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新生代返乡农民创业及其对农业转型的影响

周娟 万琳（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由此产生了农村的“空心化”现象，以及对土地抛荒和农业后继无人的担忧。在此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积极推动以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来推进农业的转型。但是，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空间格局已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由东部向中、西部回流返乡就业的农民工逐渐增多，绝大多数返乡农民工仍在非农产业实现了就业，一小部分返乡农民从事了农业。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后，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联系在了一起，国家在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同时，也鼓励返乡农民工进入农业领域成为职业农民或者到村任职。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后，则鼓励农民工投身质量兴农建设，返乡农民工被作为乡村振兴人才的来源之一。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因国家政策的鼓励以及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返乡从事农业和进行农业创业的年轻农民工越来越多，青年农民已成为农村世界里“创业的一代”。有学者指出，以往研究多集中于返乡农民工在非农领域的就业和创业，而对进行再农化就业的返乡农民工研究则被忽略。在已有的研究中，一些研究主要从返乡农民角度，考察其适应性以及如何适应的问题。杨发萍指出新型职业农民为返乡青年农民工再农化提供了实践取向，并赋予了其职业化属性、专业化属性及市场化属性;梁伟和陈锋则考察了这些返乡青年职业农民的经营特征以及对村庄社会的再嵌入过程，发现青年职业农民通过“自己人”身份，以及通过主体嵌入、关系嵌入和政治嵌入充分获取了发展资源以实现事业的成功[6];梁栋也通过对某镇31个青年农民的个案研究发现，青年农民从事农业面临市场困境和组织化缺失的问题，但个别返乡的青年农民会利用从丰富非农流动经历中获得的多种资本进行创新性农业生产，从而实现突围。同时，一些研究则强调了这些返乡青年农民进入农业进行创业的社会功能，如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与转型、促进城乡融合、增加农民福祉，促进现代农业发展、重塑乡村社会秩序、提升村庄治理效能，有利于乡村振兴的各个方面的发展。

在农民工返乡已经成为人口流动的新趋势，以及年轻的返乡农民工选择经营农业、在农业中创业越来越普遍的背景下，以上研究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并对其特征和对乡村社会的意义进行了描述和呈现，发现了其与老一代返乡农民工的异质性。那么，作为“创业者”返乡的青年农民，其农业经营与老一辈农民有何本质不同?只有抓住了其与“老一代农民”或者说与“旧农业经营方式”的本质差异，才能去讨论这一群体的返乡及其农业参与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的意义。本文以河南兰乡合村为例，结合在全国其他地区的田野经验，从农业经营的角度，考察新生代返乡农民农业经营的特质及其与老一代农民的本质性差异，并从农业转型的角度考察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笔者从2020年到2022年在山东、浙江和河南等地的调研，都发现了较为普遍的年轻农民工返乡进行农业创业的现象，且其经营逻辑一致。本文以河南兰乡为例，调研是在2022年8月进行的。

1.案例概况

河南兰乡位于黄河中下游，在农业类型上是典型的粮食种植区，主要种植玉米、小麦和花生。兰乡属于全国第一批脱贫摘帽区，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从2016年开始，当地政府在全县范围内积极推进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在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当地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农业产业发展的支持。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合村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种植哈密瓜，尝试发展大棚哈密瓜产业，并逐步扩大了规模。合村共计388户1360人，1907亩耕地，基本都是种植玉米、小麦和花生。在种植哈密瓜之前，2014年和2015年时，曾有村民在小范围内尝试种植玫瑰花，但并未成功。2016年，在县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下，开始尝试建大棚种植哈密瓜，第一批一共5户农户，建了11个大棚进行种植，其中1户为村干部，4户为建档立卡户。第一批棚的经营比较成功，此后，在政府的扶持和补贴下，建棚面积不断扩大，到2022年调研时为止，已建成大棚178个，总面积400多亩，由27户农户在经营。

与2016年最初发展大棚时主要经营者为建档立卡户不同，到2022年8月合村的178个大棚中有144个是由4个返乡农民在经营，其中最大经营规模是72个大棚。4个经营者在回村种大棚之前，有3个在外务工，1个在外做小生意。并且返乡农民建大棚的需求还在扩大，就在调研期间，另1个返乡农民的50亩大棚正在筹建中，只等耕地上的作物秋收完成就开工，如果不是建大棚受国家“非粮化”政策约束，返乡者可能会更多。剩余的34个大棚则由23户农户在经营，平均每户不到2个大棚。除特色产业外，合村大田作物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也在加速推进中，种植者也都为较年轻的返乡农民，只是不是本村的返乡农民。

