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后的中国高质量减贫：新的使命及其世界意义

gecccn · 发表于 2020-1-3 08: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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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冲锋号已经吹响。当历史来到21世纪的第20个年头，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1月2日，是2020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人民日报头版今天刊发“宣言”署名文章《决胜脱贫在今朝》，吹响打赢脱贫攻坚的号角。那么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高质量减贫的侧重点将会如何变化？人民智库分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宋朝龙关于全球范围内的两类贫困与中国的双重使命的精彩观点。
  内容提要
  贫困的两种基本类型：
  1、自然经济时代，因为小生产者的生产条件恶劣而导致的贫困
  2、西方世界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所造成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贫困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反贫困的制度基础，具有解决两类贫困的制度能力。
  中国2020后高质量反贫的侧重点应转移到第二类反贫上
  1、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基本解决了第一类反贫困。
  2、2020年之后，第二类贫困应该成为中国反贫的侧重点。
  3、中国2020后第二类反贫困依赖于，也会反过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第一种贫困：
  第三世界广泛存在的自然性贫困
  根据2018年世界银行贫困和平等报告显示，在全球监测数据库数据（GMD）调查样本中大约54%的全球人口，其中农村地区占据了总贫困人口的79%。根据GMD数据，农村地区极端贫困率是17.2%，而城镇地区的极端贫困率是5.3%。全球主要的贫困地带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中亚、拉美等广大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地带。
  其一，因自然经济生产条件脆弱而致贫。南亚是世界上贫困最为集中的区域。南亚八个国家中，2017年，不丹贫困人口的比例为8.2%，孟加拉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无法满足温饱。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经常遭受暴雨的袭击，洪水、山体滑坡等对农业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中亚五国也是贫困率比较高的地区，地处亚欧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冬冷夏热，雨水稀少，水资源缺乏，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只有100～200毫米，气候极其干燥，是世界上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塔吉克斯坦47%的人依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其二，因人口膨胀而致贫。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也是贫苦人口集中的地区。世界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共有10.78亿人口，是美国人口的3.3倍，而GDP总产值为1.698万亿美元，只占美国2018年GDP（20.49万亿美元）的8.29%。该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快，人口密度大，人口负担重。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增长率是世界上最高的（2.7%，2019）。
  其三，因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低下而致贫。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大面积的自然经济中，只有少量的工业，吸收农村过剩人口的能力有限。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贫困人口（2015，4.13亿）。2015年数据显示，约有41%的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每天收入不足1.9美元。这些贫困人口主要是农村贫困人口，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中亚、南亚、拉美等地区，也是同样的问题，加工制造业落后，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困难，失业率高。
  其四，因资源被少数地方精英垄断而致贫。在广大的自然经济地带，能够带来垄断利润的自然资源往往为少数精英所垄断。巴西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收入前10%的人群占总收入的55%左右，而中东地区前10%的人群收入份额超过总收入的60%。中亚各国独立后，贫富差距明显加大，社会分层加剧。相当一部分人口只为温饱问题而挣扎。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其最贫穷与最富有的人口平均比例各为10%，他们之间收入相差达10倍，某些州达12～13倍（临界指标为8倍）。
  其五，因经济被世界市场边缘化而致贫。第三世界国家往往经济单一。例如尼日利亚，2008年石油产业占GDP的17%，出口的97.5%、政府收入的81%。单纯靠自然资源输出为主的经济，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南非，安哥拉近年来都面临着传统石油行业出口受挫。此外，围绕着资源的垄断和争夺，各种政治势力介入到第三世界的政局当中，造成了有些地方战乱不断、民不聊生。
  第二种贫困：
  西方国家因金融资本放纵性积累而导致的中产阶级再贫困
  第二类贫困是西方发达国家自2 0 世纪8 0年代以来因新自由主义放纵金融资本积累而导致的中产阶级再贫困。由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发表的《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Inequality Report）引用了70多个国家100多位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报告发现，自1980年以来，全球最富0.1%人口增加的财富相当于最贫穷50%人口（约38亿人）增加的财富总和。在1980年至2016年期间，全球最富裕的0.1%“占有”全世界财富增长的3%，而最顶级的0.001%富豪“占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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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报告的“ 全球收入增长分布曲线，1980～2016”（图1）可见，在美国与欧洲后90%的成人收入增长缓慢，而收入前1%的成人收入增长幅度巨大，贫富分化加剧。从图2更可以直接看到，自1980年以来全球财富中中产阶级的财富不断缩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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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金融资本通过定价权剥夺市民社会。按照自由竞争的模型，价格是在竞争中形成的。但是，发展到垄断地位的金融资本，其拥有的垄断产业具有直接的定价权。在竞争中形成价格，是企业要适应社会的条件，而垄断价格则是使社会适应自身的积累。这种定价权不是取决于产品本身包含多大价值，而是取决于消费者有多大的货币支付能力。垄断企业可以通过垄断低价打败竞争者，再以垄断高价剥夺消费者。
