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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新华网：中央提出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为我国未来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在疫情后，新发展格局将如何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陈道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国内外复杂严峻局面作出的战略抉择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国内外复杂严峻局面作出的战略抉择，它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疫情期间，国内外供需错位，为我国国际循环提供额外的动力。疫情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国际间原有的连通，疫情在中国率先得到控制以后生产能力全面快速恢复，为国际市场提供了很好的供给条件，所以“双循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其他国家在疫情期间保持了绝大部分需求，但供给能力受到抑制，而中国需求逐步恢复，同时生产能力全面快速恢复，这种供需错位使得中国的生产能力开始为国际需求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带来了人们生产和生活习惯的变化。海外开始接受无接触配送的线上生活和线上的工作方式，很多产品可以绕过原有的线下销售渠道，通过线上方式直接触达国外消费者。这使得跨境电商、线上销售出现了大幅增长，海外消费者和部分生产者能够直接体验到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展示机会，为未来更好地国际循环提供了基础，这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当然“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增长动力的开发和挖掘是最重要的。国内循环为主体，要求国内循环进入更高质量的畅通循环，从关注规模和速度，转向更重视质量和结构。我国一方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供给层面的堵点，畅通经济循环；另一方面推动需求侧改革，把阻碍老百姓消费、阻碍投资、阻碍进出口需求方面的制度和环节进一步疏通，开发国内需求新增长点，更便利新增长动力呈现。
新华网：您认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是什么？还有哪方面需要继续推进？
陈道富：构建“双循环”关键是如何激发中国国内需求的增长点
构建“双循环”，除了科技自立自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升级外，关键是如何激发中国国内需求的增长点，特别是以民生为导向的需求增长点。投资是引致需求，外部需求受制于外部环境，政府需求需严格控制，真正需要高度关注的可能是最终的消费需求，在收入提升和合理分配的前提下，及时响应各类合理消费需求。
在投资领域或者对于企业来说，核心是激发活力。企业家天生具有活力，具有获取利润的强烈动机。因此，关键是要在宏观上打开增长的潜在空间，开启新的时代，在微观上就是要做减法，把不必要的约束拿掉，构建清新的政商关系，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消费需求方面，可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个是“银发经济”。中国很快要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的占比大幅提高。这一代老年人有社会保障且有收入积累，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因此如何改善养老、医疗体系，如何把养老和老年人的相关需求挖掘出来，将成为“内循环”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第二个消费动力来源是新一代年轻人，特别是“00后”，所谓的“网红消费”。他们的消费习惯跟“70后”“80后”不一样。如何根据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偏好提供更好的渠道和方式，推动收入可支撑的新型消费带动中国经济循环。三是农村的潜在消费市场。数字经济打破空间约束，随着农村的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包括农村土地改革，会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村消费市场。
总之，我认为“双循环”关键在国内，基础就是如何把空间打开，把约束拿掉，手段就是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创造需求，引导供给，形成良性循环。
新华网：作为金融行业企业该如何加入到“双循环”中？
陈道富：“双循环”要求国内的经济增长进入高质量的增长阶段
对于企业而言，就是能够从过去比较习惯的经营方式和价值判断里走出来，用全新的目光来重新审视现在经济运行和商业逻辑。真正寻找到当前的时代特征。现在产业、行业都在进行数字化改造，进行数字化转型。金融可以在转型过程中共同开发，能够参与到产业的活动和决策中，使得产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衍生出金融活动，使它们相互促进、相互循环。在构建“双循环”的过程中，金融就要从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跟企业共同成长，在企业的循环过程中实现金融服务。
第二，因为“双循环”要求国内的经济增长进入高质量的增长阶段。高质量增长的背后要求金融不仅仅是服务于当前有高回报的行业，还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金融企业要平衡高经济回报和高社会价值间的关系，更多地关注包括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甚至支持国家的重点、重大战略，弥补带有政策性目标的资金缺口。