兰乡的其他村与合村情况类似，大多是从2017年开始发展特色产业，此后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推动特色产业发展的力量，一部分来自政府扶持和推动，另一部分则来自返乡农民的参与。兰乡各村特色产业的发展过程和人员结构都与合村类似，最开始只是由村干部带头，少数建档立卡户参与，然后在返乡农民的参与下，规模迅速扩大并发展起来，并且少数返乡农民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经营面积，大田作物的规模化种植更是如此。可以说，返乡农民在兰乡的农业产业发展和农业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返乡农民的参与和规模化经营，即使有政府的补贴，也很难推动当地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而一旦不能形成产业规模，就无法形成市场的规模效应，最终也就难以发展出地区性产业。

合村以及兰乡的返乡农民大多是在2017年之后涌现的，这与乡村振兴背景下当地政府对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视和支持密不可分。当地政府一方面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大棚特色产业建设良好硬件条件;另一方面，对建设大棚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建设一个大棚政府补贴6000元，占大棚建设成本的2/3。同时，通过村干部对在外务工的农民工进行动员，动员其回乡创业，合村的5个返乡创业者中有3个都是因村干部打电话动员而回村的。

2.老一代农民的经营特征

在乡村振兴和大力发展农业产业的背景下，合村以及兰乡的返乡创业农民的共同点在于:一是多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二是其返乡以及对农业的选择是主动的，是基于创业目的。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进城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出路，最后从城市返乡以及返乡后选择从事农业，是因为在城市再难找到工作，回乡从事农业是其老后生活的最好出路;也不同于早期因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由国际金融危机催生的返乡农民工，以及因各种原因不得不从非农就业中退出而选择返乡务农的农民工，返乡再农化是一种被迫选择。新生代农民返乡选择从事农业是杨发萍所说的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一种理性的职业选择，是林龙飞所说的基于个人意义构建的主观性价值行为，对于他们，“返乡是发展，进城是退路”。为了区别，本文将其称为新生代返乡农民，而将“50后”“60后”的农民称为老一代农民。也正是因为动机和出发点的不同，新生代返乡农民在农业经营实践中，具有与老一代农民不同的经营策略，进而推动着农业转型的加速。

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一代农民，是从集体经济时期的农民过渡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代的农民。这一代农民有集体劳动的经历，有以家庭为单位在村庄共同体内进行互惠劳动、共担生产公共品供给以及共同生活的经历，还有缴纳国家粮和农业税费的经历，村庄构成其生产生活以及价值生产的场域，他们是最后一批传统意义上“生产生活一体、生产消费一体”的小农，是费孝通所说的具有“土气”的、“粘着在土地上”的农民。虽然他们也可能出去打过工，但其打工的目的、最后的归处仍是乡村，即他们的生活重心仍在乡村，进城务工是小农兼业的一部分，目的是服务于在农村的家庭生活，是为了在农村获得更体面的生活、在村庄竞争中胜出，其农业经营是典型的小农经营，是农户经济的一部分。

合村大多数老一代农民都选择种植传统粮食作物而不是发展特色产业，无论是兼业种植还是专业种植，都保持维持性经营的状态，既不做更多投资，不想扩大规模，也不想发展特色产业。而少数参与大棚种植的老一代农民，也都倾向于种植投入少的小棚以及只种少量的棚，其典型经营模式是:老两口种1个或2个棚，经营面积根据家庭劳动力的情况而定，家庭劳动力强就种2个或者面积稍大一点的棚，家庭劳动力弱就只种1个或面积小一点的棚，基本不雇工或雇少量的工，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完成经营。其经营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资本投入少，无论是前期的建棚投入，还是后期的生产投入，都较少，基本不需要负债经营;二是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完成生产。大棚种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营者的辛苦度极高，不仅起早贪黑，棚内作业环境也很恶劣。

