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陈晓华:如何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陈晓华（全国政协农委副主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

党的十九大把脱贫攻坚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向人民做出了庄严承诺，而乡村振兴作为党的七大战略之一写入了党章。抓好这两件事，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关系全局，影响深远。

一、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是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

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时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一方面，脱贫攻坚取得全局的决定性的胜利，农民一个不落的进入小康社会，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历史性成就。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全面地开局起步，要为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现在正处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期，统筹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非常重要。如果搞得好，我们就能够使脱贫摘帽的农村地区和贫困人群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更好地巩固脱贫的成果，接续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如果搞得不好，就可能使脱贫摘帽的地区人群出现返贫，使这些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中央对解决好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衔接问题高度重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把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作为一个重大的任务首次提了出来。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明确要求，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就需要使脱贫攻坚跟乡村振兴很好地衔接起来。

对贫困地区来讲，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各地的情况不一样，进展的程度不一样，主要面临着三类问题。第一类是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问题，啃下这个硬骨头是一场硬仗。不仅“三区三州”，在西部不少省也有这样的现象。这一类要毫不松懈地推进脱贫。第二类是已经摘帽和脱贫的县怎么减少和防止返贫的问题。应该说这个任务更重，这类地区必须首先盯住。第三类是早期脱贫的搞得比较好的地区怎么和乡村振兴衔接好、怎么从前一个阶段转入到后一个阶段的问题。这三类问题说明，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和工作任务。

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总体上都是要人民富裕。当然不同的工作要求不同的任务，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工作的要求上，脱贫攻坚重点是解决好“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这是脱贫攻坚必须始终锚定的目标。我们既不要把它人为抬高，也不能搞缩水。乡村振兴更全面、层次更高。所以，这两个事在目标的要求上是不完全一样的。在时间的节点上也有所不同。脱贫攻坚的要求很明确，就是2020年必须完成，而乡村振兴应该说要伴随整个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长过程。所以，中央下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规定了阶段性目标，到2022年也就是党的二十大，乡村振兴要搞到什么程度。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乡村振兴又要搞到什么程度，甚至远景谋划到2050年。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果说脱贫攻坚是攻坚战，乡村振兴则是持久战，在各个时间节点要求不一样。另外，在工作对象上也有所不同。脱贫攻坚主要是瞄准贫困县、贫困乡、贫困村，特别是贫困户，要精准到户，而乡村振兴涉及到所有农村、所有农民、所有农业，所以要求范围也是不一样的。通过乡村振兴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我们应该把握好这两个重点，这些不同的地方。

就两者的关系来看，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和优先任务，这是中央反复强调的。也就是说，没有脱贫，全面小康也好，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好，就失去了前提，就是一句空话。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上强调七条乡村振兴之路，其中有一条就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另外，乡村振兴是巩固脱贫成果接续向前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所以，从实践到理论都要做好这两个衔接。

二、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有许多有利条件又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这些年我们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为乡村振兴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一是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有了很大进展。和过去比，产业发展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大体上“五个一批”脱贫措施，其中产业脱贫是根本举措，解决了一半的贫困人口，当然也包括就业。

二是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尤其是水电路气房通讯。实事求是讲，国家也好，社会也好，这些年在这方面的投入是不少的。甚至一些村基础设施条件、村容村貌、农民住房，比一般的非贫困村还好得多。也就是说，我们一些贫困村的建设至少在基础设施上已经大大超前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就。

三是贫困地区的人才保证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人力的支持、人才的支持、干部工作队伍的支持，对贫困村面貌的改变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我经常到一些村，讲得清楚、讲得明白问题的还是第一书记，还是那些工作队员，反而我们原来的一些村干部和农民自己讲不清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也体现出扶贫干部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有利条件，特别是我们通过脱贫攻坚，总结了很多有效的农村改革发展经验，培训和造就了一大批热爱“三农”的干部。这个财富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但是也要看到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衔接还有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