  其二，金融资本通过金融技术剥夺市民社会。证券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信用制度，其初衷实际上是以优质资本去动员过剩的社会资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资产证券化逐步发生了异化，变成了对中产阶级、对过剩资本持有者的一种剥夺性积累的机制，变成了大金融资本的投机性狂欢。这种基于信用和借贷的经济不可能维持资本主义的长久运行。一旦危机爆发，信用链条破裂，债务关系的冰山就会浮现出来。就像债务关系造成了债务奴隶制一样，金融资本的统治也通过债务关系牢牢支配着市民社会。
  其三，金融资本通过不动产金融化剥夺市民社会。李嘉图发现，产业资本利润率下降是因为土地所有者从社会总财富当中以地租形式提取的比例过高。地产成为金融产品之后，土地价格越来越高，金融资本整个资本利润当中，以土地所有权提取的比例越来越多。而随着地租的提升，一般产业资本的不动产成本会增加。工人的房租会增加，从而工资、可变资本都会增加。然后产业资本的活力越来越弱，竞争中的中小产业资本的经营条件越来越恶化，破产、失业成为普遍现象，制造业转移，产生了大量需要救济的贫民，这就是金融资本通过地产金融所造成的结果。
  其四，金融资本通过国债制度剥夺市民社会。在自由之主义的制度理念当中，国家是最小国家、极小国家。大量的公共性的经济权力也为私人、为金融资本家所支配。金融家越来越富，而工薪阶层和国家都越来越穷。国家不得不解决由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各种所谓公共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家不得不向金融资本举债，国家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人。国家举债所经办的这些项目反过来又承包给金融资本家。金融资本通过为国家发行国债取得了国家信用即公共信用代言人的地位，而同时国家却越来越穷，对金融资本的依赖越来越深；国家被牢牢掌握在金融家手里。
  其五，金融资本通过支配货币发行权剥夺市民社会。在美国这样典型的金融资本统治的国家中，货币发行权也是由金融资本家集团来指派的。虽然在形式上美联储表现为一个公共机构，但美联储实质上是一个由私人银行家集团支配的货币发行机构。金融资本支配货币发言权之后，金融资本就可以通过货币扩张、释放流动性等来解决金融资本的信用危机。每当金融危机将要爆发的时候，美联储就实行量化宽松的政策，把大量的货币注入到流通体系来解决金融资本的信用危机，但是这种解决危机的方式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而一次次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中产阶级、工薪阶层的一次次剥夺。通过支配货币发行权来解决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实际是通过对整个社会进行直接剥夺的方式来解救金融资本。
  综上所述，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是造成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基本原因。1980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20%的全美财富，而仅仅35年后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40%的全美财富，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则长期徘徊不前，实际上是大幅度相对下降。中产阶级大规模再度贫困化，这是当下西方民主政治遭遇挑战、民众愤怒、民众运动被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利用掀起逆全球化潮流的基本原因。
  中国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克服两类贫困的制度能力
  邓小平指出：“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只能靠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反贫困的制度基础，具有解决两类贫困的制度能力。
  其一，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克服第一类贫困的能力。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着力于重工业优先发展，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了市场推动产业分工和价值革命的作用。劳动分工的专门化提高了效率，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生产变得更专业，分工表现在所有的领域。劳动的专门化依赖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市场具有推动劳动分工的作用。资本是建立在价值生产的基础之上。在资本的积累当中，包含着价值革命，包含着价值生产、价值流通以及价值实现形式本身，即货币形式、信用形式等的革命。价值生产的革命表现在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上，表现在对社会分工的深化和推动上，表现为使用越来越少的时间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战略行业还是由国有企业所主导的。最近几年的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他们研究了经济机制设计、市场设计、行为经济学，而市场设计的这一套理论，其实非常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即社会制度宏观的设计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微观的机制是市场机制。把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有效结合起来，只有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里才能真正实现。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恰恰是可以充分发挥竞争优势，推动产业化的发展，解决人类的自然性贫困问题。
  其二，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克服第二类贫困的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克服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避免由此造成的贫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认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共存，承认对商品、市场、货币、资本的利用。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按照市场竞争的规则来经营，一定程度上寻求利益最大化。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有其重大的制度价值，就在于这一制度能解决西方自由主义制度框架下始终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即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问题。私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无法避免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和秘密，其核心的制度价值则正在于解决这个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
