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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gecccn 于 2024-1-16 09:40 编辑
主持：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赵伟 嘉宾：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丁爽德意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熊奕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章俊花旗私人银行董事总经理、亚太区经济分析主管 刘利刚
赵伟：我准备把议题切成四块，首先讨论一下经济的堵点在哪里？其次讨论一下改革的方向，其次产业层面如何突围，最后讨论经济增长模式怎么样切断的角度。每个专家可以针对问题针对性的展开。 第一个问题，2023年的经济在年初的时候，大家是信心满满的。一二季度之交大家就讨论通缩论和资产负债表衰退论，年底讨论3000点保卫战的问题，预期在逐步的往下走的过程当中，大家认为2023年经济的堵点在哪里？往2024年做展望，2024年经济的亮点在哪里？ 丁爽：下星期要公布2023年的GDP数据，我们测算的是5.4%，比市场预期要高。即使是5.4%也是不如预期，所说明的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而不是强劲的反弹，如果回想一下2021年在疫情第一年之后出现了一定的放松之后，GDP反弹到8.4%，那个时候是回升到了接近于趋势水平。2023年年底，我们测算GDP整个经济活动处在趋势水平之下2-3个百分点，这是看2023年还有负的产出缺口，这也是为什么CPI、PPI在四季度都是在负值。 看一下堵点比较简单，房地产的投资，房地产投资扩散到跟房地产有关的零售、消费，这是一个主要的堵点。另外储蓄水平上升也能做一个比较，在2020年储蓄率大幅上升，占GDP差不多9个百分点，2021年大家用超额储蓄开始消费，储蓄占GDP的比重下降了2个百分点，2022年又出现了储蓄率的大幅上升又是GDP的9个百分点，2023年的时候本来预计参照2021年的经验，应该储蓄占GDP比重会下降，结果2023年到第三季度为止又上升了9个百分点，这是家庭部门缺乏消费的信心。如果看2024年，大家都在寻找积极的因素，很多负面的因素市场Pricing，定价当中应该有比较充分的反映，大家对有哪些积极因素大家都在寻觅。这当中政策面是相对比较有利的环境。市场不断的有对政府推出强刺激措施的预期，而且不断的失望。强刺激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因为我们要巩固和加强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所以两个目标可能会维持在5%左右，从政策面来说，财政货币政策还会提供一定的支撑。 另外有一些积极的因素，房地产对经济的拖累可能会有所降低，这当中一方面房地产的收缩幅度可能会有所见效，在最近高密度高强度的房地产政策推出之后。另外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过去两年测算下降2个百分点，房地产对经济的重要性也是有所下降。 刚刚说到消费这方面的常态化还没有完成，储蓄率还是偏高，如果经济持续复苏的情况下可能高额储蓄被动用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从三季度的数据看到了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还有一个积极因素涉及到最近的工业利润有所改善，全球的电子行业的周期也是出现了触底反弹，这个对于制造业的投资是有利的。 风险角度一个是房地产还是房地产，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包括我在内有很多首席也是说房地产对经济的拖累会有所减少。结果并没有减少，这个也是风险。另外一个风险美国会不会出现衰退，目前我们基本的假设是避免衰退，如果出现衰退，这对经济，对中国的外需是比较大的风险。 刘利刚：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所谓的堵点。我们在政策方面是不是要把宏观政策和结构政策的调整分开来看，宏观政策该做的要积极的去做，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这种情况下，信心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在还有政策空间，还有政策工具的情况下能够积极的做一些事情，逆转经济下行的这种压力，逆转现在的预期。 把这些结构调整的政策，在经济回到平稳的运行空间的时候再去积极的推动。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其实推结构改革是非常难的，会激化社会的矛盾。这是一个我们可能要清醒认识的问题，其实在1929年全球大箫条的时候，在凯恩斯主义没有出现之前，当时西方的这些主要的经济体，他们对经济的干预都是用一个非常朴素的思想来看，资产泡沫出现以后是银行的问题，那么就要收紧银根，这些政策在后来被证明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会造成很大的经济的动荡，使当时的衰退变成一个所谓的大箫条。在这里我们要吸取当时的国家的教训，之所以西方经济有一个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的出现，就是在近快100年，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危机也好，经济的波动也好都大幅的降低。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其实在2008年、2009年美国进入这么大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像伯南克引领的美联储当时有一个果断政策的出台，之所以他能做这件事，是因为他在学术方面，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在大萧条的时候货币政策如何传导。