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雯：当前西方民粹主义动向分析及其镜鉴意义

gecccn

郑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01、民粹主义的共性：无顾“左”“右”的简单化政治与反抗性运动
  理论研究表明，“民粹主义”是一种缺乏核心体系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充满模糊性、投机性乃至缺乏实质内涵、不够稳健理性的政治价值观。但经验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实践，在某些方面具有较强的共性特征。
  第一，民粹主义具有对其他意识形态的依附性，在实践中表现出丰富的组合样态和强大的社会能量，可以跨越政治图谱，覆盖极左到极右。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在政治方面曾频繁改变立场，1987年注册为共和党人，1999年转变为无党派人士，2001年变为民主党人，2009年再次成为共和党人，两年后又退出，2012年再次回归共和党。美国2016年大选中的黑马，除了代表右翼民粹主义的特朗普，还有代表左翼民粹主义的桑德斯，在消除经济不平等和贸易保护方面，两者立场高度一致。
  可以说，西方民粹主义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强调人民的中心地位，吸纳普通民众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政治、社会诉求，以人数提振支持率，而“很少关注这些政策在意识形态上是‘左’还是‘右’，以及是否与打出此种旗号的政党的传统政治光谱相吻合”。
  第二，民粹主义均具有简单化政治的思想倾向，将问题简单化并辅以煽动式的言行是民粹主义的显著特征。
  其既体现在用常识化、简单化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问题，如把所有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政府腐败和精英腐败；也体现在解决问题的简单化方式，这种“简单化政治”认为，政治应该体现普通中下层人民的智慧，“因为人民的要求和意志都是直接而简单，政治本身也应该是直接和简单的，任何复杂化或者技术化的政治设计在本质上都有违人民的意愿”。因此，“反常识”就是“反人民”。
  在各类复杂社会问题中，民粹主义希望大众能够参与到决策中来，采取一种与专业思维不同的非黑即白的态度，通过二元对立的方式理解问题、解决问题。一些经过简化的概念如“小人物与体制、人民与统治阶级、民族与外国、追求绩效的公民与社会寄生虫、优等的本国国民与劣等的外国人、成功的企业与效率低下的官僚制”等等，在民粹主义实践中普遍存在。
  第三，在简单化政治的思想倾向影响下，民粹主义通常具有共享的反抗性特征。
  在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把宪法视作权力的制约而不是权力的赋予，“民粹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永远是腐败的”。民众感到生活水平下降，政治地位下降，未来发展无望，国家不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等，都会成为民粹主义的发酵土壤。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拥有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差距拉大，导致平民阶层的被剥夺感增加。对于社会流动性日益下降、移民问题愈加凸显的美国而言，年轻人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
  可以说，民粹主义的反抗性特质来源于它对理想政治生活的设定。不管哪一个时代，只要存在差距、分化、危机感和被剥夺感，就有大众的批判和底层的反抗，就会有民粹主义。民众“被剥夺感”的强弱，直接决定了民粹主义的反抗性程度。
  02、民粹主义的思想内核：排他的本土主义
  在西方，“主权在民”思想不仅在资产阶级运动中广泛传播，植根于西方各国民众思想中，亦成为启蒙运动后为应对政治秩序合法性而形成的一整套系统方案。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一大批西方学者推动了“主权在民”思想的胜利和流行，使得西方现代统治阶级不得不努力捍卫“人民”的话语权。
  在西方主流文化中，几乎所有的政治团体都会在他们的合法性话语中涉及“人民”这一整体性的政治概念，通过强调“人民”的同质化，激发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感。“民粹主义倾向于忽视人民内部的差异性，主张人民是超越阶级、性别与代际的多样性而存在的”。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粹主义实践表明，“人民”的思想内核存在差异，“人民”的政治对手和反抗目标有所不同，由此表现出民粹主义思想内核的异质性。
  西方民粹主义指涉的“人民”，体现出演变的特征。早期英法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后期俄罗斯民粹派的实践表明，西方民粹主义“始于一种对精英所拥有的压倒性权力的抗议”，处于民族国家界限之内。“人民”侧重于强调被剥夺了应有人权的社会群体，“主权在民”是早期西方民粹主义反抗政治的核心目标。
  伴随着20世纪末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民粹主义在东西两半球再度形成高潮，此时的“人民”主体变成了以民族共同体为特征的本国人民，“人民”的主要政治对手和反抗对象，不再根据民族国家界限内既有的权力、资源与地位差异来界定，而是根据种族、出生地或宗教进行界定，本国人民与（寄生的）外国移民的对抗成为当前西方民粹主义的主流，西方民粹主义实践从“阶级民粹主义”为主，转向“民族民粹主义”为主。
这就使得当前的西方民粹主义表现出“本土主义（nativism）”的思想内核：
  坚持国家应该排他性地由本土集团（“民族”）的居民居住，非本民族的个人和观念从根本上威胁到了民族国家的同质性；诉诸于拥有共同的种族、血缘身份的普通人民对于新移民的歧视、反感和抵制情绪；公开表达对于移民政策、全球化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反对，炒作移民和难民议题；打通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
  03、民粹主义的表现特征：“反建制”背后的“反全球化”与“反精英”
  反精英、反智、反金融垄断、反华尔街、反全球化、反区域一体化、反移民、反欧盟、反自由贸易、反削减福利……民粹主义的实践样态具有多元表现，中下层民众对社会的不满，亦有千千万万的诉求和目标。
