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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新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 2020年9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中指出：“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发展史验证无数次的客观规律。纵览全球各国文明史，那些曾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的国家，都是顺应世界潮流，坚持开放发展理念，积极拥抱全球体系，同时在国内实行改革措施，充分释放开放红利，进而实现国富民强。而只重视内部稳定和短期得失，对全球社会发生的变革视而不见，将对外开放视为洪水猛兽，这样的国家就会失去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在全球版图中的地位也会每况愈下。
对外开放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具体表现为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结合，推动产品、资金、技术和人员等跨境交流，在最大化市场范围的情况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开放代表了国家治理的一种理念，意味着对先进事物的包容和吸收，对国际大势的顺应和强化，对全人类优秀智慧成果的学习和采纳。秉持开放的发展理念，一国才能不落伍于国际社会主流，才可能在日新月异的全球发展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之间已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存格局，推进对外开放、拥抱世界各国成为追求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后国家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
开放是大国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丧失开放精神和进取意识往往是一些大国归于沉寂的重要原因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回顾从古至今全球文明的发展历程，无论是早期的大河流域文明，还是之后的古典文明和中世纪文明，不同文明间的开放、交流和融合，是世界各地主要文明繁荣昌盛的普遍规律。世界文明史就是一部开放史，无论是通过主动平等的对外经济文化往来，还是被动暴力的征服和对抗，世界文明都是通过保持与外界密切联系来获取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正是不同文明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世界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文明因开放而强盛而发展，因封闭而落后而衰落；开放正是从古至今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驱动之一。
对单一国家而言，开放意味着充分利用外部有利条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互通有无、分工协作，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近代全球范围内多国的崛起，使得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紧密起来，各类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通、集聚和扩散，经济全球化水平不断提升。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以欧洲为核心的西方世界一直位居全球领先地位。五百多年间，世界舞台上相继出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和美国九个世界性大国。大国相继崛起的经验不一，但开放是各国绕不开的共同之处，即开放是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必要条件。
西班牙、葡萄牙借地理大发现之先机，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其勇于探索、面向全球的视野和精神使这两个利比里亚半岛小国建立了世界性殖民帝国。荷兰、英国两个海上大国相继崛起，同样凭借的是开放自由的风气、博采众长的精神，对先进航海技术的学习、对远洋探险和贸易的鼓励、对开放贸易的宽容，打造了“海上马车夫”和“日不落帝国”。欧陆大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虽然没有很强的航海传统，但是在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也从不疲倦地开辟新的世界市场。美国和日本是全球化时代兴起的世界性大国，作为国际竞争的后来者，美国从一开始就强调门户开放政策，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工具，不断扩展自己的世界市场，并在二战之后领导建立了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日本在战后的复兴正是得益于这一开放的多边体系，赢得了以往通过战争未能获得的发展空间。虽然每个大国的崛起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基础，但毫无疑问没有一个大国是通过闭关锁国来实现崛起的，而丧失开放精神和进取意识往往是一些大国归于沉寂的重要原因。
2013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在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报告中，也比较了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他们在研究中发现，1960年被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有13个国家进入了高等收入水平，但与此同时，有31个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再次陷入贫困水平。由此可见，国家经济的繁荣发展并非一条坦途。从国际经验来看，全方位实行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阿根廷、乌拉圭等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二战之前即已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此后多年固守国内市场，对外设置高企的贸易投资壁垒，寄希望于通过进口替代实现产业升级发展。封闭保守的市场体系再加上常年混乱动荡的政治环境，导致这些国家国内要素配置长期处于扭曲状态，严重阻碍了国家比较优势的发挥和经济发展潜力的释放，国家实力不升反降，经济发展沦为平庸。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东亚地区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在二战后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市场，利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大量外国资金和技术的投入，结合本地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其成功的发展经验已经成为后发国家学习研究的经典对象。在评价经济开放的影响和意义方面，上述一正一反案例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开放则兴、封闭则衰”的不变规律。
开放在中国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为经济发展带来驱动性能量
数千年历史观之，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起伏，对各时期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汉代时迎来了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第一次高峰。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为汉王朝带回了西域文明的讯息，“始开西域之迹”。后人跟随张骞的脚步开辟出可抵中亚、南亚和地中海地区的“丝绸之路”，打通了东西方文明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谱写出一曲“万里驼铃万里波”的灿烂丝路长歌。此后这条道路虽因匈奴势力再起和两汉交替而中断，但东汉时期班超重新打通了隔绝多年的“丝绸之路”，后派副使甘英出使至地中海东岸的大秦国（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将“丝绸之路”从亚洲延伸到了欧洲，促进了中原文明同中西亚和罗马文明的互知和往来。正是对文明交往和对外开放孜孜不倦的追求，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开始在全世界声名远播。
唐朝是封建中国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在这一时期达到新高度。相对稳定、安宁的边境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往来，西北“丝绸之路”通达广袤的亚欧大陆腹地，海上与日本、东南亚、西亚的交通往来达到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强盛的国力与发达的交通使唐王朝与当时世界上70多个国家建立了通使友好关系，推行“国门四开、不惧往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经济贸易往来密切，文化意识交融互补，中外政治包容吸纳。盛唐文明的绽放离不开全球各个民族和国家的贡献，也对当时世界其他国家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人类文明的相互吸纳与共同进步史上，唐朝的对外开放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正是秉持着“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才创造出“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
宋朝是我国封建时期经济、社会、文化最发达的王朝，虽然在军事上有明显短板，但对外开放方面却在唐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特别是由于陆路受阻，宋朝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宋代五大名瓷行销全球，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大发明也传入欧洲。宋朝是当时海洋贸易的霸主，无论船舶数量、吨位、航海技术都是世界之首。泉州正是在南宋晚期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唐朝仅在广州设置了一个市舶司，类似于海关，管理海外贸易，而宋朝则设置了10多个市舶司，遍布东南沿海。在这些港口城市，专门设立蕃坊、蕃市、蕃学等为往来的外国客商提供居住、贸易和就学等服务。
