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梓源、胡勇：新基建如何驱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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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梓源 胡勇（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香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在投资规模、创新技术导向以及基建-产业投资一体性等方面与传统基建不同，这些特性意味着新基建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的效果将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传统基建）。新基建的推出将基于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新的发展目标，从长期以新的渠道作用于产业，促进当前经济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转型。
  新基建以调整经济结构为目标，不以短期需求管理为导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采取传统基建投资应对战略，以大规模的高速公路、港口和高铁等传统基建投资，从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在新基建项目中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领域。这些新基建项目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与传统基建区别开来：
  一是投资规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短期需求管理是大部分国家采取的一种经济调控方式，因此，我国新基建往往被认为是抵抗经济下行的刺激手段。但是从目前来看，新基建投资额在全部基建投资规模中的占比以及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都有限，这样的投资规模对缓解疫情所造成的就业、投资、消费和贸易冲击，以及拉动当前经济增长，所起直接作用也有限。
  二是新基建的技术创新导向。新基建拥抱5G、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等世界前瞻性的战略技术，代表着塑造国家创新经济增长模式和连接全球数字经济的未来，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一种长期性使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通过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的方式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以发展追赶型产业，这个过程重在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但是当前新基建的很多领域处于世界科技前沿，要想得到持续性的发展，需要我们自身不断实现原创性技术创新。原创性技术创新对促进创新所需要的制度、人才和资本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三是未来可能受到外生性冲击导致的更为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不断出现的极端气候等外生性冲击，可能会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和重构、产能过剩、消费需求收缩以及失业率上升的不确定后果。这种越来越高频率、越来越宽范围的冲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巨大的风险，风险导致的经济损失将可能是长期的。
  新基建的技术创新导向把握了时代数字经济趋势，具备广泛渗入制造业部门、服务业部门以及农业部门各产业的基础，应以围绕长期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目标，探索塑造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新基建以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驱动以及弹性的全球供应链驱动等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转型是指伴随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的两个层面的转变，一是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三个部门之间的经济活动的重新配置；二是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各部门内部的调整。来自美国、日本、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随着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的增加，其三大部门变化呈现一致的规律，即农业占比逐渐降低、服务业占比逐渐增加、制造业占比先增加后降低，占比采用部门增加值和部门劳动力占经济体的总增加值和总劳动力的比重衡量。
  我国当前处于制造业占比下降阶段，说明已实现了第一个层面的转变。但面临着更重要的第二个层面的转型任务，即如何促进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各部门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十四五”规划为我们提出了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等新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要求产业结构朝着技术创新、产业链现代化、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方向发展。
  新基建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促进“十四五”时期产业结构升级目标的实现：
  首先，技术创新驱动。5G基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以全球前沿性创新技术为支撑，将以投资效应、溢出效应和挤入效应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升级。
  投资效应。一方面，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5G基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等属于资本扩展型技术，能有效促进相关产业链的资本深化，并提高基础设施中的技术要素占比。这种投资影响涉及产业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例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项目直接涉及到的产业链包括充电桩设备生产商（上游）、充电运营商（中游）、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下游）。另一方面，传统基建更多依赖于工业和农业，当前新基建中的高新技术要求更多的研发以及生产性服务投入，从而推动产业向服务业升级。
