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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会永，男，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峰，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深化理解我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过程和逻辑，积极探索在当前新兴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的背景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的重大意义，从而不断凝聚社会共识、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和舆论环境，使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活力竞相迸发、各展所长、协同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的高效运行，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一、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产权形态和运行机制做了天才的预测：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掌握生产资料，从而消除了剥削阶级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产权基础；未来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不再经过市场交换，因此价值规律不再作为协调生产的机制发挥作用。“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但是，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和中国，都是起步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并且不得不与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列宁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国家一定程度上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私营企业、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劳动组织的成果等方面进行了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对于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对于所有制问题的初步探索“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占支配地位的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彻底改变了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劳动者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生产积极性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以重工业为代表的新兴工业部门快速发展，社会财富的总量快速增加，经济发展的速度空前提升。但不可否认，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化的管理方式、运行机制在生产激励和创新等方面存在不足。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五”计划（1953—1957年）期间，在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中，相关的设备、技术、产品来自于国外，按照对生产运营的一般经验，要使这些援建的大型工业项目高效率地运转并形成持续发展的能力，我们需要一批高素质的生产和管理人才，需要深入地学习相应的产品开发流程，建立相应的产业链体系以及相应的运营管理制度。但在这一阶段，我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为主、文盲和半文盲占有较大比重的国家，整个社会对现代化生产和运营的体制、机制的理解还存在着不足。中国共产党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注定了其要不畏艰难险阻，领导人民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制定更有效、更灵活的政策手段上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所形成的立场、观点、方法也为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制度、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确立了认识框架和行动指南。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1959年，毛泽东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陈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构想，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虽然这一正确的探索在之后的十余年并没有得到实验和推广，但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多层次的生产关系以适应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以尽快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却由此获得突破。（二）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时期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与发达国家巨大的经济和技术差距，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改善生活水平的强烈呼声，面对知青返城就业岗位不足等一系列社会难题，邓小平同志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创性地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支持农村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激励农业生产，并由此推动了人口的流动和城镇化的发展；支持兴办特区以采取更为灵活务实的经济政策；鼓励返城知青“自谋出路”创办个体经济以增加就业；鼓励国有企业进行经营和管理方式的改革以提升效率；鼓励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以发展经济和带动其他类型的企业提升技术、管理水平。中国大地上涌现出无数的创业英雄和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动力。比如，代表民营经济崛起的“温州模式”、外资拉动经济推动形成的“珠江模式”和“昆山模式”，乡镇政府为主导的集体经济推动形成的“苏南模式”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通过转换体制机制，那些曾经难以化解的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等社会矛盾变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力量，形成了他国难以学习和模仿的中国竞争优势。在这一阶段，中国承接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形成了全球门类最为齐全的产业体系，产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的劳动能力和生活水平大幅度地改善，综合国力大幅度地提升。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巨大的动能不断地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向更高处，超大规模的人口和经济体量为进一步发展积蓄了巨大的势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一阶段，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要素资源的使用方式、分配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方面也随之进行了深刻的调整：从提出“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到“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放权让利的政策调整到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机制的深层次变革。这一系列思想认识和政策方向的变化激活了个体的经济意识，地方政府努力发展经济、个人合法地追求经济利益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这一阶段，公有制经济改革深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猛，改革所形成的一系列重要经验被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党所领导的经济探索的成功经验被写入党的报告。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三）新时代我国对多种所有制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曾经是阻碍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竞争力提高的重要障碍，而经过数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新时代，我们拥有了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链条和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初步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供给水平快速提升，高质量的供给又不断创造新的需求，在相当数量的产业领域我国企业具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行业的人群之间的收入水平、劳动能力、文化素质等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新时代，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宽广的生产关系谱系有利于充分进行资源配置，调动能力千差万别的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要将公有制经济保管好、使用好、发展好，让其不断保值升值，又要将民营企业家视为“自己人”，重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三个没有变”，强调“国企、民企、外企都要依法合规经营”。