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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gecccn 于 2023-6-21 10:30 编辑
刘润（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证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走向，解构了迄今为止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一、中国式现代化动摇了现代市场经济西方话语体系的现实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相匹配、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匹配曾经是一个影响广泛的经济学教条，通过否定计划经济进而否定社会主义，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贯立场。早在20世纪2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曾在其著作《社会主义》中，对计划经济的效率和现实性得出了否定性结论，并据此对社会主义本身也予以否定。哈耶克(Hayek)在评价其老师这部著作的影响时说：“社会主义许诺给我们一个更加理性、更加公正的世界”，我们许多青年怀着“立志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再造社会”的渴望投身经济学研究，而《社会主义》这部著作使我们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信念坍塌了”。哈耶克最终走上了为市场经济的自由资本主义辩护之路。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在早期的建设实践中纷纷采用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生活水平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但是，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失败，据此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并不能令人信服。在中国，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逻辑主题都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在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在经典作家那里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干”的实践智慧，“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中国并没有像欧洲那样有一个较长的、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首先选择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有理论认识的原因，也与中国当时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有关。实践证明，正是有了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中国才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高效地完成国民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赢得了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和平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通过改革矫正已经暴露出“非效率”弊端的计划经济、解决贫穷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的选择了。在推动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过程中，中国选择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前30年计划经济实践的一个重要理论意义，就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正是对这段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邓小平在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考察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决策，并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的市场经济手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论，打破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固有偏见，把社会主义本质和市场经济手段区分开来，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合法性做了理论“认证”。继邓小平之后，党的历代领导人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把社会主义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更好结合这一市场化改革思路。随着党对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属性认识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最初的改革目标上升到了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获得了制度体系内的合法性承认。主导现代市场经济主流话语的西方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带来一个国家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民主制度的西方化。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苏东国家彻底拥抱“华盛顿共识”以及全盘西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解决社会主义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结合的实践难题，把人民主体的发展立场与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相统一。一方面，坚持把市场化改革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释放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始终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既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优势，又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功能，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既没有停止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也没有掉进全面私有化的陷阱，实现了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双奇迹。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传统上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的固有认识，证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把现代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化、自由化的西方话语体系的现实根基。二、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被西方奉为市场经济圭臬的“价值中立”说 把社会主义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相结合而不是全盘西化，从根本上讲，是由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决定的。从理论来源看，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既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立场的坚持，又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学原理。但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人理性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市场经济辩护的微观基础。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提出，利己心是推动人们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动因。他认为，自利性是人不言自明的本性。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追逐私利的个人会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要通过满足他人需要的方式实现自我利益的满足，进而促进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方面继承了斯密的自利性假设，另一方面通过把经济学数学化、科学化的努力抛弃了市场经济的伦理考量，市场经济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经济学成了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选择的解释学。在这一话语范式下，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不仅不是市场主体所要考虑的范畴，相反，这些指责被认为是破坏市场经济效率的绊脚石。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企业的一项也是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在比赛规则范围内增加利润，“公司领导人接受除了尽可能为自己的股东牟利以外的社会责任是一种风尚，而很少有风尚能比这一风尚更能如此彻底地损害我们自由社会的基础”。尽管斯密还保留了劳动价值论和市场经济互利性的伦理辩护，但建立在个人本位基础上的斯密经济学，必然会使他的后继者们抛弃经济学的伦理考量，把道德和社会责任等伦理价值目标排除在经济学体系框架之外。实际上，由于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把道德纳入市场主体——人的统一行为分析中，一直受到来自伦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非主流经济学派的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应用，经济学“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提出：“我为市场喝彩，但是我不会给它超过两次的喝彩。金钱尺度的专横抑制了我的热情。如果有机会，它会摧毁所有其他价值，并建立一个自动售货机式的社会。”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整体。“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可以分为以学术范式呈现的学理逻辑和以价值观导向呈现的立场逻辑。”从学理逻辑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从属于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从价值逻辑上看，劳动价值论、劳动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石。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解释市场经济“是什么”，还要秉承市场经济“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导向。