斯科特通过对东南亚小农的研究发现，在“生存经济”下，东南亚小农的经营策略是“安全第一”，是厌恶风险的风险规避型农民。对于老一代农民来说，其年事已高，资本积累有限，都经历过集体经济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艰苦时期以及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内卷化”过程，无论是现实条件还是其具有的“历史记忆”和形成的“惯习”，都让他们倾向于选择保守经营:减少投资，规避风险。减少资本投入、规避风险的可用策略就是尽可能地用劳动力的投入代替资本的投入。其用于增加收入的策略通常有两种:一是加大管理精细度，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来增加收入;二是增加种植面积(在家庭劳动力可经营的范围内)来增加收入。但无论是哪一种策略，从本质上来说都是通过追加家庭劳动力的边际投入来增加收入。获得的经营收入，从本质来说其实是其劳动力报酬，用他们的话说:“把我们投入大棚的时间拿去打工，也能赚个十几万，只是打工没人愿意要我们(年龄大了)。”即使在主观上有努力增加种植收入的意愿，但从家庭发展的角度，其经营实践仍是维持型经营而非扩大再生产的经营。

3.新生代返乡农民的经营特征

不同于“50后”“60后”的老一代农民，新生代返乡农民绝大多数都未从事过农业，其“前身”更多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农民工，而非农民，他们是“脱嵌”于农村和土地的一代，其生产生活经历与老一代农民是断裂和分割的，而非继承和接续。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其初职多是“非农工作”，返乡作为农民进行创业是其主动进行的职业转向。当他们返乡接手农业的接力棒时，所期待的是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少于甚至多于在城市务工的收入，经营的规模化、现代化就成为其内在需求。这种身份和心态的不同，也使其在从事农业经营时，所采用的经营策略与老一代农民具有显著差异。当新生代返乡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加入到农业转型的过程中时，就对农业转型的微观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合村回村种植大棚的5个年轻人，回村之前，在城市中都有工作，有相对较稳定的收入，且已在县城安家，但听说种大棚能挣钱，一个棚平均能挣1.5万元，并且村庄的基础设施已经建设好了，宜居性较好，便决定回乡创业。5个回乡的农民，最小经营规模是12个棚，最大经营规模是72个棚，按一个棚1.5万元的纯利润，一年能获得的纯收入就是18万元(最小规模)到108万元(最大规模)，至少相较于打工收入是比较高的，并且经营得好，有了一定积累后，还可进行再投资扩大规模，最大规模的72个棚便是这样积累起来的。这些年轻的返乡农民并未将自己定位为农民，而是创业者，甚至是“老板”，在政府和村庄的话语中，他们也被认可为“能人”，是村干部竞选中新的担当者，在村庄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新生代返乡农民将其农业经营当作“创业”，“创业”的目的并不只为维持家庭生计，而是“发家致富”。所以新生代返乡农民的农业经营策略也就不再是规避风险、安全第一，而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也使其具有了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动力，扩大经营规模便成为内在需求。对利润的追求、对规模的需求，以及“创业者”的身份，使他们的经营策略相较于老一代农民，有以下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二是从风险规避型转向劳苦规避型。老一代农民多是依据家庭劳动力的情况，在家庭劳动力可经营的范围内种植1~2个棚，而新生代返乡农民则主要通过资本投入扩大经营面积，自己并不直接参与劳动，主要负责管理工作。一是较大的经营规模使其已无法直接参与劳动;二是作为“老板”以及从一开始就打算以资本投入获得回报而非以劳动力换取报酬的“创业者”，其主观上也没有直接参与劳动的意图。

年轻的创业者更倾向于建设更加现代化的新型大棚以及经营多个棚，其经营具有以下明显特点:一是资本投入高，需要贷款经营;二是需要雇工经营，这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投入，以及经营者更低的辛苦程度;三是收益高。也正是以上这些特点，促使年轻农民工积极返乡投入新型大棚的建设和经营中去。年轻人的经营理念是:只要有可能，就尽量建新棚、多建棚，即尽可能地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努力使用新技术、优化管理方式。

