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燕：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三维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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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燕，女，法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此后，中华民族形象引起学界更多关注，部分学者开始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进行话语构建，以期能从形象维度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和价值追求。叙事是人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图像叙事在中华民族萌芽时期已经存在。但是，从图像叙事出发，思考如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研究尚不多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社会公众对该共同体的客观物质基础及其内部成员共有身份、共善关怀、共同行为导向的认知、评价以及接受状况的综合反映”。相对于中华民族形象、中华民族大家庭形象、中国各民族形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更凸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统一性、共同性、不可分割性，也更呼应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在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民族问题均面临新特点和新趋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话语构建需对时代问题做出积极回应，它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群体形象，既要考虑国家层面的政治形象，也要考虑民族层面的文化形象；既要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历史，也要在中华疆域内外的族群动态性关系中，完成自身形象的主体性叙事。叙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条件之一，“民族和国家通过叙事这一凝聚性结构把人们链接在一起，在文化上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经验、期待和行为的共同体”。同时，叙事也是构建形象的条件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与语言、叙事有着本质的、天然的联系，从叙事角度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话题。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后，媒介技术催生了视觉文化的蓬勃发展，电脑辅助技术、磁共振成像、虚拟环境头盔、合成全息术、机器人图像识别、光线跟踪、多光谱传感器和纹理映射等，改变了人类叙事的手段，以图像符号为基本表意系统的图像叙事，成为现代文化的新表征，这些变化“把抽象的思想变成感性的材料，使概念动人心弦，令原则生机勃勃”。学界需要更加关注如下问题：如何通过图像叙事言说自我、构建积极的自我形象，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主体性话语构建？本文尝试从图像叙事为何发生、图像叙事有何价值、如何完成图像叙事三个维度对以上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索。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发生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是以图像为载体，记录、表达共同体形象的基本表征系统，是一种在图像符号系统内展开的表意实践。图像叙事的功能在于，使指涉共同体特性的图像符号表征渗透于日常生活、媒介以及人们的视觉经验中，隐而不显地传递共同体规范、价值行为、意识形态旨归等。随着人们惊呼“图像时代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在20世纪中叶蓬勃兴起。具体而言，其发生学意义上的逻辑缘起有以下三点。1.文化逻辑：文化的视觉转向关涉视觉崇拜的关键词，诸如“视觉”“景观”“图像”“观看”等，在当代文化评论领域逐渐变得司空见惯。米歇尔（W. J. T. Michel）、居伊·德波（Guy Debord）、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周宪、刘涛等国内外学者，均关注过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潮流对社会的影响。“当代文化意味着视觉图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要表达方式”；“文化正在经历一种革命性的整体转化，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改变着人们的感觉、经验方式、思维方式”；“视觉性已成为当代文化的主导因素”；“形象不再是普通的视觉形式，而是作为一个时代支配性的‘话语方式’，提供了一种理解现实世界及其合法性的视觉框架”……都在提醒人们注意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这些影响已经让传统的语言文字叙事不能独自完成所有的叙事功能，新的叙事话语及其叙事框架初露端倪。形象脱胎于比较文学，研究旨趣天然带有文化色彩，其叙事必然受到文化转向的冲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既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和伦理精神的文化反映，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其叙事注定无法脱离文化这一转向的影响。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维度看当代视觉文化，必须意识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视觉文化在当代中国呈现出本土化的发展特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同时面临着图像转向的时代问题和本土化问题，如何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顺应视觉文化的影响，利用图像化的表意实践形成自己的形象影响力、劝服力是亟须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学界和传媒业界过去对中华民族中的各族群形象聚焦较多，而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形象聚焦相对较少，共同体形象的叙事影响力和传播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中华民族形象的图像叙事如何凸显共同体的形象符号、更好地唤醒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以及共同的情感体验也是一个新的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正是在这些问题的召唤下，越来越深地走入我们的文化叙事视野。