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王春光:青年回乡入乡行为的动力学分析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离不开青年的作用。但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时代，青年更多的是在城市追求他们的梦想。如何让青年回乡入乡发展，则应是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破解的难题。从动力学视角深入地分析和探讨青年何以回乡入乡以及行为类型，发现虽然已经有一些青年开始回乡和入乡，但是总体而言，乡村（县域）绝大部分社会阶层的平均年龄在过去的15年间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出现明显的增长，说明青年回乡入乡并没有改变乡村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与此同时，更多的青年还是进入乡村（县域）体制内工作，他们的追求终究还是离乡，而不是真正的回乡入乡。值得关注的是乡村（县域）私营企业主的年龄在降低，也表明有一些青年在乡村找到了创业的机会和空间。要认识到，乡村再也不是青年占主体的社会，未来应该也是如此，对青年来说，只要城乡之间有自由流动和选择的政策体制，那么青年在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上就有可能和机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应有的作用。

现在，大家一说到乡村，就会说乡村“空心化”“空壳化”“空巢化”，正趋于衰败，不再是过去的乡村了。这些问题确实存在，而且还比较普遍，对此有人认为，“空巢化”不同于“空壳化”或“空心化”，前者表明农村是有人的，只是都是老人或者老人和孩子，而“空壳化”“空心化”就意味着没有什么人了。不管怎样，如此隐喻性的说法自然不一定准确，但是，对农村来说，人口减少并不一定是坏事，也是必要的，因为农村存在人口过多以及资源、环境和土地承载能力有限的矛盾。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农村就应该随着人口减少而衰退或者消亡。目前还没有人持这样极端的看法，但是有人则认为，随着人口减少，并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存续下来，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村庄消失。事实上，这样的消失早已经出现，而且消失的速度还挺快，部分村庄的消失不等同于农村或乡村的消亡。但是，部分村庄的消失是比较复杂的现象，其中有不少不是自然消失的，因此又有人对部分村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现在一些村庄消失并不是自然的过程，而大多是人为的强制结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政府的强制结果），因此，这种“不可避免论”为政府的强制行为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做了辩护。

目前农村人口减少实际上不是问题的本质或者要害，要害的是农村人口结构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中出现畸形化或者不合理化，即凡是能外出的人都外出了，最初村里留下的是老年人、儿童和妇女，俗称“三留守”，但是很快出现的是年轻妇女和儿童也纷纷离开村庄外出，剩下的大多是老年人，被媒体和一些研究者说成“空心化”“空壳化”，或者“空巢化”。这里用哪种表述为好的争论没有多少价值，而有价值的问题是，由此引发讨论的人口结构不合理的村庄是不是应该消失或者撤并？从理论上说，有人的村庄就应该保留；而且，从实践上看，那些村里看起来平时只剩下老人但是节假日则会有不少外出的人回到村里，意味着那些外出的人并不是永远离开了村庄，相反他们实际上依然看重自己的村庄，对他们来说，村庄依然是他们的生命、文化和社会归属地。在这种情况下，村庄的撤并或者消灭，是不是应该听从这些村民或者外出者的意见呢？这是否预示着表面上老龄化的村庄存在重新复活、振兴的可能呢？当然在这里我们应处理好这样的实践逻辑关系：首先，部分村庄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农村的衰落和消灭，农村还是有存在价值的；其次，村庄人口减少和人口结构不合理化不意味着村庄应该消失和撤并，当前许多村庄的消失并不是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强行撤并和搬迁的后果；再有，人口减少和人口结构不合理化的村庄并不意味着没有重新发展的可能和机会。乡村振兴甚至更早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为解决这些问题，至少提供了难得的政策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修正和改变了过去认为农村落后、愚昧和没有价值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线性现代化观念，为村庄的复活和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好的观念基础和氛围。

当然，乡村要发展和振兴，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做到的，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奋斗的艰巨事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经常被强调的要实现五大振兴（产业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其中关键的或者首要的是人才振兴，没有人才振兴，其他四大振兴都无从谈起。当然它们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而是相互依赖和支持的，比如没有产业振兴也吸引不了人才，同样没有人才，产业也难以振兴。这里想进一步表明的是，就目前乡村的人口状况而言，乡村振兴首要解决的是人口结构不合理问题，也就是如何让青壮年愿意和自主选择回到乡村，以改进乡村人口结构不合理的局面。