对于新生代返乡农民来说，最开始从农村走出去，是为了“脱离”农业，“逃离”农村。从农村走出去时，其身份是农民，但从事的是非农职业，并在外积累了一定资金和社会资本。当其再次返乡并选择从事农业，在意图上是“创业”，在手段上则是试图通过资本的投入而非劳动力的投入来获取回报，所以从一开始新生代返乡农民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具有冒险精神的劳苦规避型农民。合村的返乡青年农民在经营大棚时，都不直接参与劳动，全部靠雇工经营。这些年轻的经营者直言:“如果让我回来，还像他们(老一代农民)一样进棚去干活，靠卖苦力挣钱，我还不如进工厂呢。”既要规避辛苦，又要有不错收入，其采取的经营策略就是以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替代劳动力的投入。新生代返乡农民扩大规模的动力来自通过追加资本的投入来提高总收入，并且敢于冒险，希望通过获得贷款来扩大经营规模，热衷于新技术的应用以提高效率和收益。因此，无论是从主观意图还是经营实践来说，新生代返乡农民已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者而非传统意义上进行劳动投入换取收入的农民，他们的经营方式是扩大再生产。

1.农业转型的微观机制:经营者的实践过程

农业转型不仅是技术变迁的过程，也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对于农业转型的动力来说，国家干预和市场(商品化)被认为是推动农业转型的两大推力，从我国农业转型的实践来看，政府是农业转型的主要推动者和主导者，尤其是在农业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对农业的干预逻辑以及推进农业转型的力度和进度都发生了变化。以从2008年左右开始推进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最为典型，政府积极推进以新型农业经营为主体、以规模经营为主要方式的农业转型。所以有学者指出中国“农业转型的最典型形式是农业经营主体的突破，以土地流转为支撑的规模乃至大规模经营逐渐改变家庭联产承包以来的小农经营”。

在农业转型的自上而下的动力解释视角之外，也有学者注意到来自农村内部自下而上的农业转型的动力和实践。黄宗智等认为，中国的农业转型呈现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特征，农业生产环节依旧为农民家庭所掌控，农业资本化主要是由农户投资推动的。陈航英通过对皖南河镇近10年规模化种植中经营主体演变过程的考察发现，随着外来资本的退场，在农民内部发育出了内生性家庭农场。王立新将农业本身的、内在的、自为的转变称为“内在的农业转型”，认为其是可以在农业中独立发生的。

总体而言，农业转型在内涵上包含技术的变迁、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在形态上表现为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但无论是在内涵上、形态上，还是在实践中，农业转型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过程而非结果被呈现和讨论。在宏观层面，农业转型由政府主导，并自上而下地推动，如推动土地流转、动员发展特色产业。但是政府的作用更多是“启动”这种转型，对于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和结果，政府能掌控的却不多。作为一种“过程”的农业转型，在微观层面的实践是经营者的实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生代返乡农民的经营实践构成了农业转型的微观机制。

作为具有总体性特征的新生代农民，以不同于老一代农民的经营策略参与到农业转型的具体实践中，虽然最初是受到政府推动的农业转型、乡村振兴的吸引而返乡创业，但返乡创业的结果如何，却与自身的经营行为紧密相关，其经营行为和结果同时也构成了农业转型的具体实践和结果。只是恰好，新生代农民扩大再生产的动力、所具有的冒险精神、对资金和规模的渴求、对新技术的热衷，以及在此经营方式上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正好契合了政府推动农业转型的期望和目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很容易把新生代农民的经营实践看成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而忽视其中所体现出的新生代农民内在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对农业转型具体实践的推动作用。

2.新生代返乡农民经营实践中的农业转型

在合村，老一代农民依靠家庭劳动力种植1~2个棚，按照2021年哈密瓜的行情，单棚的纯收益是2.5万元，而新生代返乡农民全部依靠雇工经营，单棚的纯收益是1.5万元。(两者收益差别主要在劳动力成本和瓜的品质，小规模的精细化管理有利于提高哈密瓜的品质，品质直接影响销售价格)因为完全依靠雇工经营，基本不受家庭劳动力的制约，只受经营者自身管理能力的制约，所以在自己可管理的范围内，新生代返乡农民都尽可能地多建棚、多租棚，以扩大规模来提高总收入。在合村以及其他地区的调查案例中，新生代返乡农民都强烈表现出扩大经营规模的动力，扩大经营规模是由其扩大再生产的经营方式所决定的，是其本质性需求。也正是这种扩大规模的动力推动了其他方面的转变，因为扩大经营规模就需要突破基于当下规模(小户经营)所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去创造新的生产力、构建新的生产关系。首先，经营者扩大规模需要具有相应的管理能力，这就推动经营者不断使用新技术以及推进机械化等，以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比如只有依赖新型大棚的智能化设备，经营者才能进行超大面积的大棚管理;只有依赖高度机械化，粮食作物的规模化种植才能实现。