在日本进入这么长的负债表衰退的时候，他对日本的看法也是非常的深刻，他也是第一个经济学家说日本应该进入一个所谓直升飞机洒钱的政策，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印报纸的本”。 所以说我们遇到这么一个挑战，房地产这样一个市场，对中国经济现在还没有一个其他的增长引擎能替代它的时候，我们政策方面一定要坚决果断，一定要吸取日本当年的经验，吸取美国的经验，我们才会把中国经济的这个堵点降到最低。 至于2024年的亮点，我认为外部大家对美联储今后的降息这样的一个预期，已经更加的固化，都认为在今年7月左右美联储会有第一次的降息，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好的环境，我们在今后的政策调整方面可以更加果断一些。在外贸方面经历了去年出口的负增长，在今年虽然说全球经济是有下滑的趋势，但是主要的经济体并没有衰退的风险，这对我们的出口形势也有一定的帮助。 赵伟：地产这块，我们知道从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开始，土地财政的制度基础就开始具备，那个时间点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了大概有20来年的高速增长，这个环节当中地产都是非常重要的媒介或者是驱动的重要力量，在眼下的阶段，大家看到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地产大周期的影响也是非常直接的，相当于一个增长模式需要面临的相应的切换，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改革做推进，由此引发的讨论这轮如果要做一些改革推演下来的改革的方向会往哪些方向走？中国的1990年代末也面临过一轮增长模式切换，在那个背景下带动的一些改革的思路的推进，现在的这个点跟1990年代末相比有没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个时间点的改革思路对这个时间点有没有别的启示？当然也有人喜欢跟日本的90年代做类比，日本90年代的那一轮推动的变化，对中国眼下的改革有没有启示？ 章俊：伴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地产下行压力比较大的背景下大家观察日本。就刚刚的问题我补充一点，目前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的堵点，还有一个政策的堵点。这是为什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强调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问题，现在我们看整个宏观政策来看，更多的偏重于供给端的发力，也就是说依然是偏重供给。这个短期内整个宏观政策的发力在逆周期的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供给端的发力之后可以对冲下行风险，一旦供给形成产出之后，过2-3年形成产能之后会面临新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特别谈到了部分新兴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堵点可能未来如何提高政策的有效性，这块还是要更多的去思考。 回到目前观察日本的问题，日本的问题更多的看顾朝明的分析，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他最近的一本书也提到了，目前如果观察日本的经验，主要的日本的两个问题，一个所谓在资产价格快速下跌之后，所谓的居民和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冲动。另外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投资方向，更多的是储蓄意愿上升。目前这向点在中国都有一定的苗头，目前来看整个中国现在伴随着房价的下跌，很明显居民的加杠杆意愿明显下降，储蓄意愿上升。在传统的旧动能房地产基建的下行的背景下，无论是居民投资还是企业投资，都没有找到一个新的方向的背景下，可能看到依然是货币政策其实也做了很多，虽然我们看到从去年四季度没有降息降准，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下央行的MLF，或者12月份的PSL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整体来看依然是从M1和M2的剪刀差来看，整个实体经济的活跃程度还是不高，主要还是从投资的方向来看，大家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大的方向，不愿意投不敢投。 短期从日本的经验教训来看，刚刚也谈到了短期内遏制所谓的低通胀或者通缩的风险，还是有必要加强宏观政策的调节力度。从目前的教训来看主要是三点，一是整个降息的速度太慢，导致实际利率高于GDP增速，所以说降息并没有起到稳增长的效果，财政政策发力错过了黄金的窗口。二是90年代日本地产下行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日元依然保持比较强劲的态势，整个顾虑机制缺乏弹性，这个也是可以参考未来人民币汇率整个计较是在一揽子货币上合理均衡稳定的水平，未来如何在整个经济下行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更加具有灵活性。除了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做出更加有效和快速的应对之外。三是在日本90年代地产下行的过程中，政府更多的聚焦于化解风险，目前来看未来地产调整的周期，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判断，有人说目前地产已经接近底部，也有人说未来3-5年是调整期，目前来看还是很难判断。从全球的经验来看，地产软着陆成功的例子是非常少的，中国又有它的特殊性。站在这个时间点判断地产的调整周期，或者在什么水平上能够稳定，依然是比较困难。 政府一方面过程中要防风险，另外一方面还是要考虑做增量。对未来的三中全会市场还是有比较高的期待，我们一方面在应对地产的下行风险和地方政府债的化解过程中的风险的过程中，更多聚焦今年、明年，或者未来相当长时间怎么做增量的问题，这个是日本看到90年代，因为失去了10年或者20年日本错过了互联网的发展时期，造成了整个日本陷入了相当长停滞的状态。