  溢出效应。新基建的外溢性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的溢出。我国大量新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不缺物质资本，但技术创新、软性基础设施是其短板，新基建的溢出效应将有效弥补这些短板。新基建的投资结构决定它将以两种方式促进技术创新溢出，一是技术创新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溢出。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推进，除能推出创新技术外，也会设计出相应的创新激励制度等，以知识溢出传导到产业链上下游、同产业内以及不同产业之间。二是城际轨道交通的建设，能促进城际间人群密切往来，通过知识溢出实现创新。以国际上知名城市圈和都市圈作为参考，我国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城际效应能极大地促进各种要素尤其是知识和发明等的自由高效流动。这些自由流动以溢出效应的形式促进技术创新需求地产生和创新效率地提升，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的升级调整。
  挤入效应。新基建具有产业渗透性，具有更广泛的挤入效应。制造业的数据显示，在5G基建、工业互联网的推动下，手机、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品的产销量都实现显著提升。这种挤入效应来自于新基建的产业链，可刺激消费者需求并促进产业升级。对于现代农业，在2016年美国经济评论（AER）上一篇关于技术创新、下行风险与农业现代化的文章中指出，一项基础性新技术的投入会减少农业生产风险，使得农民加大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投入，产生明显的挤入效应，从而优化农业资源配置，驱动农业产业升级。
  其次，绿色发展驱动。新基建在推进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作用是，推进相关产业的绿色转型。一方面，5G基建、大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在项目筛选的原则上，需面向能源、建筑和交通等高碳密集型产业，以技术创新促进这些产业向低碳密集型产业转变。另一方面，新基建应该推动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的进程。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也被称为可持续的、有社会意识的、绿色的或有道德的投资，是一种寻求经济回报和社会、环境效益以实现社会变革的投资策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地蔓延，使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美国金融经济学杂志（JFE）上一篇文章采用61个经济体6700多家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水平越高，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风险冲击就越具有免疫力。但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环节中，信息难以获取和缺乏透明性成为投资的最大阻碍因素之一。中国企业可以发挥部分领先技术的优势，依靠人工智能、区块链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发展来推动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监控和学习，改善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披露制度，从而推动制造企业和产业实现绿色转型发展。
  最后，弹性的全球供应链驱动。美国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在研究中发现，大部分国家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采取对失业人员提供补助金、控制总需求下降以及为企业提供流动性等经济政策，但对供应链中断关注不够。事实上，供应链上一家企业受到冲击会蔓延到它的供应商和客户以及生产网络里的其它公司，从而对负面冲击产生放大效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对经济所产生的短期或中期冲击，远远超过疫情通过部门价格对经济产生的直接影响和乘数效应。这种供应链中断损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国家的战略产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因此，我们应该建立具备弹性的全球供应链。供应链的弹性是企业对供应链中断所带来的变化保持警觉、适应和快速反应的能力。它不是为了应对一次性危机，而是建立一种不断地预测和调整非连续性的公司能力。这要求企业在产品设计、流程以及降低风险暴露等方面不断创新。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区块链和5G基建等，是数字空间的基础设施，以提高全球供应链的可见性和对供应链的控制为重要目标。
  推动新基建应重视充分利用社会创新资本，提供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保障以及避免采用传统基建模式等
  充分利用社会创新资本。新基建更加依赖市场力量和私人投资，市场上相关领域的龙头企业在建设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新基建的投资需要考虑到政府债务、技术高风险性以及绿色投资者等因素，这需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本。要鼓励风险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进来，前者具有对创新的短期失败容忍和长期成功的激励特性，后者是绿色投资和道德投资的积极推动者。鼓励新基建的参与建设公司在内部设置企业风险投资部门。通过科创板、中小板等资本市场加大对从事新基建的企业的支持力度；实施创新创业税收减免抵扣、低息免息贷款等优惠政策。
  提供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保障。未来供应链会因为外界环境的变化而重新排序，需要考虑制定实施与全球供应链结构相匹配的技术知识传播和分享激励机制，并保持对技术应用创新的激励。政府可通过为新基建技术领域进行原创性技术发明的公司提供特别补助，这将大大提升公司获得风险投资的机会，从而促进新的发明创造在市场上的应用。
  鼓励投资者将环境、社会及治理作为重要投资决策因素。提倡和鼓励投资者学习国际上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原则、规则和倡议，并结合这些原则、规则和倡议制定出与新基建相关的投资筛选机制；提倡和鼓励在项目评估和执行过程中开展环境、社会和治理尽职调查，并进行环境、社会和治理压力测试。新基建作为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推动的项目，会对在新型基础设施上运行的企业产生环境、社会和治理溢出效应，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产业实现绿色转型升级。
  避免采用传统基建模式。传统基建虽然对经济的贡献立竿见影，但也带来了需要长期消化的负面影响，其建设方式并不适用于新基建。新基建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属于外部性强并兼具市场力量的长期投资，同时具有要素禀赋要求。当前各地方政府竞相宣布发展计划，市场似乎已经拥挤不堪。因此，不宜采用“大水漫灌”式投资，应根据项目的建设生命周期循序渐进引入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各区域应遵循自身要素禀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推进新基建。