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双循环”的宏观背景、概念内涵与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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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2020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后，“双循环”成为了国内外热议的一个新名词。如何理解“双循环”提出的宏观背景、“双循环”的具体概念内涵以及“双循环”意味着的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我们深入理解这个新名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宏观背景
  在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讯稿中，有两段话可以作为“双循环”提出的宏观背景。第一段话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第二段话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提出的宏观背景之一，是全球经济深陷“长期性停滞”格局，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中美经济摩擦全方位升级，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谓前所未有的复杂与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外需增长面临较强的不确定性，中国还将面临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挑战。因此，要保证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就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内需增长。
  “双循环”提出的宏观背景之二，是在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美国竭力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试图显著削弱中国在技术进步方面的“后发优势”，并努力将中美技术差距锁定在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芯片行业为例，目前每年中国芯片进口额已经超过原油进口额。中国在高端芯片方面非常依赖从美国的进口，而美国却要努力来“卡脖子”。因此，面临来自美国等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打压，中国政府不得不通过激发国内技术自主创新来对这些高科技产品实施进口替代。
  “双循环”提出的宏观背景之三，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必然会降低，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需的挖掘程度。以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由2006年35.2%的峰值下降至2019年的17.4%。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今年7月21日在与企业家座谈时所指出的，“国内循环为主，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二、概念内涵
  究竟如何理解“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
  首先，要促进国内大循环，就必须打破国内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通过促进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来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事实上，从2018年以来，中国国内市场的绝对规模就超过了美国。然而，与美国相比，在中国国内，各种要素与商品的流动面临更大的障碍。例如，公路货运面临高昂的运输成本，跨省贸易面临更加严苛的检验检疫流程，劳动力的跨境流动也面临各种各样的歧视性政策等。这些要素与商品流动的障碍无疑会显著削弱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优势。事实上，2020年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意见》，其核心所指就是要促进要素定价的市场化以及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要素的范围涵盖了土地、劳动力、专业人才、金融资本、技术成果与数据。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那么对于打破国内要素流动障碍、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将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其次，要促进国内大循环，就必须确保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与消费持续升级。第一，这意味着要保证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较快增长；第二，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缓解中国国内的收入与财产分配失衡的格局。只有让全体人民在更大程度上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才能促进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与消费升级的发生；第三，要保证居民将更多的收入投入到消费，就必须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政策，如果房价继续快速上涨的话，更多居民收入会被用于偿还月供与储蓄买房，从长期来看，这会对消费增长形成负面积压；第四，这也意味着必须加快户籍改革与农村土地改革，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热情。
  再次，要促进国内大循环，就必须确保民营企业享有足够的成长空间以及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素来有“56789”的说法，也即民营企业贡献了50%的财政收入、60%的经济增长、70%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以及90%的新增就业。因此，要促进国内大循环，就必须保障中国民营企业有充分成长的空间。今年在疫情冲击下，宏观政策的“六保”中的“保市场主体”一项，就充分说明了中央政府对民营企业的重视。这就意味着，要避免宏观经济下行与金融监管强化过程中通常会出现的“国进民退”的格局重演，要向民营企业充分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市场，要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进行财政与金融方面的支持等。
  第四，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必须确保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促进中国企业通过各种努力实现技术进步、在产业链价值链上不断向上攀升。如前所述，中美经贸摩擦未来有全方位升级的风险，其中美国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遏制将是重中之重。在这一前提下，中国政府必然会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大力发展国内高科技行业，这意味着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定价与保护、鼓励科研成果更好更快地向技术产品转化、对国内教育培训体系进行调整、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扶持力度等政策举措。当然，发展高科技也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东边不亮西边亮，在美国试图与中国实现高科技“脱钩”的前提下，中国仍需要强化与欧洲国家、日韩等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第五，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国政府就必须要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努力参与各种双边、区域与全球性多边合作，实现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事实上，即使在国际摩擦显著上升的背景下，近年来中国政府依然在加快国内市场的开放力度。例如，今年6月1日海南自贸港总体实施方案的出台，就标志着中国国内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又如，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国内金融市场以及国内金融机构的开放方面速度很快。在全球经贸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演进出现了区域化的新特点。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中国东盟自贸区、RCEP、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增强中国在上述机制中的影响力与贡献度，通过双向开放来促进共同发展。
  三、新一轮区域一体化即将提速
  其实，在本文第二部分的概念内涵中，笔者已经提出了为了促进“双循环”的若干政策方向，这里不再赘述。笔者想在这里重点分析的，是随着国内统一大市场与国内要素自由流动的实现，在未来五年至十年内，中国国内有望形成新一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形成的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则将会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增长极。
  随着要素的自由流动程度的上升，未来中国国内将会形成新一轮要素聚集，这意味着一些区域的整合与发展速度将会加快。笔者目前最看好中国国内五个区域的发展。第一个区域是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区域的核心城市除港澳外，包括深圳、广州与佛山（东莞）。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的硅谷，这里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结合得非常紧密。第二个区域是长三角，这个区域的核心城市包括上海、杭州与南京。长三角区域是目前中国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内平等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且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相对均衡。第三个区域是京津冀，这个区域的传统核心城市是北京与天津。如果雄安在未来十年能够快速发展，那么雄安有望成为京津冀的第三个增长极。第四个区域是中部三角，核心城市是郑州、合肥与武汉。这三个城市是中国高铁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构成了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大通道”。第五个区域是西三角，核心城市是成都、重庆与西安。这个三角的特色是制造业发展与科技研究能力相得益彰，且相对而言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成本较低。
  不难看出，以上五个区域都各自有一个城市三角形。在每个城市三角形中，似乎都有一个城市金融更发达一些、一个城市研发更发达一些、一个城市制造业更发达一些。这意味着这些城市之间可以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协同发展。这五个区域、15个核心城市，在未来不仅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汇聚之地，其自身的房地产市场也有着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前景（因为面临大规模的青年劳动力流入，以及有着更好的公共资源分布）。
  更有趣的是，这五个区域在资源禀赋、发展程度、外向型程度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有望形成中国版本的“雁阵模式”。在这个雁阵模式中，粤港澳湾区与长三角处于第一梯队，中三角与西三角处于第二梯队，而五个区域之外的其他区域则形成了第三梯队。京津冀则相对较为特殊，可以称之为“雁头”。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第一梯队的产业与企业未必要因为成本上升向东南亚或其他国家迁移，而可以更多地迁移到第二梯队，而第二梯队的产业与企业可以迁移到第三梯队。通过雁阵模式的逐级传递与扩散，就能够实现区域优先发展之后的全国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