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苏毅清等：​“外部激活+内部重塑”下的公共事物供给

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来看，乡村持续转型与发展先后经历了以“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为表现形式的外源式发展、以本地化社会动员行动为核心的内源式发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作用的新内源发展三个阶段（马荟等，2020）。其中，新内源发展阶段强调乡村内外部力量的互动，并将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作为最核心和最根本的目标（叶林和雷俊华，2022）。在新内源发展阶段，内生动力是乡村发展的根本，外源动力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手段，实现由外源动力主导向内生动力主导的转换是实现新内源发展的关键（王兰，2020）。然而，乡村外部力量如何有效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从而实现乡村的新内源发展？这至今仍然是在理论上未得到充分探讨、在实践中也未获得重大突破的难题。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乡村内外部力量的互动是通过何种机制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

新内源发展理论指出，乡村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需要时刻协调与外部力量的关系。比如，在自然资源的使用中，乡村要不断地协调外部的资源开发者和内部的资源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一过程往往体现为“自上而下”的外部力量与“自下而上”的内部力量之间的互动。因此，新内源发展理论所提供的最重要的逻辑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需要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两大基础条件，且内外部力量实现互动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逻辑前提。

自主治理理论主要回答了如何实现公共事物的可持续供给问题。自主治理理论最重要的结论是：实现公共事物可持续供给的关键是通过对资源系统内部规则的反复应用来产生促进各参与主体实现集体行动的制度，并在这些制度的保障下实现资源使用者对公共事物的有序供给与使用。自主治理理论所提供的最重要逻辑是：乡村内生动力的激活过程，实质上就是通过制度设计来促进集体行动，从而形成公共事物供给的过程。这就为人们探索乡村内外部力量的互动机制提供了逻辑基础。

十丈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福绵区福绵镇，在车陂江边上，距离福绵区城区4公里，共有居民450余户、1700余人。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十丈村的大部分劳动力流向城市，留村的居民以老人、儿童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村内的池塘因村民随意倾倒垃圾而变得浑浊，大部分房屋因无人居住而年久失修，村内的古戏台也被拆毁，用作宗族议事的议事厅也鲜有人“光顾”。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玉林市福绵区政府在十丈村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项目在2018年9月正式完工。项目实施后的十丈村大力推进农旅产业融合，吸引了大量城市游客与周边居民来此游玩，迅速成为玉林市家喻户晓的美丽乡村。村内原来外出务工的年轻人近几年已有60%选择回村发展，仅2019年春节期间十丈村吸引的游客数量便突破20万人次，村民能够从分红中获得的收益人均在2000元以上。同年，十丈村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第一批精选试点村，并被农业农村部评为2019年度“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一）外部激活：政策推动下的外部资源注入

1.中央政府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从战略层面为乡村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由此各地方政府得以依据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推进各地乡村的发展、解决乡村问题。

2.地方政府为乡村建设筹措资金。福绵区党委、区政府整合乡村发展资金，形成了乡村振兴示范建设专项资金。这一专项资金汇聚了扶贫项目资金、林业部门的绿化项目资金、财政部门的“一事一议”项目资金等，项目资金共计1000万元。福绵区政府因地制宜地确定了十丈村以发展乡村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路径。由此可见，地方政府是激活十丈村内生动力的外部力量之一。

3.政府派驻第一书记为乡村建设提供领导力。为了解决十丈村公共领导力不足的问题，福绵区政府向十丈村选派了驻村第一书记来主持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实施工作。由此政府派驻的驻村第一书记就成为了重新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外部力量。

4.社会力量为乡村建设提供专业规划。为保证项目的科学性，福绵区政府引入乡村建设设计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参与项目实施地的选择与规划，并成立了福长公司，由该公司负责项目施工。工作室本着“把乡村建得更像乡村”的设计规划理念，对十丈村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工作室作为社会力量，联合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政府力量，共同在十丈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中发挥作用，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提供了外部动力。

1.基于利益分配制度的乡村内部规则的重建。为了推进项目实施工作，十丈村村民理事会在福绵区政府的指导下建立了新的利益分配制度。房主以入股租金获得项目相应的股份，股份是后期分红的依据。根据这一利益分配规则，福长公司以现金形式出资1000万元，占项目72%的股份。合作社拥有项目28%的股份，其中：23%的股份按照房主应得租金分配给各个入股的房主，其余5%的股份由合作社所有。

2.社会资本的重建。首先是社会网络规范的重建。为了保证村庄的长期和谐与发展，在第一书记、村民理事会的协商下，由工作室主持设计并建立了处理村内日常纠纷与冲突事务的“十丈亭”。凡是违反该村规民约、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的村民，都会受到处罚，并且会被其他村民疏远。可见，村民理事会的建立，实现了十丈村社会网络规范的重建，为促成村民合作、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提供了保障。

其次是信任的强化。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村民之间原本弱化的信任也渐渐被强化。在村民与合作社的关系方面，为了更好地实施项目，十丈村村民组建了集体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合作社是以村民的信任为基础产生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代表了村民的共同利益，因此，村民对合作社具有较强的信任度。

最后是互惠关系的重建。根据利益分配规则，村民拥有参与项目收益分配的资格，并可以在未来持续性地享受乡村发展红利。十丈村的村民通过合作社与政府、市场主体保持互动，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策与“自下而上”的自主性、地方性规则的有效匹配，最终实现了互惠关系的重建。