突出的有以下几个：

一是如何提高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的问题。农村产业要发展起来，没有五六年以上，是成不了气候的。因为规模的形成、产业链条的形成、产业体系的形成不是靠两三年几十万的扶持项目就能解决的，恰恰在这一点上很多贫困地区还是短板。经营主体的市场发育程度不够，尤其是产业链条没有完全形成。虽然每个村都有几个发展项目，但从一个区域来看、从一个产业体系建设的角度来看，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主要是因为什么？产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主要靠市场这只手，要形成产业体系，要培育壮大主体，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二是如何激发内生动力的问题。不可否认，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一些贫困人群程度不同地存在“等靠要”思想。也就是说，干部在干，群众在看。正因为如此，对干部来讲，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对群众来讲，就是不能养懒汉，要激发其内生动力。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解决内生动力问题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三是如何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问题。这些年，在脱贫攻坚上，从上到下都有很多特殊的政策和非常的措施。转到乡村振兴以后，如何把这些特殊的政策转化为制度性的安排，包括一些非常的措施变成常规化的措施，都需要很好地研究。攻坚战的办法和战略战术不一定适合于持久战，持久战要久久为功，打法和招数就要有新的变化。在这一点上，需要上下共同努力，既要搞好顶层设计，更需要实践的探索。

三、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需要抓住关键问题

一是做好领导体制的衔接。脱贫攻坚能取得进展和实效，关键是中央率先垂范，总书记亲历亲为，带动五级书记亲自抓。怎么样把这种体制、把这个劲头，按照“四个优先”的原则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机制和体制还需要很好地研究。要不然就会出现反复，特别是贫困县脱贫攻坚几年以后，干部可以调动了，哪些是短板需要补，哪些是重点需要抓，不衔接好就可能又走弯路。中央强调乡村振兴也要五级书记亲自来抓，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工作制度，特别是考核的标准。怎么样把脱贫攻坚的督导、考核的办法转移到乡村振兴工作的要求上来，也需要实践去探索。所以，现在有的地方脱贫攻坚告一段落以后，乡村振兴的领导小组也是党委政府的一把手，这样能够接续地把一些事情处理好。

二是做好发展规划的衔接。脱贫攻坚是硬任务，有进度、有计划、有项目、有资金保证，搞得比较扎实。而乡村振兴是个持久战，也应该有一些重大的工作安排、进展要求和工程项目。要不然，放在那儿几年，最后面貌依旧。所以，在这一点上，要做好两个规划的衔接。要结合脱贫攻坚的完成情况和乡村振兴新的目标要求，缺什么补什么。现在的规划纲要重点是要抓好县、乡、村的规划，中央的文件是一个纲要，是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具体的安排还要通过县、乡、村来具体的部署和落实。

三是做好政策保障的衔接。脱贫攻坚有一整套人、地、钱，也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一些政策。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在乡村振兴期间怎么使这些行之有效的优惠政策转化为制度性的安排。中央很明确，就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使有调整，也应该有一个过渡期。当然，乡村振兴的政策和针对特殊贫困户的政策可能会有不同，因为乡村振兴政策更要讲究区域性，更要讲究普惠性，就不可能针对一些个体设计一套体系，而是主要针对一个区域发展实行一个普惠性的政策。

四是做好重点举措的衔接。脱贫攻坚的举措重点是三项，一项是产业发展，一项是基础设施建设，一项是公共服务水平。这三件事情在脱贫攻坚中要解决好，在乡村振兴中更要解决好。所以，原有的一些安排和部署怎么和乡村振兴的计划、规划和要求衔接起来，就需要认真地梳理。产业怎么升级要考虑，基础设施怎么完善配套要考虑，公共服务水平怎么提高要考虑，这些重点的举措要分门别类地采取措施。

五是做好工作队伍和人才的衔接。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农村人口减少是个大趋势，我们只能适应这个趋势，尽可能消除这个趋势下对农村带来的负面影响。城镇化背景下的空心化、老龄化，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这样的难题。一个乡村没有人、没有人才、没有人气，怎么来振兴。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六个振兴，第一位就是人才振兴，应该说抓住了根本。人才振兴怎么办？ 首先要留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原来的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帮扶同志，当然不可能都把他们留下来，但是要通过适当的办法进行探索，不要人走了以后，很多事情就接续不上了。其次要引进来。主要是三类人，一类是下乡返乡创业的人，这类人主要是针对产业发展的。第二类是有技术的专家、医生、教师，主要是提高他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第三类是有志于退下来的返乡干部，主要是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再次要培养人。把立足点放在培养乡土人才上，这才是根本。农村要长治久安，农村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没有乡土人才的成长是很难想象的。应该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持久地培养一批乡土人才。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乡村振兴高峰会议暨首届“县委书记共话乡村振兴”研讨会的主旨演讲；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1年第2期（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