目前中国相对于日本而言，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实现了全球面临新一轮的技术进步，也就是新的一轮的康波周期。技术储备方面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准备，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借助这样一个全球技术进步的背景，无论是在科研，或者说投资方面做出一些调整，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也看到了，把科创或者说新现代化产业的建设放到九大任务的第一位，把增强内需调到第二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的转向或者说政策的调整，这个才是应对或者避免陷入日本困境的一个根本的解决方式。 赵伟：我听下来偏短期的政策建议多一点，有没有偏长期的建议？中国90年代末来看做了很多根本性改变的政策，国企改革其实很彻底，像取消福利分房，还有一些别的。 章俊：长期的就是地产方面的？ 赵伟：关于整个经济破局的改革相关的建议。 章俊：改革相关的其实就是回到我刚刚所说的，整个是经济增长方式，包括模式的改变。从之前的地产和基建驱动的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到更多以科技创新，更为核心的是所谓的数字经济核心的增长方式。 刘利刚：其实我们在今后在改革方面还是要加速。中国现在面临很多结构问题都跟我们在前多少年，在改革的力度方面放缓有一定的关系。刚刚讲的人口的问题，现在新出生人口大规模的下降，跟5年之前相比大概有50%左右，这就要求我们在激励人口出生的政策方面，多去做一些改变。很多经济学家也讲过为了鼓励年轻人生小孩，是不是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有一些具体补贴的政策，这并不是我们的创建，其实在很多西方国家，还有亚洲经济体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一系列的政策，这个政策我们应该早点出。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使我自己觉得比较震惊。这样的一些政策要早点出。 另外，在退休年龄方面，我们中国的退休年龄女士55岁左右，男士60岁，但是我们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在77岁左右，比美国还要高。大家知道美国的退休年龄是多少？男女都是67岁，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在今后至少在预期的管理方面应该积极的推出，也可以解决我们现在人口结构，特别是适龄工作人口工作的问题，我们都在讲消费，怎么刺激消费，这里面其实跟我们今后所需要的改革是息息相关的。就是为什么老百姓不愿意消费，虽然说银行存这么多钱，但是我们的钱不敢拿出来消费，原因很简单跟我们的社会保障网络健不健全息息相关。 在今后财政政策支出方面，我们应该少投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我们基础设施的投资已经过渡了。投资占GDP的比重45%，这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是最高的一个国家。我们今后要投资的话，是不是能够投资在跟民生、教育、科研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比如我们现在还是9年的义务教育，是不是在现在的这种状况下很多的有识之士，包括前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刘遵义先生也在提，是不是把我们的9年义务教育推广到12年，一方面可以解决很多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人口质量的提升，做很长久的贡献。 另外在消费方面，是不是在农村地区宅基地和宅基地下面的小产权房，如果说这些产权能够明晰，这将会变成一个巨大的财富效应，在我们的农村地区。这样一来我们农村的居民在今后消费方面会变得更加的觉得自己的财富效应增加以后，也更会增加他将来的消费。 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跟很多的改革措施是息息相关的。我作为一个外资，在金融改革方面，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准入方面我们一直在讲欢迎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其实我们现在也面临外资对中国现在确实有一定的不同的看法，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在市场准入和市场开放方面能够内外资同等待遇，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把外资稳住，其实我们也不用担心外资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冲击，现在来看外资在中国金融系统资产的比重不超过1.5%，而在中国进入WTO的时候，2001年的时候是超过5%的。这么小的体量，其实对中国的金融系统的冲击不会太大，外资的进入在产品方面、风控方面、合规方面其实都会对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一个提升的作用。一系列的政策如果能落地的话，不用担心中国中长期经济的挑战，我们还是一个人均收入1.2万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其实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还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潜力释放出来，我觉得我们也不用担心中国的市场别人不会来，市场足够开放的话外资是非常愿意进入中国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市场。 