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刚：多国政要密集访华，释放什么信号？

“时代”是一个在内涵和外延上均有很大弹性的范畴，既可以用于表示具有一定内容、时长一般仅为十年或数十年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也可以用于表示具有丰富内容、时长可达百年甚至数百年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

世界已经进入“新时代”。对于当今时代，世界主要大国及战略家、思想家有不同称谓。诸如“全球化时代”（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后真相时代”（The Age of Post-Truth）、“多极化时代”（The Era of Multipolarity）、“非极化时代”（The Age of Non Polarized）、“韧性时代”（The Age of Resilience）、“人工智能时代”（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年代”（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国际政治倒退的时代”。无论怎样命名这个时代，其实都潜含如下判断：当今世界已经发生时代嬗变。

时代嬗变的显著特征。时代嬗变，即人类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具有历史必然性，是人类社会运动属性的具体体现。时代嬗变有特征可观，有规律可循，也有动力可察。

和平仍是时代主题之一，但全球和平赤字持续扩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局部战争和各种国际武装冲突频繁发生，但整个世界实际上进入“大国无战争”阶段，人类社会整体上收获了巨大的和平红利。但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若干年来，全球和平赤字不断扩大。当今全球和平赤字扩大，首先表现为权力逻辑回归，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加剧。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国际社会普遍担忧世界爆发“新冷战”，或者步入不同国家集团彼此隔绝的“平行体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个别大国的所作所为，使人们平添了对全球范围内爆发大规模“热战”甚至核战争的强烈担忧。其次表现为国际政治出现“集团化”趋势。作为冷战遗存物的北约成员数量不断增加、覆盖地域不断扩展，进一步刺激地缘政治的敏感神经，进而加深了全球安全隐忧。最后表现为冲突思维日益凸显，国际关系中的“泛武器化”现象日益严重。以霸权国为主要代表，各国在全球事务各领域日益突出竞争性乃至对抗性，为实现自身目的、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频频将各种全球治理的组织机构、权力和资源“武器化”，比如，多边机制武器化、国际资金清算系统武器化、大宗商品贸易武器化、关税武器化，等等。

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之一，但全球发展赤字持续扩大。发展是实现人类幸福的关键，也是世界各国的基本权利；发展问题则是引发诸多全球问题的根源性因素，“当今时代的许多问题，追根溯源都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造成的”。因此理应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从现实看，全球发展虽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当今世界仍存在发展赤字且其持续扩大。全球发展赤字扩大，首先表现为全球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导致民粹主义泛滥，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汹涌。一些发达国家把自身问题“甩锅”给其他国家，这既无助于其自身发展，也对全球发展造成伤害。其次表现为全球市场信心严重欠缺，未来发展动能明显不足。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国际经济组织多次下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悲观论调在国际舆论场上持续弥漫。最后表现为某些大国采取的“断链”“短链”“近链”等具有鲜明单边主义色彩的对外经济行为，不仅对当下的全球发展造成严重消极影响，也为未来的全球发展蒙上了浓重阴影。

合作是时代主题之一，但全球信任赤字不断扩大。信任是合作的前提，也是繁荣的基础。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各种多边机制，无一不是以信任为前提，并因此成为跨国合作的平台。比如，促进国际合作，就是联合国成立的初衷，也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宗旨。但近年来，全球信任赤字持续扩大。首先，表现为大国之间的信任赤字日益严重，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对抗升级有可能演化为严重冲突。其次，表现为全球治理平台因霸权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采用的予取予夺行为而呈现“弱能化”趋势。例如，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建立的二十国集团（G20），本应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探讨世界经济复苏、开展宏观政策协调和履行全球经济治理功能的核心机制，但在部分西方大国的操纵下，该平台逐渐被“政治化”和“工具化”，效能日益下降。

