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彼得森:应对现代农业危机的农业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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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彼得森（巴西农业经济学家）

  我之所以提出“作为一种实践、科学与社会运动的农业生态学”，是因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即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在应对危机时能与农民进行准确互动的新科学。
  1．来自饥饿的挑战：两种叙事
  第一种叙事是，战胜饥饿要靠增加作物产量。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爆发时，英国《金融时报》称，粮食危机是进行全球农业改革的绝佳时机。改革如何进行？答案有三大类：人道主义、贸易及政策干预。面对世界粮食危机，美国一直在强化这样一种主流叙事：生物科技是粮食危机的解决之道。据法新社2008年6月报道，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敦促各国拆除对生物技术和其他创新技术的壁垒，以增加粮食生产。可见，这些相同的办法总是被拿来应付老问题，而危机的肇事者却可以从容地举杯，“为下一次危机干杯”！
  在我看来，这些危机既是改造农业的好机会，也是展现两种叙事之间矛盾的好机会。有一些相互冲突的数据让这种矛盾得以显现。第一，世界上的饥饿人口总数从2000年的8.2亿增加到2008年的10亿，而同期生产水平也提高了。第二，从1950~1990年，世界粮食生产量每年增长2.1%，而过去10年，每年的增长速度只有1.2%。这意味着，我们发展了新技术（如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但我们提高产量水平的能力却降低了。
  第二种叙事，正是不可持续的农产品体系导致了全球接连发生且不断加剧的多重危机。全球农业面临着三个相互关联的危机：经济与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我们经常讨论如何解决农业金融危机，但须知金融危机正是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后果之一，当前的金融危机只是农业危机的另一面。如果我们从危机的三个主要根源入手，就能很容易地认清这个复杂的问题。第一，农业工业化，即“绿色革命”的技术（使得农业生产过程与自然过分脱离）。第二，全球市场的放开，即经济自由化和国际贸易协定。第三，跨国公司经济与政治权力的集中，即如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所言的“食品帝国”（food empires）。
  这三种根源之间相互联结。首先，农业与自然脱节。我们通常认为，农业建立在生态过程的基础上，但工业化农业切断了生态过程和农业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尤其当环境退化时，我们总是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农药、化肥和能源去维持生产力水平。“现代农业已经成为一门将石油变成粮食的艺术”，这种观点正反映了现代农业高耗能的特点。随着石油的获得越来越难以保证，环境逐渐被破坏，粮食安全也日益受到威胁。因此，粮食供给是经济与生态系统之间最脆弱的一环。
  其次，农业生产与粮食消费脱节。有观点认为，在过去20年中，粮油和牧业工业集团使谷物生产和牲畜生产变得专业化。工业化农场与生态体系是断联的，而在经济上却纠缠甚深。当我们想要表达生态维度和经济维度之间的关联时，我们必须去讨论农业与粮食体系以及如何重建这两种维度。当前，全球粮食生产的60%供人类食用，剩余的40%则被用作饲料，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投入大量的能源、土地和劳动来满足近30年来大幅度提高的全球肉类消费水平。从生态角度来说，这对我们是个严峻的挑战。
  再次，食品帝国的产生。现在，我们总是在消费不知从何而来的食物。它们的产地在哪里，又将销往何处？是谁在买，谁在卖？贸易规则如何，谁制定的规则？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少数跨国公司日渐掌控了粮食的生产、加工和分配的全过程。在粮食贸易和加工方面，美国阿丹米、嘉吉和邦吉控制了世界粮食市场80％的份额；在商业种子的生产方面，孟山都和先正达控制了绝大部分份额；在超市和食品分销方面，沃尔玛和家乐福控制了大部分份额。在农业与食品工业领域，这样的快速集聚过程一直在反复上演。以先正达集团在拉美大豆产业的扩张为例，在巴西、玻利维亚、巴拉圭、阿根廷这些“大豆共和国”（Republic of Soybean）里，大豆不知道何谓边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08年我们经历了非常严峻的粮食危机，而那年也正是有史以来世界玉米产量最高的一年。但是，也就在2008年，世界上有10亿人还在忍饥挨饿，而跨国公司的利润记录却更上了一层楼，美国阿丹米的利润达到20％，孟山都达到 45％，美国嘉吉达到86％，美国通用食品公司达到61％。
  2．农业生态学：对农业危机的新兴应对
  农业生态学的视角正是兴起于与之不同的叙事结构中。对我们来说，为“领地而战”（fight for territories）是农业生态学视角的主要观点之一。实际上，一个地方的资源和其建设未来的能力一般足以开展适合当地的发展活动。但当面对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时，农民企业家所做出的回应一般都是去拥抱那些现代化规则，即“要么做大，要么破产”。然而，范德普勒格教授的研究指出，这种应对方式最终会导致亏损。
  在欧洲的环境中，农民正在与这些危机做斗争，并不断寻找解决的方法。例如，将农业扎根于自然以提高常规的产出、发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大大减少现金开支等，这些是农民自己在田野中琢磨出来的应对策略。农业生态学的视角与农民对这种危机的回应非常接近。
  农业生态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既是一种社会实践，又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项运动。在新的农业生态学领域，它们是三个相互联系的视角，如果单纯从这些视角中的某一项出发，即只当作一种实践，或只看作一门科学，抑或只看成一项运动，我们便无法理解拉丁美洲，无法理解农业生态学本身。我认为，农业生态学是对“全球挑战”的“本土应对”，这种应对是因地制宜的，不存在通用的方法。因此，这种应对必须要调动当地的人、当地的农场、本土的知识和本地的资源。