赵伟：两位老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经济从长期来看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要素投入当中的资本跟人力。对于中国发展这么多年以来，资本已经变得不那么稀缺的情况下要找红利，一个从劳动生产力角度，一个从人口角度，两位老师分别针对的就是劳动生产率那块，章老师提的思想的重心产业突围经济就能突围。刘老师关于人口的建议也是蛮重要的，我在你这个人口结构数据的时候也发现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比其他国家要快很多，在未来几年时间里面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还会以更快的速度在各个领域有些体现。 产业突围方面的话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个概念在宏观调控跟产业政策上面是怎么样体现的？像我们知道有很多产业政策在加码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有一些别的担忧。产业政策在加码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提到部分产业过剩的问题，跟产业创新突围的中间会不会有一些地方会有需要平衡的地方？谈到产业少不了对地产方面的思考，地产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等等，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讨论的话题。先把这个话题抛给熊老师。 熊奕：关于产业发展的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是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的问题，一个是产业发展目标市场的问题。宏观环境的角度来考虑，和前面一个问题有点联系，当我们对比中国和90年代的日本之间情况的时候，我记得不久之前我和一个日本机构投资者做交流也讨论到这个问题，中国和当时日本的区别和相同点大概在什么地方？我当时把这个问题抛给他。 他回答我说中国和日本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可以从日本的经验中学习，我觉得这个回答对我特别有启发。你回想日本在90年代确实没有一个参照系，如果把日本放在那个时候，日本的决策者如果知道这个政策的力度不及时的后果是失去的10年甚至20年他们可能不会犯下当时所犯的错误。并且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日本之后其实世界上并没有出现过第二个日本，后来有过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其实这些危机已经走了出来，因为前面已经有了日本的情况在这里。日本对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如果当你出现通缩的压力还有债务的问题的时候，不采用足够大的政策破除这个循环，后果会非常严重。 当你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把其他问题的优先度往后放，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日本最有意义的价值，每个国家所应对的方式具体的政策都会有所不同，这个问题的优先度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回到中国的情况，去年当经济出现整个总需求不足，物价也开始有下滑迹象的时候，这对企业的行为开始产生一些影响。当时日本90年代当然我们现在喜欢引用资产负债表理论，但是资产负债表理论主要是为了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日本的企业失去了动物精神，没有再那么扩张了。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很多企业的动物精神其实是在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投资还是非常高，大家还在努力的不断的有技术的进步研发变得更有竞争力。 我也从企业那里听到困惑，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创新，最后的结果并不是收入和利润上升了，只是产品价格下降了。当总需求不足的时候，很多的创新定一个总量的总需求，只会导致价格的下降而不是企业利润的上升，最后企业的盈利和企业的收入都是和你的名义GDP是挂钩的。 这个答案就很明确，我们需要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保持下去，就需要一个更高的名义GDP增速和一个更高的物价增速，这两个变量其实是宏观政策最后能够决定的变量。我觉得对于中国产业政策发展一方面要意识到，其实整个宏观环境目前的这样一种增速不是很高低于潜在，特别是物价水平偏低的环境在长期来看，是不利于企业家保持他们的Animal spirt（动物精神），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环境扭转过来。我们不管从汽车等的出口，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提升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伴随着某些行业大家担心出现产能过剩等等的问题，这个产能本身是不是过剩也是面对相对需求而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可能规模非常大，增速也还非常快，比起未来的增速有一些减缓的情况，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之前做的这么多投资就出现了一些产能可能会过剩的情况。 我们可以从日本的七八十年代学习，看日本的汽车行业，我们现在非常像日本汽车行业的七八十年代，整个日本汽车行业在70年代是出口规模迅速上升的过程，当日本的汽车行业到了80年代还是在迅速扩张，但是这个扩张的方式转为了在海外的产能迅速扩张的阶段。 中国确实面临的是整个全球的市场，中国的体量确实也到了非常大的阶段，使得整个全球市场本身看起来对中国的增速也显得略微的小了一些。