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我国农村农户分化状况与乡村振兴策略

gecccn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现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毫无疑问会取得胜利，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那么，消灭了绝对贫困后，如何巩固成果？
  这就需要落实好与脱贫攻坚一脉相承的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振兴“三步走”战略的安排下，依照每个战略阶段问题的特点予以针对性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三步走”应对的是农村、农民在三个层面的分化。
  首先，当前我国至少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农村。
  一是沿海城市经济带农村地区，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典型，这些地区已经工业化，农村大多数已经实现了城镇化，占全国农村总数不超过10%；
  二是广大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占全国农村的70%以上；
  三是适合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具有区位条件或旅游资源的农村地区，占全国农村5%以下。
  其次，占中国农村最大比例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存在四种差异颇大的农户。
  一是举家进城的农村富裕农户；
  二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户；
  三是留守农村的中农家庭；
  四是老弱病残家庭。
【注：农村家庭里有留守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通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或捕获农村获利机会，有了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成为“中坚农民”，他们的家庭即为中农家庭。】
  最后是农民个人生命周期的分化。
  年轻力壮时，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比较容易找到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人开始逐步分化，有能力成功立足，获得体面生活的就会全家进城；无法获得体面生活的，就会返乡养老，与土地再次结合。
  其实，这三个层面的分化，也体现了我国农村在现阶段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特点。
  因此，乡村振兴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大多数农村和农民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基本保障问题，这个保障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
  当前中国很多城市向农民开放，于是有了许多“新市民”，但乡村并未完全对城市开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民由农村户籍变为城市户籍可能比较容易，但由城市户籍变为农村户籍则基本不可能。此外，城市资本（包括城市市民）也不能到农村买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
  国家之所以对城市资本下乡进行限制，是担心如果城市资本在农村建立起“看星星看月亮”的度假别墅，万一农民进城失败了要退回农村，那就失去了在农村赖以保底的基本保障”。因此，当前城乡二元体制是一种允许农民自由进城，但不允许资本自由下乡的“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
  作为农民进城的“退路”，以家庭农业为基础的小农经营不仅为农户提供了宅基地和住房，使“居者有其屋”，还为农民从土地中获得收入提供了保障。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熟人社会”也随之建立起来了。这正是有根的、有身体安全感和精神归属感的、有情有义的农村生活。
  也是因为这个“退路”的存在，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国家。只要农民可以与土地结合，就有了基本保障，中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任何困难就能够“软着陆”，从而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发挥了很大作用。
  除此之外，农业、农村还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办法。当前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完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还在建设更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化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村老年人在城市可能是一个纯消费者，但只要与土地结合起来，他们就可以通过土地获得收入，获得劳动的意义。
  但在“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下，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也不能忽视，那就是农村中能力强、收入高的农民家庭会选择进城，而城镇化又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趋势，这就必然会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所以，对农村中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群体提供基本保障显得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支农资源重点向这些农民群体倾斜。农村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进城失败的农民就不愿漂泊在城市，国家则获得了农村这个稳定器与蓄水池。
  在2020年，我国将取得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只要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好脱贫攻坚的成果，就肯定能早日实现农村“强富美”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