“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广度都迈上了新的台阶，既强调坚定不移地搞好公有制经济，又强调“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既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没有变，又通过大力反腐来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落实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思路方面，一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通过健全依法行政的各项制度规范政府行为，从而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发挥合力。在完善多种所有制运行的体制机制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市场和政府二者作用的全新概括，有助于充分调动市场和政府两个积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面，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申了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等目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可以说，党的一系列文件牢牢地锁定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发展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力和利益，从而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安心发展一颗“定心丸”，也为公有制经济寻求更有效的改革方案和发展路径奠定了制度基础。二、新时代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凸显 近年来，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受到了来自技术、市场、疫情等多方面的冲击。一是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技术及其应用加大了领先企业的竞争优势。领先企业的规模优势、成本优势和品牌优势加强，不同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都存在上升的趋势，大量中小企业在成本控制和市场开发方面的压力剧增，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是在新的技术和产业变革过程中，世界各国对产业制高点和新的产业发展机遇的争夺更趋激烈，使国际政治形势更加复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我国的高科技产业进行围堵、遏制和打压，甚至通过长臂管辖及其他措施鼓动其盟国一起阻挠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迫使一些跨国公司推出“中国+1”或“中国+n”的去中国化策略。三是持续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的市场销售、供应链及物流形成多重的影响和冲击，对一些企业带来了不可逆的影响。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的生产运营在短期内受到了较大冲击，但从长期来看，信息技术的发展扩展了企业合作的范围，大量中小企业围绕核心企业不断进行新的“聚变”，而“聚变”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又促进原有大型企业发生“裂变”，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共同发展也将呈现更加繁荣的局面。（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构筑了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产业生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超过40年的高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之后虽经历多重冲击，但是仍继续增长，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26.06万亿元。各种经济形式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即使是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也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方式在吸收就业、增加经济总量和税收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以工业发展为例，当前，“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国家，目前，我国工业拥有41个大类、666个小类。如果按照海关八位码进行计算，我国出口的海关产品约有8000种，按照十位码来计算有14000多种，工业体系完整程度在全球都十分少见”。中国生产体系十分完整，既能够生产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能够生产包括航空航天、高铁、智能化汽车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体系完整的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可以在内外部的冲击下快速组织生产，满足企业生产、居民生活的需要。二是能够通过完整的产业体系抵御外部冲击、满足国内大循环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经济全球化使一些产业变成了全球性的产业，一些技术难度大、结构复杂的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涉及到世界各主要经济大国，也越来越需要国家之间的协同配合。但是，近年来美国推动的断链脱钩单边主义政策导致一些全球性产业的运行受到威胁，而国内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助于保持这些产业运转的基本盘，起到保产业、保企业、保就业、保税收等目的，并在经济循环中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企业加入，从而推动我国产业链及其相关企业的转型升级。三是有利于获得竞争优势。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减少了国家之间的协调及远距离运输成本，有助于增强国内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共同发展不但构筑了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且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产业生态，具备了进一步产生更有效率的新机制、新产业、新“物种”的可能性。只要我国善加利用多种所有制的优势，就有可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上实现突破。以汽车产业的发展为例，汽车产业在新时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汽车产业的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正在成为新的产业发展趋势，以软件定义汽车、通过数字化技术重塑汽车产业价值链被越来越多的汽车企业所认可。对我国而言，自2009年起，我国一直是世界上汽车产销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汽车产业链在国内日趋成熟。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吸引特斯拉等全球领先的外资企业到中国落地设厂，鼓励民营经济为主的国内造车新势力的发展，鼓励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传统燃油车企业发展新能源汽车业务，从消费端对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等，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快速增长。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显示，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位。以比亚迪、宁德时代为代表的本土企业快速成长，获得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中国本土汽车企业在产品质量、国内市场份额、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均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2023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汽车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建设汽车强国目标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塑造了当前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一般来说，差异是合作的前提，也是产生合作收益的基础。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正是在资源占有、运行目标、能力上存在差异，才产生了合作的需求。总体来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构筑了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一是共同构筑了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多样化的产业生态；二是不同所有制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补足短板，提升能力；三是不同所有制企业通过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相互流动增强实力；四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相互对标、相互学习中提升了效率。