  其三，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在综合平衡中克服两类贫困的能力。中国在反对第一类贫困的过程中，应该做到同时避免第二类贫困，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制度性质和制度使命决定的。当然，在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这是必然的。但是，只要公有制处于主导地位，只要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像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那种因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所导致的再贫困是可以避免的。
  根据世界不平等研究机构（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内是偏低的，处于世界倒数第7位。美国半数下层人口所得占国民所得总额的12%，中国半数下层人口所得占国民所得总额的15%。中国最上层的1%富人所得占国民所得总额的14%，美国最上层的1%富人所得占国民所得总额的20%。可见，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虽然也出现了新的贫富分化，但其程度要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具有克服两类不平等的制度潜能。
  中国2020后高质量反贫的侧重点应转移到第二类反贫上
  新中国反贫困的历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新中国前30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中国反贫困事业也进入到新阶段，即进入到从以反第一类贫困为主到反第二类贫困为主。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基本解决了第一类反贫困。新中国脱胎于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概90%以上都是农民，经济成分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新中国成立以前，在我国有些地方，人们还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1949～1978年，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技突破，初步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的体系，成为世界少有的几个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农田基本建设大规模开展。
  1978年以前，一共建设了86000座水库。对大江大河、近海的治理，总体上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水平。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全球第11位。1978年以后，中国的工业体系更加完备，在联合国41个大类工业大类、207个中类中，中国具备全产业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2013～2018年，农村已累计减贫8239万人，年均减贫1373万人，六年累计减贫幅度达到83.2%，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2018年末的1.7%，其中，10个省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0%以下。
  据世界银行数据，截至2015年，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2011PPP）的国际贫困线核算，全球范围内极端贫困人口数量为7.359亿，贫困发生率高达10%，而同期中国的贫困人口1000万，贫困发生率仅为0.7%。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基本上消灭了第一类贫困即自然性贫困。
  第二，2020年之后，第二类贫困应该成为中国反贫的侧重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具有克服新自由主义秩序下金融资本放纵性积累的能力。新自由主义解除国家对金融资本的管制，把国家变成形式主义的最小国家，只维护金融资本运作的外在条件。金融资本的积累造成了债务国家，造成了国家治理能力的衰弱，而衰弱的国家不得不继续向金融资本举债，进而使国家的能力更加衰弱。在金融资本的放纵性积累下，中间阶层的再贫困化以及社会底层的失业，在西方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冲击着其政治体制。愤怒的民众被右翼政治势力所蛊惑，形成一股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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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中国在社会市场经济的运作当中，贫富分化并没有像北美那样剧烈，但是中国的相对贫困率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法国（见图3），这是值得警醒的。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保住小康社会的成果，不能避免中产阶级的再贫困化，那么势必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而这也是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使命相悖的。因而，第二类反贫，即避免出现类似西方那样的中产阶级再贫困化，就理应成为2020之后中国高质量反贫的侧重点。
  第三，中国2020后第二类反贫困依赖于，也会反过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进行了顶层设计，即通过坚持和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推动下一个一百年的发展。中国要在这个治理体系的框架下来推进2020后的高质量反贫：一方面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完成第二类反贫，另一方面要通过第二类反贫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第二类反贫依赖于也反过来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顶层设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推进现代化，这是避免新自由主义困境、避免西方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中产阶级再贫困的制度保障。
  第四，中国2020后第二类反贫的世界意义。中国2020年之前成功实现了第一类反贫困，这已经具有世界意义，是中国对世界反贫困事业的重大贡献。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中亚、拉美、中东等地的自然性贫困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都还不具备解决自然性贫困问题的一些基础条件和前提，而中国道路提供了参照。这是中国道路在解决第一类贫困中所彰显出来的世界意义。在第二类反贫困中，中国道路将更进一步彰显其制度价值。巩固小康社会的成果，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即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再度陷入而无力摆脱的中产阶级再贫困问题，这将是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对人类发展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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