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京津冀地区养老金长寿风险度量与应对机制

赵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寿命延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由此引发的长寿风险将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造成较大冲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郑伟等，2014）。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部署的重大国家战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坚持问题导向，就需要深刻掌握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面临的“卡点”和“瓶颈”。其中，京津冀养老保险制度呈现割裂状态，人口在区域间流动时养老保险账户转移接续存在一定程度的壁垒，阻碍了经济资源的循环畅通。上述问题的原因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差异较大，由此导致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将会遭受不同程度的长寿风险冲击（郑功成，2017）。为应对不断积累的长寿风险与区域间人口死亡率非均衡变动的不利后果，本文建立符合人口寿命特征的人口死亡率预测模型与长寿风险度量模型，并构建应对长寿风险冲击的偿付能力评估机制，为推动京津冀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郑秉文，2015；何文炯，2019）。

当前针对长寿风险度量理论及中国应用实践的研究已形成了丰富的成果。首先，从长寿风险度量理论的研究来看，长寿风险被定义为个人或总体人群未来实际寿命高于预期寿命的风险（Borger， 2010）。Olivieri（2001）将养老金看作生存年金保险，通过计算其精算现值随死亡率变动，度量了由死亡率降低的不确定性对养老保险基金充足性的影响。Olivieri &Pitacco（2003）通过计算长寿风险的偿付能力资本要求（SCR），度量了美国第二支柱养老金的长寿风险，并发现未来30年美国企业年金制度所面临的长寿风险冲击不容小觑。Plat（2009）的研究显示，使用偿付能力资本要求指标度量养老金的长寿风险是科学的。Richard（2011）提出了基于在险价值法（VaR）和偿付能力资本要求的长寿风险度量统一框架，测度了欧盟委员会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下的养老金长寿风险。

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长寿风险度量的实践来看，马骏等（2012）从养老金支付缺口的视角，度量了2013～205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的支付压力。王晓军、米海杰（2013）基于精算和会计原理，测算了养老金支付缺口，并分解出了长寿风险的影响程度。祝伟、陈秉正（2012）度量了长寿风险对保险公司个人年金产品的影响，并进一步对社会养老保险中的长寿风险进行了度量。王志刚等（2018）采用Bootstrap方法将研究拓展到死亡率的分布上，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年金保单组现值的分布，度量年金保单组长寿风险的VaR值及偿付能力资本要求。赵明等（2019）建立了年龄轮转的随机死亡率模型，对我国养老金长寿风险进行度量，结果显示传统度量方法低估了长寿风险对养老金体系的冲击。

综上可见，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受到长寿风险的冲击存在异质性。我国当前的养老金以省级或市级统筹为主，单独度量省市之间的养老金长寿风险十分必要。鉴于此，本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借鉴欧盟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理论，构建养老金长寿风险度量指标，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与1%抽样调查数据，对京津冀地区所面临的长寿风险进行评估，并从延迟退休、利率和生命表极限年龄等方面给出了长寿风险的应对机制。

二、京津冀地区长寿风险度量方法（详见原文）

三、数据来源与精算假设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死亡数据，包括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及1995年和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针对北京和天津两市利用1990年、1995年、2000年、2010年死亡率数据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及死亡率预测；对于河北省利用2000年、2005年、2010年死亡率数据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及死亡率预测。

（二）研究设计与假设

本文从个体视角度量养老金体系面临的长寿风险，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一个60岁男性个体，假设其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且具有养老金领取资格，每年领取的养老金为1单位，进而度量该个体由于寿命延长（死亡率降低）对养老金体系所产生的长寿风险。由于我国当前并行的养老金制度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等制度，这些制度的领取标准和相关政策均存在较大差异，而本文度量的是一个标准个体未来死亡率降低对制度带来的长寿风险冲击，实质上与制度类别没有关系。但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涉及面最广、当前存在的问题也最为严重，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的个体，后文的结论与政策建议也限定在该制度下。

