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可以壮大集体经济吗

王成军，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方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原浙江农林大学人文社科处长。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管理、农村区域发展，重点关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业土地资源管理、农村人居环境管理等议题。

张旭，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现为浙江省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李雷，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食物与健康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8期（点击可查看当期目次和摘要）

摘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是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后的又一核心议题。为了回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能否提高集体资产经营效率、实现集体经济增收的问题，本文使用2017－2020年浙江省2137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4期平衡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对集体经济的增收效果。本文研究发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确实可以提高集体经济收入，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司化运营仅在中高收入水平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产生增收作用，且公司化运营对于人员“政经分离”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增收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通过提升经营者努力程度与发展产业经济等渠道促进集体经济发展。鉴于此，因地制宜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改革，建立并实施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与容错纠错机制，积极探索 “政经分离”，是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可行措施。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  公司化运营  “政经分离”  渐进DID

中图分类号：F321.32

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居民集体福利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农村地区的具体体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也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然而，现实中面临的问题是农村集体资产存量庞大但经营效率低下，大量村庄集体经济难以持续增收。如何盘活集体资产，实现集体经济可持续增长，已成为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依据现代企业制度原则，设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探索以公司化方式运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此解决农村集体资产的低效率经营问题，这种实践方式对于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增收问题是否具有真实效果，需要学术界给予科学的回答。

然而，学术界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有效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该观点主要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形式的变化，认为公司化改变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形式，使农村经济组织具有了企业法人的市场地位与财产经营权利，可以突破特别法人身份的限制，更易于被市场主体所接受。同时，公司化也促进了集体资产经营与组织治理的分离，缓解农村集体组织职能错位的问题，可以有效吸引与规范管理外部工商资本和人力资本，弥补了集体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和资金的短板，促进集体经济增收。

与之相悖地，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难以产生的增收效果。该观点更多关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益性与公司化营利性之间的矛盾，认为公司化运营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有的产权制度不相容，会引发股份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冲突，产生难以破解的收益分配问题，破坏了集体经济发展原有的动力机制，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公司化经营是否对集体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亟需学术界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开辟新的视角，重新构建分析框架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因此，本文选题具有较好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文首先构建“物质资本、组织架构与制度设计”分析框架，从缓解物质资本约束、优化组织架构、完善制度设计三个方面，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一步，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域，使用2017－2020年2137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4期平衡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对集体经济的增收效果，在保证结果稳健的基础上，分别讨论这种影响在集体经营性收入水平不同和“政经分离”程度差异等方面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检验了经营者努力程度、集体资产经营方式等方面的影响路径，提出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壮大集体经济的政策启示。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文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影响的传导机制入手，从机理层面分析其对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效解决了单纯就法人地位或者公益性及盈利性等表层属性分析得出相反结论的矛盾。具体而言，本文从物资资本、人力资本与技术水平的角度，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对集体经济收入的影响，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集体资产经营者面对公司化运营改革产生的行为响应。二是本文是基于村级层面较大样本的定量研究，有效弥补了前期研究样本数据不足，导致样本代表性偏差出现的结论偏差较大问题。本文利用浙江省2137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2017－2020年4期平衡面板数据，建立包含固定效应的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改革对于壮大集体经济的作用，并揭示其影响机制，为相关讨论提供新证据。

研究结果发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确实可以提高集体经济收入。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司化运营的增收效果主要体现在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锦上添花”作用，对较低收入水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增收的“雪中送炭”作用不显著；公司化运营对人员“政经分离”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增收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通过提高经营者努力程度与发展产业经济，促进集体经济发展。

本文有以下政策启示：一是适时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改革。在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要求下，面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遭遇的瓶颈，可适时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改革，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二是因地制宜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改革，不可“一刀切”。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营改革，需要立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实际。集体资产相对充足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积极探索公司化运营；集体资产相对贫瘠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需稳慎推进，可在积累一定资产后再尝试开展公司化运营，也可以选择与其他集体资产丰富的村庄联合开展公司化运营，抑或与工商企业合资控股开展公司化运营。

三是建立对集体资产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与容错纠错机制，缓解“有约束，无激励”的问题。依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的收入水平，订立适宜的股权或物质激励合约，促进经营者利益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相一致，实现集体资产经营中的“激励相容”，以提高经营者经营集体资产的努力程度，激活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需要建立对经营者的容错纠错机制，激励担当作为，鼓励大胆探索，提高一线经营者的创新积极性，创新发展各种类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四是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政经分离”。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开展聘请或培养专业经营人员或团队经营集体经济组织，适度推行“政经分离”，依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通过落实专业经营人员的非社员股东身份等做法，吸引具有丰富经营经验的职业经理人参与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走市场化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子，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来源：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