国有企业拥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技术整合能力，有能力对关键产业和关键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在构建事关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补足产业发展的短板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中国的高铁产业发展为例，以中国中车、中国铁建等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执行党和政府的决策，创造了高铁产业这一国内全新的产业。高铁产业的发展有六大贡献：一是大幅度改善了旅客的出行体验并节约了其大量的在途时间；二是已经建成的4.5万公里的高铁线路和相应高铁车辆的生产和运营所需要的巨量投资曾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高铁产业的发展为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尤其是培育和带动了产业链中相关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四是高铁产业的发展新增了一大批研发、设计、运营、维保等高质量、高收入的就业岗位；五是高铁产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技术、管理方面的扩散效应，推动了其他产业的转型升级；六是高铁产业的发展还是宣传国家发展成就、对外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一个最佳范例。外资企业补充了我国的市场空缺，提供了一些国内本土企业尚不能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使中国的产业链能够有效运转。更为重要的是，领先的外资企业在新产品开发、生产管理、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经过了长期积累，形成了成熟的管理体系和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大量的中国本土企业通过参与外资企业所主导的某些全球产业链获得了这些知识和技能，从而不断向上突破，中原内配、银轮股份可以视为其中的杰出代表。比如卡特彼勒所提倡的“零缺陷”和“零伤害”的制造理念及其所体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工具无不令人耳目一新，对相关的制造业企业减少残次品数量、减少伤亡事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大量的本土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潍柴动力可以视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与世界发动机巨头的激烈竞争中，潍柴发动机的热效率多次刷新行业纪录。此外，外资企业在华经营中对人才的培养作用不容忽视。外资企业为了提高在华分支机构的运营效率，客观上需要雇佣大量的本土人员，从而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熟知国际标准和现代管理方法的各类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亚新科集团是杰克·潘考夫斯基于1994年所创立的外资企业，杰克在经营中发现，相对于聘请外国的管理团队，那些“思维开阔、具有中国运营经验、受过管理教育、有过在跨国公司工作经验”的“新中国经理人”能够更好地完成管理目标。杰克于1997—1999年打造了一支大约50人的经理人团队，该团队中多人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汽车产业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说，外资企业所具有的“鲇鱼效应”、示范效应有助于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管理和运营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产业有了世界竞争力，中国本土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在推动中国本土企业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同时，也促进外资企业提高质量。“目前中国产业技术水平总体较高，外资企业为在华经营具备竞争力，大多数引进的技术是全球最先进、最前沿的。”崛起的中国本土企业将和外资企业一同创造更丰富、更有效的中国式管理理论和实践，共同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各类高水平人才的成长。从民营企业来看，我国“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如果深入产业内部进一步分析，一是民营企业的总体素质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具有了全球竞争力。在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专精特新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较高。而那些已经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的民营企业，其对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经济质量提升、国家安全保障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比如，在当前中美贸易冲突中，民营企业华为公司顽强、卓越的表现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社会各界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为社会各界坚定发展信心、创造新时代更辉煌的经济成就树立了榜样。二是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越来越高。据国家发改委网站的数据，2022年，民营企业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了50.9%，年度占比首次超过一半。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23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升至53.5%。2023年出口突破1万亿元的“新三样”产品中，民营企业成为出口的主力。三是与中小企业互为主体的民营企业在就业方面将发挥更突出的作用。随着智能化机器的广泛应用，未来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更加稀缺，零工经济、非正规就业等新型就业形式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未来就业岗位主要来自于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有1.24亿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67.4%，吸纳了近3亿人就业。（三）多种所有制经济是新时代提升我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在新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发展，催生出新的产品，不断重塑产业结构，改变各种要素在市场中的作用。“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协同竞争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并在外生冲击下保持平稳运行。”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智能化生产的应用降低了大企业管理和运营的成本，提高了大企业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使各个领域市场的集中度不断提升，在一些新兴行业和数字化产品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二是对企业而言，加入全球化运营是其必然选择，那些全球化程度不高的企业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摊成本和提供国际化服务，从而丧失竞争优势。世界一流企业需要加快从本土研发、本土生产、本土销售、本土服务到全球研发、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全球服务的巨大转变。三是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不断深化，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同步研发、同步生产、同步销售以提升产品开发的速度，应对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企业通过全世界范围内的软硬件整合而提升了竞争力，大量中小企业通过与大企业的合作而实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四是企业转型升级对政府公共服务的种类、数量、质量、效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善营商环境成为各国政府的一场没有终点的国际“马拉松”竞赛，那些胜出者将获得新的产业并增加就业和税收。五是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的广泛应用使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更加稀缺，增加就业将在各种施政目标中占据优先位置。在智能化、共享化、数字化等新的产业发展趋势下，世界主要国家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制高点的争夺越发激烈，中国企业和产业也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将由国内市场为主的“全运会”进入到全球市场的“奥运会”，其竞争的激烈程度不断提高，企业之间不断深化分工合作，提高企业的国际化运营水平将成为每一家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追求目标。因此，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对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高质量就业和国防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可以为世界经济、科技做出更大贡献。