即使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整个中国的产业发展未来的希望仍然是在全球化的，毕竟我们已经苦练内功了这么多年，已经把我们的竞争力提升到了比较高的程度。接下来还是要融入整个全球市场里面，才能把之前的这些产能的竞争力的优势进一步的发挥出来，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国内的市场里面，这样发展的空间就会变得更小一些。以汽车行业为例，包括很多其他的行业，在整个全球市场的过程之中，完全不光是一个出口的概念，现在企业也有出海的需求，这个出海并不是说看重在国外的生产竞争力会更高，而是个出海的过程本身是开拓全球市场，并且提升全球市场规模的过程。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里面的很明显的趋势，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贸易在中国总贸易的占比是在下降的，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占比在整个贸易的比重里面是上升的趋势。 如果看整个IMF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发展中国家的增速一直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速，整个市场的潜力在发展中国家这边，但是发展中国家本身也需要自己的产业升级，收入上升才能使整个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消费越来越大。正是发生在中国七八十年代其他企业来中国，他们扩张产能不单只是为了卖给中国市场，同时扩大了整个中国市场。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就是他们在其他国家的扩张，包括以前“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未来的企业出海，更多的让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能够有一个更快的，更上一个台阶。这个反过来会使得我们整个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变得更大，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前面提到产能过剩、过渡投资的问题就会没有现在大家担忧的那么大。 赵伟：总结下来鼓励企业家精神，融入全球市场，尊重发展规律。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是在中低收入阶段会有一个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高收入阶段是结构调整过程，结构调整过程当中有些产业链会往外进一步的布局。其他一些先导型的经济体在转型即将成功和收尾的阶段，往往有在海外布局的现象。 章俊：我就整个中国经济转型的产业角度补充一两点，的确刚刚我提到了目前中国从产业角度，地产的下行不可避免，或者说未来如何企稳或者说何时企稳，这个都是开放的命题。 更多的现在整个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增长，2035远景规划中国实现中等发达收入国家的目标，整个还是要看增量。增量整个中国经济增速在下台阶，背后是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三大红利的减退也就是人口，出生率在2017年之后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城镇化进程基本上我觉得进入放缓，虽然我们说2022年中国城镇化率是65%，对标发达经济体依然有很大的空间，但是我们看一下其实这里面可能存在一些不可比较的因素，如果我们对比日本或者美国，其实在二战之前，或者说在之前就已经是发达国家。如果对比城镇化率我们做了一个对比，更加合适的是对标韩国，韩国二战之后开始工业化，进入城镇化。 韩国的城镇化率的开始显著放缓是1995年，1995年当时发生了什么，韩国面临了两个指标的变化，1995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金，韩国劳动力15-60岁的占比基本上已经见顶。这两个指标在中国已经发生了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金，中国按照世界银行的15-60岁的人口占比在2010年已经见顶。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红利依然往前能走，但是可能会显著放缓，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另外还有全球化红利的放缓，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提到超大规模市场，是强大的生产能力。这是两大新的红利，这两大新的红利如何去用？显然我们看到现在的房地产和基建这个模式已经过去了，超大市场规模和强大的生产力不可能用于房地产和基建，要找到新的应用场景或者说发挥两大优势，现在很明显非常明确就是数字经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谈到新型工业化里面把数字经济排在第一位，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去年谈到新能源。数字经济谈到比较多，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数字做的新的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相对于以前的劳动力或者说资本，或者说土地而言，没有排他性，或者说本身在消费的过程中也是一种生产活动。整个数字经济会是一种全新的模式。 回到中国，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是有极大的优势，放到一个大的宏观背景来看。现在在全球化放缓的背景下出现全球多极化的趋势，全球一体化放缓。数字经济相对于以前的经济模式一个最大的不同，以前我们说资本无国界，资本可以全球流动。像中国这样的小型经济体可以通过资本的全球配置也可以成为全球的大国，数字经济不同，数字有所谓的敏感性，全球各国都在推动数字跨境方面的监管，包括数字方面的安全。