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国内需求不足的挑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2022年我国居民部门新增存款规模快速增加，新增住户存款为17.9万亿元，比2021年多出了8万亿元，今年上半年新增住户存款高达11.91万亿元。这种增速明显超过了过去十年的趋势水平，出现较多超额储蓄。在2020-2021年期间，美国也曾多出2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主要由政府补贴以及居家消费减少所积累，这笔超额储蓄支持了美国消费强劲反弹并延续至今。市场也希望中国的超额储蓄成为经济恢复的主要力量。

我国超额储蓄并非是由居民收入增加所致，而是预期改变的结果。疫情期间，由于消费场景受限，人们被动减少消费，相应被动储蓄。与此同时，由于对未来预期发生变化，购房等大宗消费减少，就业和收入不稳定性增强，增加了预防性储蓄。此外，风险偏好降低也导致大量资金从理财产品和基金回流储蓄。这些超额储蓄用于投资和消费才能拉动经济增长，在民间投资低迷和产能相对过剩的背景下，只有刺激消费才能更有效率地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复苏，并创造更多就业和收入，进入良性循环。

虽然超额储蓄规模较大，但分布不均衡，因为相当一部分人在疫情期间就业受到冲击，收入普遍降低，富有的人群比例较少，但所占储蓄比重较大。高收入人群消费倾向较低，新增超额储蓄较难转化为消费。消费主体主要是庞大的中等以及中低收入群体，低收入人群就业和收入不确定性增强，同时因为相应的社会保障还有所欠缺而降低了安全感，虽然他们消费倾向较高，但缺少消费力支撑。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较强消费能力，消费弹性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容易被预期和信心左右。

应该针对高收入群体，增加高端服务消费的供给，尤其是要鼓励市场创新，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服务业准入门槛，满足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需求。针对中等收入群体，应该着力改善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的“中间群体”，在年龄上也以中年群体为主，往往“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压力较大。但他们也是社会消费主力，建立橄榄型分配结构社会，必须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当前扩大消费的关键，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应该稳定宏观经济，提振他们的信心和预期。

中低收入群体在疫情期间受冲击最大，同时也受结构性改革所影响，其中有很多人没有固定工作，流动性比较强，也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这种就业和保障的双重不稳定状态，会让他们不敢消费。针对他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满足养老、就医、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才有底气增加消费。而且他们是中国从住房、汽车到日常用品等商品消费的潜在力量。

我们有必要引导超额储蓄进行投资和消费，创造更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在超额储蓄的背后，是去年我国居民杠杆率已经升至67.6%，因此，实际上很多家庭承受比较大的债务压力，消费能力不足。应该通过降息的方式降低居民部门的付息成本，同时有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引导储蓄流入资本市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是，这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稳健的过程。（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