  多元的表现类型，反映了全球民粹主义的“空心化”特质，即没有固定立场使其可以依附于任何一种有利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因此，往往容易在短时期内发酵出反体制力量，对既有政治体制构成威胁。可以说，“反建制”在民粹主义实践中普遍存在，几乎是全球民粹主义的共同表现特征。民粹主义借助民众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制造社会议题从而获取支持。对现状不满的民众普遍认为，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抛弃了民众利益，是导致现行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西方民粹主义“反建制”，也争论税收、政府服务、福利分配、环保主义等社会议题，也反对大资本家大金融集团搞“占领华尔街”。但伴随西方社会进入全球化调整新阶段，以自由主义为潮流的经济秩序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政治秩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民的—反人民的”的思维逻辑转变为“国内的—国外的”逻辑，其批判重点也随之从国内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外部敌人。
  在美国，白人蓝领阶层成为特朗普全球贸易战最大的支持群体，从“禁穆令”到“建墙”，再到退出TPP和《巴黎协定》，不仅仅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的美国草根民众，甚至连深度参与全球经济秩序的美国政治精英也加入到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行动中，其背后是美国整体社会对其国际地位和社会发展现状的不满和焦虑。
  2016年以来，更多的西方国家主流人群和政治精英加入到“反全球化”阵营中，“反全球化”甚至上升为政府主导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当前西方的民粹主义实践拓展了“人民”的范畴，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人民”与“精英”的“共识”，对所谓“政治正确”的全球化方向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虽然“反全球化”尚未在欧洲大国政坛形成主流，但将社会问题进行外向型归因的趋势日益凸显。将社会矛盾的源头指向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移民等外部问题，淡化了西方民粹主义“反精英”的目标指向，凸显出反全球化、反区域一体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等时代特征。
  值得说明的是，“反全球化”与“反精英”并不是一个问题的两极，非此即彼。比如，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国家、民族为界限的反对运动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将占据民粹主义实践的主流，但这并不影响类似“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时不时将矛头指向富人、华尔街和金融精英。
  04、民粹主义的运行机制：“政党式运动化议题聚合型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在不同程度上解构了传统政治，削弱了凝聚传统政治共识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形成了与传统政治相对抗的政治话语体系，但解构的机制、程度、形式各不相同，与各类社会思潮、社会议题、意识形态结合的样态不尽相同，其运行机制也各具特征。西方现代民粹主义的政党化趋势日益明显，民粹主义政党在欧美各国政坛日益活跃甚至上台执政，直接冲击着西方国家既有政治格局，依靠领袖人物、纲领性诉求，以议题聚合为主要特征，组织化程度更高，从而具有了典型的社会运动特征。
  在西方传统选举政治中，谁能获得选民的选票，谁就有执掌权力的机会。角逐权力的政客们，往往通过激化社会矛盾、撕裂社会议题去迎合选民，从而催生了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党。但长期以来，西方民粹主义政党都未能进入政党政治的主流，直到近年来，西方社会进入全球化盘整期，社会躁动、矛盾迭出，“政治主张非常极端的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家容易利用民众的不安全感、激进情绪、渴望变革的情绪、急于改善现状的愿望、对异己群体的排斥心理上台执政”。于是，几乎所有欧美国家都有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而且相当多的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距离获得执政权越来越近，在全球范围内相互支持，渐成合流之势。近年来诸多实践表明，西方民粹主义已经“不是一个单独的政党或者运动，而是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出现的具有一些相同主题特征的一系列不同的政党”。
  西方民粹主义的政党化趋势意味着，民粹主义实践的组织化程度更高、纲领性诉求更强，更多地通过持久性议题聚合。美国民粹主义的代表茶党，就包括“茶党快车”、“自由事业”、“茶党爱国者”、“912计划”和“茶党国度”等五个组织，其分支机构超过1300个，成员有120多万人，支持茶党的组织则多达2800个。即使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大量参与者标榜去党派化，声称自己是独立的，不倾向任何党派，也明确地提出了运动纲领和核心诉求，这与传统民粹主义实践的游离性不同。因此，近年来的西方民粹主义，即使不表现为一个组织化完备的政党，也表现出一定社会运动的系统性。西方社会正在围绕各类社会议题而非偶发事件，形成更为长期、更有组织、围绕纲领诉求的民粹主义实践。
  这其中，特别值得探讨的是，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如何促进了民粹主义的流行和蔓延？
  学术界普遍认为：大众传媒改变了政治动员的方式，突破了民粹主义实践的地域限制，使其产生更大影响；新媒体打通了大众与民粹主义领袖之间的无中介的关系，强调煽动式言行和直接动员的作用；“媒体民粹主义（Media Populism）”对民粹主义的崛起和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更容易导致民众“过度政治参与”，从而窄化国家决策空间，影响社会稳定。
  05、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理解底层、中产与青年
  在民粹主义的经典要义中，底层民众是其重要的社会基础，一般指经济上处于弱势、社会地位低下、政治上不受关注的群体。在现代民粹主义实践中，更准确地说，是被剥夺的中下层民众，即所谓的“改革的失败者”、“现代化的失败者”、“一体化进程的失败者”或“全球化的失败者”。他们的反抗，构建了民粹主义的“血肉”。本质上，民粹主义根植于不满情绪中，其社会基础因不同的社会形态、改革进程、发展阶段、国际环境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在西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中下层白人。他们年龄较大，未受过高等教育，收入相对较低，排斥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对传统政治精英充满抱怨，集中在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中。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迁，加剧了他们的就业和竞争压力，扩大了他们与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加深了他们与主流群体的鸿沟。