不能说在过去几十年都是乡城流动而没有城乡流动，也不能说城乡流动中只有年纪大的人回乡而没有青年加入。对城乡流动特别是青年回乡入乡现象，已经有不少研究和调查，提出了许多解释。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用“回乡入乡”这样的表述，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回乡”就是指本人原来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可能是以外出打工或是外出当兵、上学等各种形式离乡，后来又回到农村就业创业、居住和生活等，这里的农村涵盖乡镇乃至县城，指县域范围，因为农村不应局限于村庄，而包括小城镇和县城，当然主要还是以村庄为主。这些人到农村，就是我们所说的“回乡”行为。而与之相比的是有一些青年本来在城市出生、长大以及居住、就业和创业，但是后来进入乡村发展和生活，这里称之为“入乡”行为。与回乡相比，入乡的青年就少很多，而在不同时期入乡的情况还不一样。有关“入乡”，人们有可能会想到“知识青年下乡”，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知识青年下乡”是一场政治运动，尽管很多城市知识青年一开始饱含激情响应号召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也有一些知识青年不是很情愿地下乡，而现在的“入乡”不存在“政治召唤”，更多是他们的自愿选择，或是观念驱使，或是市场驱动等，后面会对此有进一步的讨论。所以，这里所讨论的是改革开放后在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同时出现的向乡村回流和入乡的情况或者说一种反向流动，并讨论他们何以回乡或入乡的动力学问题。

对于青年回乡入乡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张士军在《初论青年民工“回流”现象》一文中最早观察青年“回流”现象，并分析这种“回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如果我们将视野拉回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就会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联系起来考虑作者对回流现象的兴趣与原因。作者在文章开头就明确指出其写此文的缘由：“评估当前的‘民工潮’，人们只注意青年民工转移到城市的单向流程，只注意‘民工潮’给都市社会的负面影响，因而，只着眼于防范，探讨‘堵’与‘疏’的可能性”。显然，作者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认为这种只关注农民工的负面影响是不合理的，而更要看到他们兼有“双重文化职能”，将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贯通起来，促使中国走上社会发展的快车道。其中作者进一步指出青年农民工不仅仅有进城的，还有回流的，而回流的农民工带动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推进了乡村的文化变革、促进了乡村社会关系的演变、推动了乡村的产业革命。最后还探讨了两种回流模式（安徽无为模式和浙江台州温州模式）的不同作用。随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回流”现象，特别是青年农民或者民工的回流。陈如于1996年先后发表相似的文章，对青年农民回流现象进行原因和作用分析和讨论。他认为，进城青年农民之所以回流，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乡土情结”“相对剥夺”（比较利益）、需求层次的“自我发展”。

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会出现青年民工“回流”呢？是不是真的如上述研究所认为的那样呢？如果说农民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向城市流动，那么到90年代初，还只有十多年时间。“民工潮”这一提法也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是因为外出人口增多，交通工具不足，特别是那时每逢春节前夕出现车票一票难求的局面，绿皮火车车厢人员爆满，以至于连站的地方都找不到，所以媒体将其称为“民工潮”。当时整个流动还是呈现“乡城”的单向特征。但是，当时城市并不欢迎农村流动人口，他们经常被当成“盲流”，政府文件也有这样的表达，各种限制非常之多，不仅存在“相对剥夺”问题，更存在“社会排斥”，“农民进城，从被视为‘盲流’加以遏制到被定位为‘有序流动’加以引导”。当时不论是媒体还是政府，都有一种倾向，希望农民所谓“有序流动”，并希望他们中有人回乡创业，于是有媒体鼓噪着“回乡创业潮”，甚至一些学者也在写文章大谈“回乡创业潮”。“农民自发流动的过程刚刚开始，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即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引起了其发展方向的两种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民工回乡现象就进入了一些学者的研究视角。20世纪90年代末期，白南生、宋洪远等人在安徽和四川等人口外出比较多的省份的农村，对回乡创业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结果发现，回乡创业并不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形成“潮”，相反很多回乡的人都是出于无奈，还有可能再次外出：“回流原因的调查显示：因外地就业困难而返乡的被动回流呈上升趋势，因个人原因或家庭原因的回流呈下降趋势。”“返乡创业只是个别现象”；“只要环境条件适合，一半以上的回流劳动力可能再次外出”。确实，进入21世纪，农村人口外出的规模不但没有缩小，而且在快速扩大，到现在高达2.9亿以上。