在新时代，进一步释放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优势，是我国应对新的技术和产业变局，打破一些发达国家制造的种种障碍的有效方法。为此，一是要进一步理顺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要释放市场活力，尤其是要激发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非公经济创业、兴业的积极性，着力破除社会残存的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偏见。二是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组合优势。在清晰界定国有企业在新时代、新经济中的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通过改革释放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带动力。三是加快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本土企业的发展腾挪更大的市场空间。当前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账期拉长及呆坏账增多，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和运营的风险。四是加快建设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稳定企业的预期。以汽车产业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一汽、二汽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卡车产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汽车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方面的巨大差距，我国加速引进外资汽车品牌，在与外资公司合资中学习对方在生产管理、产品开发、市场开发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以轿车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汽车产业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中国汽车产业的规模、供应链的质量和水平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在整车及零部件领域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其中，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人才培养、产业链中关键企业的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时代，汽车产业的“新四化”引发了行业的变革，中国本土汽车品牌有条件地避开西方跨国公司在发动机、变速箱方面形成的行业壁垒，结合中国在互联网技术发展方面的领先优势，中国本土汽车品牌在产品质量、国内销售占比、出口规模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民营汽车企业积极拥抱技术变革，发挥本土市场优势，越来越多的在汽车产业链中的民营企业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领先的民营企业在造车理念、造车思路和国际化发展方面具有领先优势，有能力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和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能够对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实现人才、技术和管理的输出。在未来更加白热化的国际竞争中，国有企业上汽、广汽，民营企业比亚迪、吉利、长城，在华外资企业的丰田、奔驰，以及各种造车新势力等将共同演绎出更精彩的中国故事，加快推动我国汽车强国建设的步伐。三、新时代科学处理“两个毫不动摇”的辩证关系 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形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在各地区、各行业的生产力水平差别较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切实调动不同经济主体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尽快改善人民生活，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拓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领域的实践结果。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稳住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盘，释放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更加需要根据新的技术和经济条件，正确理解和充分发挥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优势。此外，面对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态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通过提高国际化水平增强竞争能力，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应根据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化、政策，因时而动、因地制宜地推动不同经济形式的企业走出去，为中国企业和产业实现质的飞跃积蓄力量。（一）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事关国家性质，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既是一个经济目标，也是确保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政治任务。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根据时代的变化，在基础产业、关键领域提供了充足、稳定、高质量的产品，对国家经济的腾飞、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有力的支撑作用。在新时代，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快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快速崛起，世界多极化的格局更加明确，但大国之间对新兴产业及其控制权的争夺也更加激烈，增加了我国企业国际化运营的难度。在新时代，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应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政治素养高、技术和资金实力强的优势，化解新时代的诸多矛盾，重塑国家竞争优势。在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历次代表大会均从不同角度论述做优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目标、方式、途径。比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有企业的发展，视察了上海商飞、长春一汽、柳汽、太原钢铁等大型国有企业，在发展国有企业的原则、路径、方式、方法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从而为新时代做好国有企业提供了根本的遵循。面对新时代“两个大局”加速演进的客观现实，仅从经济的角度看，中国本土企业在和具有百年发展历程的跨国巨头的角逐中，平等竞争的背后掩盖着彼此力量的巨大差异及实质上的不平等，要让国有资本发挥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作用，将国家能力通过国有企业展示出来，主动构建全新的产业体系、积极攻克“卡脖子”技术、稳定国内产业链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新时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新的认识和概括，也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采取更务实有效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拓展了制度空间。在做优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目标下，积极探索新时代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实现路径等。新的技术条件和竞争环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国有企业的布局和发展战略。在新时代，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被广泛应用，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产能快速上升，全球领先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大幅提升，跨国公司在中国拓展业务的目标也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利用廉价生产要素降成本转变为扩大在华销售规模和利润水平。当前，世界一流企业是“市场经济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的主体力量，其在推动国家技术进步、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居民劳动能力和收入水平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培育大批世界一流的本土企业是提升中国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社会和自然环境矛盾的关键。因此，厘清新时代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应将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大力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辩证统一起来，将国有企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完善结合起来，将国有企业的发展与我国产业链的韧性和竞争力结合起来。