  在资本和市场高歌猛进的时候，美国传统政党都忽略掉的这批受损群体，成为了左右美国政治格局最有行动力的人群。不同的是，中产阶层在民粹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与地位因其发展阶段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力与合流程度。西方中产阶层的衰落，直接导致了中产阶层与底层民粹主义高度合流的趋势。
  首先，民粹主义的领导人大多不是地道的底层出身，中产阶层精英领导了大多数国家的民粹主义实践。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出身于富裕的商人家庭，继承了父亲的地产公司；美国茶党运动领袖兰德·保罗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医生；法国国民阵线领袖勒庞，硕士毕业，职业是律师；西班牙新兴左翼政党领袖Paulo Iglesias是政治学教授、精英教育家。
  其次，近几年世界范围内的中产阶层衰落，使得中产阶层在经历了破产和利益受损后，投入民粹主义反抗运动。如美国茶党和占领华尔街的积极分子，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白种人，经济上相对宽裕，比一般美国人收入高。但近20年来，美国中产阶层的实际收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14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3657美元，低于1999年的57826美元。1971年，61%的美国成年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中，这一比例到2015年已经减少到49%。
  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正在持续扩大。美国占领华尔街的积极分子，平均年龄33岁；美国左翼民粹主义代表人物桑德斯的主要支持者，包括一大批面临沉重学费、贷款和就业压力的年轻人；法国国民阵线的支持者则多为35岁以下的年轻人，48岁的勒庞在法国政坛上来说也是年轻人，而国民阵线的其他领导人也较为年轻，“这个政党的整体面貌非常年轻”。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年轻化趋势，是未来理解民粹主义社会基础的重要面向。
  06、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民粹主义新动向与关键群体引导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将西方民粹主义推向新高潮，突出表现在经历多重冲击的美国民众更加孤立、不满和排外，助长了保护主义极端化。
  二战后，经济全球化、国际联盟和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话语，其中国际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表示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建立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展望和实践”。在国际主义话语中，不同国家的人民都是平等的，西方主流社会“反对种族主义和国家沙文主义”，美国需要也应当成为国际事务的引领者与主持者，致力于在全球领导国际秩序。这样的社会理念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经济上，美国贯彻畅通的全球化与一体化自由贸易，政治方面，倡导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建设国际共同体”。
  而西方民粹主义的上升，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过程中的政府处置失当，极大地加剧了美国国内资源分配不公、民众经济窘迫，从而严重冲击了美国社会传统的国际主义价值观。美国对包括WHO世界卫生组织等众多国际联盟和合作承诺的敌意背后，是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浪潮的快速上升。
  疫情本身被政治性地淡化，就业、失业、经济复苏成为核心论争议题，执政党在民众发泄怨愤的怒火中转移矛盾，美国民众也基于外向型归因特征不断将国内负面情绪转嫁国外。在疫情的催化剂作用下，美国民众强烈的“受害者”、“被剥夺者”心态，进一步推动其对“权威领袖”和“拯救者”的渴望，这些都可能成为美国走向极右的重要土壤。
  需要特别理解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西方民粹主义新高潮亦加剧了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烈度，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政治制度下的抗疫表现，中国社会也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国际关系。但不同于以往，这一轮的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加剧背后，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表现出“防御性”特征。
  长期以来，中国更多地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进攻压力，而当前的疫情发展态势，使得美国感受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挑战，中美在全球供应链和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竞争、中西方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制度优越性比较，都使得美国感受到更大的意识形态压力。理解近期中美摩擦的特殊环境和美方在中美关系中感受到的压力变化，亦是理解当前民粹主义新浪潮的重要基础。归根结底，美国民众和中国民众目前仍都处于“应激”反应的特殊时期。
  值得中国镜鉴的是，所有极端社会反应的背后，“受害者”与“被剥夺者”都是最具反抗性、最有行动力的民粹主义力量。中国抗击疫情已经取得第一阶段胜利，接下来第二阶段的次生灾害，包括就业问题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中小企业危机代表的经济风险，乃至疫情发展过程中对信息发布的责任反思及意识形态论争风险，都影响深远。如前文所述，底层、中产和青年是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关键社会基础。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聚焦关键群体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落实社会情绪疏导工作，千方百计将关键群体的“被剥夺感”降至最低，将对防范化解极端民粹主义风险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