但是，随着“回流”“回乡”等现象出现后，有关的研究也在增多和深化，对何以返乡这个问题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有的从体制政策给出解释，比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乃至国家发展战略对农村流动人口待在城市会有很多制约，同时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也为其回乡提供了一些机会和激励；有的从收益与成本角度去理解农村流动人口的行为，尤其是回乡行为；还有研究者从个体心理等层次上从回乡者对“家”与“业”的理解上去分析他们的行为和做法以及青年农民工的情感适应问题。有关研究开始关注到青年农民工的回乡现象，甚至是女性青年农民工现象。有研究者指出，我国进入了“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并存阶段：“在城镇化总体上尚未完成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和郊区化阶段的时候，‘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开始大量产生，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潮流”。农村流动人口返乡的原因或动机是多样的，因此，不同角度的探讨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或者解释力度，但是并不全面，当然也难以全面，而应更关注其中的重点原因或重要影响因素。

首先，农村流动人口这个群体并不是完全同质的，内含多样性，并越来越趋于多样性，这就决定了不同人“回乡”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并不都是由同一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比如，虽然农村流动人口中中青年占比比较大，但是，也有老年者，有不少50岁以上的人；自然他们也有性别差异、受教育的不同以及从事职业的区别，更有来自不同地区和乡村。不同年龄或不同性别的人回乡自然有不同的因素在催动。同样年纪大的农民工（一般在50岁以上）在考虑返乡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不同的原因、动机和影响因素，也就是说，他们既有共同的因素，比如回乡养老、叶落归根、乡土情结等，同时，也有不同的个性原因和影响因素。同样，当我们在这里讨论青年农民工回乡或入乡的时候，在考虑影响他们行为的因素时候既要看到一些共性的因素，又要意识到不同青年的不同诉求、不同经历以及不同条件的影响。目前对有关回乡青年的研究已经从总体性、一般性研究转向对亚群体（比如女性青年农民工）以及更具体的个体心理等方面的研究，但是总体上看，对青年农民工“回乡”的多样性因素和问题尤其是影响他们回乡的不同机制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多、不够和不深。实际上，对青年回乡的多样性研究反过来可以深化和丰富总体性研究。

其次，从生活现实中，我们发现，进入乡村的青年虽然不多，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或者说三十年中陆陆续续都存在，其中不仅有青年农民工回乡，还有城市青年进入乡村去发展和生活，现在对后者进村的研究基本阙如。城市青年进入乡村，不同于青年民工回乡，这里称前者为“入乡”。当我们讨论乡村发展和振兴需要青年的时候，不仅仅局限于回乡的青年，而且还应考虑到入乡的青年。这两类群体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但是他们都是乡村发展和振兴所需要的，而且入乡的青年有可能会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这也是乡村发展和振兴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基于以上两点的认识，这里将入乡青年纳入到讨论视野，并与回乡青年作比较分析，探究他们怎样得以回乡或入乡以及如何破除面临的困境得以长期在乡村获得生存和发展，最终归结对他们回乡入乡以及在乡村发展的机制分析上。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并不是所有外出青年都会选择回乡，也不是所有外出青年都选择不回乡。那么是什么样的外出青年选择回乡呢？他们采用怎样的方式回乡呢？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青年都不愿意入乡，同样，选择入乡的城市青年究竟是为什么？他们采用什么样方式入乡呢？从主观意愿来看，存在着主动选择或被动选择回乡入乡两种可能；从回乡入乡的时间长短来看，则存在着长期或者永久回乡入乡与短期或临时性回乡入乡，当然还会存在来回摇摆的状态，这里把临时或短期回乡入乡都归入到来回摇摆类之中；最近几年各地政府为了吸引青年回到家乡或者入乡助推乡村发展，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于是招引了一些青年。基于这样三种情况，这里总结出了四类回乡入乡类型：主动、被动、招引和复式摆动。