进一步，结合京津冀地区死亡率数据较少的现实情况和实证分析的需要，本文做出如下假设和参数设定：

第一，本文选取国民生命表测算京津冀地区养老金精算现值及长寿风险。假设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京津冀地区全省（市）的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死亡率数据是度量长寿风险的较好选择。根据终极生命表的编制的基本思想可知，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一般是3～5年），任何保险计划的参保个体的死亡率都会接近国民生命表中的人口死亡率，对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不例外，这是本文使用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死亡率的理论依据。

第二，假设京津冀地区死亡人口在一年内服从均匀分布。本文利用的初始死亡率数据是基于年中人口计算得到的中心死亡率，在年内死亡人数均匀分布的假设下有：

第三，参考现有的国债收益水平及银行利率水平，假设折现率为2.5%。

第四，以2010年为本文研究的基期，长寿风险的度量值均是基于2010年的死亡率水平测算出的结果。

第五，根据我国现有的生命表的基本设置，假设京津冀地区人口极限年龄均为104岁。

四、实证分析（详见原文）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借鉴欧盟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理论，构建养老金长寿风险度量指标，对京津冀地区所面临的长寿风险进行度量，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差异较大，人口死亡风险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因此所面临的长寿风险冲击不平等。其中，北京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最高，其次是天津市，河北省最低，而人口寿命最低的河北省所面临的长寿风险最大。第二，延迟退休年龄是应对京津冀地区养老金长寿风险的重要机制。延迟退休对女性养老金支付压力的改善程度均要大于男性，建议可以参考国际经验采用混合生命表来测度未来养老金支付压力。此外，实际中延迟退休政策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建议采用渐进式或弹性退休政策，既要注重经济上的效率要求，也要注重社会学中的公平要求。第三，利率机制在京津冀地区应对养老金长寿风险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提高折现率，能够有效降低养老金的支付压力，这种效果对于缓解较低退休年龄者的养老金支付压力效果最为明显，随着退休年龄的提高，改善效果逐渐减弱。然而，较高的折现率假设，需要养老金系统能够产生理想的预期回报率，一个健全和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必备的前提和保证。最后，调整极限年龄并非是应对长寿风险的有效机制。

综上可见，调整生命表极限年龄无法有效应对养老保险制度长寿风险，而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面较广、涉及利益群体较多，推行过程具有一定的社会阻力。只有利率机制，既能够有效对冲养老保险制度中的长寿风险，又属于市场化手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需要设计一个制度框架发挥利率机制的作用。其中，北京市具有更优质的市场主体、更活跃的经济环境，养老金的资产配置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率，而天津市和河北省相对不足。因此，本文建议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框架下，建立京津冀地区养老金内部调剂制度。该制度主要以养老金资产配置的收益部分作为调剂金，本质上是发挥了利率机制的作用，平滑京津冀地区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非均衡长寿风险。在实践操作中，建议首先在京津冀内部地区间进行基金余缺调剂，保证三地区内部没有养老基金缺口，进而再与其他各省份进行基金互济余缺。京津冀协同发展本质上应该是经济一体化及资源一体化，北京市可以向天津市和河北省疏散非首都功能的市场主体，同时天津市和河北省能实现无障碍对接。其中，养老保险是关系到民众重大利益的社会制度，若京津冀三地间制度差异较大，特别是未来制度所面临的长寿风险冲击存在较大差异，会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因此，可以将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对接我国当前养老金全国统筹制度，实现京津冀内部的养老金互助调剂，不仅可以实现长寿风险在三地区的分散，而且能够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减轻北京市疏散非首都功能的压力，降低企业和个人在京津冀三地区间流动的摩擦。此外，此举还可以降低养老金筹集划拨过程中的中间损耗，节省中央政府的人力物力。

总之，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不仅涉及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问题，也涉及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合理度量京津冀地区的长寿风险，并为京津冀地区养老保险制度协同发展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是一项具有较强学术与实践价值的工作，同时也具有较大挑战。因此，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未来将会进一步做更加细致和全面的探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京津冀现有人口结构问题、预期寿命问题、长寿风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死亡率指数衍生产品、长寿风险带来的社会管理中的其他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