2.现实逻辑：社会日常生活的图像化图像化生存已成为当代人类日常生活的一种典范表征。在日常生活维度，现代图像文本重新诠释着马克·柯里（Mark Currie）的那句断言：人不过是“叙事动物”。社会日常生活的图像化既能提供相对愉悦轻松的视觉反馈，也能提供理解世界隐含意义的新方式。图像系统对日常生活的多维贴近和综合渗透，使图像化成为现实社会信息的主流接受途径，以至于米切尔描述道：“我们不可能摆脱图像，顶多是从一幅图像进入另一幅图像罢了。”过去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借助象征符号，实现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有机融合，形成较为稳固和长远的中华民族群体形象，并经过象征符号的反复传播、筛选、修正，产生了中华民族的形象符号。作为一种抽象化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对一个共同体的形象反映，是对中华民族共同的辽阔疆域、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伟大精神的认知和评价。它既是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也与当代中华民族各族群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生产、消费、文化、宗教信仰等生活实践密切相关。今天，在社会日常生活图像化背景下，图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生活化的诉求共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提供了现实维度的逻辑起点。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作为记录和再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性的叙事体系，只有回归生活世界，实现对生活世界的主体参与，才能构建自身。其二，在社会日常生活场域中，图像叙事直观性和互动性的特点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递文化隐喻、引导文化认同。例如，《舌尖上的中国》以中华民族传统饮食为依托，图绘了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观、社会生活、社会变迁，用看得见的图文符号，强化从多元一体出发理解中华民族的社会归属感、国家归属感、文化归属感的思维方式。其三，形象天然呼唤着交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需要在世界文化生活场域言说自己。当今，图像化审美呈现出跨文化、跨民族趋势，使图像叙事能够在世界文化生活场域中，以空间性和时间性相统一的图义，消弭世界文化生活场域存在的文化差异，强化形象符号和叙事对象的表征关系，用鲜活的象征在跨文化的日常生活中，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文化隐喻，让形象被自然化为合法的、不言自明的常识，从而被接受。总之，图像叙事不断通过社会日常生活中形象化的图像展示和张贴，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潜移默化地通晓“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因此，社会日常生活的图像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发展并拓展自身叙事领域提供了现实支撑。3.技术逻辑：新兴媒介的催生今天，新兴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图像传播的转型，共同形塑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提供新的情景空间。尤其是智能数字技术，让图像叙事的优势得以空前拓展，它不仅为形象的身份隐退提供了场域，也为形象的意义在场提供新的契机——“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治了观众”。这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需要借助新技术场域中的图像繁衍和传播，完成民族身份的归属、自我认知的界定、他者认知的引导等对象性活动。基于此，可以将媒介技术的催生也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技术逻辑缘起。新兴媒介技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技术支撑场域。其一，新媒介技术支撑下的图像符号既能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叙事情景呈现出动态化、立体化等优势，又能内嵌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特有的价值理念、思想观念，避免了具体形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度延伸，进而更加有效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其二，“E时代”的媒介力量能在图像周转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直观形象进行理性规范。人们接受图像唤醒的时候，往往偏重主观投射，从“我是否需要”进行“感性过滤”，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通过不断超越的虚拟技术创造出来虚拟真实，实现了“图像所呈现的意义从能指范围推进到可以被主体把握的所指的圆圈之内”，即图像叙事通过虚拟技术，让人们在对图像的占有中保留原真性意义，图像与表征的关系按照意识形态的规范得到清晰界定。其三，全媒体和跨媒介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在艺术形态、传播渠道、接受品质等维度上的质量提升，最终可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和记忆的视觉能量。以上三点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文化批评家们所担忧的“图像使用的越频密，图像的意义越是被削弱”，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在技术手段上做了充分铺垫。当然，文化的视觉转向、社会日常生活的图像化以及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图像的工业化复制以及图像叙事的隐喻性、多义性、直观性，会让图像叙事在实践过程中失去应有的目标和意义。可通过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价值旨归，厘清和修正其运用的实践价值。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价值旨归