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只能基于经济体的国境，或者说所谓的是有边界的，并不是全球的配置。这个是基于数字经济的三大要素，算法、算力、数据来看，抛去算法，所谓的数据和算力这两个方面，中国可以利用超大规模经济和强大制造业的，数据是基于人口这个数量，另外一个是质量，中国具有很大的优势，同样具有14亿人口的印度，我们单个们产生数据的质量肯定比印度高，因为基于我们人均GDP，基于互联网的渗透率一系列的。 从算力层面，我们知道主要是依赖于芯片和能源。能源方面，中国具有全球40%可再生能源的产能，现在来看为什么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再谈新能源，因为我们存在新能源的产能过剩。我们知道未来新能源产能的应用场景在哪里？不是新能源汽车，也不是其他的场景而是在数字经济。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有些地方因为挖比特币，数字货币产生了电力短缺，如果未来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对新能源的应用场景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场景，未来我们说可能新能源不是过剩而是短缺。现在包括国家的一些最新的规定，新建的大数据中心80%要使用绿电，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到2035年全球15%的用电量都是要用于大数据，数字经济。这还是保守的测算，整个来看中国无论是从数据，或者说从算力一系列方面的配套，可能都是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我们本身有大量海量的人口作为数据的基础，另外可以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消化这样的产品。我们强大的制造力，可以在算力方面，无论是除芯片以外，芯片方面我们也会有突破，至少在新能源这块未来会开辟一个全新的应用场景，这个一系列可能会带来的都是万亿级规模的投资，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整个地产下行所带来的产出缺口，未来都可以通过数字经济抓手来弥补。 赵伟：新能源也好，或者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确实有些产业链细挖一下会发现潜在的投资规模，比我们很多直觉上认知的是要大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地产行业长期来看跟人口结构的变化关系还是有着比较深的联系关系，人口结构的变化像对经济的影响最近几年是在加快的，地产行业的演艺必然会导致土地财政贡献的下降，进而推导下来必然会导致对整个财税体系改革，包括地方化债问题的影响等等。对长短期破局的思考，在前面大家讨论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涉及。 丁爽：我就刚刚的问题简单的补充一下，大家谈到日本的泡沫破裂对日本的启示，的确是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汲取，包括宏观政策方面还有空间，可以及早的采取措施。当中可能大家更加注重的是在宏观政策，财政货币政策方面发力。对结构性政策，强调的还不够多。如果回顾一下日本在90年代出现泡沫的破裂之后，到2001年小泉上台之后，就开始推出了量化宽松。但是量化宽松的时候，同时也开始解决银行体系的坏账问题，对一些基础设施，对邮政系统也进行了民营化，私有化的一些改革，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2013年安倍上台之后推出的“三支箭”，包括了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也涉及到了社保投入的增加，我们在应对的时候也是对结构性改革还是要把它的重要性突出出来。结构性改革也不一定完全是收缩性，抑制性的，有些改革其实当中涉及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当中大家说的比较多的，我觉得重要的事多重复几遍也没有害处，就是对于民营经济的独立，恢复民营经济的动物的精神，鼓励他们去冒险，去追逐利润，只要在合法的范围内，最近我们也看到中央出台了31条政策之后，可能会推出《民营经济促进法》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权经营权的保护各方面给予平等的待遇。 同时还是得强调“法无禁止皆可为”，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这还是很重要的原则。涉及到先立后破，大家经常想到的是“双碳”过程当中，有些在没有建立新的一些体制之前，不要急与求成，但这当中也涉及到对民营经济预期的问题，在建立新规则破除旧规则，还有建立新规则之后你的新规则是不是追溯适用以前，这个应该是在旧的规则当中别人经营的方式，做的事情不应该通过新的规则建立之后去追溯，去惩罚那些以前的行为，不然对民营经济来说预期就很难确定。 回到房地产，房地产的调整应该是结构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土地收入的下降在出现反弹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这样就看到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是收支的差异。收入跟支出责任不匹配，如果土地收入又进一步下降，收支的差异可能会更加扩大。从长期的角度还是应该通过推动新一轮的财税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跟收入相匹配，这当中就是要增加税收，占整体收入的比重，同时收入也不能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实际的衡量目前经济所面临的现实我们现在很难加税，增加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都知道方向应该增加税收直接税的比重，这样使得税制更加稳定，直接税当中涉及到财产税这方面，现在大家知道推出房地产税的时机现在不是这个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长期的改革不能解决当前的一些急切的问题。 