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利刚：用基层减负为脱贫攻坚、防疫抗洪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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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利刚（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是全面小康建成之年，基层工作尤为繁重。2020年，还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上半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刚进入下半年又遭遇汛期洪水险情，基层工作也因此增添了很多预料之外的“加试题”。对基层干部而言，2020年，不仅仅是“负重前行”，而是“加重前行”，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基层减负就越是迫切。
  减负形势如此迫切，减负工作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现象。一个地处“三区三州”的未摘帽贫困县，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共计参加了71次视频会议；某地规定以县委县政府名义下发的红头文件不能超过100个，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文件又会以便签形式下发；在“技术减负”潮流下，一些地方纷纷开发自己系统内的“云平台”，内容雷同，却都要求打卡留痕，如此“智慧办公”，无形中给基层工作人员增加了“云压力”……总结说来便是：线下会议少了、视频会议多了；红头文件少了、便签文件多了；“云平台”多了、“云压力”大了。
  如此减负，其结果只能是“减了旧负，增了新负，掐指一算，新负不小于旧负”。减负要想减出效果，首先还是要梳理清楚，基层重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客观来说，基层一人多岗、一人多责现象较为普遍；没有执法权力，却往往背负有“属地责任”；资金不足不说，买酱油的钱还往往不能打醋，人少事情多、权小责任大、钱少限制多，负担自然不小。
  就基层自身而言，以上这些原因，是客观存在的，较为普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原因，是主观存在的，较为个别。比如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时会陷入“越干越忙”的负担怪圈。表现之一，事情研究不够，导致“事没少干、骂没少挨”；表现之二，群众发动不足，导致“干部在干、群众在看”。因为工作能力不足、工作方法不当，一些基层干部，花了很多时间，用了很大力气，增加了工作负担不说，还往往导致工作效果不尽人意。
  基层重负，也不全是自身产生的，很多时候，是由上级部门转嫁而来的。一些上级部门动辄搞官僚主义，直接诱发、催生了基层部门的形式主义作风。比如一些上级部门过于强调留痕，基层干部就会努力通过填材料、开会、录像、拍照等方式，以实现合规性证明，甚至一些基层部门要花费一半左右的人力、物力来“自证清白”。还有一些上级部门，动辄把自己的工作主体角色，变作监督主体角色，导致执行政策时，监工的多过干活的。上级部门把责任分工变成了责任甩锅、把压力传导变成了压力加码，如此一来，基层负担又怎能不重？
  正常范畴内的基层工作，哪怕忙一点、累一点，也属于可以承受之重。基层工作中，真正的难以承受之重，是那些开不完的会议、填不完的表格、留不完的痕迹，以及接待不完的检查考核、应对不完的形式主义、处理不了的权责不清等。要想减去这些重负，关键是要抓准、抓稳“牛鼻子”问题。
  首先，决策时要尽可能多地引入基层意见。上级决策脱离实际越远，基层在执行时负担就会越重。顶层决策，不可不慎，一定要秉持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的工作原则，一定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一定不能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上级部门做决策时，做什么要多问问群众的规划，怎么做要多试试群众的方法，何时做要多听听群众的意见。
  其次，分工时要尽可能大地减少负面干扰。基层很多负担，都是分工时分下去的。一些上级部门，喜欢搞角色转移，导致干活的角色，变成了传话的角色、监督的角色、问责的角色。基层减负，一定要减去这些冗余的角色，从而减少负面干扰。“二传手”干部不能当，传话会议、甩锅会议不要开；督查检查考核，多头重复的要合并归类，形式主义的要清减归零；问责否决不是筐，不能啥都往里装，工作中要谨慎使用。
  最后，执行时要尽可能足地增加要素保障。基层是一线阵地，一定要保证粮草弹药充足，也就是要保障好“人、权、钱”三大要素。在信息化时代，应该越来越多地采取扁平化结构，将更多的干部释放出去，让他们下沉到基层一线阵地；同时，也要培训基层人才，挖掘群众人才。基层权责要清晰而统一，下压多大责任，就该下放多大权力；同时，也要做好规范工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三农”仍是短板，还要加大基层资金保障力度；同时，也要打通资金使用“肠梗阻”，让买酱油的钱也可以打醋。
  今年的基层工作，任务本来较重，“加试题”又多，上级部门对待基层减负工作，一定不能不紧不慢磨洋工，力度应当加大，靶心应该瞄准。要知道，做好了减法，才有利于做加法，只有减去了难以承受之重，才能让基层干部的付出指数，换作老百姓的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