（一）主动回乡入乡

青年主动回乡或者入乡，去乡村就业或创业，改变乡村的面貌，带动乡村现代化发展。这些青年之所以采取主动行为，首先并不是受政府优惠政策驱动的，也不是政府直接用政策招引到农村的，虽然政策好坏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主要还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和需要作出决定，这里既有工具理性的作用，也有价值理性或目的理性的驱使。同时，他们中也并不是都是因为在城市待不下去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觉得在乡村有自己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或者他们突然发现乡村是他们所偏爱的地方等。主动回乡或入乡的青年，大多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有一些明显的资源优势，比如在外赚到了一笔钱，或者积累了不少经营经验，或者构筑了一些市场网络等等，他们觉得回乡入乡，可以凭借这样的优势，找到可以发展的空间和项目。二是他们有很强的自主判断和抉择能力，不会人云亦云，他们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并较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能干成自己想干的事情。三是这是一群受价值影响和左右的青年，他们会对乡村或者传统有着明显的偏好，更喜欢乡村的生活、人际关系和环境，或者他们有着强烈地改变乡村、带动乡村现代化的取向等等。当然，他们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并不是完全同质的，具体到每个人在回乡或入乡还是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和个性的。我们在全国各地农村调查，经常接触到这类人群，为了更具体地刻画这群人，不妨撷取几个案例来更具体详细地讨论一下。

当前村干部年轻化速度比较快，虽然这跟国家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年轻人主动回乡去当村干部，他们不仅仅看重村干部补贴高，而是有一定的理想抱负，至少想为自己的村庄做一点贡献，当然背后的动机并不简单。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对当村干部是有一定的冲动，也是想为村庄做一些贡献。西部某省一个偏远山区某村，其书记S就是一位回乡的青年。他最初选择回乡就是想当村干部特别是村书记。他说他父亲就是村老书记，后来年纪大了，退下来，接替他的书记乃至再后面的书记，没有一个做得好过他父亲，有的是没有能力，有的是太自私，还有的是不会处事等等，眼看好好的村庄在他们手里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如周边的村庄，越来越不如他父亲当初当书记的状态，因此S就决定回村竞选村干部，力图改变自己村的面貌，也对得起父亲的期望。当然，我们不能确切地断定他干得比先前的干部好，但是他却从村副主任干到村书记，说明他至少获得了乡政府的信任。在回村当村干部的同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即在家乡投资民宿。该村在他的带领下，民宿得到了较快发展，因为这是一个古村落，他利用政府发展民宿和古村落开发的政策，通过多方努力，成功地将自己的村被县委纳入到重点打造的村落名录里，为村庄发展赢得了机会和条件。在与他交流当中，我们发现，他确实有为乡村做贡献的意愿，这是他回乡的动力之一，但是不是唯一的动力，事实上他还是有着发展自己事业的追求，觉得他的这个村保留着古村落的样貌以及美丽的地理生态环境，适合发展民宿、农家乐和村庄旅游等，所以就想回到村里兴办民宿，而民宿发展必须以村庄旅游开发成功为前提，于是他就想凭自己的能力为村庄发展出一份力。所以，他回乡的动机是多样的，而且当村干部与开办民宿是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的动机，即开办民宿催动他去当村干部，并努力当好村干部，至少能当个把村庄旅游业带动发展起来的村干部。在这里，个人的利益与村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契合点。

