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自强：当代中国人财经价值观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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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自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博导）

  正确的价值观让财富更有价值
  西方发达国家对财经素养的关注已经有较长的历史。例如，在美国，私立的财经素养教育活动出现很早，可以追溯到“一战”期间；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很多州强制要求在基础教育课程中包含个人金融和经济学知识，以及消费者教育方面的内容；美国财政部2002年设立财经教育办公室，负责为所有美国公民提供实用财经知识，指导人们的理财决策。继美国之后，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将国民财经素养教育提高到国家政策层面。近年来，我国也开始重视财经素养问题。如中国人民银行在2013、2015、2017、2019年连续进行了四次消费者财经素养（也称金融素养）调查，对于了解消费者金融知识水平、推动金融消费者教育有重要意义。
  综合考察国内外财经素养研究和教育实践的现状，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问题：目前对财经素养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理财素养”层面，认为财经素养就是理财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这种惯常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个体财经素养的高下，不仅体现为是否能够谋求财富，更应体现在对财富以及理财活动的态度和价值选择是否具有合理性。简言之，财经素养的界定不应该忽视财经价值观。
  传统财经素养的研究，大都是以“经济人”假设出发来确定其内涵。然而，经济人假设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自我利益的满足往往离不开他人和社会。因此，我们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作为社会人，我们必须关心他人利益，尊重社会规范以及道德习俗，无论这是出自真诚的善良目的还是出自一种工具性的考量。具体到财经活动中，个体不仅要有相应知识和能力的保障，还要有社会认可的、合理的价值选择。由此，界定和评估人们的财经素养时，既要关注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也不能忽视财经价值观。
  “我国公民财经素养指数建构与数据库建设”研究中坚持这样的观点——财经素养是一个“三元”结构，包括财经知识、财经能力、财经价值观三个成分。“三元”结构理论首次提出了财经价值观的概念，并将其作为财经素养的三个成分之一。财经价值观是指个体要有对待金钱、财富的正确价值取向，要重视理财，但又不为财物所困，对钱财要“取之有道”“用之有德”，即符合道德伦理规范。在这个三元结构中，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确保个体作出理性的财经选择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财经价值观代表了这种选择的价值取向和方向。在社会认可的财经价值观指引下，个体才不会陷入完全自利中，而是兼顾社会利益，惟有如此社会才能和谐运转。由此可见，“三元”结构理论有效整合了“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兼顾了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
  如果用一个通俗的公式来粗略定义财经素养，我们认为“财经素养 = 财经价值观 ×（财经知识 + 财经能力）”。财经知识与财经能力决定个体在理财道路上能走多远，而财经价值观决定了个体的选择在方向上是否正确。有财经素养的人，在理财道路上不仅要“走得远”，还要方向“走得对”。财经价值观是财富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如果它倒了，财富世界就有崩塌的风险。可见，正确的价值观让财富更有价值。
  当代中国人财经价值观的变迁
  财经价值观，一方面表现为对财富意义与金钱作用的看法，即财富价值观，另一方面是对理财活动的伦理规范的认识，即财经伦理观。在著名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曾询问被访者对“追求财富，拥有大量金钱和贵重品”重要性的看法，这可以理解为对个体财富价值观的测试。该调查中还有两道题反映了财经伦理观，一题询问人们是否认同“财富总量是一定的，人们只能靠挤占别人的利益而致富”，这反映了人们对财富竞争的态度，即是否认同竞争或零和博弈是获取财富的必然手段；另一题询问人们对“向政府要求自己无权享受的福利”“逃票”“对偷税的容忍”以及“接受贿赂”等方面的态度，这实际上考察了人们对不道德财经活动的容忍度。
  仔细分析历次世界价值观调查（调查时间分别为1990、1995、2001、2007、2013年）的中国区数据后发现，自1990年以来我国公民的财经价值观在持续发生变化：就整个社会而言，随着时代变迁，人们日益趋向追求财富，更认同通过竞争或零和博弈来获取财富，而且正愈发容忍不道德的财经活动。概括而言，社会总体的财经价值观表现出一些不良趋势。