其次，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需要尽可能地降低对劳动力的使用以节约劳动力成本。当前农村已出现农业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价格上涨等问题，扩大规模很有可能意味着无法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或者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吞噬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发生，经营者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会尽可能地利用或创新劳动节约型技术或手段。总之，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经营者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经营能力，并尽可能地通过新技术的使用或者创新组织形式，去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避免亏损，并获得最大利润。

再次，新生代返乡农民的经营过程也是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一是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化，即生产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虽然大棚经营的过程相较于粮食作物的种植也属于劳动密集型，但在其产业内部，存在明显的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替代的趋势。二是农业剩余的“再农化”，即农业生产的剩余被用于农业的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流向非农领域。黄宗智在讨论明清以来华北的小农经济为何未能实现资本主义的转型时指出，农业剩余流向了农业外而不是被经营式农场用于扩大再生产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进入21世纪后，国家实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但进入21世纪后的前20年也正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高峰期，伴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的，还有家庭的农业剩余向城市的输入。在小农户家庭的“城市化”家庭目标下，家庭的农业剩余很少用于农业的再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以在城市买房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目标，形成了“农村支持城市”的城市化模式，农村资源被抽向城市[28]。而在新生代返乡农民家庭的“创业”目标下，不仅农业剩余被用于农业的扩大再生产，甚至还会通过社会融资来进行农业投入，这对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新生代返乡农民的经营过程也改变着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一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对土地规模化和集中化的要求促进了土地流转，同时也加速了老一代农民与土地的“剥离”，流转了土地的农民虽然能获得地租，但其生产生活已与土地相脱离，这种脱离会引起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29];另一方面，对于新生代返乡农民来说，在其资本化的经营中，土地仅是商品化的生产要素，而不像在老一代农民的小农经营中，土地是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土地流转下老一代农民与土地的“剥离”以及土地的进一步商品化，都使农民(包括新老农民)与土地间的情感联结、社会关系联结等进一步弱化。二是新生代返乡农民与老一代农民之间向雇佣关系转变。虽然被雇佣的农民同时拿着地租，并不能算“无产化”，但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新生代返乡农民的经营在利用资本和技术改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发展了农业内的雇佣生产关系。

总而言之，中国农业的转型叠加了农民的代际更替，新生代返乡农民作为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其经具有不同于老一代农民的代际特征，其对老一代农民的替代以及农业经营实践，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

新生代返乡农民对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以及其经营规模的扩大，在技术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上推动了农业的转型，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即首先要有适合进行规模经营的成片的规模化的土地供给，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调整现有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这就涉及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三权分置”是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和促进农民与土地之间关系的调整，从而起到促进土地流转推动农业转型的目的。但在现实层面，农民和土地间关系的调整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包括农民流转土地的意愿，进行土地流转和整合的组织手段等。对于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至2020年，其年龄最大者已70多岁，最小者也有50多岁，伴随这代农民老龄化的到来，他们也正在退出农业经营以及村庄的历史舞台，而新生代返乡农民对其在农业经营和村庄政治生活中的替代，也必然会重塑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

因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老一代农民老龄化的到来、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的下降等原因，合村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呈现出“1/3现象”的分化规律。(这种分化规律不仅在合村出现，笔者在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农村都发现了同样的分化规律)1/3的农户很想流转土地，其多为因外出务工或者身体、年龄等原因，家里没有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农户;1/3的农户想继续耕种土地，其多为留村并且有劳动能力的老龄农户;1/3的农户无所谓，即流不流转皆可，这多为兼业农户。当新生代返乡农民回村进行大棚经营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进而把土地流转地租抬高到每亩800~1000元时，1/3的中间派以及部分想继续耕种土地的农户便转向了愿意流转，因为每亩800~1000元的地租与自己经营的收益已相差不大。

农民具有退出土地经营和土地流转的意愿，并不意味着土地就能实现适合建设大棚和规模化经营所需要的整合。比如建设大棚需要土地连片，且大棚需要南北走向进行建设，而村里分田到户的耕地都是东西走向的，建大棚不仅要进行土地流转，还必须对土地进行整合，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也需要连片的土地才能保证效率。面对小农户和分散的地块，进行土地流转和整合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面临较高的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分散的农户自身很难完成如此大量的协调工作。土地的流转和整合需要既具有完成协调工作的权威和能力，又具有承担高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意愿的主体。同时，农业特色产业的开拓、尝试，农业发展项目的申请、运作和执行等，都需要一个有积极性和有能力的主体，而一个由年轻返乡农民领导的村委班子正契合了以上需求。