1.具有乡村特点的自然风光。在项目完成后，十丈村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和改善。首先，原本随处可见倒卧在村内的枯树，已被修整得整整齐齐；道路两旁的毫无生气的草丛，也已被修剪得郁郁葱葱，构成了自然气息浓厚的乡村自然风光。其次，村内的池塘得到了清理，原本几乎被废弃物占满的池塘变得清澈见底。最后，十丈村建立了整村的三级废水处理系统，构建了村内良性水循环系统，这使得池塘内的水及其周边花草树木等乡村自然风光得到了持续性的保护。

2.具有自主治理特征的制度规则。良好的自主治理制度既需要人们的参与，也需要使参与者获益。在落实项目过程中，为了推动乡村内外部力量的有效互动，十丈村在第一书记的引导下分别成立了处理村内事务的理事会和对接外部力量的集体经济合作社，这就从促进参与和使参与者受益两个方面确保了自主治理制度的形成。

3.具备地域特色的人文景观。首先，项目清理并修复了村内的古井、戏台等人文景观，恢复了定期看戏的风俗，为十丈村村民、周边村民和外来游客提供具有岭南特色的娱乐活动。其次，在房屋修复过程中，项目尽可能还原十丈村原有的乡村房屋布局，保留房屋原本“青砖红瓦”的传统建筑风格。最后，项目修复了村内年久失修的议事厅，将其改为“十丈亭”并作为按照村规民约公开处理村民纠纷与冲突的场所。十丈村最终找回了充满地域特色的乡村人文景观，为吸引周边居民和开发具有乡村特色的新业态奠定了基础。

1.具有乡村特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促进了乡村资源的开发。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是乡村能够获得持续性收益的核心资源。项目实施后，十丈村拥有了具有乡村特点的自然风光和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文景观。城市游客被这种在城市中无法看到的风景吸引，或是到十丈村体验乡村生态环境，或是到十丈村摄影与休闲。十丈村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不断地吸引着城市游客和周边居民前来体验和消费，成为十丈村能够持续获得经济收益所依赖的核心资源。

2.具有自主治理特征的制度规则促进了居民对乡村发展过程的参与和控制。一方面，在项目建设期间，十丈村重组了村民理事会，优化了村民理事会制度和村规民约等自治制度。而村规民约则成为村民理事会处理村内事务的具体制度规范，保证了村民能够平等地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另一方面，村民以出租房屋的租金入股获得了项目的股份，使得村民能够对乡村发展过程享有一定的控制权。这将村民个体发展与村庄发展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促进了村民的参与。

3.具备地域特色的人文景观促进了村民的地方文化认同。一方面，良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支持了十丈村第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增加了村民对乡村发展的认同。另一方面，十丈村特有的南方清雅秀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众多城市居民前来观赏，同时，古井、戏台、知青院等人文景观也成为十丈村吸引城市消费者的重要人文景观。在十丈村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村民通过利益分配制度分享到了乡村发展红利，而乡村发展红利的获得增加了村民对乡村发展的认同。

当乡村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促使乡村形成能够惠及全体乡村居民的公共事物时，乡村的内生动力就能够成功地得到激活。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十丈村产业发展必然会给乡村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存续带来持续的压力。乡村良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具有公共事物属性，对此二者的有序使用与妥善维护要在由良好的制度所保证的集体行动中才能实现。由此，若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所代表的公共事物能够惠及全体村民，则村民就能够在公共事物所提供的经济激励下，共同推动制度发生适应性变迁，保证乡村公共事物的存续，进而实现公共事务供给和经济激励的良性循环（Su et al.，2022）。这正是实现乡村内生动力持续生发的关键。

一方面，城乡中国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创造了机遇。其一，城乡中国为乡村提供了多元化的外部力量。在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情境下，多元化的外部力量进入乡村，带动大量城市要素向乡村流动，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提供了基础保证。其二，城乡中国为乡村实现内部规则的重塑提供了更具开放性的可能。传统乡村的内部系统是封闭的，乡村自古以来延续的是较为固定的规则与制度。而城乡中国冲破了传统乡村系统的封闭性，为乡村在内外力量互动中实现内部规则重塑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乡村内生动力被激活也能进一步促进城乡中国的进程。若要进一步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尤其是促进要素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需要不断重塑与创新乡村治理结构和治理规则，推动本地村民参与甚至主导乡村资源开发过程，由此承接与消化从城市流向乡村的各种要素。可以看到，城乡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这些条件，恰好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使乡村资源得到有效开发以及村民深度参与乡村发展的现象高度吻合。由此，乡村内生动力的激活，能够进一步推动城乡中国的进程。

本文研究为解决中国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所出现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提供了政策启示。本文研究指出，无论政府采用哪种方式来推进乡村振兴，只要能够供给出惠及所有乡村居民的公共事物，政府等外部力量就能为乡村培育出能够使乡村自主走向振兴的基础条件与核心力量，由此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本文研究认为，若乡村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形成了能够惠及全体乡村居民的公共事物，则乡村内生动力就能够得到成功激活。这就为在实践中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提供了良好的抓手。目前学者们已经总结出了诸如“新型集体经济”（王辉和金子健，2022）、“乡村再组织”（于水和赵若言，2022）、“共建共治共享”（周立等，2021）等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可行性路径，但现有研究难以直接总结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一般性机制。本文关于十丈村案例的研究所探索提出的乡村公共事物供给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共生关系，回答了实践中“依托什么来培育和发展内生动力”的问题，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提供了实践依据。（来源：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