  不过这种趋势未必适用于每一个人。笔者所在团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同年代出生者，他们的财经价值观表现有所不同。一方面，人们的出生年代与财富价值观呈现V字形关系：从1970年前出生的人群， 到1970后（即平常所说的“70后”，其余类似）和1980后，更重视金钱财富而非其外的人生价值追求；但从1980后到1990后和2000后，财富价值观变化开始趋向积极。另一方面，财经伦理观与出生年代大致呈现线性关系：出生年代越晚或越年轻者，其财经伦理观越积极，即越重视并遵从财经伦理规范。这些结果说明，年轻一代的财经价值观正在好转。
  追求财富本身并无不妥，但当人们将占有财物视为生活的中心，相信财富是一切幸福的来源，以拥有财物的质量和数量来定义自己和他人的成功时，就形成了物质主义价值观——一种“拜物教”式的、不健康的财富价值观。持有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往往通过占有财富和购买奢侈品来体现自身价值和生活意义。目前中国人是全球奢侈品市场中的最大买家，买下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奢侈品。在国外机场免税店里，时常可见大批中国游客在疯狂采购各种名牌和奢侈品。很多人都以财富多少定义人生的成功和价值，各种炫富行为屡见不鲜，财富名人成了人们模仿和追逐的对象。也有很多人以追求奢华的生活风格为荣，试图通过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各个方面的高档和奢华程度来定义自己的生活品味和社会阶层。
  通过个体劳动、智慧与投资而合理合法地发财致富本无可厚非。然而，当前人们对各种不符合财经伦理的做法，似乎变得更为容忍和接受了，甚至也会心安理得地这么做。例如，一些人仍然固执地相信只有送红包才会在医疗中得到公平的对待，虽然事实上几乎所有医生都会对病人尽心尽责。又如，在个别企业中，要求财务人员不仅懂得财务簿记的专业规范，还要懂得如何把账做平以合理避税，甚至违规逃税。财经法规和财经伦理只有落实到每个专业人员与普通公众的行为中，才能认为他们有良好的财经伦理观。
  反思与进步
  财经价值观问题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个人的主体责任不可回避，但它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深刻反省其背后的成因。
  原因一：过度泛化的财经思维或商学院思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帕克认为，商学院的价值取向完全是市场经理主义，一味教导学生如何从普通人的口袋里掏钱，而商业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课程只是遮羞用的装饰而已，并未落到实处。在短期主义、利己主义和贪婪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商科学生，在进入企业工作后会沿用这种商学院思维模式，甚至将其泛化到各种社会生活领域中。财经价值观问题的出现，可能正是商学院教育模式和思维模式及其在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滥用使然。财经思维或商学院思维在处理纯粹的经济和商业问题时或许是合适的，但不能简单化地用于处理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价值规范、日常人际关系、社会公平等方面的问题。毕竟，我们不只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社会人要与人为善，关心他人和社会利益，秉持正确的财经价值观。
  原因二：市场的规则属性和动力属性之间的不平衡。市场就像一台机器，有激励人们逐利前行的动力（马达），也要有约束人们如何正确行事的规范（刹车）。在我国市场化过程中，市场秩序与规范这类市场的“规则属性”发育不足，而引发个体逐利与竞争动机的市场的“动力属性”却愈发突出。市场规则的薄弱往往使得市场主体较少约束自身行为，转而追捧“丛林法则”，力图追求个人和企业利益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财经价值观的两个成分——财富价值观与财经伦理观可能会明显改变，表现为人们愿意追求财富但不愿意遵循财经伦理规范。
  财经价值观反映了我们是否拥有对待和追求财富的正确姿态，是个体财经素养的一种体现。我们应该大力弘扬正确的财经价值观，将其作为财经素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财经价值观的培育有赖于它所扎根的土壤的改良。针对上文所提到的财经价值观问题的社会根源，我们需要在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方面进行完善。
  一是要深入反思并改革商学院教育理念和模式。例如，在财经大学中，更多地引入或加强其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可能有助于学生形成多元化的、更积极的人性观。文学专业往往教人真善美，艺术教育则让人摆脱对物质的迷恋，伦理学和社会工作专业引导学生更多关心他人福祉。一所财经大学若能形成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生态环境，一家商学院若能多引入一些其他学科的课程，学生就更容易打破狭隘的经济人思维，超越单纯“经理人”的“计算”逻辑和“算计”哲学。
  二是切实加强市场规则建设，强化对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管理。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不仅要打破落后生产关系以释放生产力，激活人们的创富热情，制造人们的消费欲望，而且更要有效整合现代法治精神和传统礼俗文化，以划定市场主体行动的合法边界，合理区隔经济世界和社会世界，尊重各自的行动逻辑。可以相信，随着市场规则的发育，尤其是征信体系建设，整个社会的财经价值观会很快走向良性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