杨团等人在研究乡村振兴探索的案例中发现，24位代表中有9位是回乡入乡青年，占三分之一，他们有的是当村支书（3位），有的是合作社经理（3位），有的是回乡创业（2位），还有的是城市青年入乡创业（1位），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精彩的回乡入乡故事。显然，主动回乡入乡的青年并不都是去当村干部的，更多的还是想在乡村发展一点实业，比如有的想发展有机农业，觉得有机农业的市场比较好，特别是利用电商和互联网的条件，可以将有机农业产品卖出去、卖个好价钱。对此，不一一例举。实际上不仅回乡青年有如此想法，那些入乡青年更是冲着农村的生态、有机等因素，到乡村创业。J女士是从东北某著名城市来到南方某山区县某村，流转了几百亩的农地，搞了个游玩、美食、研修和住宿融为一体的日式风格农庄。她说，她就是想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把日式的美食、生活方式介绍到中国，不仅仅是创业赚钱，更想找个舒适的地方，提高生活质量。她在当地已经居住了十来年了，喜爱上那里，企业也做得不错，招聘了一些城市青年到她的农庄上就业，更重要的是她这个农庄吸引了不少游客来居住和生活，特别是周末，游客特别多，大多是年轻父母带着孩子来体验乡村生活。游客们从中也意识到，乡村可以生活得比城市惬意、自由和轻松。所以，她觉得自己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向市民输送乡村生活价值。像她这样主动入乡的年轻人在增多，最有名的是湖州德清县莫干山，就集聚了一批从城市来的青年在那里办民宿、咖啡馆、卡拉OK娱乐店等。虽然莫干山是著名风景区，有其独特性，但是依然还是属于乡村。一般来说许多入乡青年有很强的创业意向，其中最多的是去乡村开办民宿、饭店等，需要优渥的自然人文资源和条件，特别是要在游客多的乡村位置来实施，当然他们也会带动游客的到来。入乡青年大多是时尚达人，开入乡创业和生活之先河。在他们眼里，乡村与城市没有什么差别，入乡还是进城，只是一种生活选择或态度而已。他们大多有各种奇思妙想，多才多艺，追求生活与劳动融合模式。在安徽的淮南某山村，几个年轻人长年累月住在村里，与村民一同商量如何设计和打造漂亮的村庄，谋划如何引进和发展农业产业，如何吸引游客进村带动村庄旅游。他们把自己驻村的经历和感想，配以照片和音乐，发到群里，吸引群友关注和喜爱，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去关注农村，甚至入乡寻找自己的生命、生活空间和机会。他们大多是多才多艺、能写能拍、热爱自然和乡村文化的青年，他们富有热情和朝气，给村庄带来了新活力，是活化乡村的重要力量。

不论是主动回乡的青年，还是主动入乡的青年，他们对到乡村，总体上有比较多的思考和认识，至少有自己的独特想法，而且他们不仅仅是到乡村寻找就业机会，而是会采取出乎许多人特别是村民意料的行动，会给乡村带来一般人不具有的影响。

（二）被动回乡入乡

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是主动回乡或入乡的，还有一些青年是被动到乡村去的。这部分被动到乡村的青年中大部分是回乡青年，很少是入乡青年，即使有入乡青年，很大可能是为了躲避在城市碰到的一些难题，比如在城市经营出现破产，于是乎就跑到农村待一段时间，看看能否寻找到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和机会。这些被动回乡入乡的青年都是因为在城市找不到满意的生存空间和机会，不得不回到乡村或者入乡，然后就在这种无奈、无助和无望的困境中寻找乡村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显然，他们是被动回乡或者入乡，反过来说，他们原本就是不想进入乡村的。被动实际上是有被迫或者无奈的意思，至少表现在两方面：要么是在城市找不到生存或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要么是农村有事情非要回去不可，其中有的人在两方面都兼有表现。在最近三年中，由于疫情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旅游、餐饮、娱乐、出租车、鞋服等行业受冲击更加明显，就业形势并不乐观。首先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外来流动人口，他们中有的人出现就业不稳定，有的人虽然还能就业，但每月的收入锐减，还有的直接失去了工作，继续找工作举步维艰，还有一些从事小本生意的外来人口，比如开小吃店的，卖菜的，或者卖杂货的等，俗称从事个体户生意的，也没有了生意，纷纷关门停业等。我们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调查中就发现这种情况较普遍，实际上各个城市都面临这样的困局。某沿海发达地区今年外来人口减少了20多万，他们都是因为找不到工作、生意而离开。他们去往何方呢？大多往流出地走，有的回到家乡小镇、县城或者地级市或本省省城等。与以前相比，跨省流动的人数在减少，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本省内流动和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当然也有一些人回到乡村，其中不乏青年。

被动与主动的差别不仅在于回乡入乡的动力机制不同，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回到或者入到乡村的行动和计划还是有差别的。当然会有人将被动变为主动，积极去寻找新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但是总体而言，大多数被动回乡入乡的青年是准备不够的，而且也缺乏积极寻找发展机会的驱动力，有的人还抱着继续外出寻找工作的打算和计划。即使他们回流，不少人还是回到小镇和县城，试图在那里找份赚钱的工作，或者做点小买卖。在小镇和县城就业、创业，从广义上看也属于回乡入乡范畴。除主观上准备不足外，在客观资源方面他们也不一定有比较好的准备。