人民主体性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与市场经济工具理性相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是少数精英的现代化，“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在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上，中国既遵循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又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解放和促进作用，围绕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总体需要与社会供给的总矛盾，引导市场经济主体的投资方向。改革开放之初，根据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更加注重国民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新时代根据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转换，中国更加强调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与西方经济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经济政策药方不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立场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资本强权、赢者通吃不行。资本更不能侵入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左右政权、僭越法律、掌控教育和媒体，不能成为控制人、异化人的力量。尽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进行“改良”，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是资本强权的本质在今天并没有改变，金融危机仍在上演，并且资本借由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捆绑向第三世界输出，造成了第三世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依附，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性与市场经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现了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超越了西方一直以来被奉为市场经济圭臬的个人本位价值观和市场经济的“价值中立”说。三、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引领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基础 长期以来，现代市场经济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是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特有产物。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作中，一方面，把基督教新教的天职观与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结合起来，提出企业家创造财富是尽天职，用勤俭自律、守信守则、理性精神取代传统宗教施加给商人的贪婪、冷酷等道德指责，为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提供伦理辩护；另一方面，把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看作是现代市场经济形成的文化根源，认为这种理性主义是西方特有的文化优势，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理性主义格格不入，产生不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宜的资本主义精神。不过，韦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愈演愈烈的世俗功利主义动机与宗教文化的脱离也表示了担忧：物质财富不断“获得了一种控制人生的力量，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力量，并且不断增强直至无法抗拒”。他认为在美国这种蜕变最为彻底，“剥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的财富追逐，变得越发具有纯粹的世俗激情”。实际上，2008年所暴露的华尔街金融大鳄们导演的一幕幕金融欺诈和危机，使韦伯的这种担心更加得到证实。如果说韦伯是从市场主体的微观视角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辩护的话，那么，美国社会学家福山（Fukuyama）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提出的资本主义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结合是“普世价值”“历史终结”的观点，则更多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自负”。尽管现实中许多国家没有按照他预言的方向走上西方式民主道路，但福山认为自由民主仍是横跨全球不同地区和文化的唯一的一致的向往。对于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他抱怨说：“社会主义应当作为第三世界国家选择的发展策略……若不是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恐怕早就已经消失了。”福山的民主自由信仰辩护既没有超出英国古典的自由主义，更无法达到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价值理想。“从表面上看，美国强调‘自由’和‘民主主义’是正义，独裁和专制国家是罪恶的，但实际上，美国更看重的是自己国家的利益。美国为了击溃当前的敌人不惜在背后援助独裁和专制国家，采取所谓双重标准。”面对中国的崛起，一向标榜自由的美国挥舞贸易保护和制裁大棒，更是违背了其标榜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我们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中国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在这种国家成长的历史逻辑中，文化的信仰和认同，共同成为个人和共同体存在的前提，从而使文化成为维系和发展共同体的根本力量”。美国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胜利，能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它在思想上解决了困扰现代中国人的历史与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不同于西方主流价值的普遍性框架”，“帮助现代中国人重新建立了历史的连续性”。正如习近平所说：“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关于中国是否具有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基础，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道德基础不会是西方的宗教文化，而应该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责任感”。中华文化伦理根基厚重，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其中的“责任感”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义利兼顾”的商业信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士人情怀，“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世界观和社会理想，以及“耕者有其田”的公平分配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理念等，无不贯穿着对自身、他人、社会以及自然的责任意识。作为一种立足于最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文明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指向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小康社会、大同理想理念一脉相承。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5000多年文明沉淀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百年中国革命、建设实践洗礼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支撑。文化差异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能由西方的个人主义立场主导和自由资本主义价值引领，而是由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相统一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引领。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传统“责任”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先富带动后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发展路径设计，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和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民本立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无不蕴含着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沉淀下来的责任文化。中华责任文化传统不仅体现在顶层设计上，也体现在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企业和企业家身上。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在客观上受到全球化条件下市场竞争规律和中国市场发展规律的制约，同时，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能动性，深深打上了中国传统、东方文明的思想烙印。在汉代，“中国工商业一开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伦理，后来又被套上了家国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要一个人有了社会地位，或者认为自己能够对邻居对社区对天下有一些影响，他就可能从传统中很自然地接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义继承。”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中国传统的商人精神包含济世的内容，更有所谓儒商观念。日本优秀企业家涩泽荣一曾经提出，现代企业家要“一手论语，一手算盘”，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精神。这一要求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理性精神的结合，而非韦伯所说的儒家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无法兼容。今天，中国有许多优秀企业家都把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融入企业的发展之中。企业家中间兴起的“国学热”也表明，当代中国企业家越来越从传统文化中感受到支撑企业不断做大做强的人文和精神力量。