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无论是为了推进特色产业的发展和农业项目的落实，还是为了便于进行科层化的治理，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都有动力推进有能力的返乡青年农民成为村委成员甚至领导村委班子。合村的“90后”书记就是在乡政府的积极动员下，回村发展产业、担任村书记的。合村所在乡镇提出的口号是“把致富带头人培养成优秀村干部，把村干部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按他们的话说“如果村干部自己都发展不好产业，搞不好经营，怎么能带动其他农民”?

另一方面，从新生代返乡农民的角度，其也有动力和能力去做村干部。一是自身发展产业的需求，使其有动力去推动土地流转和整合以及产业发展;二是对于返乡创业农民，当村干部以及当好村干部，既能为自身的经济活动积累社会资本，又能提升其在村庄生活中的社会意义。合村所在的兰乡在最近几年发生村干部更替，主要是年轻干部替代年老干部，而这些年轻干部尤其是村书记绝大部分都是返乡青年农民，也都是产业带头人、规模经营者。兰乡特色产业的发展、一些较大农业发展项目的落实，基本都靠这些有年轻干部的村庄以及这些村庄的年轻干部。既具有主观意愿和积极性，又有能力的新生代返乡农民对农业产业的参与、对村委的加入、对村庄社会生活的参与，重塑了农业转型的微观社会基础，使其向着更符合、更便于新生代返乡农民的农业经营的方向发展，而新生代返乡农民的农业经营方式内含了农业转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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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年轻农民工返乡对农业的参与，推进了农业转型的进程，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一方面，国家长期以来对农业转型的推动，如对土地流转的推进、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为年轻农民工返乡参与农业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政府对乡村产业发展和人才振兴的重视，推动了年轻农民工返乡参与农业以及进村委。如政府对建设大棚进行补贴、推动村委年轻干部替代年老干部、鼓励支持农民工返乡等都促进了年轻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而国家的这种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刚好发生在两代农民交替之时，即与土地具有“黏性”、多进行维持型小农经营的老一代农民因老龄化正大量退出农业经营，农业经营需要新生代农民来接替。老一代农民在经营上的退出，为土地的流转和整合提供了空间和基础，为新生代农民的进入与改革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新生代返乡农民无论是经营动机还是经营策略都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其经营实践契合农业转型的方向，构成了农业转型的微观机制。新生代返乡农民将农业作为一种“创业”选择而非对父业的继承，是以“企业家精神”来经营农业，普遍具有扩大再生产的动力，这种扩大再生产的动力推进了农业经营中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加快了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方式的扩展速度，从而推动了微观层次上农业转型的实践。不仅如此，返乡青年农民无论是从发展产业的角度，还是从实现社会价值的角度，都有动力去积极参与村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而这正契合了政府关于村干部年轻化的政策导向，于是，老一代农民在退出农业经营的同时，也快速地从村庄政治生活中退出。而新生代返乡农民通过村委展开的村庄建设，尤其是在农业方面的施为，是向着更有利于新的农业经营方式的方向展开，如积极组织土地流转和整合，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发展项目的开展和落实等。新生代返乡农民通过对农业产业的参与和村庄政治生活的参与，重塑着农业转型的微观社会基础。

虽然本文是基于合村以及合村所在的兰乡为案例的个案考察，但在合村发生的农业转型实践以及推动农业转型的外在条件却是普遍的，即国家对土地流转的推进、对乡村振兴的实施，地方政府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对村干部年轻化的推动，“50后”“60后”老一代农民的老龄化、从农业和村庄政治生活的退出，年轻农民工主动返乡从事农业等在其他农村地区也正在发生。笔者在其他地区的调研发现了同样的趋势，即新生代返乡农民正在替代老一代的农民，成为农业经营的主体，作为正在崛起的新生代农民，其以不同于老一代农民的经营组织方式推动着农业转型，这个过程不仅发生在特色农业领域，也发生在粮食作物生产领域。以往对农业转型的关注，多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新生代返乡农民正作为一个群体，作为新的农业经营主体，成为推动农业转型的内生性力量，实践着自下而上的农业转型。（来源：中国青年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集体组织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662022WFPY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