图像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更在于重塑人类认知的思考方式，它既提供当下对历史的追溯性观照，也提供对未来的经验性观照，正如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言：“图片提供的是占有模拟形式，即占有现在、占有过去甚至占有将来。”这启发人们从时间维度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价值旨归。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与历史文化意蕴、政治情感意蕴、群体归属意蕴的具象化有着天然的内在勾连。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在历史维度再现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在现实维度唤醒中华民族政治情感、在未来维度夯实中华民族归属性认同的基石等。1.再现民族历史记忆，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潜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在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以共同历史叙事、共同社会记忆为底色，这种底色常以民族集体潜意识的形式隐含于社会文化中，需要提供特定的叙事与梳理才能得以凸显。图像作为存储信息、传播形象的重要媒介，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性记忆。图像叙事相对于文字叙事具有直观性、动态性、多义性、隐喻性，在打捞历史记忆、涵养新时代集体潜意识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数字图像技术对端午节、清明节的图像化呈现，浓缩和保留了大量的文化历史信息，成为勾连共同体历史形象和当代形象的纽带。此外，读图时代的图像既是文化的表象，也是形象的具象化，有一定的文化规约作用，不仅是人们再现生活、构建形象的重要叙事系统，也形塑着当代人思考历史的方式，可“通过隐匿操作，重新定位受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重新整合受众的历史记忆”，实现其再现共同历史记忆的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以共同体为关键词，在涵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民族集体潜意识上具有独特作用，不仅能充分展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历史记忆，也消弭一些错误思潮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的消极影响。在传统的文字叙事模式中，通过历史再现来涵养民族集体潜意识，多是一种情景描述或者场面想象，而图像叙事在现代数字技术支撑下，用语图互文、数图互文、音图互文等叙事手段，可营造历史记忆的虚拟在场和沉浸式体验。相对于文字叙事，图像叙事更容易将对历史的描述和想象转化为视听现实，甚至形成景观化、立体化的叙事空间。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VR全景式“中华民族文物全景巡游”，人们点开网页就能“置身”博物馆内，“在场”体验中华民族历史形象的视觉盛宴，随着手机角度的变换，人们可以体验不同方位的观感以及语音解说，提高了观众的参与感，优化了涵养民族集体潜意识的效果。2.唤醒民族政治情感，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拥有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共同书写的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共同培育的伟大精神，凝聚了守望相助、包容多样的情感共鸣和情感认同。事实上，“隐藏在水下的集体无意识和情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越是埋藏得深的东西，越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越是难以改变”，这种埋藏很深且难以改变的强烈情感色彩是看不见的，在它们被认知之前，必须使之能够象征化地呈现出来；在它们被激发出来之前，必须人格化地表达出来。图像叙事比语言文字更具有表现力和形象力，甚至“看见”就意味着优势。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之纲，尤其要凸显共同体是依靠感情紧密联系的有机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可进一步强化和唤醒各族民众的族群政治情感，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心理基础，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四个共同”的情感基础，激发各民族打造共同精神家园的真挚情感。而图像叙事可以在叙事规律的规范引导下，借助图像兼具政治与启蒙的深层逻辑，降低受众的理解成本，拓展意义世界的表达形式，唤醒足够的族群政治情感，增进对共同体的情感认知。事实上，图像叙事相对于文字叙事更容易影响观看者的情感行为，因为“看见”就意味着权力，意味着对观者意识形态和认知方式的影响，意味着能通过视觉吸引的方式，在各种场景下以“形象”唤醒族群政治情感，促进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知和意义理解。此外，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具备时间空间多向并置的叙事能力，还能通过图像生产、图像表达、图像互动等过程，将内含的思想和意义转化为受众喜闻乐见的图像，通过图像的叙事表达，其蕴含的政治情感观点被内化为具有合法化的、不言自明的“常识形象”而被接受，实现民族共同政治情感的唤醒和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知。事实上，在图像叙事把形象转喻为感性图像的过程中，图像充当的角色不仅是符号本身，而是以图喻道的载体，隐蔽地传播和唤醒政治情感，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蕴含的共同体意蕴和情感等“形而上的道”以形象的方式直抵人心。3.勾连归属性认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目标之一是增进民族认同。民族认同能在族群内外营造无意识的行为驱动，既维护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也为个人提供归属感。