从短期来说我觉得要更多的中央这部分加杠杆，地方这方面的确是财政出现了一些比较紧张的状况。如果看一下中国整体的政府债务，很多的估算都是在比较宽泛的区间，GDP的90-100%，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划分中央债差不多20%，地方正式的债30%，地方不正式的债或者隐性的债40%。其实中央这方面的确还是有负债的能力，所以我的建议今后地方专项债那块其实规模应该冻结，不应该每年都往上走，而是说融资的需求更多，通过中央发债来满足。所以中央政府的杠杆可以再加。 同时通过货币政策来对财政政策提供一定的支撑，多用中央债还有一个好处中央债的成本比地方债的要低，大家知道地方的正式债务不太可能违约的，但是又承担了比中央债更高的成本，其实这个也是对于降低债务成本也是不利的，以后我觉得从货币政策要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帮助中央债的发行，这当中也涉及到货币以后，现代货币供应的一个方式，以后通过降准来提供流动性的空间在缩小，但是通过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流动性提供的模式，包括央行的再贷款，包括PSL、MLF，当中我也是有一个建议，央行可以开始考虑从二级市场购买国债。如果今后中央国债发行量增加，其实这是一个优质的资产，相对于再贷款其实是更加安全的资产，这个《央行法》并没有在这方面，是允许这么做的，而且中国历史上也曾做过，对于管理中国国债市场收益率曲线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熊奕：补充两个观点。整个房地产的变化对整个中国未来财政情况的推演，整个房地产的情况我们已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拐点，短期我自己有点不同的看法，确实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短期的需求是被压抑的，如果市场的情况不是在这么低迷的情况，很多置换房的需求甚至是刚需，也可能会被释放出来。无论如何长期来看肯定房地产的拐点已过，意味着整个政府收入这么依赖卖地收入以及房地产相关税费的情况，一定会使得我们出现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 如果我们想的长远一点，现在觉得财政收入的占比下降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需要扭转过来。长远的来看未来当房地产占经济的比例下来之后，是什么东西的比例会上升。我的感觉只能是消费，你也可以说过去这几年，这20年中国居民储蓄率这么高背后可能的原因也是因为房地产，大家存了那么多钱也没有存在银行里，最后体现在房产上。如果未来大家对房地产的需求没有这么高，多出来的钱大概会在消费上。我们想要提高未来财政收入，要想到可能未来更加可以成为这个税收增量的领域是消费。 现在中国政府没有动力发消费券，因为现在对消费不征税，只对生产征税。如果这个情况改过来，逐渐转到对消费也有征税，政府对刺激消费的动力也会增加，这样对于想把我们经济变成以消费为主的这样一个目的也会有帮助。 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这个和整个房地产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也可以说整个地方政府的债务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里面的快速积累和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已经到达一个高点之后下滑是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可这点，几个推论是。一个是整个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是长期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需要先立后破的问题。既然整个地方政府债务的积累是在过去基建、房地产这么一大波长的周期下积累下来的，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一个解决。就是说我们不能期望说能够花几年的时间就把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给解决了，甚至我觉得看看欧债危机当时的经验有一些参考价值。欧洲的情况和我们有点像，中央负债第一，如果把欧元区看成一个整体，他们中央的负债更低，他们当时在解决欧债危机的时候也会整天想到道德风险，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后我们看到欧债危机的解决并不是以那些政府，也不是以整个欧元区的负债下降，以负债除GDP来说整个欧元区的负债水平比起现在也是一直在上升的。整个债务既然已经在过去积累下来了，存量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只要确保所有的市场和大家的存量有信心，违约不会发生，存量的问题就已经可以放在那，在增量上要保证的事情我们的经济能够恢复正常的增长水平，恢复到潜在增速上。整个欧债危机中最后投资者信心的恢复短期靠欧央行的政策的兜底行为，几年之后靠的是之前发生欧债危机的经济体，经济恢复正常的增速。只有靠经济的增长才能够把大家对债务的长期问题得到解决，并不是靠把钱还上，并没有多少政府真的靠把钱还上就能把政府的债务问题解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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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为纲等:当前乡村振兴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
邱勇：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
张瑞娟：共同富裕视角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