在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表彰的百名杰出贡献者名单中有28位企业界代表，其中民营企业家有17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万企帮万村”的攻坚扶贫中，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用行动诠释了政商一体、共克时艰的家国情怀。在新发展阶段，中国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全球层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贯彻互利共赢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超越了西方个人本位的资本主义文化观念，奠定了引导市场经济从以“资”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零和博弈到实现共赢的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基础。四、中国式现代化为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社会主义文明治理新路径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坚持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实践难题。保持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把控好资本的“边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代表哈耶克认为市场由“自发的”个人决策达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财富增加就是最大的“善”。面对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强权、两极分化以及事实上的不平等，哈耶克认为：“如果我们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用其他什么安排提供这种改善，那么只要大家都服从同样的规则，并且无人作弊，则必须把他的结果视为公正。”哈耶克把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上升到了自由价值层面去辩护，一方面源于他把市场经济看做是“自发性秩序”，另一方面也与其在现实层面无法解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有关。实际上，同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对此也予以了反驳：“那种不加干涉的自由放任主义会导致明显的不公正及周期性萧条。这些后果将会大大惹恼民主国家的选民，以至于他们会转投一个要专制得多的政权。这样一来，不仅民主会遭到彻底破坏，就是自由市场也无法幸免于难。”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暴露出的美国对“资本”放任引发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政治撕裂正是上述评价的写照。在对资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坚持“两点论”和“两手抓”。一方面，承认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充分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决定了对“资本”既要保护、激励又要约束和限制。随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资本”治理和政商关系范式。第一，在基本经济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上为更好发挥资本作为重要资源禀赋的积极作用提供制度支持。中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宪法、写进党章，从基本经济制度上保证“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同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优化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通过净化政治生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约束政府官员的越界之手，斩断企业与政府官员的利益输送链条，提高政商勾结的法律风险，使企业回归市场本位。第二，依法规范企业行为，加强资本监管，为资本设置“红灯”。资本为社会主义服务首先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是践行劳动价值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立身之本，而“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但是，“脱实向虚”驱动是金融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以钱生钱最省力”，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导演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通过制造金融衍生品不费吹灰之力地赚大钱。同时，资本具有扩张本性，“资本不会满足自由竞争，最终必然向垄断资本过渡”。因此，加强和完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立法执法，遏制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防止资本“脱实向虚”，保障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始终是中国资本监管的重要内容。此外，不断完善和加强劳动保护和生态保护的立法执法，提高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促进经济低碳绿色发展，推动企业盈利与促进人、社会、生态和安全的均衡发展保持一致，也是依法规范企业行为、引导企业为社会主义文明赋能的重要内容。第三，在政商关系上坚持“亲”“清”原则。所谓“亲”，就是要求政府官员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列入中国共产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内容。“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和任何一个时期的政商关系都不具备的特色和优势。”这既表明民营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始终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始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也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广大非公经济人士的引领与被引领关系。第四，加强对民营经济的统战工作，把广大民营经济人士“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强调党的统战工作要注重“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从根本上讲，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与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在承接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方面具有一致性。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向而行，已经越来越成为企业家们的共识。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部署，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一带一路”建设，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国内国际双循环，从脱贫攻坚、完善社会保障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每一阶段的战略决策和部署都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和舞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也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政能力。作为领导14亿人口大国的大党，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各种理论纷争和考验，带领人民成功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共产党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念，另一方面与其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智慧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解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实践难题。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在实践中用一系列“两条腿走路”“两手抓”的治理方式把人民主体发展立场与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相统一，有效防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软实力”使其能够带领14亿中国人在短短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双奇迹，开启了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结 语 市场经济并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唯一模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社会主义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相结合，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的学科视域，解构了迄今为止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西方主流话语体系，同时也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重塑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今世界人类联系日益紧密，金融危机和信用问题、贫困和环境问题、贸易保护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越来越成为跨国、跨区域问题，每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面对中国的崛起，一向标榜自由的美国用“零和”博弈、“霸权”思维取代所谓的“自由竞争”，挥舞贸易保护和制裁大棒，滥用国家安全名义打压、围猎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更是违背了其标榜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所谓“自由”“理性”的资本主义信仰，已经无法为市场经济信用提供伦理文化支撑。中国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超越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展现了以更具包容性、时代性、开放性的命运共同体责任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互利共赢理念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价值引领，为破解当前世界经济的伦理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编辑：思齐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6期“当代政治”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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