族群—象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安东尼·D.史密斯认为：“对于民族成员来说，民族是认同和归属感的真实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强调“自身的政治归属感、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以及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由此可见，勾连起政治归属感、社会归属感、文化归属感的归属性认同是根本性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部结构的重要维度，是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石。在视觉文化时代，川流不息的景观堆积让个体更易感到孤独和不安，催生出人对身份归属确认的更大需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以愉悦的感官体验传播信息，具有鲜活的趣味性和生动性，让社会大众对不熟悉的民族理论、民族历史能听愿听、想听爱听、听有所思、思有所感、感有所悟，为勾连中华民族归属性认同、夯实共同体认同基石提供了叙事空间，有助于回答“我是谁”的归属性定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我往哪儿去”的归属性追求，最终构建出“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政治归属感、社会归属感、文化归属感，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基石。在勾连“中华民族归属性认同”这一价值方面，图像叙事具有独特优势。其一，图像叙事具有强烈的象征性，通过叙事将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标识直观形象地表征出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寻找归属性认同提供形象的话语。例如，有关国旗国徽的图像叙事为政治归属感提供话语叙事框架；有关炎黄子孙的图像叙事话语为社会归属感提供话语叙事框架；有关长城、长江、黄河的图像叙事为文化归属感提供话语叙事框架等。它们既可以鲜明直快地把中华民族和他者的标识区分开来，也可以借着“视觉文化”之风，让全球各地的中华民族成员识别并感受到中华民族共有的标识，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其二，图像叙事不仅是话语范式，也能巧妙超越意象、形象、表象、情节、故事等构成的多维场景，能勾连起政治主体、国家权力、政党利益、公民生活，形成影像政治范式，成为一种政治表现和社会干预机制的组成部分。而且，图像叙事的语言体系是包括色彩、线条、空间、时间、光影、运动、构图的互文性体系，其直观、具体、丰富的符号系统，更能够避免公众对信息的对抗性阅读，有利于勾连起共同的归属感，打破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在文化或历史上的分隔感。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框架

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需要洗练地表达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当代价值共识，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什么、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将受众的注意力导向“共同体形象”，并赋予行动以意义。但是，“观者与图像的对话是深嵌在具体的话语、学科、知识、权力的框架中的”，人的思维活动往往并不直接针对具体图像，只有规约着图像解释的叙事框架才能真正引导图像进入思维。因此，图像叙事最终还是需要依托叙事框架抵达受众的深层思维，以理解意义如何被创造。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框架建构更受关注。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指出，框架是一种能帮助人们认知、理解周围事件或事物的阐释图式，使人们能够定位、理解和归纳复杂的具体信息。图像叙事框架，可以理解为对图像以及人们认知图像的方式进行锚定和规约的底层逻辑和语言方式，包括叙事者的认知、叙事者构建的图像文本、受众的认知、叙事的文化语境等环节。框架的功能是通过对图像意义的预设、图像生成语境的限定、图像观看方式的引导，实现对意义的图像化建构、展示和争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而言，框架通过图像选择与生产、图像表征和传播、图像感知和加工等环节，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及其内涵意义传递给更多的可能受众，遵循着“图像的生产和选择—图像的表征修辞—图像意义的接受”这一实践逻辑。基于此，分别从图像生产、图像修辞、意义接受三个环节出发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框架，能够更好地思考叙事主体、叙事方式、叙事效果等问题。1.图像的生产与选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主体性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叙事主体对自身形象的主体性追寻，是形象构建的核心问题。它既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什么”的自我认知、自我定位，更是对形象话语权的探寻。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什么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何方”等问题上的主体性探索，就是其主动建构自身形象的历程。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群体形象。从图像叙事的角度而言，强调主体性叙事，凸显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主体性，是做好图像生产与选择的前提，回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话语权由谁主导的问题。首先，形象是对比和交往视域下的产物，主体意识不足，中华民族共同体就难以具备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自信，形象建构还容易陷入人云亦云的节奏。其次，主体性叙事可以消解形象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从图像对形象的建构看，图像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并不是简单的建构和被建构。或者说图像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建构并不总是有效的：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这一抽象物阐释时，图像叙事特有的隐喻性、转喻性、多义性会导致图像对形象的建构及意义阐释出现模糊、偏差，更会存在一、二、三级图像语义所指和能指的模糊和不确定。