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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王好为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增长按下了“暂停键”。然而，国内新冠疫情在短期内得到了较好控制，疫情冲击并未影响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由于统筹防疫得力和逆周期政策调节，让中国经济逐季改善，-6.8%、3.2%、4.9%……前三季度经济增速“深V”反弹，成为全球唯一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国经济长期增长中枢仍然处于正常运行轨道。那么，“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趋势如何？国内经济能否保持平稳增长？这一系列关键问题亟待给出明确的答案。为保持经济发展行稳致远，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直接关系到决策者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因而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我国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
估计我国的生产函数是进行上述一系列研究的首要步骤。和大多数研究一致，本文选择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作为生产函数基本形式，然后分别测算每个季度全要素生产率（TFP）、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最后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估计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根据估算，2003年至2019年间，我国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4398和0.2369，各要素增速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GDP当季同比增速自2007年二季度达到15.0%的峰值后逐渐回落至2019年四季度的6.0%，最大的波动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后续经济刺激计划的扰动。实物资本存量增速呈现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实物资本存量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除2018年四季度外），增速始终高于同期实际GDP，但二者差距在逐渐减小。二是实物资本存量增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实物资本存量同比增速两次显著提升的主要原因分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始于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三是实物资本存量增速的中枢趋势性平缓下降。这表明，虽然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其边际效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见图表）
人力资本同比增速则经历了明显的前高后低的变化过程。2004年至2013年的十年间，人力资本处于大幅波动的高增长阶段，但随后增速降至5%～10%区间。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劳动力数量在2011年见顶后进入下降阶段，目前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已是共识；二是我们估算的去除短期趋势后的就业率呈现周期性下降，这一特征也得到了很多研究的证实。TFP代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通常被视为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据测算，国内TFP的增速在不同季度间差异同样较大，但并未表现出典型的周期特征，在绝对水平上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速依然存在明显差距。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积累进行驱动的现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科技创新动能有待进一步提升和释放。
尽管不同要素的增速在2004年至2019年间波动幅度较大，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相对平稳。实物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一直保持在49%～51%之间，并且总体上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如果将该增幅与实物资本存量同时期的累计增幅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人力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持续下降，从2004年一季度的38.40%降至2019年四季度的35.69%。这与收入法中，劳动收入份额持续缓慢下降的趋势基本一致。TFP对GDP增长的贡献总体保持震荡上升势头，重要性日益凸显。如果将TFP代表的技术进步计入实物资本范围，那么，实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幅度会更加明显。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生产函数中，依靠要素积累驱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随时间推移不断衰减，TFP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渐提升，但整体比重仍然较小，有待未来进一步提高。
疫情影响、潜在产出测算和逆周期政策效应评估
借助具体的生产函数，我们可以量化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前两个季度国内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以及客观评估政府逆周期宏观政策的调节效果。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要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跌导致的实物资本存量增速减慢，甚至因折旧短期内大于积累而下降；二是国民经济生产重启后，产能利用率的恢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三是失业率上升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减缓；四是进口占GDP比重、银行信贷占社融比重和政府消费支出下降导致TFP减小。根据测算，2020年一季度TFP以及实际使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实际同比增速分别为-2.43%、1.06%和-0.92%，二季度的数据分别为1.03%、3.10%和0.27%，而2020年前两个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8%和3.2%。显然，在原来的生产函数形式下，生产要素和TFP的变动与实际GDP增速难以匹配。这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影响了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使用数量，更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以往的投入产出关系，即生产函数本身。
然而，暂时的冲击显然不可能永久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疫情影响也会随时间逐步消退，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向原有运行规律趋近。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规律的主要指标是潜在产出。它是指在通货膨胀水平保持相对稳定和各种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总产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对应的产出增长率为潜在产出增速。潜在产出增速与实际GDP增速之间的差额被称为产出缺口。潜在产出的基本思想在于实体经济的均衡决定自然利率和自然失业率，此时的产出即潜在产出。如果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价格会率先变化，出现通胀或通缩。价格恢复稳定，意味着实体经济重回均衡。因此，潜在产出通常被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用来描绘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周期性波动，而非短期趋势性变化。
根据已有研究提供的方法，本文利用HP滤波对全要素生产率、实物资本的产能利用率、劳动就业率和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四个变量进行去势处理，将其周期性部分和短期趋势部分分离，并代入前文估计的生产函数就能得到周期性的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即潜在产出，进而计算出潜在产出增长率和产出缺口。潜在产出增长率和产出缺口有四个特征。一是我国潜在产出增速波动幅度较实际GDP增速明显更小，受短期冲击的影响更加有限。二是潜在产出增速大约在2010年年底见顶后缓慢回落，总体上和实际GDP增速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只是见顶时间稍微靠后。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速在2010年二季度后呈现平缓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潜在产出增速下降导致的。三是潜在产出增速在2008年后始终高于实际GDP增速，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减小，2018年后已不足两个百分点。四是我国当前的潜在产出增速并不低，本文的测算结果在7.6%～8.0%之间。2019年三季度，实际GDP增速触及6%关口曾引发国内学者关于潜在产出增速的一场争论。一方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速高于6%，当前实际经济增速显著低于潜在产出增长率。这一观点背后的政策含义在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有充分的发力空间；另一方则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速低于6%，当前经济增长仍然高于潜在增速。通过估算发现，当前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既没有明显高于实际GDP增速，更没有出现低于6%的情况，但产出缺口不断缩小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下，逆周期调节政策依然能发挥效力，但空间渐趋缩小。