  同时，我们又能发现这些应对方式的一些共性。第一个共性是，精细化而非简单化。简单化是工业化农业的主要特征，它试图在简化的生态系统基础上集约化地利用土壤；精细化是指劳动力的密集，而非工业化外部投入的密集，并且这种精耕细作建立在普通劳动力和具有某种技艺的劳动力的基础上。第二个共性是，各种相互关联的创新活动使系统中的生物量和土壤肥力不断增加。精耕细作不仅有利于提高作物的产量，也让我们的生产附带诸如保护环境、增加生物多样性、增加土壤肥力等多种功能，而这种创新活动多在本地层面产生。在这个意义上，如何使用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本以实现经济上的循环，对于重新联接生态维度和经济维度非常重要。
  如果小农农业有足够的空间，它们可以在新科学的帮助下提升生态潜力。这种生态潜力体现在以下方面：小农农业的能源利用主要基于光合作用；小农农业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多样性和连续性；小农可以基于经验实现对资源和空间的最佳利用以及营养的再利用；小农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水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小农农业有利于生物的延续与作物的保护；小农实践具有很强的再生力与稳定性。实际上，小农不需要专门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为整个系统在空间上可以实现生物的自我调节，在时间上可以实现自我更新并保持平衡。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只看其中某一种作物，就很难理解整个农作系统，但如果我们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个系统其实很稳定且可持续。此外，在小农农业中，生态学策略随处可见，例如混作、田间放养、轮作、绿肥、有机补充物等。这种地域化的生物多样性可以同时或依次与其他多样性结合使用，例如，利用生态多样性的环境服务价值管理不同生态层面的水资源和营养成分。
  这些小农生产模式中的科学道理何在呢？我们有必要发展一套新的认识论以打破主流的、已不再组织新知识的科学实证论。而农业生态学恰恰提出了一种新的认识论方式，它将农民的乡土知识与不同学科的知识相联接；它倡导一种参与式研究理念，探讨如何使农民参与其中并形成属于他们自身的回应方式，而不是教农民使用外部人的回应方式，还探讨如何使他们参与进来，而不是将他们看作是无望的农村发展主体。作为一个完整的农业单元系统和维持农业食品体系的全新广阔视角，农业生态学的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农民、历史、政策和食品体系之间的联系。
  目前在巴西，人们在农业生态学方面的努力遍布全国。这些工作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但当我们在全国性会议上将这些人聚集起来后，就看到了这些实践的极大丰富性。可以说，农业生态学视角所带给我们的结果，远远超乎当初的想象。有人认为，身份、社会属性和实践的多样性对于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运动非常重要，因为对于不同的一般性社会运动，人们总是有着某些故弄玄虚的强烈想法。然而，我们从不会把农业生态学神秘化，相反，我们需要开放空间，人们需要成为农村发展和变迁的行动者，这对于草根实践尤为重要。有意思的是，有许多努力都是在区域层面上组织起来的，它将农民的创新与大学和研究机构联系起来，共同寻求一条应对发展挑战的经济和商业的解决路径。
  实际上，当谈论本地食物时，我们一方面要找到解决当地问题的技术方案；另一方面，当地的创新活动也恰恰是农民的一种回应，它体现着一定的政治意义。这就是实践和政策之间的关联，它对我们的运动和我们的政府都是一种挑战。如何建立新的政策来强化并重组这种能力？如何开拓新的空间，让人们在本地工作并对本地做出规划呢？
  3．未来农业的特征
  未来农业的主要特征包括：
（1）不再依赖化石燃料；
（2）具有对环境影响轻微、对自然友好的农业生态体系；
（3）能够应对气候的变化和其他突发状况；
（4）多功能性（生态体系，提供社会、文化和经济服务）；
（5）是当地粮食体系的根基。
  这些特征可以在国际农业科技发展评估（IAASTD）报告中找到，这也是农业生态学视角第一次在国际层面被重新组织和应用。这些研究由联合国和其他一些国际机构资助，历时4年，涵盖了52个国家和地区，共计完成了400份调查。在这之后，来自联合国的奥利维尔·德舒特的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报告加强和深化了我们的结论。不幸的是，虽然这些结论越来越明晰，但在联合国粮农组织讨论如何与饥饿做斗争的高层论坛上并未被引用，在里约热内卢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也没有被提及，因此这些发现还不是政治决策的基础。在巴西，政府仅仅在国家层面制定了一个农业生态政策，而政府官员大部分情况下是在讨论如何组织有机食品链，而不去谈论小农农业，不去谈论农村发展，更不去谈论多功能性和全球挑战。
  当我们将农业生态学视角与争取食物主权的斗争进行联结，便引出了“食物主权”这个概念的内在含义，即人们有权获得经由生态学上合理的、可持续的方式生产与本地文化相适应的安全食物，并且人们有权对自己的食物和农业体系进行定义。农业生态学可以是一门科学、一种实践、一项社会运动，可以建立起食物主权、能源主权、技术主权和自主性，这种整体性使得小农农业在应对错综复杂的危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我们而言，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以人为中心，以权利为根本，建立在正义和公平的基础之上；
（2）采用综合的、本地的视角，而非垂直改造；
（3）通过善治纠正权力的不平等；
（4）进行能力建设，培养应对变化的能力；
（5）做出长远承诺；
（6）保证充足的资源。
  因此，真正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农业生态学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我们如何把它引入到对农村发展问题的讨论中来？我们如何将辩论引入国际层面而不是错失建设的良机？小农农业乃一个国家的基础，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