（三）招引回乡入乡

当前乡村缺青壮年劳动力，尤其缺乏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为此，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吸引一些有特长或有其他资源优势的青年入乡或者回乡就业、创业。最初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去农村当“村官”，后来采用的是选调生方式，在精准扶贫中实施驻村干部和包村干部的做法；与此同时，国家还采取一些倾斜政策，鼓励大学生到中西部贫困地区支教，实施特岗教师政策，还对到乡镇卫生院当医生的大学医科毕业生给予政策支持等等。所以，我们会看到，乡镇机关、学校和卫生院乃至村委会出现了一些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就是被政府优惠政策吸引到乡村去，成为乡村的管理者、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服务人员等等，不但为乡村输入青年，而且还改善了乡村社会结构，特别是，这些人成了乡村的新中产者，对于乡村现代化产生了一定的引领影响。

我们曾去西部某县，对乡村学校使用特岗教师政策的效果，做了一些了解和考察。该县在所属的省辖内属于最不发达的地区。在国家出台特岗教师政策之前，乡村学校的教师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特别是一些课（如英语、音乐和美育等）基本上没有教师能胜任，问题是缺乏年轻专业教师，好不容易招来了一个年轻教师，但是没待一两年就离开了，或者去城镇学校当老师，或者去考研究生，或者干脆跑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他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发现如果长期在乡村当教师，连自己的婚姻问题都难以解决。但是，自从有了特岗教师政策后，该县非常积极地引进当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很快改善该县偏远乡村学校的教师队伍状况。我们去调查的时候，该县已经有1万多名特岗教师，基本上都在乡村学校。当然这些年轻教师也并不都愿意长期在乡村工作，但是由于特岗教师给的工资待遇还不错，同时，三年后特岗教师可以转为正式教师，并有机会向县城或者城镇学校调动，因此对大中专毕业生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更主要的原因是特岗教师年年可招聘，因此在乡村待三年走人，后续会有新的特岗教师接上，更有意思的是一些青年已经是恋人，双方约好一起去当特岗教师，因此就不受找对象难这个问题困扰。有了这么多特岗教师进入乡村学校，大大改善了该县的乡村教育，乡村学校学生的成绩明显改善，那里的孩子不论是初高中升学率还是大学升学率都有了很明显的提高。

另一群因招聘而进入乡村的就是大学生村官和选调生，前者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现，选调生是近几年才有的，这是两类人才。这方面研究比较多，涉及到的研究议题也很多，如大学生村官政策、培养体系、女性大学生村官与性别问题、大学生村官的长效机制问题、激励因素等等。我们关心的是他们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能否长期在农村工作等问题。有研究指出大学生村官存在激励不足的问题：“优秀大学生报名的积极性与留下的比例偏低，诸多因素制约导致许多优秀大学生村官留不下，融不进，靠不住”。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出台背景是村干部年龄偏大以及教育文化程度偏低，于是国家想通过招募大学生村官来改变这一局面，同时可以通过这一途径来为公务员储备有实际经验的后备力量。大学毕业生之所以愿意去当村官，虽然其中不乏有人真想去为乡村发展做贡献，但他们是更多的是因为没有考上公务员或者为报考公务员做准备，所以，当大学生村官只是其迈向公务员的桥梁或者跳板而已。与此同时，大学生村官中，有一些人是回到本村当村官，所以他们还是比较了解本村情况，也许能为村里做一些事，但是好多大学生村官是外来的，不但不了解村里的情况，而且不懂方言以及当地文化，结果他们只能做一些无关疼痒的事。比如，在某村一个数字电影院，一位大学生村官的主要职责是每天给老年村民播放一部数字电影；有的大学生村官干一些倒水、跑堂等招待人的工作。由此可见，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法融入到村庄和村民中去，更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除了后来考上公务员之外，大多数大学生村官各显神通去了，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大学生村官在乡村确实发挥了所期望的甚至超过期望的作用。大学生选调生的选拔要求更高，他们通常都能转变为公务员。他们更多的是在政府治理上发挥作用，虽然与乡村发展也有关联，但是直接影响难以具体体现。

