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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新峰（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人谁无病？疾病或许是人类最大的自然平等之一。美国著名思想家苏珊·桑塔格曾指出，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每个人都生活在“两个王国”、具备双重“公民身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疾病）王国的公民。”但是，面对疠疫之灾，现实中不同国家的“灾害恢复力”不同，一国之内不同个体的“灾害恢复力”亦各有不同。
疾病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几乎伴随人类历史始终
有了疾病，就要与疾病斗争。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人为维持生命，至少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不断的斗争。一方面是食物的欠缺和不足，因为人在宏观上以捕食其他生物为主；另一方面许多潜伏的疾病又以人作为捕猎的对象。”随着15世纪末期以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瘟疫也得以“全球化”，按照公共卫生史专家多萝西·波特（Dorothy Porter）的看法，“公共卫生”的观念与实践在19世纪正式出现，并在20世纪随着人权学说与实践的渐趋完善，成为不同政治体制国家共通的重要职能，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指标。
当然，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几乎伴随人类历史始终。尽管“道高一尺”，人类防控流行病技术自上世纪以来取得了前人无法想象的巨大进步，但新型病毒亦“魔高一丈”，更新迭代、层出不穷。而当代社会的精密系统性与急遽流动性在给生产生活带来莫大便利的同时，亦会被新型重大流行病突袭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破坏效应。正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构成了公共卫生重大应急事件，更给几乎所有国人的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震荡。
面对疠疫，党和国家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动员组织全国之力，进行着一场可歌可泣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吾国吾民展现出空前的团结和坚韧，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和代价，使得这场战“疫”卓具成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的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发展民生；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等显著优势，也在此次战“疫”中得到了有效而生动的诠释。上述治理优长和发展成就，无疑为战“疫”胜利奠定了雄厚的制度支撑和物质基础。
公共治理理念与技术不断进步构成“科学”与“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疠疫之下，庞大的流动人口、农村留守人员，或下岗或退休或失业或无业人员等社会经济“弱势”群体，甚至还有部分直接间接病患、各类一线“战士”及他们的家庭，却因群体性社会支持欠缺、经济资源短匮等原因，倍加缺乏抵抗风险与灾后恢复的能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跑到山顶、挨着火堆上网课的边远贫困地区少年……可以说，疫情折射出复杂多维的中国镜像，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言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无疑深植其间。
而此种“不平衡不充分”性，既体现在经济发展领域，又鲜明体现于社会发展领域中。一如十七年前的那场“非典”，承平日久的中国社会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继续暴露出令人颇为震惊的似曾相识的问题。笔者所言的“公益警示制度”，其精准含义为：保障和激励公民（包括公职人员）参与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的风险识别行动；特别是指各专业领域人员在履职过程中，一旦发现存在影响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的行为和风险信息，得以经由制度化渠道，根据权责匹配的精神，以适切有效的方式发出预警。
的确，在疠疫面前，个人终究是渺小无力的。惟其如此，个人需要国家、市场与社会进行疠疫防控上的救助。始自19世纪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最初是西方国家运用权力在患者和健康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形式的边界，干预疾病的传播，从而达到预防疾病和防止社会失序之目的。有学者敏锐地指出：传染病医学从来就不是一般的医学，而是公共政策医学，关系到公共治理的权利和规律。其取得进步的前提不是医学取得进步，而是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取得进步，以及人们得以建立“更大的社区意识”。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不断将肆虐一时、难以对治的一个又一个传染病攻克，将“天花”“牛瘟”等在词典中的条目转变为过去式，战胜传染病的进程亦不断加速。按照史蒂芬·平克的说法，“在这场胜利中，最大的贡献者是科学”。“科学的成果不仅是高科技药物，例如疫苗、抗生素、驱虫药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它还包括思想。这些思想可能很容易实践，而且事后想来也平淡无奇，但却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平克列举的一众“思想”都是逐渐常识化了的公共防疫知识与行为习惯，但完全有理由认为：包括社会治理在内的公共治理理念与技术的不断进步，构成了“科学”与“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大国战“疫”须呈现人民价值属性，呈现出其应有的温度和质感
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编著的《北京社会心态蓝皮书：北京社会心态分析报告（2014-2015）》披露：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项内容的认知状况中，北京市居民认为“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是国家层面的“富强”、社会层面的“公正”“法治”和个人层面的“爱国”；“做得最好”的核心价值是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和谐”及个人层面的“爱国”；而“最需努力”的核心价值，则是社会层面的“平等”“公正”“法治”及个人层面的“诚信”。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至为重要且紧迫者，正是聚焦于“国家”与“个人”相遇的社会领域，正是取决于能否更好地践行“公正”与“法治”的价值。为此，必须使结构性与功能性的社会领域进一步挺立，必须以发育发展健全的社会协同解决日渐凸显和日趋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须知：社会治理的对象不仅是社会整体，更是一个个鲜活真实的个体。在推进“社会再组织化”时，且莫忘记“重新发现社会”，且莫忘记提升治理“末梢”的温度与活力。“非典”过后，我们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而今，我们亟待重温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努力使改革发展成果和全民战“疫”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此外，普遍化的战“疫”叙事，不能遮蔽对呈现为一个个家庭与个体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照。大国战“疫”故事必须呈现人民战争的人民价值属性，呈现出其应有的温度和质感。料想不远的未来，此次战“疫”亦将成为中华民族的悲壮史诗，在将其“浪漫化”之前，要铭记其“血色浪漫”的底色。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曾说，“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从“非典”到新冠肺炎，我们必须有意识、高质量、实事求是地构建灾难集体记忆，珍惜、护持和善用灾难集体记忆。
麦克尼尔曾对“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s）与“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s）作出睿智区分：“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而所谓人类的巨寄生则主要是指同类中的其他人。”须知：对疠疫战而胜之，既体现为对流行病菌实现了暂时弹压，更应体现为治理制度与理念的实质性进步。正所谓：疠疫有时尽，公义无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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