例如，在图像生产过程中，为了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对象性目标，往往对图像采用剪裁、特写、夸张等叙事技术，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在图像中的支配地位，但同时也会失去视觉上的完整性。最后，主体性叙事可以消弭图像叙事给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带来的意义损折。从图像的解读看，图像生产一旦完成，图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直观性叙事就有可能被重新赋意、删减，导致图像意义的多歧、浅表、短暂等。实际上，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注定难以避免形象偏离、形象误读等意义折损现象，西方视觉霸权有时也会放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形象焦虑。这些都意味着叙事者要充分发挥主体的主动性，履行图像生产与选择的主动权，从主体角度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具象性、生动性、可视性的叙事优势，使其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以影响观看的方式生产、选择那些能承载特定价值观念的图像，甚至能够影响观看者的思维范式。这样，能够让其在图像观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形象所承载的价值动员或文化动员目的，阐释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价值追求和时代担当，把握住形象的话语权，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性战略布局。2.图像的表征修辞：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劝服性叙事任何形象都是“自我”和“他者”某种权力博弈的结果，是互为主观性、互相他者化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身的形象自觉、对自我形象的自我确证、自我合法化等主体性诉求是在“看”与“被看”的博弈中完成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如何在“看”与“被看”中实现自身使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离不开与叙事策略息息相关的图像表征与修辞。一方面，图像表征在图像叙事框架中决定着图像感知和加工的视觉框架，而且相对于文字叙事，图像叙事的表征丰富多元，发挥“观看不仅使我们认识事物的表面，也通过情感成为事物一部分”的情感动员优势。另一方面，图像叙事框架离不开“修辞”。图像表征的隐喻性、多义性、意义效果短暂等特性，使其具有劝服力不足的表征危机。而对修辞的关注，是图像叙事框架消弭这一危机的密钥。修辞是“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到可能的说服方法的功能”，当代修辞学的生机也缘于“修辞的结果就体现为某种劝服性话语的生产”。事实上，由于劝服力是任何叙事的一个关键价值诉求，近年来学界对叙事学的研究已经开始积极探讨如何通过叙事修辞增强舆论场域的劝服力。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框架而言，关注图像叙事的表征修辞，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劝服性叙事是应然追求。我们可以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框架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权力制约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价值观、意义理解、权力/知识随着叙事进入个体的视觉经验，并通过这一框架将所有参与者的情感诉求联系起来，是一种价值动员或文化动员过程。很显然，这一过程与任何叙事一样存在着劝服力的诉求。在新兴媒介技术的影响下，人类进入众声喧哗的媒介化社会，消弭图像叙事方式普通化和扁平化的负面影响，增强图像叙事的劝服力，由此变得愈发迫切。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修辞是指以图像文本为主要修辞对象，通过对图像文本的策略性使用，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策略性建构，达到劝服、对话和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和方法。尼古拉斯·米尔佐夫曾指出：“视觉图像的成败取决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阐释它们，‘看’并不意味着相信，而是意味着阐释。”图像修辞是图像得以“被观看”“被接受”的前提，直接决定着图像叙事的劝服力，它通过对图像叙事中隐喻、转喻、反讽、寓言、象征等修辞结构的灵活运用，使图像被编码的修辞意向能够显露出来，发挥图像修辞的劝服、对话、沟通功效，从而回答如何进行图像表征的问题，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劝服力。3.图像的意义接受：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意识形态叙事图像叙事框架作为一种图像认知模式，贯穿于图像生产、表征和接受的全过程，其落脚点是完成图像意义的接受，实现对观者的意识形态询唤。叙事框架是叙事者提出意识形态、价值、话语阐释的表征图式，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言：“叙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更是普遍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范式（paradigm）。”这一点和形象的本质有着内在关联，因为“形象是生产和突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方法”。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而言，整个叙事框架的关键环节是图像能否在意义传递中完成意识形态叙事，其成败决定着整个图像叙事链条存在的根本性价值——通过对形象的认知和解读，建构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但是，在数字媒体时代，民族形象叙事也好，国族形象叙事也好，这种政治性主题的宏大叙事都存在叙事主体和受众“下沉”的趋势，即从精英阶层、官方权威下沉到普通民众。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终操控和影响他们行为的是发生在周围的、令他信服的故事”，他们对当代事件和历史记忆的认知结构，经常受到图像故事蕴含的意识形态询唤，并据此建立起一种现实与未来的推理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讲好民族故事，提升图像叙事的故事建构性，是优化图像叙事框架效果的切入点。