检验时，“不讲真话”的现象必然有所减少。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建设尚不完善，存在信息质量不高、信息公开不均衡、公开渠道单一等问题。此外，常态化的公众监督渠道也较少。基层干部向上级讲了什么，人民群众无从知晓；上级也难以及时通过有效途径验证基层干部所言是否为真。在内部监督难以对基层干部所言形成有效约束的同时，公众监督力度不足，使得“讲假话”更为容易。
  保障不力，讲真话无用。部分基层干部并非最初就不爱讲真话，而是经历了从“讲真话”到“不讲真话”的转变。“真话”向“实事”转变的保障不力，“讲了也没用”，是部分基层干部初心渐失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部分上级决策“我行我素”，存在不接地气、脱离群众等问题。如果上级决策总是“拍脑门”，不重视基层实践，不重视群众呼声，少数基层干部觉得真话“讲了也没用”，就会逐渐失去“讲真话”的热情。
  另一方面，基层干部“讲真话”不仅是为了服务上级决策需求，也希望能够协调解决基层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面对基层遇到的困难，上级如果长期不重视、不解决，基层干部就会逐渐失去如实反映的动力。如果缺乏有力保障，基层和上级之间就会陷入“讲真话无用”的恶性循环。
  能力不够，讲不出真话。讲真话不仅需要正确的主观态度，更需要以扎实的调查研究能力为支撑。可以说，正是能力危机导致个别基层干部“不愿讲真话”“讲不出真话”。一方面，调查能力不足导致少数基层干部无法系统把握实际情况。在“方法工具箱”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少数基层干部仍然通过看典型、开座谈、报材料的“老三样”来进行调查研究，缺乏对调研方法论的深刻把握。调查样本代表性差、信息源单一、缺乏多方求证等问题，使得获取的信息不真实、不全面、不深入。
  另一方面，理性思维能力不足导致少数基层干部无法对实际情况作出深刻总结。个别基层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没有建立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对社会形势和问题的判断或浮于表面，或容易受个人主观偏见或一些误导性信息的干扰，甚至犯主观主义以及教条主义错误。不明实情、不善思考，自然只能说一些“假、大、空、套”的话来敷衍应付。
  多措并举，使基层干部“想讲真话”“能讲真话”“会讲真话”“必讲真话”
  第一，加强思想建设，让基层干部“想讲真话”。思想引领行动。要想让基层干部“想讲真话”，就要加强基层干部的思想建设。一方面，基层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意识到“讲真话”对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顺利推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基层干部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强化担当作为，把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放在首位，使“讲真话”成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上级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不仅要有“听真话”的勇气和肚量，更要有“办实事”“求实效”的决心与意志，要致力于解决基层面临的实际问题，努力在基层形成“想讲真话”的良好风气。
  第二，加强制度建设，让基层干部“能讲真话”。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基层干部“能讲真话”的重要保障。加强制度建设，首先要切实为基层干部“减负”。应减少不必要、不合理的考核问责，上级不搞好大喜功、层层加码，让基层干部拥有更为宽松的干事创业环境。其次要加强对“讲真话”的基层干部的保护。要从制度层面赋予基层干部更多的“自主发言权”，减少上级对基层干部自由表达的干扰；要落实科学合理的容错免责制度，让基层干部没有后顾之忧。再次要突出选人用人机制的导向作用，重用“讲真话”“求实效”的基层干部。最后要加大对“不讲真话”干部的惩戒。只有让基层干部“不讲真话”、上级领导“不听真话”承担更大的违规成本，才能遏制假话、空话、套话盛行的不良风气。
  第三，加强能力建设，让基层干部“会讲真话”。“真话”来自于科学有效的调查研究以及对调研结果的深入分析。让基层干部“会讲真话”，首先，应加强调查研究方法的学习训练，帮助基层干部掌握科学、系统、操作性强的调研方法，不断提升其调研能力，避免方法不当导致调研信息失真等问题。其次，应提升基层干部的思维能力，尤其要强化基层干部应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总结社会现象的能力，帮助其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规律，让“真话”不仅“真实”，更接近“真理”。最后，应创新基层干部的调研方法，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专业性、客观性优势，挖掘社会调查、互联网舆情监测、大数据分析等多种信息源的综合作用，推动基层调研水平不断提高，使得基层干部“讲真话”的能力更强。
  第四，加强公众监督，让基层干部“必讲真话”。促进基层干部“多讲真话”要加强公众监督，让“假话”无处遁形，让“真话”成为唯一的选择。公众监督是层级组织内部监督的重要补充。加强公众监督的本质是践行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检验基层干部所言所行是否求真、务实。加强公众监督，一方面要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贯彻“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和深度，拓展信息公开渠道，提高信息公开质量，让基层干部的言行暴露在阳光下；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展公众监督的渠道，增强公众监督意识，提高公众监督能力，让人民群众成为监督的主动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