当然，潜在产出增速和产出缺口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帮助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判断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变化，进而为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理论上，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原因主要是暂时的货币幻觉或价格刚性。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就是被动或主动地去适应实体经济，通过采取某种形式的数量规则或利率规则来稳定价格，从而让利率水平趋向自然利率，产出水平趋向潜在产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对2020年上半年政府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负面冲击而出台的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增长效应进行评价。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2019年四季度，国内潜在产出增速、实际GDP增速和产出缺口分别为7.75%、6.00%和1.75个百分点。2020年一季度，生产函数估计的潜在产出增速小幅上升至8.30%，实际GDP增速下降6.8%，导致产出缺口被拉大至15.10个百分点。2020年二季度，潜在产出增速为7.65%，而在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当季实际GDP增速快速恢复至3.20%，使得产出缺口迅速降至4.45个百分点。2020年三季度，经济全面复苏并呈现进一步加速的态势，当季实际GDP增速录得4.90%，产出缺口收敛至1.1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2020年上半年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立竿见影、成效显著。
“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趋势分析
在综合参考已有研究和深入分析国内生产要素周期性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对“十四五”期间的潜在产出增速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潜在产出增速在未来五年仍显著高于6%，趋势上保持相对平稳，并呈现先升后降的过程。潜在产出增速的高点和低点分别为7.93%和6.64%。潜在产出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实物资本产能利用率和劳动就业率的周期性下滑。“十四五”初期潜在产出增速短暂上升的驱动力为劳动就业率的暂时性反弹。根据前文对国内潜在产出增速的预测以及对产出缺口收窄趋势的判断，在整体经济环境保持相对平稳的前提下，“十四五”期间，我国实际GDP增速可能会经历冲高后平稳回落的过程，增速高点大概率将出现在2021年一季度，低基数和负的产出缺口可能将实际增速推高至10%以上；而低点将见于2025年四季度，增速或将触及5%。
实际GDP增速和潜在产出增速之间的关系具有比较明确的政策含义。2010年以前，实际GDP和潜在产出一同保持高速增长，劳动力相对丰富且资本存量仍在迅速增长，生产因素并未呈现收益递减。与国内产出强劲增长交相辉映的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需爆发式上升，这使得中国在此期间实现了实际GDP的快速增长。2012年以后，在通胀相对温和的条件下，我国实际GDP增速呈现缓慢回落之势。这说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潜在产出增长的周期性下降，而非短期趋势的影响。而且，在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增速高于实际GDP增速，且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多数时间为正的情况下，实际GDP增长率持续放缓直接意味着生产要素的边际回报率持续下降。这与我们估算的规模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一致。在现实经济中的表现为制造业比较优势开始减弱，实物资本积累变得更加明显，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投入产出比持续降低。同时，我国的产出缺口在不断缩小，这意味着政府通常在经济增速缓慢下降阶段所采用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是边际递减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症结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通过传统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将实际GDP增速长期维持在潜在产出增速之上是无法实现的，不仅如此，还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和宏观杠杆率的过快上升，进而增加经济系统性风险。
因此，我们认为中央提出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跨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出路的准确把控。一方面，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逐渐消退，国内经济复苏形势一片大好，宏观调控政策需要着眼于长期经济发展目标，实现跨周期调节。这是因为当前经济增速下降是周期性的而非短期趋势所致；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主要症结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只有“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能有效对症下药。这与此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金融去杠杆”以及“房住不炒”等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有理由相信，通过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控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在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发展，中国潜在产出增速的放缓将会得到缓解，甚至在一段时间后将恢复增速上升的态势。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创新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一方面，《建议》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再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立体化、多层面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同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在制度上推动和保障国内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建议》还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科技创新融入到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中，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应大力推动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为其注入全新的发展活力。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已然成为“十四五”期间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力发展和重点扶持的产业。同时，各项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也将陆续跟进，全面支持国内经济创新发展。可以看到，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建议》明确提出了全面提升经济发展中科技创新驱动力的要求。
根据我们估计的生产函数预测，未来五年，我国的TFP增速将从“十四五”期初的2.11%缓慢回落至1.90%附近，而同期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则会从13.74%上升至14.11%。无论是TFP自身增速还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都明显偏低，与《建议》提出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存在一定差距。这一特征与我国一直以来主要依靠技术引进而后模仿创新的产业升级路径密切相关。当前，外部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引进式技术进步”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只有将追求技术进步的路径切换至“原生性技术创新”时，国内经济发展才会产生新动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也将显著提高。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特别明确了“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只有如此，TFP的增速才有可能止跌回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实现加速上升，进而推动国内潜在产出增速出现周期性回升，并提升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和中国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
无论是创新发展还是产业升级，最终落脚点都将聚焦制造业。从最近几年工业增加值的结构数据看，高技术产业的增速始终明显高于工业和制造业，疫情后的复苏力度也更加强劲。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比重在“十四五”期间有效提升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潜在产出增速下降趋势也有望出现周期性逆转。因此，以制造业为依托，大力提升各产业科技含量将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并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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