以“讲好故事”完成图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意识形态叙事有三个方面的优势。其一，故事具有变复杂抽象的意识为审美体验和价值体验的优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是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认知、民族历史记忆、群体政治情感，以图像符号为基本表意系统，进行形象化的再生产过程。能否将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询唤传递给受众，形成共同认同的审美体验和价值体验，关键取决于图像故事的意识形态叙事能力。其二，由于“图像不仅仅影响着思考的过程，它们就是思维本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图像叙事可以在叙事场域中制造出故事强烈的沉浸感、卷入度，根据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以鲜活的图像故事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象”抵“意”，从感性认知走向理性的价值引领，把看不见的“共同体意识”通过故事的叙事机制转为一种思维方式。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凝练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在努力寻求一种更有效的讲故事方式，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效的支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百年大局的相互激荡中，全球族群关系呈现出不稳定的发展趋势，文化全球化过程使民族之间的区分性标识日趋模糊，资本的全球流动也使中华民族和外部他者在文化、信仰、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的区分度不够直观。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通过故事能够直观形象地把握“有意义与有趣味”“显性和隐性”的呈现逻辑，使图像叙事既有深厚的意义生成空间，也有生动的外层表现样态，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蕴含的意识形态询唤在故事的各要素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实现内容实体和内容形式的逻辑统一。

结  语

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这一工作主线，意味着要站在文明自觉和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高度，推动中华民族走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和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完成这一时代文化使命的应然选择。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话语构建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其话语叙事尚未转化为实质性话语权，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记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在唤醒民族共同情感上的作用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尤其在新媒体时代，图像繁殖衍生能力增强，图像制作和传播掌控在不同主体手中，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中的图像传播力不够的状况，甚至为了“博取眼球”出现涉民族问题的次生形象或者负面形象的图像叙事框架。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相关理论基础及其在新媒体时代的出场特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展开研究，有助于创新工作思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图像成为这个时代最富裕的日常生活资源，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符号情景，成为我们的文化仪式。”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图像符号和日常生活中的图像经验日益丰富多元，成为维系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构建国家和民族形象的主要影响要素。图像携带主体欲望和客体价值，以独特的叙事方式穿越文化和物象的迷雾。在图像的物质性基础上，建构新时代所呼唤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这一抽象物，为中华民族形象的发展和演化提供了一条视觉修辞路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助力。当然，形象是多元的、分层的，基于图像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认知只是方法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内涵丰富且抽象：从历史理论看，既包含中华民族过去的民族意识，也蕴含当下的时代价值，更寄托中华民族对未来的憧憬；从价值诉求看，不仅融国家、民族和公民价值诉求于一体，也是价值目标、价值选择、价值行为的统一；从辩证逻辑看，是主观性与客观性、观念性与实践性、精神性与利益性的多重辩证统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领域尚存在需要关注解决的问题。用图像叙事表述充满政治性、历史性、思辨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无论是学术领域的理论探讨，还是传播媒介的实践呈现，都还是刚刚起步。因此，本文对其发生学缘起、价值旨归和叙事框架的分析也只是众多视野中的一种初步探讨。对于人们如何被图像动员、如何建构意义和行动价值、如何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图像叙事框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实现对共同体外部他者的跨文化形象交流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思考。

编辑：沐紫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11期“新闻与传播”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