共赢是时代主题之一，但全球治理赤字也在持续扩大。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一度加速发展，形成了所谓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由此，国际分工更加精细、明确，各国、各地区在经济领域的密切互动和相互依存，使得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新冠疫情再次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各国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共赢成为一种价值，一种现实需要。但与此同时，全球治理赤字也在不断扩大。全球治理赤字，首先，表现为全球治理供需的不平衡。一方面，全球问题数量不断增加、影响不断扩大，单一国家根本难以有效应对，世界各国对全球治理的需求日益增加；另一方面，既有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趋势、新格局，代表性、包容性均需改进和提升，部分传统大国的治理供给意愿不断弱化、能力不断下降，从而在供给侧削弱了全球治理。其次，表现为霸权国为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不断强化全球治理体系的集团化和等级化，对业已绩效不彰、危机重重的全球治理体系持续造成破坏。由此，全球治理逻辑正在发生消极转向，即从效率公平优先转为权力和竞争优先。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复杂状况，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大判断：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另一方面，“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十字路口”。这个世界已经真真切切地进入“新时代”。人类正在经历“大时代”范畴内的演化和更新。从历史经验看，这样一种演化和更新过程即时代嬗变将是曲折、缓慢的，其间甚至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为此，我们应当保持足够的耐心。

这里所讨论的国际旧秩序，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也称自由国际秩序）。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近代以来先后出现的各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质上都是由当时的世界强国建立起来的等级体系，并根据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价值偏好和现实需要维持暂时的——通常是局部和区域性的——和平。从大英帝国建立和维护的强调均势和间接统治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到美国建立和维护的新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即霸权型国际秩序，莫不如此。在这一过程中，“大国用‘秩序化’的方式改造世界，不仅通过制度和规范，有时也采用胁迫之术”。

首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引发全球力量分布重大变化的同时，正在试图重构国际规范体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世界政治意义。基于不同角度和尺度，人们又将新兴市场国家称为“中等强国”（middle power）、“地区大国”（regional power）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成员散布五大洲的“金砖国家”（BRICS）。这类国家通常拥有多样化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和发展议程。鉴于自身在既有国际规范的最初制定阶段发挥作用微不足道甚至根本“不在场”，在国家实力日益增长的态势下，它们已不再满足于扮演国际事务中“被动的规范接受者”（passive norm taker）角色，而是希望承担“规范塑造者”（norm shaper）和“规范创设者”（norm maker）职责。它们质疑和批判既有国际规范，明确表示要推动修改这些规范。即使是那些长期处于国际体系边缘地位的小国，在国家间业已存在大量利益交汇和利益共享、全球共同利益日趋凸显的当今时代，也在特定议题领域，借助现有和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赋予的国际道义，不断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由此，那些服务于既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国际规范，或者被修正、更新，或者被完全颠覆，以更好适应当今时代的新特点、新需要。

其次，美国正在成为当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事实上的破坏者。应当承认，当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产生和维持，都离不开美国。美国自身也从这一秩序中获益颇丰。冷战结束被视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历史性胜利，并催生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自信满满的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广以自身为典型代表的西式民主制度。美国以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和以“人道主义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保护者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为借口对他国内部事务的粗暴介入，均是这方面行为的突出体现。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遭遇的重大挫折，也意味着美式自由主义的严重失败。

当下的美国事实上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其口头宣称的理念与事实上采取的行为相背离。这个国家虽然“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它在对外关系中依然信奉实力至上逻辑，大搞零和博弈、恃强凌弱、巧取豪夺、结盟对抗、封闭排他。这些做法显然与世界多极化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与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走向格格不入，与当今时代主题严重不符，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其传统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反对和抵制。

最后，自由主义精神内核出现严重危机。这种危机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上都有鲜明体现。在国内层次上，最近几十年来，随着超级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更为便利，那些寻求成本最低、壁垒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跨国企业大量采取外包（outsourcing）行为，由此导致某些国家特定岗位的工人大规模失业，这些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由此更加严重，加之金融资本的过度扩张，社会1%富人所拥有的财富已相当于99%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之和。相关国家的政府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长期存在且日趋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社会动荡的隐患持续加重。在国际层次上，自由主义宣称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而平等从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带来的却是移民和难民问题。按照自由主义的逻辑，各国理应张开怀抱，欢迎人员的跨境自由流动，并积极接收寻求庇护的各类难民，但人员的跨境自由流动特别是大量难民的涌入，的确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包括就业竞争、社会动荡、文化冲突、民族融合等。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一些持极端立场的政党和政客在欧洲多个国家取得执政地位，走到国家权力舞台中央和世界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

历史经验表明，当国际秩序与它所处时代因错位而不相匹配时，它的调整、更新乃至转型、更替便必然会发生。在当今时代，时代嬗变正在推动国际秩序进入更新阶段，国际秩序的转型、更替依稀可见。这种更新、转型、更替需要时间，总体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