第三，中国经济在“双循环”过程中会与世界真正连通，中国和国际金融市场融为一体。所以一方面要求我们的金融真正培育出核心竞争力，有效的风险管控。另一方面，如何适应开放背景下的金融管理和宏观调控，要求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基础，提高汇率弹性，继续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强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跨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实现开放能促进改革，促进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新华网：中央提出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为我国未来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在疫情后，新发展格局将如何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陈道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国内外复杂严峻局面作出的战略抉择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国内外复杂严峻局面作出的战略抉择，它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疫情期间，国内外供需错位，为我国国际循环提供额外的动力。疫情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国际间原有的连通，疫情在中国率先得到控制以后生产能力全面快速恢复，为国际市场提供了很好的供给条件，所以“双循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其他国家在疫情期间保持了绝大部分需求，但供给能力受到抑制，而中国需求逐步恢复，同时生产能力全面快速恢复，这种供需错位使得中国的生产能力开始为国际需求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带来了人们生产和生活习惯的变化。海外开始接受无接触配送的线上生活和线上的工作方式，很多产品可以绕过原有的线下销售渠道，通过线上方式直接触达国外消费者。这使得跨境电商、线上销售出现了大幅增长，海外消费者和部分生产者能够直接体验到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展示机会，为未来更好地国际循环提供了基础，这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当然“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增长动力的开发和挖掘是最重要的。国内循环为主体，要求国内循环进入更高质量的畅通循环，从关注规模和速度，转向更重视质量和结构。我国一方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供给层面的堵点，畅通经济循环；另一方面推动需求侧改革，把阻碍老百姓消费、阻碍投资、阻碍进出口需求方面的制度和环节进一步疏通，开发国内需求新增长点，更便利新增长动力呈现。
新华网：您认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是什么？还有哪方面需要继续推进？
陈道富：构建“双循环”关键是如何激发中国国内需求的增长点
构建“双循环”，除了科技自立自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升级外，关键是如何激发中国国内需求的增长点，特别是以民生为导向的需求增长点。投资是引致需求，外部需求受制于外部环境，政府需求需严格控制，真正需要高度关注的可能是最终的消费需求，在收入提升和合理分配的前提下，及时响应各类合理消费需求。
在投资领域或者对于企业来说，核心是激发活力。企业家天生具有活力，具有获取利润的强烈动机。因此，关键是要在宏观上打开增长的潜在空间，开启新的时代，在微观上就是要做减法，把不必要的约束拿掉，构建清新的政商关系，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消费需求方面，可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个是“银发经济”。中国很快要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的占比大幅提高。这一代老年人有社会保障且有收入积累，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因此如何改善养老、医疗体系，如何把养老和老年人的相关需求挖掘出来，将成为“内循环”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第二个消费动力来源是新一代年轻人，特别是“00后”，所谓的“网红消费”。他们的消费习惯跟“70后”“80后”不一样。如何根据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偏好提供更好的渠道和方式，推动收入可支撑的新型消费带动中国经济循环。三是农村的潜在消费市场。数字经济打破空间约束，随着农村的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包括农村土地改革，会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村消费市场。
总之，我认为“双循环”关键在国内，基础就是如何把空间打开，把约束拿掉，手段就是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创造需求，引导供给，形成良性循环。
新华网：作为金融行业企业该如何加入到“双循环”中？
陈道富：“双循环”要求国内的经济增长进入高质量的增长阶段
对于企业而言，就是能够从过去比较习惯的经营方式和价值判断里走出来，用全新的目光来重新审视现在经济运行和商业逻辑。真正寻找到当前的时代特征。现在产业、行业都在进行数字化改造，进行数字化转型。金融可以在转型过程中共同开发，能够参与到产业的活动和决策中，使得产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衍生出金融活动，使它们相互促进、相互循环。在构建“双循环”的过程中，金融就要从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跟企业共同成长，在企业的循环过程中实现金融服务。
第二，因为“双循环”要求国内的经济增长进入高质量的增长阶段。高质量增长的背后要求金融不仅仅是服务于当前有高回报的行业，还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金融企业要平衡高经济回报和高社会价值间的关系，更多地关注包括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甚至支持国家的重点、重大战略，弥补带有政策性目标的资金缺口。
第三，中国经济在“双循环”过程中会与世界真正连通，中国和国际金融市场融为一体。所以一方面要求我们的金融真正培育出核心竞争力，有效的风险管控。另一方面，如何适应开放背景下的金融管理和宏观调控，要求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基础，提高汇率弹性，继续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强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跨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实现开放能促进改革，促进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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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29 09: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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