至于驻村干部和包村干部，虽然不是招引的人才，而是政府派往村庄的。他们中不少是青年，对村庄的运行和发展有或多或少的作用，其中最明显的效果是增强村两委的组织能力，由于他们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相应的会带进一些财政资源、项目以及政策，让村庄有了一些发展的资源，因此各个村都希望有实权的部门派人到它们那里，为它们带来更多的资金和项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下派干部都会带来村庄所期盼的资金和项目，而真正有作用的还是少数。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一些地方政府推出培养和招聘乡村CEO，期待他们在乡村产业发展上扮演管理的角色。乡村CEO既不是村干部，又不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纯粹是市场聘用人才，以合同方式履行职责和权力，好处是他们有明确的职责，问题是不少CEO都是年轻人，大多是大学毕业不久，缺乏实践经验尤其是乡村经验，因此，大多没有CEO的能力，于是有的地方还要对他们进行培训，目前还没有显现出其明显的价值和作用，不知道未来将会是怎样的作用。

由此可见，招引一批青年才俊，是解决乡村人才问题的一个重要进路，其效用在不同领域是不一样的，正如前文所表明的那样，教育领域的效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医疗卫生、村庄治理等领域则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大。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专业对口，作用就马上体现出来，而专业不对口，尤其需要经验积累的工作，招引来的青年不一定能马上发挥作用，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接受招引的动机比较功利，即把应聘作为职业的过渡策略或者说跳板，目的是去寻找更加满意的其他工作。

（四）复式摆动回乡入乡

前面也提到过，有一些青年并不是主动回乡入乡，而是被迫或者被动回乡入乡，随时要离开，这是通常所说的摆动式流动的一种形式，另外，有的青年即在城乡之间主动采用复式摆动流动形式，一般在城乡来回跑，我称之为“城乡两栖”。当然，“城乡两栖”的不止是青年，也有中老年人。有的青年在城市的体制内就业，比如当教师或者医生，或者在某个研究院或设计院工作，他们利用自己比较机动的时间，回到乡村做一些发展的事，比如改造自己的旧房子，做成民宿或者创作，有的人还带动整个村庄发展。在浙江某个村，我们碰到在北京某画院从事油画创作的Z，他曾在北大读过博士后，出站后跟随导师在北京郊区和云南等地参加艺术乡建，后来考虑把艺术乡建引入自己家乡的村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自己家乡的村庄做成了同样的艺术乡建，即把村里的祠堂、寺庙、村委会办公楼乃至居民住宅进行艺术化改造，并利用自己的关系，吸引一些画家到该村设立创作室或者工作坊，每年还召开一两届艺术研讨会，举办艺术活动节等等，把昔日无人问津、老龄化和空巢化的老村庄变成生机盎然的新村庄，于是也有一些中青年村民回到村里跟他一起做艺术乡建。他本人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北京生活和居住，每年在北京与家乡之间复式摆动。像Z这样的青年，在其他地方也在增多，许多超大城市郊区，都会有这样的青年从事城乡交流和创业，大多数只是个人创业，只有少数像Z那样带动村庄发展；这些青年中不少人是入乡青年，而不是回乡青年，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回到自己家乡的村庄，而是作为城市青年到乡村寻求发展和创业机会，而相比于第一类主动入乡青年，他们也是主动的，但是兼顾城乡事业和生活。更多的“两栖”青年就是在就近的城镇打工，并兼顾乡村的农业生产和旅游业、乡村服务业等，他们在城乡之间分季节地来回摆动流动和生活，因此，城乡来回摆动就是他们兼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生产和生活的空间转换。在城乡“两栖”中，青年占据的不是多数，而最多的还是50岁以上的年长者，他们逐渐地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转向家乡的小镇和县城，并兼顾村庄的年迈父母和农业。城乡复式摆动的人群是多样的，有城市青年，也有农村流动青年，更有从农村进入城市并彻底城市化的青年，他们以各种方式在城乡之间复式来回摆动。城乡复式摆动与摆动流动是不同的，前者并不是没有稳定的就业和居住，而后者则是在城乡之间来回寻找就业，在城市也没有稳定的就业，在乡村也不是很稳定，这种摆动流动也可以属于城乡复式摆动，但是复式摆动比摆动流动有更宽泛的涵义，包括在城市和城镇有稳定的正规就业的青年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目的是在乡村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者同时开展创业等，有的人有乡建的理想和行动，但是这样的青年相对还是少了一些，而且他们这样做面临的障碍和制约还比较多，反过来也是他们人数规模比较少的原因之一。