国有企业通过积极搭建有利于本土企业崛起的新型产业发展平台补足产业发展的技术和产品短板，通过积极消化国内外产品开发、技术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为更多本土企业的崛起提供智力支持和完善的服务。（二）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从整个国家来看，相当数量的非公有制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产业链体系中处于更加关键的位置，在某些地区和某些产业链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和话语权甚至比国有企业更大。对于这些现象，我们既要站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美国对华在高科技产业领域“断链脱钩”所带来的困难的角度进行分析，又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看待，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我国提升生产力水平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对其发展的关爱、引导、支持是我党长期的政策方向，不可对其进行政策抑制或污名化。此外，这些优秀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国家经济发展状况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依托”，应与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在依法合规经营之外，还要做到富而有爱、富而思进、富而思源，自觉地践行社会责任，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积极有为，从而将“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统一起来。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民营企业来说，一是应做到富而有爱，做社会道德的模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两会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民营企业家要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利益相关者增多，客观上也需要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增强社会责任感，关心关爱包括员工在内的各种利益相关者，这也是世界一流企业共同的经验和做法。二是应做到富而思进，立志做细分领域的领导者。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在富裕之后是追求个人享受还是谋划企业更长远的发展，这是大部分规模以上民营企业需要回答的问题。总体来看，随着国际化的深入推进以及市场集中度上升，做细分行业领导者、与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共同发展是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三是应做到富而思源，将企业的发展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民营企业的崛起离不开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地位提升、劳动者素质改善等一揽子综合成就。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更是表明，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强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是每个中华儿女的奋斗目标，也是所有本土企业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新时代，民营企业越是能够在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越是能够更快地获得经济政策的帮扶、舆论环境的根本改善和公平待遇。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外资企业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外资企业的大量拥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扩散，也推动了一些地区的营商环境改善。在这一过程中，外资企业通过进入中国降低了生产成本，扩大了销售规模，提升了全球竞争能力。在新时代，对于外资企业来说，一是面对新的产业变局，具有垄断能力的外资企业应进行自我约束，积极构建关联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二是面对逆全球化的潮流，坚定地进行开放发展，做好力所能及的协调和沟通。三是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向所在国各界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发展理念。（三）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不可否认，在某些阶段，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资源的使用和市场的争夺方面可能存在对立部分，但对立统一规律清楚地表明，矛盾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从长期和全局来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在能力和资源方面具有互补性，在社会功能和发展定位方面具有差异性，因此，其统一性是主流的、占支配地位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制经济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的有力支撑。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经济形式的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和业务合作。在当前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大量合作的产业链中，二者的强强组合、良性共生更符合产业运行的规律。提升公有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不但不能通过弱化非公有制经济来实现，反而是需要一大批品牌卓著、质量和价格优势突出的非公有制经济协助。同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离不开公有制经济的国有企业在基础产业的强有力的支撑，离不开国有企业所构造的新的产业体系和国有企业对产业链卡点、堵点的疏通。“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同品种和颜色的花朵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才会装点出美丽的春天。当前，要善于从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大局看待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协同发展，应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快建设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尽快形成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使用要素资源的体制、机制和文化。政府应通过财政、货币、产业等多种政策手段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形成良性共生、强强组合的产业结构和生态体系，加快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实践证明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多种所有制企业已经通过产业链、价值链、资金链、人才链等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制造和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应对突发事件和国际竞争、实现“中国梦”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可靠保障。我国在新时代内外部发展条件的复杂性、各种新兴技术的研发路线和技术应用的多样性、发展实践形式的丰富性决定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以适应多层次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且，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高度复杂且动态变化的复杂系统，对参与这一系统的每个企业及其产品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提升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需要在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形成不同形式的强强组合。认真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系列论述，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们应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上看待多种所有制发展中的问题，既要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规范、引领作用，又要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对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科学治理。要不断提高各项公共服务的质和量，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错位竞争、融通发展，为新时代创造更辉煌的经济成就、提升科技实力和经济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编辑：刘一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6期“经济理论与实践”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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