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内需倍增的制度性动力

国粮

程实（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当前的全球大变局为百年未有之量级，其影响不局限于对经济周期的短期扰动，更将体现于对经济结构的深刻颠覆。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扩大内需、畅通“内循环”，不仅需要逆周期的总量性需求管理，更加需要跨周期的结构性改革攻坚。从政策趋势来看，针对内需增长的难点和堵点，三方面的关键性制度改革有望加速落地。一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维提升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二是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升级，降低全球变局下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三是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设，减弱房地产的“挤出效应”，强化其“挤入效应”。基于此，虽然国内疫情基本平息之后，中国消费需求的回暖略显滞后，但是展望未来，在制度改革的长效支持之下，中国消费引擎的长期动力与持久韧性值得期待。

  动力之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根据我们此前研究[1],在保守估算下，2019-2035年中国经济的内需潜力有望实现规模倍增。具体到这一目标的实现路径之上，从经济规律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再优化有望促进内需潜力的兑现，并赋能于消费升级的两大脉络。其一，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演进。由于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因此在提高这一群体收入水平的过程中，每单位的国民收入增长将生成更多的消费内需，在内容上主要体现为必选消费的升级，在形式上体现为消费升级在人群范围上的扩张。其二，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更加稳定的消费能力、多元的消费需求和支付更高品质溢价的意愿，其消费需求的成长在内容上主要驱动可选消费的升级，在形式上体现为消费升级在细分市场上的深化。从当前国情来看，收入分配的两大现实特征部分阻滞了上述效应。其一，在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中，财产净收入的增速大幅快于工资性收入（详见附图），不利于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演进。其二，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虽然历经了近年的持续反弹，但是居民收入占比依然明显低于上世纪90年代水平（详见附图），企业、政府收入占比过高，减缓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壮大。因此，未来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制度，针对性地打破上述阻碍，已成为强化消费内需的必要之举。

  展望未来，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预计将迎来重大的历史机遇。从学术研究来看[2]，中国居民收入差异与经济发展呈现“倒U形曲线”，并且已经迈过最高点，目前已进入长期下行通道。由此，通过政策工具加速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窗口期已经打开。从政策路径来看，随着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确立为基本经济制度，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具体措施有望提速落地。基于此，未来的收入分配结构有望实现三方面优化，进一步释放消费升级的长期潜力。其一，在初次分配环节中，通过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的分配比重，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壮大。其二，在再次分配环节中，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工具的调节功能，降低工薪阶层税费负担，持续收窄收入差距，加快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演进。其三，在第三次分配环节，发挥慈善公益事业的救济功能，进一步托底弱势群体的基本消费能力。

  动力之二：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升级。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储蓄率长期保持较高水平，并且在2016年至今中断了下行趋势（详见附图），因此减缓了居民收入向消费的转化。2018年，中国储蓄占GNI的比重高达约45%，较全球均值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均值分别高出约18个和10个百分点。展望未来，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三种“焦虑症”或将强化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加剧上述的转化难度。其一，生存型焦虑。当居民对未来长期收入感到担忧时，将为保障自身基本生活而提前储蓄。在全球疫情时代，随着公共卫生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环境气候风险相互激化交叠，这一忧虑得到普遍加强。2020年上半年中国基本控制疫情之后，所谓的“报复性储蓄”比“报复性消费”更早到来，便是这一作用的体现。其二，发展型焦虑。当前，中国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升，叠加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正在驱动居民需求重心向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型服务消费加速延伸，但是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依然不充分、不均衡，因此居民被迫加大储蓄力度以满足未来购买服务所需。其三，数字型焦虑。以本次新冠疫情作为“压力测试”，不难发现，虽然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快步走在数字化升级的新赛道上，但是对于弱势群体和偏远地区而言，依然缺少对接数字经济所需的设备、技能和渠道，因此在数字时代将遭遇更多的生活不便和交易成本，不得不通过节约消费、增加储蓄加以应对。

  针对上述“焦虑症”，进一步升级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是系统性提升居民消费意愿的核心举措之一。根据十九大至今的政策趋势，我们认为，当前至2035年三个方面有望成为本轮升级的重点。其一，打破结构性差异。在稳步加大总量性投入的同时，通过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缩小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人群之间的落差，使其成为区域协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助推器。其二，加速融入数字时代。将数字服务的可得性纳入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一方面助力弱势群体跨越“数字鸿沟”、享受时代红利，另一方面在弱势群体接入数字化基层治理网络后，其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措施的精准施策能力也将得到大幅提高。其三，用好金融体系助力。从《银行保险机构应对突发事件金融服务管理办法》等新措施来看，基于本次“战疫”经验，中国金融体系正在升级在突发风险下保障基本金融服务、缓解企业和居民流动性压力、加速实体经济修复的能力，这将与社保体系构成对民生就业的经济金融双保险，降低在全球乱局下居民强化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性。

  动力之三：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设。对于居民消费，中国房地产市场发挥着双面性的作用。一是“挤入效应”，即购房引致的家电、装修、汽车等相关消费需求，以及房产升值带动的居民财富增长，将增加居民消费。二是“挤出效应”，即购房压力迫使居民节省开销、增加储蓄，从而抑制居民消费。展望未来，新型城镇化呈现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驱动的房地产市场更加需要平衡自身增长与外部效应，如何增强“挤入效应”、削弱“挤出效应”将成为核心问题。基于现实国情与学术研究[3]~[6]，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把握好三大要素。一是“属性”，房地产兼具居住和投资两大属性，其中投资属性越强，则对消费的“挤出作用”越强。二是“预期”，居民对房地产价格的长远预期深刻影响了居民对当期消费的选择，若房地产价格预期稳定，则将以“挤入效应”为主，若房地产价格失稳（大涨或大跌）并打乱居民预期，则将以“挤出效应”为主。三是“比例”，较之于金融资产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房地产对家庭预防性储蓄的缓解作用更弱，因此如果房地产占家庭资产的比重过高，挤占了金融资产等其他资产的份额，则将相对地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基于此，如果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能够对房地产的属性、预期、比例这三大要素进行精准调控，使其回归并长期稳定于合意水平，则将化消费阻力为消费动力。由此结合当前的政策思路，未来三方面的综合改革措施值得期待。第一，从“属性”着手，当前至2035年，“房住不炒”的政策立场预计将得到长期坚持，持续淡化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强调居住属性。此外，为了避免“复燃”房市投资属性，房地产市场料将不再作为宏观逆周期调控的抓手。新型城镇化所形成的真实居住需求将成为未来房地产市场增长的主动力。其二，从“预期”着手，一方面以“一城一策”强化房地产市场监管的灵活性、针对性，在高房价地区加大刚需型商品房供应，在高空置率地区平稳去库存，从而实现地价、房价和预期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强化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金融监管的穿透性，切断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市的渠道，抑制房市过热的金融诱因。其三，从“比例”着手，积极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等多种住房供应形式，降低居民财富向房地产配置的必要性，同时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发展，合力引导居民财富重心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由此，居民财富将从静态的水泥砖瓦中解放出来，借由金融市场加速推动“供给侧产业升级+需求侧消费升级”的动态内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