虽然当下出现青年因各种原因以各种方式回乡入乡，但是并不意味着已经出现可观量的现象甚至“潮”的状态，事实上他们还只是少数，并不足以满足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发展所需。虽然一些青年主动回乡入乡，然而乡村还不能为他们提供适度的创业就业条件和机会。目前在回乡入乡的青年中有很大部分属于体制内的青年，他们属于招引回乡入乡，他们更多的是追求在体制内发展，当然他们也是乡村振兴、发展和现代化所需要的，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快地向上流动，从乡镇到县城乃至市区流动，是一种以离乡为目标的回乡入乡行动者。“中国社会综合状况调查”（Chines Social Survey，简称CSS)数据对此可以提供侧面的证据：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县域范围内的国家和社会管理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平均年龄从2008年到2021年各自分别从44.5岁下降到43.8岁、从38.9岁下降到36.4岁，私营企业主阶层从2008年37.2岁下降到2021年的36.7岁，而其他七个社会阶层的平均年龄出现明显上升：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从40.3岁上升到43.1岁，产业工人阶层从33.0岁上升到42.0岁，农业劳动者阶层从2008年的45.3岁上升到2021年的51.4岁，个体工商户阶层从2008年40.3岁上升到2021年的43.1岁，经理人员阶层从2008年的36.6岁上升到2021年的38.8岁，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则从2008年的39.1岁上升到2021年的41.8岁。从这个年龄变化中可以看出，县域范围内的年轻化主要体现在上层阶层，而中下层呈现出老龄化态势，意味着即使青年回乡入乡，大多进入体制内就业（当公务员、教师、医生等）或者创业当老板，而较少进入其他阶层，在乡村振兴中这些阶层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是其他阶层也是必不可少的，而调查数据显示后者缺乏年轻化，意味着乡村不能为年轻人进入这些阶层提供吸引的条件和机会，也是乡村发展面临的困境，比如农业劳动者阶层老龄化非常严重，将影响未来农业发展。

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背景下，乡村吸引青年的能力究竟有多大？日本的案例也许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价值：日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实施了乡村振兴或者乡村活化政策，大大改善了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生活环境，乡村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差距越来越小，但是乡村依然吸引不了大多数青年。日本政府曾制定鼓励青年到乡村创业和生活的优惠政策，但是，响应者寥寥无几，政策目标得不到实现。日本如此发达、现代化水平如此之高的村庄为什么对青年没有吸引力呢？关键原因在于乡村的生活和发展机会还是不如城市那么多样和丰富。乡村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单调，没有城市那么多样，满足不了青年求新求异的多变需求，而且青年也会考虑自己和子女今后的社会流动机会问题。中国的情况显然与日本还是有很多差异：首先中国还存在一批在乡村出生、成长起来的青年，他们对乡村还是有一定的情感和认同。其次，市民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体制和结构性的制约，因此他们难以彻底实现城市化、市民化，因此其中有一些人会退而求其次，回流到乡村，特别是在国家有更多优惠政策支持下，会有一些青年可能选择回乡入乡来寻找发展机会。最后一个可能因素是城乡交流比以往更方便、更快捷，特别是在互联网科技日新月异以及交通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进城返乡十分便利，不存在太多的时间、经济和空间成本。

目前中国乡村吸引青年的问题或者羁绊是，农村资源要素还需要得到有效的激活，青年回乡入乡至少还存在明显的市场机制障碍，不能有效整合农村各种资源，由此限制了他们的回乡入乡积极性和动力。所以，农村社会经济体制和政策改革还是激活青年回乡入乡的关键机制。与此同时，进一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尽快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实现均等化，在乡村享受到更多的城市般现代生活服务，也是青年回乡入乡的保障机制。但是，要认识到，未来的乡村不可能是青年占多数的社会，大多数还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生活的场域，对青年来说，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选择，不存在政策和制度性障碍，将可能是未来乡村的图景。（来源：乡村发现转自：《青年探索》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