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颖：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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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颖（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我们党始终善于根据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精神文化需要，因时因势推进思想道德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落后，落后的思想意识仍然存在，因此公民道德建设重在破旧立新，开启新的道德风尚。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也日益多元化，一定范围出现了道德滑坡、缺失、失序，破坏了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由此，思想道德建设在我国精神文明工作中的地位迅速提高。随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印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重大战略性任务，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社会变革深刻，中国高质量发展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交汇，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解决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的价值取向错误、道德观念模糊、道德行为缺失等问题。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还必须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道德支撑的要求，用思想道德汇聚仁心善举，提升精神境界，构筑强大道德力量。面对新时代的深刻变化，公民道德建设既要总结历史经验，也要回应现实问题，还要面向未来培育时代新人。《纲要》的出台适应了新时代的实践要求，也将在新的高度上推动个人道德品质和社会道德风尚达到一个更高水平。
  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
  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一大传统优势。先进性道德要求鼓励先进，引领思想道德的发展方向；广泛性道德要求照顾多数，从整体上推进良好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的形成。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倡导共产主义道德，始终保持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把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深刻理解之上，引导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对我国思想道德建设而言，既是进路，也是旨归。同时，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兼顾广泛性道德要求，团结凝聚不同思想道德觉悟程度的群众，在全社会形成道德认同，进行道德实践，形成良好道德风尚。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广泛性道德要求并不意味着没有重点，而是重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重视弘扬民族精神，也树立时代精神。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培育民族精神，在历史和现实的逻辑中，增强每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另一方面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弘扬时代精神。中国发展面临新问题新风险新斗争，不断激发人们锐意进取、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有利于将先进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内化为每一个公民的精神力量，构筑精神家园，赓续精神谱系。
  “关键少数”与全体成员的统一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有聚焦“关键少数”的重要传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要求党员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做人民的勤务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党员要有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重视自我锻炼、自我修养；改革开放后，要求党员干部“三讲”，贯彻“三个代表”，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新时代，强调党员干部要补足精神之钙，提升道德境界，要“三严三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不仅有力推动了党员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思想道德建设，也为提升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发挥了导向、示范和教育作用。除了坚持把党员干部作为“关键少数”，《纲要》还再次把青少年作为重点群体，强调要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此外，对社会公众人物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承担社会责任、加强道德修养、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具体要求。
  《纲要》强调人民群众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主体。公民道德建设既需要“关键少数”引领示范，更需要发挥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主观能动性。这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很多成功经验。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先进、树新风活动，八九十年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活动以及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此后还出现了社会各界组织的“希望工程”“志愿者”“手拉手”“春雷计划”等各种公益活动。自2001年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以来，倡导社会公德，引导职业道德，涵养家庭美德，化育个人品德，成为群众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广大群众在群众性创建活动中见贤思齐，思想道德觉悟不断提高，有效促进了崇尚先进、学习先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纲要》再次突出群众性创建活动，是对人民群众主体性的肯定，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
  教育倡导与有效治理的统一
  推广道德模范，引导人们自觉以先进人物为榜样，是我们党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法宝。20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就开始树立和推广先进典型，在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道德模范的高潮。改革开放后，推广了“晚上19点钟的太阳”徐虎、“新时期铁人”王启民等大量具有高尚道德风尚的岗位能手。自2007年开展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以来，中华大地涌现出一大批道德模范，如“马班邮路”投递员王顺友、扶困助残的优秀义工丛飞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涌现出了“公正为民的好法官”邹碧华、“一生只为一条渠”的黄大发、“人民功臣”张富清、“扫雷英雄”杜富国、“扶贫书记”黄文秀等。不同时期的先进典型展现了不同时期中国人良好的精神风貌，也教育、鼓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榜样对引领时代价值取向，引导人们追求崇高道德境界有不容忽视的作用。《纲要》强调要精心选树时代楷模、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让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都能学习先进榜样人物，其意也在于此。
  《纲要》提出公民道德建设要坚持教育倡导，也要重视有效治理。这一方面是道德建设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切实解决久治不绝、长期困扰以及新增或潜在的道德问题，既要在道德领域内寻求破解方法，重视道德教育、道德倡导，润物无声，也要在道德领域外采取经济、法律、制度、科技，以及社会治理、舆论监督等手段。法律是有效治理的重要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保障作用更加明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依法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联合惩戒违法失信行为，褒奖守法诚信行为，维护良好的公序良俗；深入开展网络谣言治理，依法净化网络空间，依法打击网络犯罪行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深化新时代思想道德实践的重要保证。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公民道德建设已迈向新的征程，必将凝聚起伟大复兴的强大道德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