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的伟业将中华文明远播至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乃至非洲东海岸，是中国在历史上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但自此以后，明清政权对于对外开放的态度急转直下。为防沿海反叛与倭寇滋扰，明政府撤销了自唐朝起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并规定人民“片板不许入海”，在阻断外忧侵扰的同时，也关上了中外民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门。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极权统治、免受外部势力影响，将明朝时期的海禁政策进一步扩大，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长期“闭关锁国”使得清政府对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盲目自大，视西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为“奇技淫巧”，最终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醒了“天朝上国”之梦，给中华文明的近代史打上了屈辱落后的烙印。
汉唐两朝的中国对外开放繁荣发展，通过汲取全世界文明的营养，传播中华文明，构筑了强盛的大一统王朝。明清两朝长期实行的封闭政策，使得中华文明固步自封，国人所能摄取到的知识在数百年里僵化停滞。反观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乘工业革命蓬勃发展之势获得了质的飞跃。两者相较，中西方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急剧扩大，近代中国最终难逃落后挨打的局面，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过程同样很好地向我们诠释了开放能为经济发展带来驱动性能量。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一边倒”地面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东欧国家。通过重点引进工业部门项目，中国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进步。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终止了大多数与中国的合作项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集团一直对中国实行大范围的商品与设备禁运。囿于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被迫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之路。通过一线科研人员的艰苦奋斗，中国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傲人成绩，但整体经济状况并未得到显著的改观，特别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部门发展滞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停下脚步，但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传统话语权和资本积累不断巩固和扩大科学技术优势，产业部门不断扩张升级，国家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其他同属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充分践行开放发展理念，将内部充沛的人力优势和外部良好的发展环境相融合，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快速追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同发达国家以及东亚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1978年中国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为了推进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加快现代化建设，中国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通过吸收外资和引进技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增长和就业。进入21世纪，中国的对外开放更进一步，特别是加入WTO使得中国快速融入全球市场，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由此创造出全球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更重要的是，通过思维上的“放眼世界”，中国的发展理念不断演变、自新，顺应全球发展大势，培育出一流的国家治理能力，国际治理影响力也有了长足进步。
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的经济腾飞之路从对外开放中获益良多，过去的实践与经验愈发坚定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决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的演进。伴随着国际形势和中国发展阶段的动态调整，对外开放的内容和形式也在持续发生变化，但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变的课题，即开放是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二战结束后，一些新兴独立民族国家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做出了不同选择，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建立封闭的经济体系来实现进口替代型工业化，而另一些国家则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虽然即便在都奉行开放的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发展绩效的差异，但一个普遍的规律是越开放的国家越能实现更佳的经济发展。当前，又有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单边贸易保护措施来谋求所谓的再工业化，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只会毒化全球秩序，却无法取得其预期的效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处于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中国要辩证地认识在推进对外开放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既要为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做好准备，又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出发，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发展。
首先，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各自的优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将对外经济交往置于次要地位。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地位的持续攀升，中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只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中国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为国内外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发展机会，吸引全球商品和要素流入，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和企业，让全球共享中国市场红利，同时为国内国际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其次，把握科技创新方向，创新开放经济发展模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应用和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持续推进，深刻改变了经济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互联网经济等新业态逆势成长的案例彰显出科技进步对于经济结构的再塑造能力。中国要牢牢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契机和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充分利用自身在商业技术应用方面的独特优势，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开放市场领域的应用，培育新的国际市场竞争力，重塑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实现更高质量的开放发展。
再次，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由政策开放向制度开放转型。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赋予不同经济主体平等地位，大力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构建健全、稳定、可预期的开放体制。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抓手，加大开放制度先行先试力度，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赋予服贸会、进博会、广交会等贸易投资平台更强的市场探索和资源配置功能，进一步提高中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和效率。
最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努力打造互利互惠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体系。基于已有的国际治理规则体系，积极创新治理体制机制。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将普惠发展的理念进一步注入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各层次平台中。坚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主线，把握求同存异的治理方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进程。以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载体，促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和规则的演进升级，促进世界各国贸易投资往来和经济持续增长，书写全球各国互利合作、共商共赢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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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25 15: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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